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冬至1938年春夏季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3位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在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想方设法在同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7年下半年，南满党组织与上级完全断绝了关系。1938年5月末，在辑安老岭第一军司令部密营，杨靖宇与魏拯民共同讨论召开抗联第一路军总部与中共南满省委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9项议题，其中重要一项为“为了和党中央、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决定抽调人员补充第一军三师，加强三师力量，在适当时机再次进行西征”。
同杨靖宇一样，两年来，为尽快恢复同党中央的联系，赵尚志在多次写信的同时，不断派重要干部过境苏联，直接找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其中有刘海涛——曾任抗联三军一团政委、一师师长，韩光（小孟）——曾任哈东支队（代理）政治部主任、共青团珠河县委书记，朱新阳——曾任共青团珠河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但正如赵尚志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派送过去的人也没回来一个。”
周保中曾屡次派人进关内找党中央，其中包括五军参谋长张建东，也无收获。焦虑中的周保中，于1938年1月下旬，踏过冰封的乌苏里江，要面见中共代表团的王明、康生。在苏联边境比金边防拘留所，周保中致信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斯达于诺夫）说：“以我的责任地位，在这紧迫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展中是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工作的，除非是一炮被打死。问题的严重，逼不得已，只好冒敌远行。”
周保中这次冒敌远行，返回时中了埋伏，险些丢失了性命。
在苏联边境比金苦苦等了两个来月的周保中，终于收到了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的来信，告诉他此处联络站已经取消，现今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后为任弼时），已不负责领导东北工作，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原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已于1937年11月由苏联回了延安。
史料没有记载周保中离苏回国时的心境。在经由抗联七军回返第二路军总部途中，一场危及其生命的险情正对他张开大网。当仅率6名随从的周保中走在宝清县花砬子荒上李家一山冈时，有人持枪高喊：“你们是周总指挥的队伍吗，我们是来接他的。”
随行的下江特委干部杨德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啊，我们是……”
周保中立即喝住了杨德龙，抢先接话说：“我们是周总指挥的先头部队，周总指挥大部队在后边呢。你们是哪部分的？”
对方回答：“我们是七军的，崔军长派我们来接周总指挥的。”
听到回答，大家明白是敌人！目标针对的是周保中，而且要生擒。周保中低声下了命令：冲！七骑人马如离弦之箭，向东南方向冲过去。
敌人一边开枪，一边大喊：“捉活的！那个大个子就是周保中！”
在密集枪弹下，疾驰的周保中一行很快将敌人甩出30米开外。周保中望着紧追不舍的敌群，想把敌人甩得更远，使劲用拳捶打马背；不料马一挺身，两只前蹄被绊倒，将周保中摔落雪地上后，随其余6骑跑远了。敌人狂叫：“周蛮子，看你往哪跑！”
周保中毫无惧色，边跑边射击，“砰砰”两枪击毙一敌。可毕竟周保中是受过几次重伤的人，连跑带喘，头沉眼昏，几乎就要倒地。他边跑边做好了最坏打算，握着上了子弹的手枪，打算若无法逃脱，就结束自己生命，一定不让敌人活捉。
正在危急之际，副官陶雨峰乘马赶回来，挥枪打倒了靠近周保中的几个敌人。同时机智大喊：“周指挥，我们后边的人马到了！”敌人闻听一阵慌乱。陶雨峰让周保中乘上自己坐骑快跑，自己则徒步奔向对面树林。
至天黑时，周保中与几位随从巧妙周旋，万幸冲出敌人事先布下的“口袋阵”。不幸的是，军需长卓文义受伤被敌人捕获，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残忍地填进冰窟窿中。
周保中遇险，系内部奸细向敌人泄露消息而起。中共吉东省委讨论遇险经过，周保中因“估计不周，防范疏忽”而受到批评。
周保中是万幸的，而赵尚志却不那么幸运了。
几乎在周保中踏上苏联比金小镇的同时，1938年1月初，在天寒地坼、朔风凛凛的天气里，赵尚志踏着黑龙江上的白雪坚冰跨入苏联境内。出发前，赵尚志同北满党、军主要领导会议约定1个月为期限，不承想却被关押了一年半之久。
1937年11月，赵尚志曾致信苏联远东方面军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及联共（布）远东军区党委员会，请求其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请在武器弹药及军事技术方面给予援助。不久，抗联第六军一师代师长陈绍宾率交通队从苏联返回，带来消息，苏联要和日军开战，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到苏研究配合行动问题，并且说苏方要求赵（尚志）军长也好，戴（鸿宾）军长也好，一定到××（苏联）去……这个消息甚合赵尚志的心意。经慎重研究，赵尚志决定亲自赴苏。然而，踏上苏联境内那一刻，严重的意外发生了，苏方矢口否认有邀请抗联负责人入苏商讨重要问题一事，并将赵尚志及随行人员缴械，解送到伯力，关押于苏联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
一个月后，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抗联第六军军长戴鸿宾率第三、第六军各一部共600余精锐骑兵，按事先约定向萝北县集结，迎接赵尚志回国，并准备接收苏联援助的枪支弹药。
似乎冥冥中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操控：李兆麟率100精锐骑兵攻打鸭蛋河战斗失利，无功而撤。戴鸿宾所率500骑兵乃第三、六军的主力，袭击肇兴镇不力，撤出时与日军板坂部队遭遇。双方激战5小时，虽击毙日军板坂大尉以下18名，伤6名，但自身也有若干伤亡。
此时，绥滨大批伪军正乘汽车赶来。面对前临界江、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境，戴鸿宾与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九师政治部主任郑洪涛率部踏上了黑龙江的坚冰。他们要过江接赵尚志，同时要求苏军补充弹药，安置伤员。
出乎意料的是，部队一入境便被苏军缴械。戴鸿宾不但没接回赵尚志，自己反而遭到关押。在以后的日子里，戴鸿宾多次与苏方交涉，要求率部返回东北。苏方怕引起日苏两国纠纷，执意将蔡近葵、李振远、郑洪涛及500名抗联战士遣送新疆。蔡、李、郑等人要率队赴延安，遭新疆督办盛世才拒绝。
不久，寻求苏联军援的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过境苏联后也被解除了武装，与赵尚志、戴鸿宾关押在一起。
北满抗联主要领导人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被苏方长期关押，是东北抗联历史上影响甚广的重大事件。
几人被关押时，正值日伪三江“大讨伐”的关键时刻，由此给东北抗战带来了巨大损失，尤其是让日伪当局及日伪军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被关押，造成北满地区的抗日队伍实际上失去了领导者，北满抗日联军失去了最高的军事指挥员。据1938年5月的统计，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所属的第三、六、九、十一军的基本队，仅余3010人。
被关押在拘留所内的赵尚志（这是他短暂一生中第三次铁窗生涯），如同笼子里的雄狮一样，时常暴跳如雷，虽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曾经就混沌学非常诗意地表达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洛伦兹关于气象的这个表述被称为“蝴蝶效应”：表面上看是毫无关系、非常微小的事情，可能会带来他处的巨大变化。这个发现，同样适用于复杂纷繁的人类社会活动。
1936年圣诞节前夕，希特勒召集希姆莱、海德里希策划了一个绝密计划。加上亲手操作的纳粹高级特工贝伦斯（党卫军总队长），共4人外，在德国已无第5人知晓，可见其绝密程度之高。计划的目标是铲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苏联建国初5大元帅中最年轻最有统帅才华的将领。经过专门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研究，这位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成了希特勒心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贝伦斯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及同事写给德军高级将领的几封信件，内容是准备发动政变，刺杀斯大林，请德国给予援手。信件的行文风格、笔迹、纸张、文字的褪色程度，都经过了精确计算与化学处理，伪造的图章都是出自全德国顶级水平雕刻专家之手，信件的逼真度达到了精密仪器也测不出的程度。
如何将“杰作”送到斯大林手中？纳粹头目们设计得精彩绝伦：1937年5月下旬，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生一场严重“火灾”，多人烧伤，多份机密文件被毁，场面混乱不堪。亲苏的捷克特工乘乱弄出一批绝密文件，一看吓了一大跳，其中就有图哈切夫斯基的绝密档案。随后，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集团“叛国案”发生了。
1937年6月4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7位高级将领。仅仅5天后，几位将领便被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时间很短，当晚9时，图哈切夫斯基与7位将领同时被处决。为防止行刑中出现意外，斯大林特派布留赫尔元帅监督执行。不久，布留赫尔也被处决了。［14］80多年后，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以及德国的相关史料，详细披露了苏军“大清洗”的内幕。苏军“大清洗”后，希特勒得意扬扬地说：“他们高级军官中最优秀的人物被消灭掉了。”“我们现在只要在他们的大门上踢一脚，那个看似庞大的破房子立刻就会倒下来。”
而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3位军长被苏联扣押，原因是复杂的，由多种因素造成，与布留赫尔元帅被清洗也有一定关系。
布留赫尔，1921年曾任苏俄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1924年10月曾受苏联派遣到中国，担任广东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伦，帮助广东革命政府创办黄埔军校。1927年，布留赫尔返回苏联，自1929年起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1935年授元帅军衔，1938年8月被撤职，10月被捕，11月被秘密处死，1956年恢复名誉。
赵尚志过界赴苏前曾致信布留赫尔。他并不知道的是，其时后者已被列入肃反对象黑名单，被视为“日本间谍”。［15］赵尚志受牵连当不可避免。2006年，俄罗斯历史学家戈尔布诺夫曾撰文说，赵（尚志）被逮捕、关押与苏“大清洗”有关，“这种猜测是非常合理的”。
苏联远东红军情报部门在大清洗中遭到重创，负责人波克拉多夫上校与两名副手及若干情报工作人员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处决。起因是远东边疆区内务局长（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柳什科夫，于1938年6月越过中苏边境叛降日本。
因而，普遍的看法是，苏方邀请赵尚志赴苏一事，就是日本谍报特务机关收买苏联情报高官所设计的一个阴谋。因为负责传递苏方这个邀请信息的陈绍宾曾为日伪特务机关收买，又与苏联远东边疆区情报机构有关联。
陈绍宾，又名陈德俊，吉林永吉人，生年不详，1940年7月从抗联队伍中逃跑，后化名为石新，在克东一带为匪，1942年被同伙打死。
陈绍宾是对东北抗联犯有大罪的人。并非如一般的叛徒那样在投敌后明目张胆公开与抗联为敌，陈绍宾的危害在于，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叛变后，［16］又重新打入抗联队伍潜为“暗敌”，远比前者“明敌”危险十分，何况他担任了代师长、支队长等重要职务。
赵尚志在拘留所中经过思考，曾怀疑陈绍宾有奸细行为。解除关押后，曾向苏方质询陈绍宾传达信息是否真实，苏方伊万·科涅夫少将答复是：“我们认为陈绍宾是个坏人……”［17］周保中荒上遇险后，中共吉东省委分析是“陈绍宾泄露预先规定的行动消息”，认定陈绍宾“客观上有奸细行动”，因而决定对陈绍宾以后之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重监督他以后的行动。应当说，周保中警觉敏锐的处置措施是及时而得当的。
隐蔽战线的力量与技术是敌我双方的重要战争资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当年抗联先驱不仅以简陋的武器面对武装到牙齿（飞机、大炮）的敌人，而且面临着敌人数量庞大的特务间谍在背后的暗算。
而在隐蔽战线上，贫穷的抗联既无暇培训特工人员、组建情报网，又无设备及技术，连电台也难得有一部，致使诸多令敌人忌惮的抗联领导人，不是在战场上胸前中弹，而是背后被捅了刀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39年5月，已经被苏军关押了近一年半的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3位军长，因4月15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7770号密电，终于走出了拘留所。密电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元帅伏罗希洛夫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二人共同签发，并以“命令”形式下发。显然，如此重要的决定，必须得到最高领袖斯大林首肯。
这份密电“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充分利用中国“满洲”的游击队，一旦中国游击队请求我方提供武器、弹药、食品和药品及领导他们的工作，可以给予协助。
5月底，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科涅夫少将（后晋升为苏军元帅）等人与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3位军长会见。赵尚志毫不客气地指斥苏方无理扣押，科涅夫好言安慰，并传达说赵尚志已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鼓励他回东北继续领导抗日斗争，还应赵尚志要求，同意为其组织100人左右的全副武装队伍。
赵尚志等3位军长被释放的原因之一，是蝴蝶的翅膀又扇动了起来。这次的“蝴蝶”不在德国柏林，而在中国、苏联、蒙古3国接壤的诺门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远了，却发生了苏日战争，故而也有人将此称为二战前夕“世界角落的战争”。
自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历时135天的诺门坎战役，苏日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所有兵种与现代装备。苏军投入10万人，坦克、装甲车850余辆，由名将朱可夫指挥。日军投入5.8万人，由小松原中将指挥。结果日军惨败，死亡高达1.8万人，伤者与下落不明者不计其数，指挥官小松原自杀身亡。苏军也付出惨重代价，死亡失踪9700人，伤者1.6万人。
称诺门坎战役为“战略背景”的战争，是因为它是日苏之间实力的一次试探性较量。诺门坎战役，苏军集结重兵，牛刀杀鸡，以10万人围歼小松原师团2.5万人（日军参战总兵员5.8万人，其余3个师团在战役结束之际才赶到），给日本陆军省留下了“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的深刻心理阴影。
1941年6月22日，在德军闪击苏联、进入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希特勒投向东京的目光几乎望眼欲穿：“日本为什么还不发动对苏战争？”
不久，国际顶级特工佐格尔发往苏联的情报表示：诺门坎之战，惨败的日军虽然仇视苏联，但不会轻易再次进攻苏联了。［18］果然，日军抛弃了“北上”念头，于1941年12月8日“南下”，并偷袭了珍珠港。
就在东北抗联千方百计寻找党中央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想方设法寻求与抗联取得联系。为从根本上解决对抗联领导问题，1937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曾数次致电前线的八路军各领导同志，部署部队挺进热河事宜。
7月16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张浩（林育英），要求“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毛泽东十分清楚东北党组织及抗联的干部状况，电文中特别提出“多派红大干部随去”。［19］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情况下，9月25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提议让林彪所率一一五师为主，联络国民党东北军、桂军、中央军组成强大部队，在华北日军侧后开展袭击战，开辟根据地。毛泽东说：“如此着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20］1938年后，在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完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更加重视八路军挺进东北，尤为关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建设。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21］会议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给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告知创建雾灵山根据地之计划，并要求选派高级领导人和东北干部到那里工作。
1939年2月，以萧克为首的挺进军完成组建，在落实中共中央“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战略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毛泽东建立冀热辽根据地的战略，在抗战胜利前夕，已发展至辽西、绥中地区一带，成为东北境内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为李运昌部率先挺进东北，打通与抗联的联系打下了基础。
派部队挺进东北虽为根本之计，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在部队相机挺进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多种渠道，力图恢复与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
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研究东北抗联工作时说：“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22］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表示，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几年来，东北抗联一直挂在毛泽东的心头，仅1941年8月至1943年1月之间，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陈云主持下，先后3次就派干部寻找东北抗联进行研究，确立了“调查情况，建立据点，打通今后开展工作”的东北工作方针，指定康生、陈云、彭真负责选拔得力干部派往东北。
1941年后，尽管与东北抗联已失联了几年时间，但党中央仍然做出最大努力，由曾在东北抗联工作过的韩光负责，在靠近东北的晋察冀边区再次组建并充实东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向东北派遣干部数十人，遍布东北各主要城市，其中“派到牡丹江、鸡西、鹤岗的同志，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东北抗联”。
王鹏，原名彭申年，原系东北抗联第七军的人员，1936年夏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底随王明、康生、陈云回到延安。1939年6月，王鹏由杨松（吴平）派回东北寻找并联络抗联。为确保安全，王鹏返回东北的路线安排十分曲折，首先是前往西安、渑池、垣曲，第一站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再到黎城。考虑到王鹏的重大使命，时任一一五师代师长的陈光亲率300余人护送他到中共北方局鲁南分局的沂水，而后前往胶东，再由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的朱瑞亲自安排，将王鹏在龙口化装为赴伪满的劳工，上船赴东北。
到东北后，王鹏经由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途中由于遇日军严密搜查，王鹏不得不毁掉朱瑞开具的证明。在一路危险重重，千里艰难跋涉的情况下，王鹏耗费整整一年时间，终于于1940年6月，在饶河找到了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成为数年间唯一与抗联会合的中央交通员。［23］从王鹏一路受到众人维护，尤其是陈光、朱瑞的全力护送与精心安排，可见东北抗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有资料说，同王鹏肩负使命地被派出的有11人，其中一块从延安出发的李义广的任务是联系第一路军的杨靖宇，他后来下落不明。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可见党中央与东北抗联联系沟通得多么艰难！
王鹏向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政委王效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传达了党中央“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并熟悉交通线以备今后联系”的指示。
王鹏的到来，使周保中等抗联官兵甚受鼓舞，如汪洋大海中漂泊许久的孤舟，终于望见了远处的彼岸。周保中将王鹏带入苏联，希望苏联帮助他经由新疆返回内地再回延安。苏联的答复是：“做不到这一点。”王鹏便被留在抗日联军教导旅。
应当指出的是，1940年前后陆续进入苏联的抗联官兵，在伯力南北两个野营，由苏联教官负责组织特种训练，包括情报、侦察、爆破、防化、跳伞等，虽然仅剩七八百人，却都是历经考验“淬炼”成的精华，苏军一直想将抗联这支政治坚定、意志强悍的部队为己所用。面对日军的“北进”压力，有这样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在手，可以更方便获取日军各种情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方的兵力布置、武器装备、堡垒设置、攻防路线、行动时间……这些绝密情报一旦被获取，便几乎等于获取了战役的初步胜利。所以，一支区区数人的侦察小分队的战斗力，有时抵得上一师一旅，甚至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春至1943年夏，回国执行侦察任务的小分队30余支，累计300人（次）以上。仅1943年夏季，便有30余名抗联战士牺牲，其中包括第三路军秘书长张中孚。［24］长期同党中央中断联系，使东北党组织与抗联感到十分苦恼；尤其在余部退往苏联后，这种苦恼与日俱增，成为强烈的危机感：现今这种“头不顶天，脚不着地”的孤悬状态，再延长下去，东北中共党组织便将有从中共党组织构成部分中脱离的危险。
为尽快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周保中向苏方提出了若干办法，例如请求苏方提供交通旅行护照，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道入中国新疆，再向陕西延安去，又提出以政治犯越境的办法进入中国等等，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
诸如此类信件，苏方的答复，尽管说法不同，但都是一个口径：正在努力帮助，但目前还没办法帮助你们同中共中央恢复联系。
1940年末至1941年初，东北南满、吉东、北满及抗联部队主要领导陆续越境入苏，集合于伯力城，举行第二次“伯力会议”。
其间，苏方代表“王新林”（化名，实为留克森）利用与抗联领导人个别谈话之机，提出将抗联合并于苏军，成为苏军东北侦察部队，并提出北满、吉东、南满党组织与抗联队伍分开。
周保中断然拒绝，认为这种做法是取消主义，取消中共对抗联的领导，取消东北抗联。周保中激动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爱国主义者，在坚决抗战前提下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决不能反过来脚朝上，头朝下走路。”
周保中严词指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队伍是一项不可更改的原则，由苏联人担任抗联总司令是苏联对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干涉，不符合共产国际兄弟党相互关系准则规定。“王新林”只能站在兄弟党的立场，以政治上的提议和指示为限度。
为此，周保中与“王新林”发生了激烈争论。周在怒不可遏中，重重拍起了桌子，表示“王新林”如果一定要坚持这种“取消主义”的意见，自己将带领游击队返回东北战场，即使在与日寇战斗中死去。同时，周保中还致信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阐明原则立场。
见证了当年那场争论的金日成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周保中一贯“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则立场，他有崇高的精神，一贯积极维护本国革命，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25］由于周保中等抗联主要领导的坚持，苏方撤回了将抗联合并于苏军的意见。为改善同东北抗联关系，苏方更换了新的“王新林”，以索尔金少将代替了留克森。
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联教导旅，对外番号为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编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参谋长崔石泉，辖第一、二、三、四教导营及通讯连等。
东北抗联接受苏军番号，并由苏联远东红军代管，但在内部仍然保持着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由中共领导的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抗日救国的独立战斗任务。
上述历史资料充分说明，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联，虽然孤悬于强大敌后与异国他乡，远离党的组织与领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胆忠心、对祖国的炽爱情怀，丝毫未改变，而且越发强烈。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与坚定信仰？什么是国家情怀与民族意识？东北抗联官兵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应当承认，允许抗联残部进入苏境并改编为抗联教导旅，反映了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国际主义援助，包括苏联红军闪击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中国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苏联对中国包括抗联的援助，从来不是无代价的，其多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随着苏联解体，陆续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说明，当年东北抗联要求转发延安的一份份报告，都静静躺在苏联的档案馆的卷柜中。毛泽东《论持久战》这篇指导抗战的纲领性小册子，苏联译成俄文下发一些军事单位参考，却从不向抗联提供。后来抗联从苏军那儿找到一份俄文版的，由冯仲云译成中文，才成为抗联的宝贵材料。
苏联真的是无法转达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吗？实际上，苏共与延安一直保持着电信联系。抗战期间，苏联向延安派驻了一些人员，其情报组就住在延安枣园的后面。不时还有飞机搭乘人员在两方往返。若想传递东北抗联的报告，并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应该可以做到。
注释：
［1］［6］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18页，第219页。
［2］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第439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19页。
［3］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51—152页。
［4］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95页。
［5］［9］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33页，第278页。
［7］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89页。
［8］［11］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49页，第227页。
［10］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275—277页。
［12］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72—273页。
［13］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348页。
［14］［18］陈敦德：《诺门坎1939》，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5页，第298页。
［15］［17］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78页，第284页。
［16］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19—123页。
［19］［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5页，第50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页。
［22］［23］尚金州：《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38页，第39页。
［24］陈雷：《难忘的往事，深切的怀念》，载中共吉林史党史工作委员会：《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31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377页。
［25］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2），朝鲜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20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