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女人与战争
想证明自己是绅士的西方人说过一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曾被我们少数怀有东施效颦心理的人盲目追捧。实际上，面对残暴凶狠无出其右的日本侵略者，这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
战争的荼毒从未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女人，包括她们弱小的孩子，抗联女兵们往往要承受男人们双倍的牺牲与痛苦。
黑龙江刁翎地区是抗联五军主要根据地。五军大部分战士，尤其是女兵，多来自刁翎。当年加入五军的刁翎女兵多达30 余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胡真一与李淑贞两个人。
在抗联各军中，五军女兵最为鼎盛时期足有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其他各军，女兵在抗联中应占有相当比例。而到1941 年时，退入苏联参加野营空降训练的女兵，根据周保中1942 年10 月9 日的日记记述，仅剩区区32 人。
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离休的抗联老战士胡真一，晚年时常做的一件事，是挨个回忆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她说了一句让人心如刀割的话：“五军当年妇女团最多时三百多人，活下来多少？我算过多少回，十来个人吧。”［1］战争让女人走开，不过是未见过嗜血战争者天真的呓语而已。女人不仅从未离开过战争，而且战争使原本温柔美丽的女人，变得与男人一样粗犷勇悍。
1936年3月，抗联五军在刁翎兴龙沟发生了“黑小子爬上新媳妇炕”的“事件”。一个长得瘦了吧唧的“黑小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洞房，目不转睛盯着新媳妇瞅，还伸手去摸人家的炕头，觉得挺热乎，把着新媳妇的肩膀就蹿上了炕头，还往人家新媳妇身上依偎。新媳妇当即恼了脸子，这黑小子才下了炕，讪讪溜出了屋。
新媳妇对新郎说，部队里有一个黑小子上炕，二话不说就来碰我，跟胡子一样！恼了性子的新郎立马找抗联领导告状，什么抗联？竟然调戏妇女！部队领导震怒，竟然有这种人，敢光天化日之下违犯纪律，一定找出此人，严惩不贷。
结果，那个黑小子很快便被找了出来，原来是胡真一。负责处理的陶副官笑出了眼泪，告诉新郎，“黑小子”是个女的，并让胡真一去向新媳妇认错。
胡真一去新媳妇那儿检讨，把衣服解开给她看，解释说，天太冷，站岗时脚都冻麻了，想上炕暖和暖和。新媳妇见真是个女娃娃兵，惊奇地把胡真一拉上炕焐脚。
胡真一，1920年出生于辽宁丹东凤凰山，7岁随家人逃荒到刁翎后岗村。父亲好吃懒做，用六七岁的小女儿换回了一匹瞎马。全家人都不愿意。胡真一哥哥想妹妹想得掉泪，就拿鞭子使劲抽打瞎马，马疼得用蹄子直刨地。胡真一可怜马，说瞎马跟妹妹一样苦命，别打它了。母亲因想女儿想不开，喝了卤水，虽然灌脏水当时没死，却落下病根，不久就死去了。
后岗村小学校长名叫郭自建，媳妇叫李素珍，也是老师，被父亲安排养猪、放马的胡真一想读书，他们就让她免费听课。郭自建、李素珍夫妻是地下党，他们家是抗联秘密交通站，慢慢也让胡真一帮助传递情报。
由于当时家里更穷了，父亲想把胡真一也卖掉。胡真一便通过郭自建进了抗联五军。走时为了安全，李素珍给胡真一剃了光头，扮成一个男孩子。到了部队上登记名字，胡真一说爹妈没给起过名，就叫“小买子”——买来的好养活。负责的王处长说，从今儿个起，你就叫“胡真一”吧。
抗联战士多有着沾满血泪的苦难生活经历，这是他们之所以不怕困苦、勇敢奋战的基本动力。胡真一坚决抗日，起初直接来源于3件事：一是日军抓人修工事，工事修好了，把修筑的人全杀了，其中就有她的二哥。
二是她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兵逗一个几岁的、戴个小兜兜的男孩儿玩儿，开始哈哈大笑，结果把孩子逗哭了。他以为小孩儿骂他了，就翻了脸，一刺刀从孩子背后攮进去，把孩子挑起来，边走边唱歌，孩子挣扎着嗷嗷哭几声就死了。胡真一说她“恨得牙都响”。
三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李顺强处长与金枝夫妻的惨死。那一年，军被服厂与医院被敌人破坏了，李顺强与金枝被敌人抓获。敌人知道他们是夫妻，就把两人衣服扒光，面对面将他们用绳子吊在树上，然后日本人用刺刀两边刺，左刺一刀，右刺一刀。两个人就大骂，敌人刺得更厉害了，刺了许多刀，后来掩埋时两人还光溜溜地吊在树上。胡真一说当时自己一直在哭，队长就说：“你别老哭，哭什么，赶紧挖坑，把他们埋上！”
胸腔里储满了仇恨的胡真一，见了敌人就眼红，打仗异常勇猛。有一次打伏击，胡真一打死了两个鬼子，站起来高声喊：“李处长、金枝，我给你们报仇了！”
还有一次，在兴隆沟打垮了敌人，部队就追击。女兵落后了，胡真一跑得最快，发现沟里趴着个鬼子，大衣上好多血，还活着，她把枪对准鬼子，四下望没有人，不知怎么办好。那个鬼子却冲她瞪眼喊叫，她听懂了两个字“巴嘎”。这两个字惹火了胡真一，上去就是一刺刀。
女兵们追上来，望着血哧糊啦已断气的鬼子，瞅着胡真一刺刀上的血，都张大了嘴。胡真一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毕竟是同老远用子弹射击敌人不一样。
有了第一次，胡真一对血便不在乎了。抗联是穷部队，所有给养几乎都要从敌人手里夺取。一次打扫战场，胡真一上去扒敌人服装，敌人身上还在流血，部队同志说，胡真一你负伤了，身上有血呢！她说，我是扒鬼子衣服染上的。
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抗联先人们“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斗争的能力”，［2］因为女人首先是战士！
爱憎分明的抗联女战士，恨起敌人来，杀人、捅刀子，什么事都敢干，甚至令许多男人逊色。一次，部队抓了一个为日本人刺探抗联情报的特务，当时规定，汉奸必须处死。五军军长柴世荣说，不能用枪，不能用刀，得用绳子处理。那个特务被绑在树上，脖子上缠了根细绳子，再将细绳绕树一周，如果这样绞死不会太痛苦。虽罪当死，但抗联不是残暴的日本人。
柴世荣问，你们谁去处理？大家都不开腔，好多人不敢去。
胡真一说，我去！说着拿了一根筷子，插在绳子里，在那个特务脖子上转圈，转圈，再转几圈，直到他一动不动了才停手。胡真一说，自己尤恨汉奸卖国贼。［3］胡真一“尤恨”的缘由是，汉奸卖国贼的破坏作用，比日本人尤甚！
流血的战争使完整的家园残破，骨肉离散，暴力野蛮的世界使人的性格发生改变。凶残的杀戮使软弱的人，尤其是原本温柔善良的女人变得粗粝刚强。这不是女人们的错，是侵略者与可诅咒的战争造的孽！
但是，女人毕竟不同于男人，女娲在造人时偏爱地多给了女人一种神奇的能力——母爱。当然，同时附带了痛苦，除了生产时撕心裂肺的剧痛，还有月月不少的流血。和平年代的女人们享受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月信用品选之不尽，但战争使一切都变得灰暗、狼藉。
老战士李敏回忆，那时候哪有卫生纸、月经带什么的？就是用穿破的军装扯成布块洗干净了带在身上，用过后洗干净接着再用。破布洗过晒过后硬邦邦的。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一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搓，挺软和，对付用。妇女小产或生了孩子，更没有坐月子一说了。
老战士刘淑珍说，来了例假弄脏了裤子，哪里有换的？没有！山里有河沟，有的地方还有泉眼。男的都躲远点儿，洗洗拧干了在哪儿晒晒，也没多大工夫，就得穿上了，遭罪！
以上是碰到河沟，时间又容空儿，可以那样处理。如果正在行军或打仗，碰不到河沟，或者是阴天下雨没法晒，雨从身上淌，血水顺大腿流。再或者是大冬天，不敢点火没法烤，那就只有干挺着。因而每月一次的例假是抗联女战士最无奈的麻烦事。一些年长的女战士就告诉新来的女战士，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去洗，为的是把例假给激回去，因此，抗联中得妇女病的女战士特别多。
1939年7月8日，周保中在日记中用很长篇幅记载了一个因患妇女病而捐躯的、名叫李志雄的女兵。李志雄曾就读于北平东北大学，参加抗联五军后，曾任秘书、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等职，因而得到大家的喜爱与组织的倚重。原本是学校篮球队长、身体素质甚棒的李志雄，却不幸患上了很重的妇女病，五军通过地下党组织要安排她到佳木斯医院就医。
李志雄家也是一部血泪史：父亲被以“思想不良”罪名逮捕入狱，母亲广筹营救资金无果，绝望自缢而亡，父亲两年后病死狱中。性情刚烈的李志雄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表示至死不入敌占区：我宁死在抗日救国领域，宁死于同志指顾周旋相与艰苦共尝中，绝不愿一日苟活于法西斯日贼统治区，更不愿见法西斯日贼之对我同胞已视同殖民地奴隶牛马之残酷悲痛，更不愿自己是女性而不幸有遭受日贼法西斯之凌辱。
1939年7月5日，东北抗联中让首长与战友刻骨铭心的一代才女李志雄，因“女性病……又缺适当之医药”不幸病逝于密营之中，年仅25岁。周保中为其撰写的传略结尾语为：女士之死，失去吾大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可造就之女性人才。女士在依兰时曾与现任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同志结缡。季同志使君有妇，李女士罗敷无夫，因革命而追逐情场。方庆天长地久，同登民族解放胜利之塔，不图玉殒香销，正当日贼猖狂之候，季同志闻耗不知做何感想。［4］周保中爱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更为李志雄的丈夫季青失去妻子后的痛苦而唏嘘。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十月怀胎之劳辛，一朝分娩之巨痛，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延续出灿烂的花朵与甜美的硕果。但是，如果本应盛开的鲜花与硕果，过早枯萎与陨落，那种痛楚绝不是例假那般一时的遭罪，而是痛彻到骨髓，甚至终生不去。
李在德，1918年出生，著名“鹤立十二烈士”之一的金成刚之女，1934年加入汤原反日游击队，离休前曾任政务院机要秘书——政务院及周恩来总理印章都曾由她掌管，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几十年里，李在德曾在无数岗位上工作过，但是，她最乐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幼儿园当园长。
李在德的第一个孩子是生在一个山沟里，那是她与抗联老战士于保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械部雷达局副局长等职）的爱情结晶。生产时，只搭了个窝棚，因没有什么可吃的，也就没有奶水。孩子头两天还能哭几声，到第三天便哭不出声了，第五天便死了。
生产居住环境太差，李在德产后受风，全身浮肿，也在死亡线边缘挣扎着。负责照料她的是对朝鲜老夫妻，急得团团转。李在德想起在抗联六军被服厂时，曾用老鸹眼树皮煮水给伤员洗伤口，就让他们弄来试试，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命大，浮肿慢慢消了，人就活了下来。
在深山老林，营养极差，孩子活下来的概率甚低，孕妇生产不亚于鬼门关上走一趟。
金凤淑，抗联六军一师被服厂女战士，生孩子时，被服厂的人都下山背粮去了，只留下小女孩李敏（因脚扎伤）在家。当听到金凤淑痛苦的喊叫声时，李敏解开了她的裤带，露出肚脐眼——在家时妈妈告诉她，小孩都是从妈妈肚脐眼出来的。
满头大汗的金凤淑央求道：“快帮我脱裤子，快！”李敏刚把裤子拽到腿弯，咕咚一下，羊水、血水、孩子一齐掉了下来……金凤淑有气无力地让李敏找把剪子，把孩子脐带剪了。李敏望着那个红红的、皱巴巴的、小小的孩子，生怕剪疼了，也不知从哪剪。一会儿，背粮的老王先回到山上，听到屋里生了孩子，就在屋外大声喝令李敏：“剪脐带！”
那是个男孩儿，剪了脐带之后老半天才哭出声，不过声音小小的，像猫叫。大家七手八脚找大子煮米汤喂孩子——山里只有大子。跟李在德一样，金凤淑也一点儿奶水下不来，那个男孩儿只活了3天就死了。金凤淑把孩子紧紧抱着，泣不成声，说什么也不撒手。大家好说歹劝，在山包一棵树下挖了个坑，埋了这个连名字都未来得及起的孩子。庆幸的是，金凤淑没有坐下病。
金伯文的生产，几乎要了性命。金伯文，朝鲜族，是个有文化、能讲汉语的老战士，曾担任过抗联三军被服厂厂长，爱人是抗联著名将领李兆麟。
金伯文生产时，正在被敌人追击的途中，而且是数九隆冬零下三 四十度的冷天里。那一天她一辈子不曾忘记。1940年阴历十一月初五，正赶路中，第一个儿子在冰天雪地里降生了。孩子生下来，脐带也剪断了，但是胎盘未下来。敌人在后边追着，接生的朴大姐把脐带管拴在金伯文大腿根上。部队开始急行军。庆幸的是胎盘终于下来了，朴大姐松了口气：“胎盘要是下不来，你可能就活不成了！”
金伯文是幸运的，胎盘下不来是因为与子宫发生粘连，产妇极易大出血而危及生命。庆幸的还有孩子安然无恙，战友们兴奋地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肇华”。这个孩子使抗联后继有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自此，肇华便趴在妈妈背上，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一年后，肇华随几乎下肢瘫痪的妈妈到达黑龙江边欲入苏联时，是被战友拖拽着越过冰封的江面的。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句名言：“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
战争给母亲以双重伤害，她们除了失去丈夫，还将失去孩子。东北抗联中的母亲，其实很难成为真正的母亲，因为孩子成活率低得可怜，即便侥幸存活下来的，也很难留在自己身边。抗联女兵想听到一声“妈妈”的喊声，是一种极度的奢望。
金玉坤，一位勇敢的抗联女兵、被服厂厂长，丈夫是抗联第十军大队长隋德胜。1940年春，她生下一个女孩。当时部队几乎没有在一个地方久住的时候，首长动员她将孩子送到山外老乡家里抚养。
望着女儿稚嫩的脸庞，金玉坤的眼泪夺眶而出，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孩子带着笑意睡着了，她不知道从此将离开妈妈。金玉坤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在上面写下一行字：“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0年4月14日生，小名凤兰。”［5］老乡抱走孩子那一刻，金玉坤扭过了头。孩子太小，还不会喊“妈妈”。
比起朴银珠，金玉坤还是幸运的，起码她是眼瞅着孩子活着离开自己的。胡真一老人讲述了朴银珠的悲惨往事：1938年秋，部队在宁安扒日军铁路，袭击闷罐车打给养。首长安排女兵先撤出，不料在镜泊湖北边让日本兵跟上了。女兵跑不过日本兵，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男孩儿，孩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再捂。日本兵就在湖边山坡路上，过一会儿孩子没声音了。胡真一离她娘俩几米远，芦苇密实，看不见，寻思这孩子懂事呢。日本兵走了，只见朴银珠抱着孩子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傻子似的，光流眼泪——孩子被捂死了。［6］面对失去人性底线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战友群体的安全，抗联女战士们不得不做出超越人类感情承受极限的抉择。那种精神痛苦，甚于自我断臂！
母亲诅咒战争，除了战争夺去许多孩子的生命外，还在于将活着的孩子从自己身边割离。
李在德与于保合的第二个孩子是在苏联伯力妇产医院出生的，那一天是1940年9月28日。这年10月，于保合将随赵尚志回国，苏军代表安古金诺夫上校（代号 “王新林”）设宴为他们送行。席间，他祝贺于保合有了儿子，并为小孩起了一个苏联英雄的名字“瓦列利”。赵尚志说，还是再起一个中国名字吧，李根植是抗联三军牺牲的朝鲜族英雄，孩子就叫“于根植”吧。
后来，于根植与另一个孩子一起，被抱送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幼儿园。李在德回忆：那天，苏联军官吴刚对自己说，今晚还有一个中国小孩儿先送他这里，明天和他儿子一起送到苏联幼儿园。晚上，苏联军官抱来一个男孩儿，孩子有病，又吐又拉，哭得很可怜。李在德喂这个孩子吃完奶，哄睡了，自己却一夜未合眼。不知道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会被送到什么地方，能不能活，自己还能不能见到他们，李在德泪水止不住往下流。
后来，李在德又自责与检讨了自己：我们曾有多少抗联女战友，在打游击时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老百姓，甚至扔在冰天雪地里了；有的为了部队安全，忍痛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有数不清的抗联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自己为一个小孩儿流泪，简直是太软弱了。
李在德是母亲，有慈爱软弱的一面；但她更是战士，战士的职责与岗位是在战场；同时，她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祖国尚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解放祖国的使命与信仰，使她必须抛弃儿女情长，为赶走侵略者而奔赴战场。
生完孩子尚未满月的李在德参加了无线电、情报、侦察等特种培训。1941年夏，李在德重返东北抗战一线进行侦察活动。当时，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幼儿园紧急向大后方转移，自此李在德、于保合夫妻与孩子于根植失去了联系，尽管当时苏联方面帮助他们找了又找，但始终未查到下落，至今都不知是生是死。
战争结束了，尤其离休以后，李在德会时常想起她的“根植”。这是一位母亲的天性。
实际上，与于根植同样情况下失踪的抗联孩子还有若干。周保中曾向苏方提供过一份需要查找的孩子名单表格。［7］表格中共有9个孩子，其中一个便是于根植。其余8个孩子中，除杨振华的儿子杨明山，被标记于1941年7月被送回国内勃利县后杳无音信外，其余的连下落也没有。
金伯文在雪地里生下的儿子“肇华”，那个冬季随母亲跨江到了苏联。金伯文住进医院，肇华被送进了托儿所，从此母子分离。出院后的金伯文即开始寻找肇华。此时，李兆麟告诉她，由于在深山受冻挨饿，孩子入园便生病，不到半月便死了。当时金伯文病挺重，怕受刺激，故而瞒到现在。后来，他们又有了儿女。
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金伯文的儿子张立克带来一个消息，我国驻英使馆的人说，曾有人找到使馆，说自己是李兆麟的儿子，要求使馆帮助寻找亲人。
金伯文的女儿张卓娅问母亲，追踪这个信息寻找哥哥肇华好吗？
金伯文木讷地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儿女们尊重她的意见，不再重提这件事。但儿女们知道，母亲对雪地里诞生的第一个儿子肇华，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不仅仅是她的骨肉，更主要的是，肇华身上有着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涯的深刻印记。
因而，女儿卓娅一直寻找机会，直到2010年12月18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等着我》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还在试图为母亲寻找心绕梦萦了一生的“肇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