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将军都会明白，部队战斗力靠的不仅仅是精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还应包括坚强的后勤保障，战士们的睡眠和饮食是战斗力的重要构成要件。
杨靖宇对干部们表示，我们连部队宿营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怎么坚持长期抗战？不用敌人打我们，恶劣的环境也把我们搞垮了。他带领一些战士动手研究制作行军帐篷。经过几次研究试制，一种可大可小，可容纳十几人、几十人，且不受地形限制，又好安装、易拆卸、内能生火、便于进出、夏天可防蚊虫、冬天可挡风寒、类似房子一样的帐篷终于制作成功了，解决了部队露天宿营难题。
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使抗联的供给渠道几乎断绝，十天半月不见粮食已是经常之事。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杨靖宇早在1935年，便着手在深山密林中，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水源的地方广建密营，储存粮食并作为部队休整之地。
密营多半为“马架子式”“地窨子式”，修建较为容易，外部有繁茂森林掩护，屋内修土炕烟道。密营分为营地、粮食仓库、裁缝所、修械所、临时医院、印刷所等几个种类。在桓仁县老秃顶子山里有10多处大小密营，在濛江县那尔轰、青江岗等地有几十处密营，在龙岗山区几处较大密营，每处都储有够400人吃4个月的粮食。［16］密营的修建过程是十分艰苦的，抗联一军一师老战士王洪文曾带领30名战士，在兴京黄木杨东山后祥沟和本溪碱厂羊湖沟，修建了两座秘密仓库。
仓库建在沟塘子里树木较多的山坡上，先剥土挖洞，挖进10米左右，再挖宽两丈、高一丈二尺空间作为仓库，挖出来的土都倒进沟塘里，然后到较远的山上挖来树和草栽在上边，掩盖住洞里挖出来的土。烟道是顺着地皮挖出一条一二里长的小沟，用木头盖在沟上，上边盖上土。烧火时，烟顺着小沟渗到地皮外，不易暴露。
修建密营是极其秘密的工作，参加修建的战士都经过严格挑选，密营的地址更是抗联上层少数领导掌握的绝密。王洪文回忆，那年让他带队修那两处密营，杨靖宇军长只把胡部长（胡国臣，军需处长）、孟指导员和他找来，共4个人开的会。
令人扼腕的是，当年参加秘密会议的胡国臣后来被捕叛变，使抗联好不容易建起的密营，被敌人摧毁。此为后话。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敌我兵力极其悬殊，战斗极其惨烈，1935年10月，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率第四师200余人，在安图东清沟与伪满军第七旅十团激战，击毙伪满第七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州隆吉、中校河村以下数十人。
10月末，第四师包围并袭击临江大阳岔伪满军营地，将两个连伪军全部缴械。11月上旬，王德泰率300余人在抚松县小汤河活动，突遭伪满军骑兵七团600余人袭击。王德泰指挥部队奋力反击，毙敌60余人，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他的牺牲是第一路军重大损失。
1937年3月，抗联第一军第十一独立师师长左子元率队筹集给养，突然遭遇大批敌人围攻，左子元率队奋勇还击，突围中所部伤亡惨重，左子元战至弹尽，纵身跳崖自尽，年仅31岁。［17］同日，抗日义勇军首领王凤阁身负重伤被俘，惨遭杀害。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给东南满抗日武装造成极大损害。据伪满战犯王之佑供认，1936年秋至1937年5月的“讨伐”期间，战斗约计20次，死伤抗日军各有千人以上，焚烧的山寨（指密营）约百处，搜出和缴获的物品甚多，抗日联军（含义勇军）的总员数约减去1万名……［18］由于抗联事先准备若干密营，敌人在独立“大讨伐”中，连杨靖宇的影子也未摸到。1937年2月，杨靖宇率军部官兵在桓仁老秃顶子密营度过春节，之后率军部教导团150人先后与数百伪军周旋于马蹄沟、刀尖岭、摇钱树岭，牵着伪军兜圈子，时不时给敌人以突然打击，致敌死伤70余人，至此，杨靖宇部终于冲破了“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深知守护好“满洲国”这个后方侵华基地的重要性。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活动，使他们越发不安。为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持所谓“治安”，日伪当局继续无休止地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计划，疯狂对抗日武装，尤其是各抗联部队进行“讨伐”。为此，日本侵略者已不满足以伪军、伪警为主体的所谓“独立”讨伐。他们动用关东军各主力师团赤膊上阵，对东北大量增兵。
1936年，驻东北日军有4个师团、2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6个独立守备队等，共约12万兵力，1937年后逐年增兵，1939年已增至40万以上。［19］日本侵略者把东北作为全面侵华的“练兵场”，国内各师团轮换编入日本关东军，进行了实战演练，“讨伐”抗日联军与活动于长城沿线的八路军，随时准备入关作战。在连续增兵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不断强化伪满军队，扩充伪军兵力。
伪满洲国《国兵法》规定，年满19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而未当上“国兵”的所谓“国兵漏”，则被编入“勤劳奉仕队”，强迫从事建筑军事工程，筑路、开矿，甚至垦荒。
1939年，日军在原有6个军管区基础上，又增设了第七、第八两个军管区；到1941年，增加到11个军管区，共计有伪满军2个师（靖安、兴安）、7个混成旅、4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2个独立骑兵团等。总兵力20万人左右。［20］这些伪军完全在日本军官掌控之下，首要任务是“独立”或协助关东军“讨伐”抗联等反日武装。
同时，日伪当局极力强化警察机构，扩充警察、宪兵队伍，大力培植训练各类特务，使宪、警、特遍布东北城乡各地，形成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仅伪满警察总数即达10万人。［21］这些人在日本宪兵分队、分遣队的指挥与协调下，成为基层一线有力的镇压统治力量，所以屡屡成为抗联袭击的对象。
伪三江省处于东北地区的东北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其间，故称三江地区。三江地区北部与东部同苏联隔江相望，内有张广才岭、完达山脉与广阔的三江平原。这里地处边陲之地，日伪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故而抗联发展甚是蓬勃，活动于此的有抗联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军和抗联独立师（后编为十一军）。可以说，除了在南满、东满的第一、第二军及在五常、舒兰一带的第十军，东北抗联几乎全在三江地区战斗，成为日伪当局心腹之患及“讨伐”重点。
1937年7月16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九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即做出《昭和十年第二期治安肃正计划要领》（1937年7月—1938年3月），全面开展在伪三江省的“特别大讨伐”，动员日、伪军、警、宪、特及自卫团兵力达5万人。其中关东军主力师团有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第四、第五大队各一部。1938年夏，日方又增派第八、第十师团各一部，迫使东北抗联的抗日活动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
由于众寡悬殊，抗日游击区被逐渐压缩，又由于“三一五”大逮捕使地下党组织损失殆尽，致使抗联各部多耳目不灵，加上持续反“讨伐”战斗致使部队弹尽粮绝，面对装备、兵力优于我几倍、几十倍的敌人，一些人对坚持下去失去信心。一部分收编的山林队欲插枪、散伙，个别甚至要接受日伪“特别工作班”的政治诱降。日伪军队主力进攻东北抗联各部队同时，别有用心地提出“专打共产匪，不打义勇军、山林队”的口号。
赵尚志以抗联第三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发布了《为反对秋冬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的文告，告诫各反日部队：暂时分散插枪不干，是消极对付敌人进攻的办法；到深山里学老熊蹲仓，是坐吃山空、瓦解队伍的办法；死守一方，原地打转，是消耗队伍实力的办法；投降敌人，是消灭自身的办法。
赵尚志提出的办法是：突破敌人包围，袭击敌之后方，不死守一地，向敌人薄弱地区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从而使全东北没有一块土地无我抗日救国部队的游击足迹。
为粉碎敌人企图将抗联第三、六军主力消灭在汤原根据地的阴谋，赵尚志要求第六军主力向桦川、依兰突击，第三军主力向庆城、铁力方向运动，而后推进至黑龙江与嫩江流域的边缘海伦、通北、逊河一带，建立新的游击区与根据地。
为保证三军主力西征黑嫩的胜利，赵尚志任命李熙山为哈北司令，率队先赴铁力。10月初，李熙山率远征先遣队从依东出发，于通河县境会合三军九师共同西进。11月初，部队到达铁力，与同年夏季由巴彦、木兰来铁力活动的三军六师会合。当时，随李熙山先遣队一同远征的，还有五军一师、四军一师二团的部队，两支队伍也同时抵达铁力。在先遣队出征后不久，三军二师、三师也挫败敌人阻截抵达铁力。
在各师远征黑嫩之际，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政治保安师等各部，一直留在汤原与敌周旋。所留部队乃三军精锐骑兵500余人，机动灵活，忽东忽西，飘游不定，吸引了日伪主力的注意力，掩护各部顺利突围。待全军各师均跳出包围圈，赵尚志方才最后撤出。
撤出之际，赵尚志还巧设声东击西之计，先奔木兰蒙古山，做出欲攻打呼兰县城之态，敌人信以为真，调重兵于巴彦、木兰一线阻截防守。待敌部署完成，赵尚志突然挥师北上，直奔铁力，一路风餐露眠，策马驰骋，将围敌远抛在后，于12月抵达铁力。
1936年秋至1937年春的半年多时间里，赵尚志指挥三军远征黑嫩平原，有力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在战略上打乱了敌之“讨伐”部署。
这期间，三军的游击战从松花江流域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木兰、巴彦，到黑龙江沿岸的逊克、佛山，从小兴安岭山麓的铁力、庆城、绥棱到北（安）黑（河）铁路沿线的海伦、通北、北安、龙门，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毙伤敌人800余名，俘虏300多人，攻袭城镇二三十座。［22］在此期间，第三军远征部队也遭到了很大损失，牺牲了30余名军政干部和200余名战士。勇敢的战斗与壮烈的牺牲，冲破了敌人以宾（州）、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县为中心的“大讨伐”，保卫了汤原后方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庆（城）、铁（力）、通（北）、海（伦）等新的游击区，为1938年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后，抗日联军在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赵尚志率队远征黑嫩平原期间，与敌激战于通北东部山区一处叫张破帽子店的地方。此处由山泉水流在山丘下结成一片冰川，被当地人称为“冰趟子”，故此战又称“冰趟子阻击战”。冰趟子阻击战是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在东北抗联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张破帽子店是县城通往山区的车马必经之处，有几家店铺，过往车马在此歇息。冰趟子在车道北，车道南是一座岗岭起伏的小山，长满低矮稠密的树丛。这里有四幢伐木工人居住的坚固木营。赵尚志看了地形后认为，这里地势不错，沟两侧可以设伏，沟口很狭窄，既可截断敌人退路，又可打敌人援兵。只要我军能把敌人引到冰川上，只要我军守住阵地，敌人就成了秃头上的虱子，无处藏身。
赵尚志把诱敌任务交给六师师长张光迪。3月7日午后，张光迪只带20多名战士隐蔽在南山前沿。远处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只见一长串马爬犁，拉着100多敌人疾速驶来。待敌人进入射程，张光迪一声喊“打”，弹雨射向敌人。并未受到大的伤亡的敌人，迅速滚下爬犁，趴在道上还击，打了一阵，在发现我军兵力不多，火力也不强，便组织反冲击。
张光迪带领众人打一阵，撤一阵，在将敌人诱至我第二梯队伏击阵地时，4挺机关枪一齐开火，日伪军纷纷倒地。此战，毙伤日伪军30余人。
赵尚志也未乘势追歼残敌，收拣武器弹药后，带领部队迅速退至冰趟子阵地。
傍晚，吃了亏的日军竹内部队守田大尉率700余日伪军气势汹汹杀来，仍然是伪军在先头充当炮灰。一支伪军踌躇着进了伏击圈，一阵弹雨，伪军中队长当场毙命，其余的连滚带爬地溃散逃命。本未指望伪军有多大作用的日军200余名，不可一世地扑向山上的木营；但他们如同醉酒一般，在冰川上站不住，走不稳，很快乱了队形。此时，山冈上6挺机关枪一阵扫射，冰川上的鬼子人仰马翻，活着的也顺冰川仓皇逃了回去。
愤怒的守田大尉连续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凶猛进攻，凭借人数众多与优势火力向山岗冲击。应当承认，日军的确善战且有“武士道”牺牲精神，经顽强拼杀，夺取了山岗一座木营，使战斗呈现胶着状态。此时，如不夺回失去的木营，我军侧翼将暴露于敌猛烈炮火打击之下，战场有利于我的态势将瞬间丧失。
危急中，赵尚志命令少年连趁敌立足未稳，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回这一阵地。少年连排长（代理）赵有财带领两个班小战士，以命相搏。木营得而又失，失而再夺，几次易手，20余个鬼子除了死的，其他都被打出木营。
当晚，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山岗上院套的矮墙成为我军可利用的工事，木营墙壁被挖出了一排排对外射击的枪眼。是夜，天气极寒，冷到枪支都拉不开栓，士兵的手指冻得麻木而不能弯曲扣动扳机。赵尚志下死命守住并夺回的木营起了大作用：木营用煤油桶做成的火炉，烧得通红。赵尚志让战士们换班进木营烤枪、烤手、暖和身子再出去，无数条枪支喷出的火舌冲向敌群。
暴露在野地的敌人，面对又光又滑的冰趟子，不敢前进，只能集中火力攻打木营。这夜，老天似乎格外眷顾抗联，夜色漆黑，敌军炮火根本无法瞄准。正无计可施之际，敌军攻击队形突然又遭到拦腰扫射，死伤无数。原来，是赵尚志派出潜在道北河沟里的一小支扰敌分队，在敌左侧翼狠狠捅了一刀。
后半夜，老天又帮了抗联一次，气温骤降到零下40多度。趴在冰雪中的日军已被冻得无力还击，枪声渐渐稀落下来。赵尚志料到敌人将要撤退，于是让烤暖了身子的战士们在狭窄的沟口支好了枪。待敌人退到沟口，猛烈的弹雨一齐射向日军蹒跚僵直的密集队伍。
敌人败退后，赵尚志命令部分连夜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缴获甚丰，其中有敌逃跑时丢弃的九二式机枪1挺及大批弹药。此战，我军以牺牲7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敌300余人，其中被击毙者200余人，枪伤、冻伤100余人。［23］在东北抗联游击战争史上，一次毙伤300名以上敌人，是很少见的，而且被击毙者中还有日军精锐竹田部队守田大尉、通北县警备指导官福田政雄等多名日军军官。
打扫完战场后，赵尚志指挥部队，乘坐缴获的马爬犁，拉着缴获的许多米、肉、服装、军毯等物资，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