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冬天是个“叛徒”
1938 年，北满抗联各部队陷入艰难境地，日伪当局持续开展三江“大讨伐”，使各部面临被围歼的严峻形势。为跳出敌人包围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向西北的海伦、通北进行远征，在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相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史称西征。
海伦、通北位于小兴安岭西麓与黑嫩平原东北部交界处，日伪统治相对薄弱。1936 年冬与1937 年春，赵尚志曾亲率第三、六军主力远征铁力、海伦，并留下三军六师师长张光迪部在此地坚持。此地建立多处密营，储备了一批粮食。西征无疑是正确的抉择，但要穿越荒无人烟的小兴安岭，环境的艰难凶险程度对抗联官兵来说，不亚于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日伪军的凶残“讨伐”。
西征序列与第二路军巧合，也是3 批梯队。首批部队有150 人，由三军政治保卫师与九军二师组成，总指挥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以及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和政治保卫师师长常有均。
魏长魁，1906年出生于山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特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九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对党忠贞不贰，牺牲时年仅32岁。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黑龙江依兰刁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以教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把胡真一发展入抗联部队的，便是郭铁坚与爱人李淑贞，不过那时他们的名字是“郭自建”与“李素珍”。郭铁坚在3个月内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其哥哥、弟弟与刁翎小学30多名学生也陆续加入抗联。
郭铁坚胆壮善谋。1935年8月，他仅带两名党员便缴了伪自卫团9支步枪和1支撸子，还拉了一支20多人队伍参加赵尚志的三军，被编为一团游击连，自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为加强九军建制，赵尚志将游击连划归九军。任二师师长前，郭铁坚曾任第九军一师政治部主任。［1］李淑贞，中共党员，随爱人郭铁坚上队后，曾任第九军被服厂厂长。被服厂还同时负责伤病员的医护。上队后，她将与郭铁坚的孩子留在地方托老乡抚养。1938年，幼儿遭敌人杀害。
常有均，1911年生于辽宁岫岩，1934年参加赵尚志创建的哈东支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联三军的老同志，曾任三军六团政治部主任、三军一师师长，遇害时年仅27岁。
同谢文东一样，关键时刻，九军军长李华堂打起自我小算盘，不仅拒绝参加西征，还阻挠九军一师前往集结。因此，魏长魁与郭铁坚只带出了二师四团、五团参加西征，与常有均会合后，经铁力向海伦方向挺进。
第一梯队西征时，正值夏季。为避免与敌大部队遭遇，部队只得沿山边走崎岖的山路，或在山林荆棘中硬生生踏出行人小路前进。尤其进入原始林带后，倒木横陈，上不能跨，下不能钻，只能绕着弯曲而行，队伍不知要被倒木绊倒多少次，衣服被刮得成了罩在身上的烂布条，已难以遮体，许多人的脸、颈、手等**部分，几乎找不到不带血迹的。
莽莽林海中，敌人轻易不进入，但朽木代替了日伪军，不断给行军队伍制造麻烦。除了横七竖八的倒木，最危险的是“吊死鬼”——多年朽木上被雷电击伤的木杈，悬挂在树冠上，一阵风来，便会掉下来，有的战士便被砸伤。
另外的困难是鞋子走了没几天便破烂不堪，只能用草绳和布条子把几乎仅剩的鞋底子缠在脚上。一路上，除了山路，便是沼泽，阴雨连绵，很难见到晴天。头上是瓢泼大雨与绵延细雨交替，脚下是水洼连着水坑，有时泥洼陷入尺把深，人整天泡在阴湿中。
更大的困难是部队断了给养，多日以野菜、野果充饥。野菜多是四叶菜、明叶菜、蕨菜，一些战士吃得全身浮肿。偶尔碰到一块田地，或掰下玉米穗便啃，或挖出土豆便往嘴里塞。正值夏季，玉米尚未灌浆，其实没多少营养，但总比野菜要安全些。
为防吃野菜造成浮肿，野果成了西征部队主要的果腹之物——臭李子、山丁子、山杏等；但这些东西吃多了大便干燥，总有排不出便的感觉。这正是连续多日进食不能形成粪便的无渣食品后的不良反应。饿得眼前直冒花影、腿脚不听使唤的战友们，互相搀扶着，坚持着绝不掉队。偶尔有掉队的，等候收容队时，索性用最后的力气向前爬着走。
尽管战士们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了，但在进入苇子沟附近时，还是与敌人遭遇。激战中，魏长魁因在队伍后指挥并掩护队员，不幸被流弹击中，身负重伤，艰难地匍匐前进。在追兵临近时，为保守党的秘密，不当俘虏，他焚毁随身文件，毅然自刎牺牲。［2］为避免陷入敌人重围，郭铁坚与常有均分别率队沿庆城、铁力向绥棱方向前进。途中，常有均与郭铁坚两部失去了联系。
艰苦卓绝的环境是对抗日意志最好的“考试”。与抗联三军政保师一起行动的九军（李华堂旧部）第四团王团长（名字不详），借口三、九军系统不同，以搞给养为名，带走了40余人，最后仅有10余人醒悟归队。常有均率部向原定目标奋勇跋涉，终于在9月下旬到达海伦境内第三军六师后方密营。不幸的是，常有均在数日后被叛徒杀害。［3］郭铁坚率余部60余人，经奋战突出日伪军重围之后，却不料遭遇洪水围困。在抵达绥棱张家湾时，恶劣的天气代替了凶残的日伪军。可谓“无根之水天上来，江河横溢雨成灾”，洪水截住了部队去路，部队只好退隐山林，数次与伪自卫团与开拓团交战。好在郭铁坚指挥果断，战士们奋勇作战，边打边撤至偏脸张、疙瘩山一带休整。
由于部队长期在雨中行军打仗，许多战士双脚溃烂了，加之吃不上粮食，有的战士还染上了伤寒病，伤员的伤口也在化脓，无药可医。最要命的是师长郭铁坚也病倒了，高烧得直说胡话；但是只要一清醒，他就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教师出身的郭铁坚爱兵就像爱自己的学生，据九军老战士宋殿选回忆，在渡大呼兰河时，因离桃山警察所很近，过河时大家都默默手牵手向前蹚水。到河中间时，有两个战士——一个20多岁，一个十四五岁，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为了整个部队安全，谁都没敢呼唤他俩，夜色漆黑又无法寻找，郭师长为此事自责，伤心地哭了。
自1938年6月，郭铁坚率一师人马西征海伦。一路之上，老天与敌人联手层层阻碍，九死一生，但全师奔向目标的决心坚定不移。至11月，部队终于抵达海伦境内后方密营，全师仅剩23人，但个个是战火硝烟淬练过的精英。
此后，郭铁坚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四支队参谋长、第九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秋，他率队从讷河向嫩江远征，在嫩江西岸郭泥屯陷入敌人重围。暴雨、弹雨一齐袭来，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郭铁坚胸部中弹，但他仍大呼“冲锋”，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4］牺牲时，年仅30岁。
抗联战士为人民不当亡国奴而战，人民为抗联敢于舍生忘死。
抗联历史应记住这位在绥棱栾家烧锅的“张寡妇”，又称张大嫂。她真名徐秀，是一名普通而伟大的农村妇女。当得知上门求助的是打鬼子的抗联时，这位寡居的农村普通妇女，将自家已经成熟的两垧多地玉米全部送给了部队，又冒险到30里外敌人防守严密的上集厂，以串亲戚的名义买了一些药品。回返时，为安全起见，她又绕行40多里地，于夜深人静时和儿子将药品偷偷送往部队。随后，她再次去上集厂，暗中找几个亲属分数次买回多双胶鞋，送往部队。
因为徐秀常往山边走，引起了汉奸警察的注意。一次，一个伪警察将刺刀对向她，徐秀镇定地抓出筐里的野菜让敌人看。由于没有发现破绽，敌人放行了她。后来，基本恢复了体力的部队准备继续西进，徐秀又东凑西借弄到了食盐，冒险送到部队。［5］这便是众多史料均有记载，“张嫂冒险帮助抗联渡难关”的真实故事。徐秀的举动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意愿，所以才有那么多老乡、亲友协助她买鞋买盐。
14年抗战中，诸多软骨头的汉奸、特务、伪军，给中国人民尤其是抗联带来了巨大伤害。徐秀的勇敢行为，似一道强烈的民族大义之光，照射出“一小撮”卖国求荣者的丑陋与龌龊的灵魂！很多如徐秀大嫂一样支援抗联的行为，应当是抗联战士们之所以前仆后继、不怕流血、不畏牺牲的主要动力，是中国的抗战必定胜利的根本原因。
第二梯队西征队伍于八九月份分别启程，由两支部队组成：一支是200余名骑兵，由六军参谋长冯治纲、二师师长张传福指挥；另一支300余人，由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四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指挥。
有多篇文章说，明王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之一是蔓延的鼠疫摧毁了明军的战斗力，连名医吴又可也无力回天，但清军8万铁骑却不染鼠疫，主要原因是鼠疫的传播宿主跳蚤讨厌战马的尿臊味儿。此论是否有科学根据尚不确定，但战马身上有味道，能引起昆虫的极度敏感确是无疑的。跳蚤讨厌马味，但另一些昆虫，比如吸血的蚊、蠓则万分欢喜。
盛夏暑热难当，冯治纲率部钻入茂密的原始森林时，最大的危害不是阴雨连绵与倒木泥泞，而是蚊、蠓的叮咬。
没有半丝风的树林中，人乏马累，浑身汗水透湿，酸臭的味道吸引了长腿大蚊子、小咬、大燕蠓等成群结队扑向人马，吸吮着人马身上的血。战士们把能用的衣服、帽子、包袱全部裹到身上，但大燕蠓与长腿大蚊子尖利的嘴针，仍能将两层单衣叮透，一巴掌打上去，衣服被血染红一片。
最苦的是战马，身上驮着给养与弹药，蹄腿跋涉于稀泥中，比人更累十分，早已汗流浃背，身上如湿布一样的皮肉散发着令跳蚤讨厌却使蚊、蠓万分喜欢的气味。蚊、蠓们不顾死活，前仆后继扑上来，舍出命也要吸一管子从未尝过的美味。
马是战士们的代步工具，也是他们的战友。共同的战斗岁月，战士与战马的感情，只有他（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的一匹战马病了。他搂着战马，脸贴脸。马望着他，轻轻叫了几声。马死了，有人说吃马肉，柴世荣坚决不同意。马埋葬后，他写了一个牌子插到坟上：“好朋友在此安息吧，我们走了，永别了！”［6］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用树缨子抽打着扑到战马身上的蚊和蠓，马身上浸出了血，打掉一层，又飞来一层，马痛苦得直摇头甩尾，有的战士心疼地脱下自己的衣服包在马头上或搭在马臀上。
金策率第二支队伍出发时，已是9月初，远征战士每人只带了4穗玉米与少许粮食。出发头几天就天降暴雨，道路变成一片汪洋。为避开大批日伪军，部队走进了沼泽，时刻有陷入泥潭的危险，又因双腿数日泡在没膝的冰凉水中，几天中已有10名战士因饥寒交迫，患病倒在了河边，［7］部队的战马也因患疫疾，接连死去。
当部队行进到刘侉屯附近时，汤原县伪治安队300余名骑兵尾随而来。金策命大部队绕路继续西进，安排一支机关枪小队埋伏于敌人必经之路。敌人盲目以为抗联已仓皇潜逃，却中了埋伏，被密集的子弹打得狼狈不堪，丢下了50余具尸体落荒而逃。当敌人重整旗鼓，再次反击时，西征队伍早已了无踪影。
到了10月，第二梯队的两支队伍先后完成了西征海伦的任务，跳出了可能被敌人聚歼的包围圈，但也都造成了很大伤亡，第六军二师师长张传福不幸战死。
张传福，本是汤原太平川的富裕大户，毁家纾难参加汤原游击队后任中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正直、作战勇敢。他历任团长、师长等职，牺牲时年仅36岁。
第三梯队西征部队由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领，主要由抗联六军教导队一部、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部100余人组成。部队西征时正值隆冬，遭遇了世间罕见的危险与艰难。
张中孚，原名张凤岐，1911年出生，辽宁开原人，北平中国大学法科毕业，参加抗联后任独立师（十一军前身）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应该算青年才俊，参加西征时年仅27岁。1943年，他在抗联教导旅回国执行小分队侦察任务时不幸牺牲，年仅32岁。
张中孚负责记录军中日志（日记）。此日记在战斗中遗失，为敌所获，译成日文，载于日伪出版的《满洲党并抗联匪团关系文献集》，后被我专家译成中文。根据日记记录，部队出发时已进入12月份。那时的东北气温是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
从张中孚日记中我们才知道，西征部队从体质上看，并不是强壮之师。由于敌人长时间的“讨伐”封锁，抗联缺食少药，连棉衣都未穿上，很多战士处于伤残病弱状态。
正如冯仲云西征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的那样，“西征是在极端空前艰苦困难条件下，在无千〔钱〕、无米、无衣、无子弹、无任何准备之下”进行的。［8］可以说，全凭一腔热血，一股顽强精神在支撑着。
因而，行军的第一天，由于马匹虚弱无力，只赶了20里。第二天的12月2日，竟倒下5匹马。人尚且没吃的，又哪有东西喂马？于是，部队第二天停留一日，任务一是修补服装，二是继续补充给养。
第三日，12月3日，筹备给养的传令兵老解等人，在午后4点背回小米一斗、土豆100斤。继而，杨副官等人也将倒下的马匹全拉回来了。
12月18日，部队整队出发时，发现一人脚被冻伤。为不延宕大队出发时间，便由李师长（李景荫）、于主任（于天放）以及伤者连长留下处理……李师长等一行午后3点才赶上大队。下午4时，部队露营。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9］这是周保中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抗联诸多老战士说，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标志，就是露营了。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露天地里怎么宿营？尤其1938年以后，打火堆成了每天每人的必修课。部队必须随身携带斧锯，尤其是冬季，有时甚至比枪还重要。用锯子锯倒树，再截成一段一段，然后斧头劈成柈子，当然，烧起来“噼啪”火星子四溅的树，例如暴马子、刺松，不能要，烧人烧衣服，杨柳木水分大也不能要。
打火堆对抗联战士来说，犹如打枪一样重要，有严格的技术操作程序，违反了就要烧坏人或烧了衣服鞋子，那是要受到处分的。
又比如睡觉队形，也很有“讲究”，人少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人却要弓成虾状，使劲往一块挤。如果往火堆靠得太近就危险了。每一个火堆，只能在四周睡6个人，即顺着木头两侧睡4个人，横头各睡1人，多了烤不过来。
即便这样，也是睡1个多钟头就被冻醒了，赶紧起来烤热乎了再躺下睡一会儿。一夜翻来覆去，哪能睡得安稳？为防冻坏手，大家都习惯一只手垫在脑袋下，另一只手夹在弯曲的两条大腿之间。
抗联老战士李桂林参加队伍时还不满15岁，回忆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战士累得睡不醒，个把小时后，领导看谁没醒，就把他拽起来，一眼照顾不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指头都冻伤了，无药可治，伤口红肿溃烂，后来变成黑紫色，10个指头全烂掉了，加上缺乏营养，最后被活活疼死了。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抗联老战士陈雷说，夜间火堆旁值班的同志主要是看着战士的脚，以免睡着了伸入火堆里烧伤。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抗联老战士王钧说，1939年冬，一个姓朱的连长带着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往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被烧死。朱连长双脚烧伤，爬了两天两夜，坚持把信送到，几天后也牺牲了。［10］抗联老战士卢连峰加入部队前是小马倌，参加西征时在李景荫那个师，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老人回忆起那段经历，说能活下来都是命大。说到脚上的靰鞡——牛皮做的鞋，冰雪粘上一烤，就化成水，牛皮软得变了形，垫的乌拉草就掉了出来，把脚后跟磨得没有了皮，见了骨头，只能用脚尖走路。那可是上千里地呀！有个警卫员叫韩晨的，烤火把靰鞡烧坏了，用马皮包在靰鞡上，用绳子一绑，一跛一拐地走。［11］除了鞋帽外，服装上另一个困难是衣裤没有条件补充。在树林子里行军，棉衣裤都被刮得七零八落，棉花被树枝荆棘刮走了，有的只剩下破烂的布条遮在身上。多年后，当年在西征二梯队时任六军三师师长的王明贵（1955年授少将军衔）说到第三梯队的战士时，仍然满目含泪：他们衣着褴褛，棉衣全被树枝割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人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人头上缠着好几层布。
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著名作家五味川纯平在他的战争作品《战争和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对日军的防寒装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料），再穿上军裤（呢绒料）、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有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全部穿戴好，外边只露两只眼睛。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日军被冻坏的报告。
需指出，为消灭抗联，伪满洲国倾其全力为日军冬季“大讨伐”提供一流的防寒保障。因为抗联的保障太差了，所以前文写到抗联女战士胡真一把还在冒血的鬼子服装扒下来。
服装是重要军事物资，某种情况下比武器还重要，张中孚西征日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12月23日，李兆麟发现7名队员烧坏了衣服，立即下令，此谓“破坏了军纪，还无形中帮助了敌人，军纪森严，本军难容”。各队员一致表示：“我们抗日数年，尚未完成任务，由于一时的不谨慎而脱离抗日战线是无法容忍的。”并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军纪，李兆麟怒容稍为收敛，从轻给予每人笞打20下的处分。
在抗联数位主要将领中，李兆麟对部下是较为宽容的。应当指出，他在对心爱的战士执行处罚时，内心也是很痛苦的；但面对几乎没有遮体御寒服装的艰难，他不得不以严厉的、自己心中难以忍受的处罚，来警戒教育整个部队按规定操作，爱护每一件仅有的破烂服装，以保证把更多人带出严寒危险的原始森林。
实际上，在西征出发前，李兆麟曾派出精干部队趁夜色越过封锁线，奔袭兴山镇，从敌人的仓库和日本人的商店中缴获大批棉花、布匹和针线。大多数战士不会针线活，李兆麟就自己先做出一件样子，再同两位稍会的战士手把手教大家做。经过3天努力，大多数战士都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棉衣裤。
“打火堆”固然可以御寒，但也会引来敌人，有时大批“讨伐队”就在附近，就不能生火。人饿几天不会马上死亡，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冻伤或冻死，常常是在不知不觉间。西征路上，许多战士长眠于深山老林中，有的甚至是在行军休息时，就抱着枪背靠着树长眠了。有些掉队的战士死了，遗体被野兽吃了。那时候，兴安岭里狼特别多。望见狼来了，饥饿疲劳的战士连端枪的力气也没有了。后续的战友跟过来收容时，人只剩下一副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肉的手还紧紧地握着枪。［12］作恶多端的叛徒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抗联战士们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冬天是个“叛徒”，它帮助日本人对付抗联的疯狂劲儿，犹如汉奸巴结日本人一样卖力。
1939年（无月日），李兆麟（张寿篯）致信金策说，三月初二夜“王继周同志（前十一军二旅主任）以下六名冻死”。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冷而死的四十余名”。［13］抗联老战士单立志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战友遗体是一定要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要入土为安。坑要挖深，不然让狼闻着味就不好办了。可1938年后就难了，挖个坑得半天，用刺刀抠，拿手扒，有树洞就放进去，弄些石头或粗木堵上。老人叹了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女孩儿擦亮火柴，看到了温暖屋子，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烤鹅，屋里有漂亮的圣诞树，然后在寒冷的冬夜里微笑着死去。
多少年来，笔者认为那是一种虚拟想象的写法，冻死的人怎么幸福地微笑着逝去？
待笔者读了若干抗联资料，才明白，活活冻死的人的确有相当多是笑着逝去的。那是因为超过人类身体承受极限的寒冷，使人的神经发生错乱，产生了一种幻觉。由肺部正常吸纳氧气呼排出二氧化碳，由心脏正常挤压并输往身体各部的血液，逐渐缓慢，再缓慢，直到终止肌体的这两项功能，而不是突然一枪毙命，使大脑瞬间停止对疼痛的感觉，那种缓慢的痛苦过程，难道不是严寒对肌体的“凌迟处死”吗？
卢连峰说，冻死的战友，梆梆硬，整个人像块木头似的，你看着，那可怜的。西征时，一两百人都倒在那山上。
实际上，1938年后冻死的、饿死的战友比战死的多。有的战士在血液被冻凝固那一刻，脱掉上衣，紧紧搂着枫桦树，脸上带着微笑死去。枫桦树的皮是红色的，他以为那是一炷火焰。
多年后，一位被活活冻死的战友的惨状仍在老战士王钧头脑里挥之不去：那一次，他们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的时候，见司务长刘殿福抱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硬着说让他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他们给刘殿福揉呀，揉呀，做人工呼吸，却怎么也没把人救过来。
抗联老战士曹曙焰也同王钧一样，对战友孙副官的冻死耿耿于怀：“那年，我们去背给养，半夜回密营，发现少了团部孙副官，赶紧去找，总算在林子边找到了。见他坐在麻袋上，衣服冻得铠甲似的，身体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人已经冻硬了。”［14］对北满部队西征的艰难，诸多作品都试图准确而简练地概括。著名抗战史专家赵俊清先生曾引用唐代李华《吊古战场文》中的句子“蓬断草枯，凛若霜晨”“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来形容西征时冬季严峻的自然环境，是很贴切的。
而夏秋季的艰难，冯仲云曾用了“崇山峻岭，稠林丛莽，崎岖鸟道，大雨滂沱，急湍奔流”等词句予以描述。
除了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西征部队还一路面临着大批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以及一部分不坚定者叛逃所带来的危险，其艰难程度超过人类承受的极限。西征官兵们面对“死亡载道”的战友，擦干了眼泪，掩埋了战友的尸体，以撼天动地的毅力，与死神奋勇搏斗。
他们沉重的脚步，踏破了“千里飞鸟稀，万山人迹绝”的寂静的小兴安岭。东北抗联三、六、九、十一军主力的三个梯队伍，前后历时6个多月，行程千余里，终于于1938年底，达到西征目的地，跳出了包围圈，实现了北满抗联主力的战略性转移。
应当指出，北满抗日联军主力的惨烈西征，付出了巨大代价，部队损失几近三分之二。［15］那些活下来的、千锤百炼的战士，犹如狂风暴雨中没有熄灭的火炬、荒原中的星星之火，很快在黑嫩大地展开了令敌人胆寒的平原游击战。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寒饥饿和力竭而亡的凶险，抗联官兵们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李兆麟为代表的抗联官兵们共同谱写了一首壮丽不朽的露营之歌。
抗联有一首以古曲“落花”舞调填词的歌，将一年四季分为4个段落，哪一季都离不开一个“火”字：春天是“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夏天是“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这首歌以《露营》为题，记录于张中孚12月20日的行军日记中。全文如下：（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夜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四）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16］
据说，连日寇也曾对抗联的这首《露营》表示过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