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大部分在伪三江省，猬集于松花江下游（简称下江）地区。因而，日伪当局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集中兵力从哈南、哈东把抗联向下江“驱逐”，同时扼住齐黑铁路线，使抗联不得西进北出，又从吉南到吉东，利用纵横铁路，与“集团部落”步步紧逼，使抗联不得不向下江地区集聚。而后，敌人集结重兵，陆空合围，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将抗联各部队“趋于一隅”，从而“聚尔歼之”。
以上，是周保中在1937年末在下江特委会议上对敌情态势的分析。基于以上分析，周保中提出，抗联各军应有计划地疏散开来，以避免被敌人包围兜剿。这一建议显得十分迫切。
同其他抗联各军相比，周保中有更强的地下情报网，加上他对敌我双方斗争态势的准确把握，使得第二路军的许多工作，都具有一定超前性。为冲破敌人对依兰、桦川、富锦、宝清等老游击区的“讨伐”与包围，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抗联第二路军主力向西南方向的五常、舒兰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史称“西征”。
西征部队兵分两路：西路以第四、第五军骑兵为主力，由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指挥，会合第二军五师陈翰章，突入宁安西北，依托老爷岭，建立后方根据地，要求第八军骑兵部队也参加；东路为步兵，由五军军长柴世荣、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指挥，西进五常、榆树等地，并力争与抗联第一、二军取得联络。东、西两路活动的重大问题，由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作“最后的决定”。
西征开始便受多方阻碍：关键时刻，本非同路人的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拒绝了中共吉东省委的意见，没有派部队参加西征；另一阻碍来自日伪军，他们发现了抗联行动后，不时派重兵阻击，部队集结竟用了1个多月。
无奈，西征各部主要领导开会重新研究西征计划，决定改变西征部队先南进宁安、再西征五常的计划，转而直接西征五常，并将两路部队编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150人，由一师师长关书范组成先遣队；第二梯队260人，由李延平与宋一夫率领；第三梯队270人，由柴世荣、王光宇率领。西征部队共680人，军事政治领导仍由宋一夫负全责。
与几个月前结束的以伪军、伪警为主体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一次“三江特别大讨伐”，日本关东军又赤膊上阵了：由第四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两人都是毒辣的狠角色。
开头便不顺利的西征部队的唯一亮点，是袭击了苇河县楼山镇。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到这支队伍的去向了。
7月中旬，西征部队一举拿下楼山，毙伤俘敌人多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近百支，子弹4万余发，粮食、服装等军需品甚多，破坏了森林铁路与桥梁及通讯设备。敌人以为赵尚志三军的主力又打回来了，哈东6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亮点之后的拐点是，西征部队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
敌情严重，西征部队开始分兵行动：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领抗联五军教导团和救世军王荫武部中止西征，返回刁翎旧游击区；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一师奔二道河子，欲联络第二军五师；第四军军长李延平与宋一夫率四军与五军二师继续向哈东五常进发，意欲进入抗联三军老游击区，以期望实现“老区新活动，开辟新方向”的西征初衷。
岂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哈东3年前的老游击区，已遍地建起了“集团部落”，西征部队很难得到群众支持；加之路径不熟，致四军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同敌军遭遇。好在，部队官兵以命相搏，在荒沟反击战中，毙伤日伪军30多人。7月下旬，部队再入苇河县境，恰与关书范一师相遇，于是合兵一处，坚决向西征目的地五常奋勇挺进。
一路上，由于步骑兵行动参差，互相拖累；加之敌封锁甚严，部队给养发生严重危机，战士们一连十几天没吃上粮食了，饿得直打晃，一边走一边找野菜、野葡萄叶子、野蘑菇充饥，最后只好杀马，马肉吃光了吃马皮，连马骨头、马蹄子也用来烤焦充饥。因为没有食盐，吃了马肉的战士，不少腹泻不止，脸腿浮肿，不少人长眠于深山老林之中。
7月末，为解决给养，西征部队再次对一个“集团部落”发起进攻，因此在一面坡处遭敌紧迫追击。部队奋勇抵抗，跨越滨绥线南下，再次遁入深山密林之中。在部队生死存亡紧急关头，一个惊天事件发生了。
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西征部队作“最后的决定”的最高领导人宋一夫，叛变投敌了！
宋一夫，原名宋效贤，1911年出生于山东莱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安团县委书记、中共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抗联五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叛变投敌时，年龄仅27岁，为东北党与军队职务最高的叛徒。
一般说来，一个叛徒，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经历，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九一八事变后，宋一夫曾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春，宋一夫曾任穆棱游击队政委，与胡仁、张镇华等共同发展了这支抗日武装，从开头只有21个队员，到后来策动伪治安队与警卫队，夜袭伪矿警队等，使穆棱游击队发展至100余人，宋一夫被调任中共穆棱县委书记。应当说，那个时候的宋一夫是充满**与热血的，也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与重用。短短四五年时间，他便成了东北党组织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但在率部西征、队伍受到严重挫折，需要他拿大主意的当口，不多天前还郑重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的宋一夫，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时，借口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时拐去公款1200元、手枪1支。［24］一个叛徒，尤其一个高级干部成为叛徒，能坏多大的事？
一个普通叛徒投靠敌人，他的投名状是他所知道范围内的秘密；一个高级干部叛变后，不仅会让敌人获得这个干部权限内的所有秘密及绝密，使抗联在军事上陷入绝境，而且会带来系列的“仿效”恶果。
得知宋一夫脱逃，日伪当局派出人员四处探察，探知宋一夫潜回哈尔滨，便在全市四处搜索。不久，宋一夫主动投案自首，声明“归顺”。叛投后的宋一夫向日伪当局供述了所知晓的全部秘密乃至绝密，尤其是西征计划及部队现状。
日伪当局迅速自哈尔滨、长春调集日军主力500余人与装备精良的伪军2500余人，会同当地守备队，在六七架飞机配合下，全力围剿西征部队。自此，西征部队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8月中旬，西征部队终于抵达五常县冲河地区，为免遭日军聚歼，第四军与第五军部队分开活动。
由于底牌被敌人掌握了个透，四军越发困难，部队仅剩百余人。面对主要领导干部宋一夫的叛变，有关史料没有留下李延平与王光宇两位军首长究竟是何心境的记载。资料中叙述的是，他们仍在顽强战斗，为实现西征原计划中与第十军汪雅臣部会合的目的，李延平率部向五常九十五顶子方向运动。
汪雅臣获知消息，也率部积极接应，不料在临近小山子时，突然遭遇强敌阻击。激战中，汪雅臣负伤，只得退回九十五顶子。虽然他后来与四军得以联络，并给四军提供了部分给养与帮助，但终究无法使四军摆脱总体不利的处境。
李延平，1903年生于延吉，当过皮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当过参谋、副官、绥宁游击队支队长，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李延禄调走后，李延平代理军长，半年后任军长。
1937年是东北抗联大发展之年，11个军共计达3万余人，但比较起来，“四军软弱无开展”。［25］有资料说，这与军长李延平能力不强有关：他性情温和，不威严“压茬”，加上四军先天大部分人员为山林队改编，打了两仗，没有收获还蚀了本。忠厚老实的李延平曾向中共吉东省委真诚表达了希望上级另派一位能力强的军长替代自己。
1937年底，周保中受中共吉东省委委托，进驻第四军军部，对四军进行了整顿，目的是使四军工作与行动有计划有系统，同时严明纪律，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活动。整顿的实质内容是调整补充得力干部。有人主张撤换李延平，周保中并未同意，而是给他带来了一个得力助手，即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担任四军副军长。
实践证明，周保中做对了。李延平跟各军与各地关系都相处甚好，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决心抗日到底、勇于献身的人。在残酷对敌斗争中，忠诚与信仰比能力与水平更为重要。
宋一夫叛变投敌产生的恶果，是政治与军事双方面的。军事上的恶果，是使日伪军循踪对第四军围追堵截。9月下旬，四军陷入重围，部队被打散了，60余名战士被俘。政治上的恶果，是使意志薄弱者仿而效之，导致部队动摇、退缩、脱逃，叛变者纷纷出现了。其中，有一师师长曲成山诱胁部下3名战士，携枪支及500元公款叛逃投敌。
敌人的残酷围剿与**双管齐下，放下武器投降可以获得与宋一夫同样舒适的生活和伪军警官员的待遇，不必再吃树皮、睡雪窝，这是曲成山叛变的直接原因。但是，李延平与王光宇仍在顽强坚持，一直坚持到11月，无粮无房缺弹少药，全军只剩下两位军长与7名战士，共9个人，但是部队战斗意志仍然如初。
下旬，宋一夫叛变的政治恶果爆发了。3名队员密谋叛变，杀害李延平与王光宇向敌邀功。宿营时，叛变者向两位军长开枪射击。李延平胸部中弹以身殉国，年仅35岁。［26］王光宇臂部受伤，抓起匣枪向人影射击，3个叛徒仓皇逃去。王光宇强忍伤痛，带领仅剩的4名抗联战士，含泪掩埋了军长，继续坚持在暴风大雪的寒冬。年底，他们在饥寒交迫中与敌遭遇，奋勇还击，全部壮烈战死。［27］王光宇，原名王明堂，吉林德惠人，1911年生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四军副军长之前，王光宇历任五军所属部队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中共吉东省委委员等职。他文武双全，屡立战功，牺牲时年仅27岁。
毋庸讳言，抗联第二路军西征惨败，部队损失严重。第四军兵员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第五军损失二分之一，枪支损失与兵员损失相等。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敌人过于强大、我军过于弱小的根本原因外，西征部队领导层涣散软弱，形不成核心意志也是重要原因。宋一夫能力有限，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瞧不起他，“与宋一夫各执一是”。但宋一夫的叛变投敌是西征惨败最主要的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
宋一夫叛逃投敌后，充当伪滨江省警务厅警佐，从事破坏地下党等特务活动，干了许多坏事。抗战胜利后，宋一夫于1946年在哈尔滨被逮捕后被处死，结束了其35岁短暂而复杂的一生。
第五军西征部队与第四军分开活动后，在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带领下，先后袭击了大青川、冲河山林地带敌人的木营，曾进至舒兰，后回返五常，在渡牤牛河时与敌遭遇。激战中，五军第一、二师失去联系。
失散后，关书范率一师110余人向西征出发地刁翎地区回返，以寻找第五军军部。陶净非率二师五团一部向宁安老游击区进发，以期与第二军五师主力会合。应当说，关书范与陶净非都是久经凶险战阵、善于应对复杂局面的领导干部。
深秋季节，五军一师露宿林口北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沿岸柞木岗山下。那是一个反常的秋天，连绵多雨，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的乌斯浑河，枯水期竟跟洪汛期的水势差不多，百十米宽的河面，河水湍急、浑浊，泛着浪花滚滚北去，已找不到原先的渡口。
寒冷的夜晚，露营地燃起了取暖的火堆。又是叛徒坏的事，闪耀的火花被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了。葛海禄，土匪出身，曾在抗联九军当过副官。这天晚上，他本来要去找一个旧相好的女人，老远看到柞木岗山下的火光。多年的山林生活使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转身去了日本守备队，这将使他获得一大笔钱。
刁翎日军守备队熊谷大佐，随即调集兵力，亲率30余骑兵，驰奔柞木岗子。夜色沉沉，不知底细的熊谷未敢轻举妄动。他在等部队都赶到，天色明亮了再动手。此刻，关书范还不知危险已逼近。
西征部队在楼山镇战斗后，将第四、第五军30多名女战士合编组成妇女团，统一随第五军行动。一路征战，随五军返回的女战士，仅剩下8人。［28］师部参谋金石峰水性好，师长关书范让他试探河水深浅，若可涉渡，将安排妇女团先渡河。毕竟女人应当受到照顾与保护，何况仅剩下8人。
金参谋下水同时，一师官兵正在向河边走来，女兵们“起床”后已先到了河边——女人对水比男人更亲近些。就在此时，敌人的枪响了，一师官兵们本能转身奔向山岗。那儿是制高点，有可隐蔽的密林。听到枪声，女兵们转身隐蔽进了河边的柳树丛，一簇簇密密匝匝、手指到擀面杖粗细的“柳毛棵子”有几米高，下边还有没到膝盖及腰的茅草。所以，敌人并未发现她们，火力全奔向山坡上的男官兵。
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都不会游泳。她们可以在柳树丛中隐蔽不动，待敌人追击战友远离此地后，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再可择机进入山林，便可以活下来。
令向一师官兵进攻的敌人意外的是，柳树丛里突然射出了子弹，虽然火力并不猛烈，却是出自自己的侧后。战场指挥官的基本常识是，不使部队陷入两面以上对敌的局面，最忌惮的是被抄后路，哪怕是并不猛烈的一支小部队。
8支长短枪并不猛烈的火力，立即吸引和牵制了敌人对一师官兵的攻击，蝗虫似的子弹射向了柳树丛，茅草被炮弹打着了火。柳毛棵子“噼噼啪啪”地燃烧着。就在敌人分兵的当口，关书范果断指挥部队趁机发起冲锋，一举突出重围。当发现8名女战士被敌人围在河边，关书范又立即返回接应，然而未能成功，只得率部向柞木岗密林撤走。敌人见抗联大部队已撤离，遂集中火力向妇女团攻击，不断狂嚎，呼叫劝降，准备活捉。
被封锁在河边、后退无路的8名女战士，耗尽了最后的弹药，继而背起受伤的同伴，相互搀扶着，在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带领下，毅然决然步入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全部壮烈牺牲。［29］冷云，原名郑香芝，1915年生于桦川县一户殷实人家，1931年进入县女子师范学校后，立志为国为民而改名为郑志民。1934年，冷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毕业后到南门里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冷云小学”）任教，在中共佳木斯市委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奈何，不久，家中催促她完婚。小学时家中包办的丈夫为同镇已当上伪警尉的孙翰琪。在父亲看来，孙翰琪无疑是家中一个靠山，冷云却不满意。为地下组织与冷云的安全，冷云被转移至抗联部队。
女儿“失踪”后，郑母哭瞎了双眼。直到十几年后的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映，郑母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当年女儿失踪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冷云牺牲时，年仅23岁。［30］八位女英雄中第二位投江的叫杨贵珍，林口县莲花镇人，16岁出嫁，未及一年便死了丈夫。成了寡妇的女人，命比黄连。婆家正合计着把她卖了，因为娶她时，婆家损失了5担苞米。正在这当口上，抗联五军来开辟根据地，当过童养媳的女兵徐云卿动员她参加抗联。杨贵珍捂着脸哭着说，俺家把5担苞米都吃完了。妇女团长王玉顺告诉她，女人一辈子就值5担苞米？你别怕，谁也挡不住你抗日。
杨贵珍终于摘掉了后脑上那朵皱巴的小白花，跟着妇女团进了山。参军后，她像换了个人，在被服厂、医院干啥啥出彩，第二年秋便加入了共产党，当了班长、小队长，并幸福地与心爱的男人宁满昌结婚。两人的缘分起自于勇敢的宁满昌战斗负伤，领导安排她悉心照料之时。两人一起参加西征，不幸的是，丈夫在战斗中牺牲。没有史料记载，宁满昌牺牲时，杨贵珍是否知道？但两人牺牲间隔不远，不足半年时间。杨贵珍牺牲时年仅18岁。
八女中另一位主心骨，是与冷云同岁、人称“安大姐”的安顺福，朝鲜族，1915年生于穆棱镇新安屯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抗联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全家抗战，父兄和弟弟都是党员。1933年1月，敌人对新安屯大进行搜捕，有7人惨遭杀害，其中就有安顺福的父亲和弟弟。亲人的血债没有击垮安顺福，反而使她更加坚强与坚定。
八女中的郭桂琴牺牲时仅17岁，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很小便没了爸妈，成了孤儿，吃了上顿没下顿，流落街头是常事。痛苦的生活磨砺使她勇敢无畏，抗联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为了这个家，她愿意以命相报。
王惠民是投江八女中最小的一个，牺牲时才13岁，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她也是林口县刁翎人。王惠民的父亲，外号“王皮袄”，是抗联五军军部军需副官。父亲参加了抗联，家里房子被汉奸特务给烧了。王惠民是家里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一大群，被母亲带着东躲西藏，到她11岁那年，便随父亲上了山。
没多久，父亲便战死了。王惠民虽然悲痛，但有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疼爱她；更何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又是家里的老大。王惠民特别能吃苦，行军时大家帮她背包，扛枪，她争抢着不让，大家夸赞她。她像个小大人一样说，爸爸被鬼子打死了，妈妈和弟弟、妹妹在家受罪，我是大女儿，把鬼子快点儿打走后，我要早点儿回家找他们。
这位天真活泼的抗联小战士，却再也没有见到妈妈、弟弟和妹妹。她留下的遗物的背包里，剩了一个只比拳头大、还被啃咬去了半个的萝卜。［31］英雄八女中另几位分别是：胡秀英，中共党员、班长，20岁，已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抗联。她曾因带领两名战士摸到敌人哨所、用手榴弹炸毁了敌据点而闻名抗联五军。黄桂清，战士、20岁。李凤善、朝鲜族，21岁。后两位女战士，除了留下姓名与年龄，几乎没有更多资料；但笔者相信，她们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8位抗联女战士中，有4名是中共党员，她们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仅13岁，平均年龄为19岁。英雄八女牺牲后，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1938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32］40余年后的1982年，乌斯浑河畔，八女投江纪念碑落成，“八女英魂，光照千秋”8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英雄八女牺牲50年后，八女投江英烈群雕在牡丹江市江滨公园落成。8位先烈的雕像在泛着银光的江水与浪花映照下，显得那么壮烈，更不乏美丽。
对八女的身后事，还应当交代的是，向日军告密的叛徒、汉奸葛海禄，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揭露了告密罪行，在押解途中，被押解人员枪毙。
注释：
［1］［2］《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64—366页，第199页。
［3］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下），西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328页；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68—169页。
［4］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下），西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329页；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69—170页。
［5］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48页。
［6］沈阳军区政治部：《血祭关东》，白山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83页。
［7］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279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22页。
［8］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23页。
［9］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50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16页。
［11］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186页；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642页。
［12］《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643页。
［13］［22］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27页，第247页。
［14］［18］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1版，第247页，第274—275页。
［1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0，第229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55页。
［16］［17］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58页，第261页。
［19］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85页；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683页。
［20］《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684页。
［21］张辅麟等：《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432页。
［23］张祥：《回忆冰趟子战斗》，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49页。
［24］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50页。
［2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91页。
［26］［28］［29］《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706页，第707页，第707—708页。
［27］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52页。
［30］［31］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09页，第210页。
［32］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79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