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满抗联主力西征，之所以付出惨烈代价，除了征程环境太过险恶、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外，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严重饥饿。饥饿，使诸多官兵在险恶严寒暑热中生病；饥饿，使战斗中的伤员营养不良、伤口化脓；饥饿，使疲惫的官兵无力蹚过激流，倒在洪水中；饥饿，使倒地的官兵头晕眼花，在饿狼逼近时端不起枪支。
整个西征途中，官兵们几乎没吃过什么粮食，在秋季填肚腹的多是野菜、野果、野蘑菇，冬季主食是树皮，偶尔可捡到松子、野橡子与榛子。马肉、马皮、马骨头（含马蹄子）则是调剂的油腥，而且马不病倒累倒，不能轻易宰杀。
1938年以后，树皮常常成为一部分抗联的主要食品，官兵们都知道，最好吃的是榆树皮，黏糊糊，入口滑溜儿，但榆树多生在水边，深山老林中多为松树。
抗联老兵卢连峰说，松树皮最难吃，那也得吃。把松树皮用刀割下来，扔到水里泡一夜，为的是把松树油子泡掉（那味不好闻不说，关键是不好消化），然后在地上挖个坑，上边铺上石板，底下烧火，把树皮烤焦了，再捣碎了，做面糊糊吃。这叫啥面？一打嗝就是松树油子味。饿得没办法，就靠这个充饥。吃松树皮最大问题是拉不出大便，肠子里没油水，肛门是干的，就得你给我抠，我给你抠。因为当年用树枝、枪探子，有抠破出血的、肛裂的、严重脱肛的，因此很多资料记载，幸存下来的抗联老兵，不少都有肠胃病，有的甚至还得了肠癌。
冬季出发的北满第三批西征部队，不仅没有粮食，连野菜也没有了，许多战士口舌溃疡，阴囊皮炎，甚至得了夜盲症。那一冬天的菜，基本是用辣椒面子加上盐和雪水，然后烧成汤。
最难熬的是没有盐。一些抗联老兵说，盐吃多了齁着了咳嗽，不吃盐，人也咳嗽，人不吃盐浑身没劲儿。弄不到盐，就把衣服脱下来放进锅里煮。衣服从穿上身就未洗过，衣缝里有虱子、虮子，还有血渍——自己的、敌人的。煮出汗碱，怎么也有点儿咸淡味。
进入1939年末至1940年以后，由于日伪“集团部落”日臻严苛，抗联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日伪当局“集团部落”的初衷便是断绝抗联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吃与住。住，可以靠露营坚持；吃，却无从着落。在“集团部落”里的百姓，外出劳动不许带午饭，连下地的种子都按地亩数计算数量。应当说，饿死的抗联战士人数超过冻死的。
1940年春，经过西征的北满抗联部队，来到“集团部落”尚未完全铺开的黑嫩平原——克山县的南部。郭铁坚决定让饥饿而疲惫至极的部队进屯子，进屯子便有吃的。太阳将要下山了，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会儿说，大家都挺起来，扔掉棍子，精神点儿，让老乡看了长信心，知道咱抗联还能打日本子！
抗联老战士郝凤武回忆，也就一里来路，他们走了3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喘上一阵，进屯时天已漆黑了。他跟着郭支队长（应为参谋长）进了一户人家，进门是厨房，黑灯瞎火，头一下子碰到锅台上一个破瓦盆，里边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鸡食，天冷都有点儿冻了，他顺手抓了一把送进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也是1940年初，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向虎林转移，有个叫王福实的兵掉队了。曹曙焰回去寻找，见他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用手试了试，还有气儿。曹曙焰先是背，背不动了，就在没膝的雪地上拖；拖不动了，就坐那儿喘。王福实说，指导员，你别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会儿又说，你给俺一枪吧，一会儿又说，你把俺勒死吧。
几十年后，曹曙焰说起王福实时，仍一脸凄然与惋惜：那时候只要有碗热乎乎的大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谁也救不了他，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儿，你就得陪着你的战友，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抗联老战士郝凤武说自己是幸运的。第一次受伤是重伤，指导员把他扛着弄回来，有个40多岁姓王的炊事员照顾他。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然后就在旁边挖坑，坑两米深，躺个人进去挺宽敞，还扒来好几块儿挺大的桦树皮。
郝凤武躺在窝棚里问老王鼓捣这些干什么用。老王说，你别问了。后来郝凤武渐渐好了起来，老王才告诉他，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他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他的，那东西油性大，抗烂。郝凤武寻思，自己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现代人都对节日很重视，尤其是过年，多数家庭，首要安排的是年夜饭，可谓亘古未变。
那一年的除夕之夜，第三路军派出一支部队去解决给养。经过一夜行军，李桂林与两位战士因为没有马匹被留在半路上，等部队回返时接他们一起回密营。留给他们3人的是一个马头和一张马皮，加1斤多点儿玉米子。
正月的深山老林里北风呼号，鸟尽兽绝。他们将马皮用火烤烧，去掉皮上的毛，马皮一下子收缩了许多。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空旷野地里露营，越发饿得快，计算了得简省着吃，可过了几天马头与马皮还是吃完了，打给养的部队仍未回来。一连5天，3个人没吃任何东西，只以雪水充饥，虚弱得连大一点儿的木头都搬不动了，只能捡些小枝杈“打火堆”，3个人紧紧依偎在一堆。
李桂林等3人比王福实幸运，就在黑白无常即将踢门之际，打给养的队伍先一步赶了过来，给了每人一点儿热乎乎的玉米粥，3个奄奄一息的人总算站了起来。多年后，李桂林说自己摸了一回阎王的鼻子，又转身回来了。
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1939年隆冬时，虽然才15岁，但已经是入伍三四年的抗联老兵和中共党员了。这一天，她为两件事感到特别高兴：一件是突然有了一个住的好地方，在锅盔山一处后方基地，虽然被敌人烧毁了房盖，但四面土墙还在。大家七手八脚把雪清出去，找来树枝挡风，里边弄上火堆。大家高兴了，就讨论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于是第二件好事便讨论出来了。苗司务长算了一下后，由杜景堂指导员正式宣布今夜是大年三十晚上！
苗司务长拿着铁桶，弄一些雪挂，劈一些桦树和榆树，一节一节放进铁桶里，煮水喝。杜指导员说，这个木头我们吃过多少次，不是很好吃，发苦。然后，他从挎包里拿出一只已经破了却没舍得扔的靰鞡鞋，三十晚上没好吃的，就把它拿出来煮给大家当过年嚼谷。牛皮做的靰鞡鞋虽然臭，但是有蛋白，大家都想吃；可是这东西一时半会儿煮不烂，虽然都困了，但还是老有人拿树枝过去捅，边捅边说怎么还不烂呀。
煮了一夜，嚼谷还没吃到嘴里。天快亮时，司务长告诉李敏去上岗。当时零下40多摄氏度，1小时换一次岗，女战士一样站岗。李敏个头小，配备的是马枪。站岗的她正想那煮着的靰鞡时，听到了声音，一问口令，没有回答，李敏便打了两三枪，给山上报信。
敌人大多是伪军，日本关东军不太多。伪军中不少人是土匪出身，得知部队有女兵，就产生邪念，想“抓活的”做老婆。危急关头，白福厚团长率队赶到，两面夹击，敌人便撤退了。至于那个富含蛋白的靰鞡是否吃到口，资料上没有记载。
为了保持体力，跟鬼子再战，抗联战士吃遍了能够充饥的东西。
1940年前后，抗联部队陆续撤往苏联境内，转移途中最大的威胁仍然是饥饿。李敏随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第七大队长白福厚行动。在松花江右岸支流安邦河一个山口，大家发现了一大片像菠菜形状的野菜，便像牛一样开始吃。白福厚制止了众人，说大家不要吃生的，用开水烫一烫再吃。我们设岗，放哨，利用半小时烫烫。
李敏说，白团长（习惯称呼）知道大家长年吃生的，比如山上的木耳、蘑菇，有时候有野猪肉，包括长蛆了的也得吃，肚子里都长了虫子。一个吃饱了的小战士去河边弄水擦汗，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了。许排长先是腿被打折了，又挨了一顿机关枪，也牺牲了。
实际上，并没吃到抗饿的粮食，只是一顿野菜，却牺牲了两位抗联战士。
部队突围后，辗转来到一片撂荒地，前一年种的大葱长得很高，饿急了的战士便挖着吃。吃多了难受了，可还是不停地吃，实在是太饿了。这时一个姓朱的战士看到杨树上有一个乌鸦窝，里边有一窝小乌鸦崽，嘴角是黄的，还不会飞，就上去掏下来，在火堆里烧着吃，连肠子也一块儿吃了。
千死敢当，一饥难忍。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曾任东北抗联第七军政治委员、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政委兼队长）奉命率30余人从苏联回国寻找原有部队，联系社会关系。
一入国境便遭到大批日伪军追击，部队乘夜色穿过宝（清）密（山）公路，准备越过挠力河去依兰。不料，挠力河河水暴涨，只能退回山林，进入宝清西沟。这一路，他们用了27天，超出原行程计划许多天，携带的粮食吃光了，饿死了5名同志。［17］关于这次不到1个月便饿死5人，似乎是不应该造成的损失，因为自苏联返回国时，部队的身体素质应当不错——夏秋季节山里有野菜、野果、蘑菇，河里有鱼、虾、蝲蛄。据有关资料记载，因为部队处在敌人不断追击中，即便可以找到东西吃，时间也不允许。
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民）。他是一个壮实的汉子，一路上担任前哨，时常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饿死的是司务长老王和炊事员，两人都是管伙食的。
在那个有半碗高粱米或一碗子粥就能活下去的艰难岁月，被饿死的司务长与炊事员绝不是个例，而是多例。他们在掌勺时，时常把仅有的饭菜给了别人。饭菜就是活的希望，就是生命，他们却把饭菜先给了战友。
中国共产党自打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穷党，这个穷党之所以最终战胜了各类敌人，一个根本原因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在抗战最为艰难时，面对长期得不到苏联援助的情况，毛泽东说：“……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18］“八一五”后，苏联为一己私利将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并表示支持蒋介石时，毛泽东大声地说了一句很有骨气的话：“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19］应当说，在整个东北抗战时期，保持所谓“中立”的苏联，从未给过共产党领导的坚强部队东北抗联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局势的援助。而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苏联支援国民党的主要武器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各类堆积如山的枪支弹药，总价值为4.85亿多美元。［20］近在咫尺的东北抗联，所获支持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零头，并且苏联所给予的可怜的援助，都是以抗联牵制日军，对其堡垒、情报侦察所换取。血液中早已浸透了中国共产党人骨气基因的东北抗联，自打成立那一刻起，始终不渝地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以极大的魅力与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面对敌人通过“集团部落”
封锁断绝给养来源，东北各党组织及抗联部队，抽出专门人员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
1937年3月，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在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曾报告：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搞“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的给养来源，故此我们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做长期抗战。
自力更生，开荒生产已是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队坚持抗战到底的共识。1939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向所属各部传达中共北满省委关于开荒生产的指示后，又提出严格要求：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地〕按计划执行，决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罪人。［21］自苏联返回国内的小部队，都认真了解检查各部的开荒生产情况。1940年9月，率小分队回到国内的王效明曾就后方耕种情况给周保中写出专题报告：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六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八七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六垧全数被敌破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须努力征发。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抗战时期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但那时已经国共第二次合作，少有被毁之虞。抗联的屯田生产却困难重重，流干汗水所垦种庄稼，时常遭到毁坏。后期抗联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是种地，要“防日防伪防鸟兽”。
在深山老林里种地不同于靠近村屯的平原，首先要豁出命从“集团部落”里弄出种子。好不容易下了种，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照样被吃掉。于是刨了种，种了刨，庄稼高矮不齐长了好几辈。眼瞅着要收获了，野猪、狗熊也来糟蹋，但最大的祸害则是日伪军、汉奸和伪警察。
抗联老战士王云庆当年曾是抗联四军宝（清）富（锦）地区留守处连长。在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苞米地。7月底，最“老一辈”的苞米棒子上的苞米粒已经挺大了。那天，在窝棚里的王云庆忽然听到外边有响动，心想，坏了，敌人来了！便端起匣子枪，一脚踹开门，枪响了，门口倒下了俩。两旁都是敌人，敌人怕伤着自己人，没敢开枪。
王云庆左右扫射，吓得敌人纷纷钻进草丛。王云庆乘势蹿到不远处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一下子滚了下去。他趴在那儿寻思，苞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敌人拿刺刀砍，用镰刀从这头划到那头。
王云庆心疼得直淌血呀，自己就剩两颗子弹了，要是子弹足足的，非打死他们不可；可打死他们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里有地，早晚非给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综上所述，日本侵略者面对世上罕见的、顽强不屈的东北抗联，其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军事、政治、经济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连续不断、名目繁多的“讨伐”，为“军事打击”；不择手段地收买利用汉奸，为“政治瓦解”；遍布东北各地的“集团部落”，当主要属于经济封锁手段，为的是使东北抗联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
令日本人没料到的是，抗联靠“露营”解决了“住”，靠自己种地来解决“吃”。于是，在建立“集团部落”、捣毁抗联密营之后，敌人在经济上封锁东北抗联的主要方式又多了一个：进入深山老林，到处寻找并捣毁抗联的庄稼地。这是很厉害的手段，正如王云庆说的那样，“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1939年6月，在下江指导巡视工作的冯仲云向中共北满省委有关同志写信说，目前部队的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用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诸多抗联战士的话说得更为形象：“枪不响，肚子就响。”
日本人以为断了抗联的“粮道”，就会逼迫抗联缴枪或溃散，但毒辣而无人性的封锁手段，越发激起了抗联战士的斗争意志。那时，在抗联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被打死，不能被逼死！你毁了我地里的庄稼，我到你家里取现成的！
1942年的一个夏天，6名抗联战士一举端掉了一个武装开拓团，令诸多日本开拓团惊恐不已。被端掉的开拓团有40多人，大多是在乡军人，还有较强的武器装备，而抗联6名战士可谓老弱病残：领头的两个人，一个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长朴吉松——剩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在一次激战中被弹片击伤失明；另一个是十二支队大队长景芳，曾任抗联三军司令部的副官，行事有赵尚志果敢作风，剩了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感染并危及生命。当时没有医生和麻药，他在战友帮助下，把胳膊绑在大树上，硬是用斧子将伤臂剁了下来。
另外4人，有小队长张祥和战士安福，两人都缺手指或脚趾。张祥曾在抗联三军少年连担任过机枪手，跟随赵尚志学了不少本事。只有李桂林和李绍刚身体零件齐全，但一看还是小孩儿。那一年他才十八九岁，吃不饱饭，长得单薄。
李桂林回忆说，就是这样6个人，趁夜色和雨天，摸进开拓团大院。以为抗联都被打光了的哨兵，也躲进屋里避雨了。他们6支匣枪对着3扇窗户开了火。朴吉松、景芳、张祥打了多年仗，会几句战场用得上的日语，听到里边鬼哭狼嚎喊叫，就大喊：“缴枪不杀！”里面磨蹭了一阵子，朴吉松喝令：“点灯，不然就扔手榴弹！”屋里灯亮了，把枪都扔了出来。这一仗，他们打死了10来个鬼子，收缴了枪支与给养后，其余的都释放了。
接下来，他们又组织力量——凡能行走的都参加战斗，先是端了木兰县利东伪警察署，打下了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伪警察分驻所，打下了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人，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多数听到枪响就哆嗦。他们打完了就进山，让鬼子摸不到踪迹。
应当指出，上述战斗实际上是抗联部队以残兵弱旅在同强大的敌军战斗，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抗联战士们在以命相搏。
战斗意志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人不怕死，便可以一当十。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抗联官兵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焕发成了勇往直前的战斗力。
同时也应当看到，战争毕竟是巨大财富与资源（包括兵力）的比拼，抗联战士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体战局的被动与局面的挫折；尤其是“集团部落”等摧毁抗联基本生存条件的毒辣方略的落实，使抗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饥饿仍然是扼杀抗联的致命武器，但在死亡面前，抗联战士们都竭力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1939年冬，抗联第七军把一部分伤病员转移到十八垧地密营养伤，由军部警卫连连长吴应龙负责警卫与给养。那一日，吴应龙等4名同志到二百里地以外为伤病员筹粮。他们收到交通员送来的白面、棉花、馒头和一瓶白酒后即回返。一路上，饥寒劳累到极点，可谁也没吃一口馒头解饿，没喝一口酒驱寒。当他们走出密林进入平原时，突然发现100多名日军逼上来。
吴应龙发出命令：“马上把粮食送出去，我掩护。”战士们说：“连长，要死一块儿死。”吴应龙说：“把粮食带回去，这是命令！”
两个战士背起粮食，含泪离开受伤的连长与另一名战士。激战中，他们打死日军3人，吴应龙与另一位战士壮烈战死。
尽管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却大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无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给出多少不同解释，死亡都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死去？还是活着？这个问题最能体现理想与信念的真伪。
李在德是王效明小分队中唯一的女战士，亲眼见证了5位战友饿死的情形。她说，王司务长原是个伐木工人，平时一般两个人的饭也不够他一个人吃。他身为司务长，到处找能吃的东西，找到了自己不吃，先给同志们吃。饭量大，找东西消耗体力大，自己再不吃，就这样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她也清楚地记得指导员李在民的牺牲。那天，恰巧离抗联早期住过的炭窑不远，王效明派李在民和中队长李忠彦去看看有没有人，但只有李忠彦一个人回来了，汇报说炭窑里没有人。李在民已经饿倒在窑门口，说：“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22］王司务长应当知道，饿着肚子到处为大家寻找吃的，会对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李在民也应当知道，挺着虚弱到极点的身子前往炭窑侦察，对自己的严重后果；但他们更知道，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率先承担这个严重后果。他们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战友，把死亡的后果留给了自己。
让我们记住那个30来岁的司务长老王，他的名字叫王喜刚。让我们记住李在民临终的遗言：“誓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黄玉清信》中说：“我们滴最后一点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23］1938年12月，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夜已深了，室外的狂风配合着树声呼呼怒号，冷风阵阵袭来，吹得一盏昏暗的野兽油灯的灯光动摇不定。燃烧鼓舞起革命的热情，吃马皮、树皮、松子的战士们正在酣睡着，负伤同志们的咳声打动了我的心弦，周身的热血在奔腾狂流……使我一刻也不能忘掉，同时也无法忘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指示着我们在急转的旋涡里踏着……点点的鲜血！前进——杀敌——冲锋！”
1939年1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给高禹民的指示信中写道：“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的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同志们，战斗起来哟！祖国和民族将展开绚烂的前途！”［24］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出自冯仲云之手。
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出生于山东高密，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九支队政委、第三支队政委等职；1940年春，经组织批准结婚，新婚第二天就与妻子分别；11月，在阿荣旗霍尔奇镇鸡冠山与大队敌人遭遇，为掩护战友撤退，壮烈牺牲，年仅24岁。高禹民是一位充满革命理想与战斗**的抗联战士，他留下的最激励战友的精神，是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与顽强毅力，以及坚决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念：“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25］什么是东北抗联精神？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仔细品味了周保中、高禹民、冯仲云充满革命豪情的信件，以及吴应龙、李在民牺牲前的遗言，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会获得最深入肺腑的准确答案。
1955年，周恩来总理签发请柬，邀请东北抗联老战士冯仲云、薛雯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授衔、授勋酒会和晚会。
毛泽东在给冯仲云授勋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啊！”
冯仲云的眼泪流出来了，他说：“毛主席了解我们。”［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