在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各支队中，第三支队是最能打仗、战绩最多的部队，以致诸多文章对其支队长以“名将王明贵”相称。
王明贵，1910年出生于吉林伊通，1934年参加抗战，历任东北抗联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第三师师长、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
王明贵虽然没在抗联三军赵尚志部队干过，但三军与六军配合最为紧密，因而其作战风格酷似赵尚志，既勇猛又狡黠，用兵不拘套路，常常出敌不意。1940年4月18日至6月17日，王明贵所率三支队在杀敌竞赛中连续作战共14次，毙敌116名，俘敌64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20支、手枪5支、子弹1万余发、军需品若干。同时，队伍有了很快发展，7月又增编一个大队，被第三路军评为杀敌竞赛活动优胜单位。
东北抗联有个不成文的做法，抗战10余年中，每逢“九一八”国耻日，各部队都要进行“纪念活动”。所谓“纪念”，对我方说来，是不忘国耻，继续战斗以救亡；对敌方说来，则是通过打击，让侵略者记住侵略别国没有好下场。北满抗联在1939年纪念“九一八”时攻克了讷河县城，那1940年的“九一八”怎样纪念呢？
中共北满省委于1940年7月20日便发出《关于纪念“九一八”九周年的几点意见》。“意见”要求第三路军各支队预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各自情况，采取攻破县城、乡镇，或袭击敌之兵营、仓库、车站等重要据点，做好周密计划，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事变9周年。
经过反复研究与侦察，嫩江平原重镇克山县，便成了指挥部与第三支队“攻破县城”的主要靶向目标。
克山，是伪北安省会的邻县，地处平原，公路、铁路、电话网四通八达，为敌军重兵防守的重镇。“归屯并户”“保甲连坐”比其他县进行得又早又广泛，被日本人称为“满洲国”的治安“模范县”。城内驻有1个团伪军、1个伪警察学校与伪警察署200余人、日军守备队100多人，守敌共计1000人左右。敌人还为克山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城墙，挖掘了一条八尺深、八尺宽的护城壕。伪县公署不但设有围墙、电网和炮台，大门口还用沙袋筑起了一人多高的工事。
当时，王明贵的第三支队只有120多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一般指挥员可能便罢手了；但王明贵坚持要打，要智取。王明贵的理由是：敌人大肆吹嘘“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皇军不可战胜”等等口号，如果打开克山县，就等于把“满洲国”捅了个大窟窿，让全国人民看看，“满洲国”不是铁打的，敌人的战略后方是不巩固的。
同冯治纲攻打讷河县城一样，战斗中，打入克山的地下党发挥了重要内应作用。战斗展开之前，中共讷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方冰玉与高木林（年仅14岁，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将伪军兵营、县衙、炮台、监狱大致地形及守卫情况，都摸清楚了，而且找了部队隐蔽的地点，找好了向导。唯一的难题是，城内守敌太多。
在接下来一段日子里，王明贵围绕如何将城内守敌调动出来，实施了一系列虚实结合的游击佯动：8月8日，攻打了讷河县讷南镇。
8月15日，攻打了克山县道宽镇。
8月20日，又攻打了讷河县拉哈镇。
此外，还攻打了讷河县九井村、克山县蔡家窝堡等地伪自卫团。这些行动都是点到为止，共缴获步枪20余支、子弹2000余发。
9月中旬，方冰玉、高木林第三次报告说，克山县西大营的伪军终于出城“讨伐”了，城内只有日军守备队、伪军伪警各50余人，伪自卫队40余人。此时，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与九支队长边凤祥、政委高禹民率队赶来，两部会合，力量陡增至200余人，且均为两个支队的主力队员。
9月23日，冯仲云、王明贵、边凤祥率队从克山县北部张老道窝棚向克山县城挺进。经过两天两夜隐蔽行军，9月25日晨，部队抵达离克山县城七八里路隐蔽。凡事谨慎细心的王明贵，派高木林再次进城侦察，得知敌情没有变化，遂下定攻城决心。
黄昏降临，一路“伪军”，打着旗帜，成二路纵队，迈着整齐步伐，大摇大摆地从城西北角缺口进入城内，沿着正大街方向前进，而后奔向伪县公署、伪军团部和银行，其中一个机枪班奔向十字路口中心炮台。这些人都是穿着伪军服装的抗联第三、九支队的战士。
战斗顺利展开。九支队缴了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枪械，进行得超乎寻常的顺畅，一次性缴获迫击炮4门。第三支队第八大队占据了中心炮台，架好了机关枪，瞬间控制了整个中央街道。只有伪县公署因夜间关闭了大门，费了些事。战士们搭起人梯，剪断电网，越过七尺多高的院墙，向敌人猛烈射击、投弹，前后仅20分钟便结束战斗。随后，打开监牢，释放300多名所谓“犯人”。
激战中，日军守备队乘两辆汽车赶来增援，遭到预先设伏的机枪班猛烈的扫射，手榴弹投向日军汽车，敌人死伤无可计数，丢下尸体，撤了回去。
此战捣毁了伪军团部、伪县公署，占领了伪中央银行克山支行，毙伤俘敌100余名，同时缴获甚为丰厚：军火库门打开了，有的战士把两个裤腿扎起来装满子弹往肩上扛，有的用衣服袖子装子弹。此战共获得枪支150支，子弹2万发。［31］攻克伪满洲国“模范县”克山，使“铁打”的伪满洲国变成了“纸糊”的，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反日斗争的情绪，当下有100多人参加了抗联。这在日伪当局“保甲连坐”的严酷统治下，是很难得出现的热烈场景。
王明贵虽然不是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但在日本人眼里，绝对有甚高知名度，在伪满档案史料《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用了污蔑之词这样记录：“王明贵等约70名所组成之匪帮，6月以来迄8月大抵横行于讷河、嫩江、德都等县内，袭击街村、警察分驻所、警察署等，极尽掠夺、放火之能事，于9月25日突然袭击克山县城，彻底践踏县公署、满军团部、监狱等。”
面对数千逾万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抗联70余人便可“横行”数县，“彻底践踏”模范县公署、满军团部，还不可怕吗？
怕到什么程度？当年日本“满蒙开拓团”成员曾有一本回忆文集《啊，满洲》（满洲回顾集刊行会，1965年），这个集子里收录有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写的一篇文章《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542—543页），真实叙述了当年的恐惧心态：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战地一样。
北里留认为：“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3000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紧张与害怕呢？北里留的理由是，在诺敏河和汤旺河之间，是“狞猛”的“匪贼”的巢窟，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时不时就在夜间展开袭击，“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伪满林业部滨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啊，满洲》第549页）中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1940年后，北里留任职的诺敏河林区，曾经的义勇军、山林队几乎绝迹，只有东北抗联还在坚持抵抗，尽管立场不同，但他对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仍表示了钦佩。还是在那篇文章里，北里留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日本人的感觉是准确的。实际上，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赵尚志殉国后，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已经销声匿迹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一是1940年以后，抗联总体兵力虽大幅下降了，但战斗力仍然很强，游击战术日臻灵活。王明贵区区几十人，便牵制3000伪森林警察，还令敌人朝夕不安，便是一例。
二是即便抗联主力退往苏联境内，但仍接连不断派出小部队回国执行侦察、破坏、打击日军的军事行动。最大批次为三四十人，而且个个经过艰苦的特种兵训练，其战斗力更为惊人。苏军进军东北后，之所以短时间内便以较小代价摧毁日军经营多年的坚固防线，取得闪击日本关东军的胜利，东北抗联将日军“内幕”侦察提供苏军，并担任向导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东北抗联主力虽撤往苏联境内，仍然留有部队在不断袭击打击敌人。抗联的秘密组织以特殊方式在战斗。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在其《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啊，满洲》第691页）一文中回忆，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一度占领通河县城，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伪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镇压，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起义组织者就是赵尚志亲自部署的由杨春、杨振瀛父子负责的北满（通凤）交通总站。实际上，隐蔽战线的抗联战士从未停止过战斗，只不过方式不同。
北满（通凤）交通站不仅是开展情报工作。1942年，日军为围剿抗联队伍，储存了大量军火于伪警弹药库。杨春与打入伪警署的地下工作人员，将弹药库付之一炬，使日军遭到很大损失。
为了从内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周保中将策反宁安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起义的地下党员冯淑艳、王亚东夫妻带往苏联，在野营中进行谍报特殊训练后，又于1943年春，将二人秘密派回穆棱，收集牡丹江一带日军军事兵力、布防等情报，每3个月去苏联汇报一次。他们的情报，应当抵得上百门大炮之威胁。
在日军垮台之际，冯淑艳、王亚东发动群众处决了伪警察分所长，争取了伪警哗变，并拉起了一支队伍，最后发展至2000多人，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分区独立第三团。
敌变我变。东北抗联在后期损失严重情况下，一方面始终坚持不懈战斗，另一方面，不断变更斗争方式，通过其他途径给敌人以打击，他们犹如经过烈火焚烧过的茫茫草原，一片灰暗、狼藉，但草根仍然深深扎入土里；只要熬过了寒冬，春风拂过来，沐浴着一场春雨，便又会蓬蓬勃勃长出新芽，最终形成一片新的绿洲。
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先生说了一件挺有趣的事：一位记者奉领导指示采访王明贵，谈着谈着记者发现老将军眼神不对了。这眼神当年吓毛了日本人，记者虽是中国人，也是心里一抖。再三探问之下，老将军说，我怎么觉得你不是要宣传我，是要寒碜我。
记者赶紧解释说：“我哪儿敢哪？咱就是要写一下当年抗联多艰苦、多顽强……”
王明贵抬高了声音：“你干吗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多惨呢？实话告诉你，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就吃啥，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儿希望没有的仗，谁愿意跟你当兵？我能扩军吗？还有，你干吗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老子那次西征兴安岭，大小16仗，除了那一仗，哪一仗让狗×的占过便宜？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
记者被说傻眼了，因为领导给的主题是抗联太艰难、太悲惨，但抗联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可老将军似乎并未将艰难当回事。
笔者理解，东北抗联的艰苦惨烈世上罕见，所以毛泽东才对冯仲云说，抗联比长征还要苦，这是事实。但在罕见的环境里，抗联最了不起、最令人敬佩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的日子并未影响抗联战士对欢乐、幸福、爱情的追求。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与强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下，较少有人成天愁眉苦脸。只要条件允许，联欢会、娱乐会、结婚仪式是必搞的。
1936年冬，在天桥沟密营，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杨靖宇亲自编写了一个四幕话剧《王二小放牛》，并亲自担任导演，挑选警卫员王传圣、机关枪连王射手、警卫战士小许、刘宣传干部，分别扮演王二小、老妈妈、姐姐和日本指导官。演了一次没看够，战士们要求再演一次。［32］抗联一军有戏剧组、宣传队，娱乐会上有唱歌跳舞，各种技艺表演活动。杨靖宇曾有一只口琴，多年来一直带在身上。
老战士李敏说，部队撤往苏联前，曾把耿殿君给搞的那台留声机埋藏起来了，回国后去找，怎么也没找到。这台留声机给抗联女兵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以致被陈翰章写到了日记里。《陈翰章战地日记》×年4月6日第6条写道：“夜11点前后就寝。原因是收音机有点喧闹。”［33］赵尚志不修边幅，曾以“国土沦丧，脸上无光”自嘲，便有了赵尚志决意收复失地前不洗脸的说法。赵一曼毫不客气地批评挖苦他：“什么司令带什么兵。”
赵一曼比赵尚志大3岁，听了大姐的批评后，赵尚志开始注意自己仪表，并注意要求部队的仪容了。
抗联的领导都清楚，革命为了什么？为了追求幸福。幸福的基本要素是快乐，艰苦异常的革命与战斗，已经让大家损失了若干享受快乐幸福的时光，更应该利用好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快乐时刻。
抗联的领导们还清楚：一支充满歌声而快乐昂扬的部队，同一支沉默而愁眉苦脸的部队，战斗意志绝对不能画等号。因而抗联各部队歌声不断，诗人辈出。抗联《第一路军歌》与《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分别由杨靖宇、李兆麟亲自写就。各重要的战役行动，都少不了诗词歌曲伴行，例如《送西征》《四季游击歌》等，其中周保中为牺牲烈士所写《挽歌》令人泣下，赵尚志所作《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令人热血沸腾。
这应当是抗联战士真实的精神风貌，笔者手头2000万字的资料中，将诗歌集中起来，完全可以出版一册厚厚的上乘抗联战士诗歌集。
阅读了这些充满革命豪情与乐观主义精神的诗篇，笔者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在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那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反第一次大围剿》《娄山关》《长征》等那么多壮丽诗篇。共产党人的基因里流淌着革命乐观主义血液，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革命必胜的坚定信仰与信念上。
让笔者将滞涩的笔转向王明贵老将军不愿提及、自认为不大光彩的那一仗，实际上那一仗也可圈可点。那一仗的对手是日军精锐锹田德次郎“讨伐队”。三支队被打散了，王明贵且战且走，打到黑龙江边时，只剩二十几骑，却陷入锹田的伏击，又伤亡数人。锹田见自称“狞猛”的王明贵已成“袋中之鼠”，遂分兵试图合围歼之。应当说，王明贵所部几近陷入绝境。
王明贵打仗常出反常的怪招。就在锹田以为稳操胜券之际，王明贵不向包围之敌的薄弱空隙突围，却率二十几骑旋风般杀向锹田指挥部，以决死之心展开凌厉攻势。锹田怎么也未想到，王明贵在险境中竟会向自己下刀子！猝不及防的日军“讨伐队”锹田德次郎（警正）队长、井泽寿一（警佐）副队长、伪警察队长刘霖（警尉）3名指挥官全部被击毙。在七八倍敌人的围困中，王明贵先取敌军指挥官之首级，使敌人乱成一团，由此乘势率部杀出重围。
那一仗，中国将军王明贵让日本人明白了什么叫“三十检点回马枪”。
那一仗，王明贵将军之所以不愿回忆，是因为当时他身边24骑，战死13骑，冲出包围仅余11人，且半数带伤。那些战友都永远躺在了战场上，惨烈却壮兮哉！
时刻处在对王明贵的恐惧中、度日如年的中村贞成专员，终于迎来了最为恐怖的时刻。那是1945年“八一五”中国光复以后的8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中村在文章中（《啊，满洲》第888页），记叙了那天见到“狞猛”将军的心情：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烘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萨苏先生曾采访过当年“归国者”开拓团成员古川修，听他讲起，1945年冬，有2000户日本人滞留在齐齐哈尔，大多数是老弱妇孺（男性青壮年都补入关东军），无粮无衣，饥寒交迫，便硬着头皮由两个日本和尚找当地政府，帮助救援快要冻饿死了的“妇女子”。
接待他们的正是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给了一批粮食，还给了600件棉袄。古川说“中国人仁义”。
那位“八路副司令”就是王明贵。多年后，老将军还记得当时出库棉衣要做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印章，结果每件衣服上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令日本军人闻风丧胆的王明贵老将军，身上被敌人多次留下重伤。他性格刚毅，愣是活到95岁，他带着连阎王都头痛的煞气，却说出了“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心地柔软、让日本人记了几十年的话。
中国古语有云：仁者无敌。
注释：
［1］［4］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78—279页，第279页。
［2］［3］［5］《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710页，第710页，第711页。
［6］张正隆，姜宝才：《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414页。
［7］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07页。
［8］［1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131页；甲57，第109页。
［9］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0，第230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73页。
［10］［14］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78页，第179页。
［11］［12］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218—219页，第219页。
［15］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190页。
［1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5，第151页；转引自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15页。
［17］《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662页。
［18］［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91—392页，第77页。
［20］王尧：《蒋介石与大国的恩恩怨怨》，台海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255页。
［21］［23］［24］［2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4，第60—61页；甲53，157页；甲24，第239页；甲54，第104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59页，第227页，第177页，第232页。
［22］［28］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209—210页，第177—178页。
［26］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335页。
［27］［29］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46—247页，第250—251页。
［30］［31］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6，第54页；甲59，第35页；以上分别转引自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52页，第284—285页。
［32］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58页。
［33］张正隆、姜宝才：《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