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长荣，1907年生于安徽湖东（今枞阳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他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组织反日爱国斗争，被日本当局逮捕关押后驱逐出境。
1930年，童长荣从上海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为加强东北工作，他被中央调往东北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后被罗登贤调往后来抗联第二军发源地东满，担任特委书记。在东满，童长荣发动建立反日武装，使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各县游击队迅速发展起来，并创建了十几块根据地。
童长荣写得一手好文章，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在领导反“讨伐”中，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这些用日文写的传单，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杆子上、墙上，对侵略者有别样杀伤力。
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一份资料显示，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边压着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6］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应当说，这在抗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似乎天妒英才，年纪轻轻的童长荣得的是肺病。这种呼吸道疾病，一是最怕大冬天刀子一般冷空气的反复摩擦——换言之，南方的文弱书生不应该到东北来；二是最怕得病不及时治，小病拖成大病、老病。而这两条在普通人看来较容易避免的事，对在庄严党旗下举手宣过誓的、从关内来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的人来说，却是极其难为之事。不要说向组织提出回温暖的南方工作，或者等回去治好病再回来，甚至想一想，自己都觉得脸热心跳臊得慌。不少共产党员的病就是这样拖大发了，身体垮掉了。这也是抗联那么多人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之一。
童长荣特别怕冷，不是太冷的天，别人没什么感觉，他却瑟瑟发抖。忽然有一天，他手脚麻木，握不住笔了，开始还以为是累的；可站起来活动活动身子骨时，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是中风，可他才20多岁。按现今说法，应当是活蹦乱跳的“小鲜肉”体质呀？
一次，赤卫队报告说鬼子“讨伐队”来了。童长荣下命令让其他人先往山上撤，他病恹恹的，跑不快，与县委老王刚出村，便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童长荣被一枪打倒了。老王就背着他跑。童长荣大叫：“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拼命跑过一个山包，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然后脱下身上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不停咯血，童长荣脸色像白纸一般。稍缓两天，他又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的痰是黑的，咯的血是红的。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弄来两瓶鱼肝油补身子，他却送给了其他伤员，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
周围的人都明白，照这样熬下去，童长荣熬不过一两个冬春，但他就在那儿苦巴巴地挺着。1932年严冬的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荣同志（引按：童长荣）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做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7］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当局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游击队员，在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战斗。3月下旬，敌人拉网式搜山，童长荣等人陷入重围。战斗中，童长荣再次中弹，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抗联女兵崔今淑，把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过多，童长荣第二天牺牲，年仅27岁。［8］需要补缀一笔的是，为了不让敌人糟蹋（割头示众）特委书记的遗体，22岁的崔今淑并未在敌人到来之前撤离，而是守在山洞口，直至打光了子弹，壮烈牺牲。
1936年寒冷冬季的一个平常日子里，德国柏林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两具疯狂扭曲的思想怪胎正式**，并开始孕育足以使世界亿万人丧生的烈性“病毒”。这个日子是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久，意大利也加入该协定，标志着以德、意、日为首的东西方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
踏着“二二六”政变中被杀的首相斋藤实的血上台的日本第32任首相广田弘毅，加速推进日本军国主义步伐。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陆军总数增至45万人，约是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23万人）的2倍，海军作战人员扩编四分之一以上。［9］日本军部早已制订的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计划，拟用8个师团占领华北五省，用5个师团占领华中，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日本军部认为，日军无比强大，3个月可灭亡中国。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展开。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由局部抗战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
日本侵略者向关内发起大规模进攻，东北成为其重要后方基地，东北的抗战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和呼应关内抗战，袭扰、破坏日军后方基地，牵制日军进关，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战略任务。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0］为配合全国总抗战，钳制关东军入关，东北抗联各部迅速掀起新的抗战**。
在南满，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布告》号召东北各界群众，在全国总动员之下，中国人应抛弃过去的旧仇宿怨，亲密联合，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本的傀儡政府伪满洲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频繁出击，向日伪军发起新攻势。9月13日，杨靖宇亲率300余人，分别攻打了兴京县两个“集团部落”后，又于10月31日，巧设“围点打援”计，击毙日军大队长水出佐吉、小队长陆岛元三以下日军22名，击伤6名。10月下旬，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队夜袭辉南县城，一举击毙日军守备队20余人，缴获大批粮食弹药。
在吉东，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目前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号召东北军民奋起团结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依据的“满洲”后方基地尽快动摇，促使其在关内前线的侵略战争更迅速地瓦解崩溃。
抗联第二路军各军积极寻机歼敌。第二路军成立前的8月13日，抗联五军、二军、四军、八军各一部共250人，在五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对在三道通修筑军事据点的120余名日军，发起猛烈袭击，半日激战歼灭日军40余人。
在北满，东北抗联总司令部于9月18日发出通令，指出“中日战争现已全面展开，举国一致，以抗战驱逐敌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中国同胞必须迅速崛起，救国光复东北，以赢求民族解放和国土完整”。
为呼应全国抗战，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汤原县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域举行反满暴动。9月17日，汤原县格节河、乌龙河、鹤立河、汤旺河区，千余群众手持大刀、土枪等，同时举行集会，声讨日贼并示威游行。反日群众割断了汤原县至莲江口、二保至鹤立等数条电话线，砍倒百余根电线杆，烧毁通往佳木斯等地的五六座桥梁。
平日骄横不可一世、驻守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军守备队20余人，面对愤怒群众，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动，9月20日夜化装潜逃。
这一时期，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再加上东北各地党组织与抗联部队努力开展策反工作，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满官兵弃暗投明，转向抗日道路上来。在周保中领导下，经过第五军一师参谋长张镇华、五军地下秘密工作人员王杰忱、冯淑艳策动，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于7月12日夜率部起义，先是击毙了指导官津村昌、教官加藤直秋等8名日军军官，之后又将负责监视的50名伪军解除了武装。［11］起义后，李文彬部全体官兵150多人与家属一起向抗联驻地出发。
继李文彬起义不久，驻依兰伪军第三十八团机枪连118名士兵也哗变反正，8月21日携带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和100余支步枪参加了抗联第六军。［12］9月10日，伪军第二十九团反正，参加了抗联第八军。驻守桦川、依兰、宝清、富锦一带的一些伪军也处于动摇状态。
这一阶段，伪满军的部分反正与动摇，同蒋介石宣布抗日有一定关系。伪满军中，有大部分为原国民党东北军旧部，对国民党有一种天然的脐带感情与依赖关系，但其反正的主要原因在于抗联各部队对伪军伪警实施了坚决连续打击。
这一时期，意志力与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伪警、伪自卫团，成为抗联首选的打击目标，也是抗日战争策略上的选择。打掉了伪军警，等于翦除了相对较强的日军的帮凶与羽翼，日军便会成为相对聋瞎的弱军。在整个东北抗战中（不包括“八一五”光复前后，苏联红军对日军的打击），伪军、伪警的伤亡比例要高出日军若干。
7月下旬，抗联独立师（十一军前身）第一旅旅长金正国伏击了桦川往佳木斯运送黄金的伪军，打死顽抗伪军10余人。8月，抗联五军一部解除伪军张营一个整连武装，毙伤伪军10余名。此种战例，不胜枚举。伪军如若继续做日军的帮凶，必将时刻面临着丧命的危险。
但整体上，东北战场的态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抗联面对的，是比自身强大若干倍的敌人。起义反正的伪满军，尤其连、营、团以上规模的，例如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李文彬的森警大队，还是少数与个例。
类似伪军第二十九团团长赫奎武的举旗反正，则带有明显投机意味。原本是由第五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做的策反工作，赫奎武却投了谢文东的第八军，为的是寻找同类大哥做靠山。结果，反正后不到两个月，他再次叛投日军。可见，王明把关内联蒋抗日、“反蒋抗日不并提”生搬硬套到东北，形成对伪满军“原则上采取联合与中立”、［13］反满抗日不并提的策略，在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道路上走出了甚远。
实际上，仅有数千万人口的日本，作为侵略者侵入中国，犹如闯入亿万人的汪洋大海。战线漫长、战场辽阔、兵力捉襟见肘，成为其侵华的最大“软肋”；因而收买汉奸、招降纳叛、以华治华、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始终是日本的主要侵略策略之一。在伪满洲国，高薪豢养大批伪满官吏初衷也在于此。“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便是其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突出例证。
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由伪军独立进行，实际指挥者为担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少将，以及由日本关东军军官组成的“指导部”，讨伐目标是通化地区的抗联部队。日伪当局认为这片区域是治安的“癌症”地区。［14］日本人名义上是以“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检验伪满军队的“讨伐”“肃正”能力，实际上是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减少日本人的流血伤亡。佐佐木曾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
自恃高贵血统的日本人认为，是日军的鲜血建立了“满洲国”与伪满军队，使得一大批中国高官养尊处优，十数万伪军享受着俸禄，因而他们该替皇军流血了。
凡是狗，均脱不了巴结依赖的奴性，无论多么被日本主子蔑视，伪满高官与伪军们，仍然顺从地听凭驱使。所以，“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呈现了少见的残酷状态。
东边道，光绪三年（1877年）所设“东边分巡兵备道”的简称，佐佐木指挥的这场为时半年之久的“讨伐”，主要在东边道北部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濛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以及磐石、桦甸、安图部分地区进行，主要“讨伐”目标是抗联第一、第二军与王凤阁的抗日救国军。佐佐木为首的“讨伐指挥部”，调集伪军计2.75万人。
兵不厌诈。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杨靖宇决定开辟扩大宽甸新游击区，而围墙又高又厚的大荒沟镇却是一个如鲠在喉的尖刺。杨靖宇决定智取。他安排一军独立十一师一部化装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村屯活动，由军教导团一部化装成伪治安军带队“剿匪”，并将消息传进大荒沟镇。
为了演得更逼真，两支化装队伍在大荒沟镇“打了一仗”，“土匪”队在前边跑，“剿匪”队在后边追。当假伪治安军到大荒沟东门要求进街时，镇内敌人却拒绝了。骑在高头大马上装扮成日本指导官的刘干事大声说了一通日语后，旁边翻译官说：“皇军指导官说了，你们不开门，就按通匪处置！”
守敌乖乖开了大门，并列队迎接。但骑在马上的“皇军指导官”仍然怒气未消，以“土匪就在荒沟前边屯子住着，为什么不去剿”为理由，喝令将大荒沟30余伪警察全部缴械。
大荒沟奇袭战选择在九一八事变5周年之际打响，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四天后的9月22日，弄明原委的《盛京时报》以“红匪四百破袭大荒沟”为题报道说：“突使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奋力袭击，突破大荒沟。”
鉴于抗联装备与日伪军的差距，杨靖宇打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杀鸡用牛刀，速战速决，确保不打成胶着仗。
智取大荒沟之后，杨靖宇率300余人于9月末伏击日军驻宽甸牛岛部队中熊小队送粮车队。此战击毙日军白井颜次郎伍长等14人，击伤7人，击毁汽车9辆，缴获大批粮食与军需品。10月，杨靖宇率部250余人与日伪军700余人在外三堡遭遇，以寡对众，激战中，击毙日军大队长野口，敌死伤30余人。［15］日伪军“东边道大讨伐”与“归户并屯”“匪民分离”同时进行，使抗联第一路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36年以前，部队衣食住尚可维持，自“东边道大讨伐”后，部队只能露营了，以天作棚，以地为炕。夏天，日晒雨淋，酷暑难熬，尤其是林中的各种蚊虫、瞎蠓成群结队往人身上扑。一些虫类如草爬子，学名壁虱的，可传染流脑、出血热等疾病。冬季，狂风呼啸，大雪飞扬。战士们只好围着火堆，脚向里，头朝外躺一圈，眯上一会儿。有时怕火光暴露目标，战士们只好寻背风山窝躲在雪地里。不少战士因此生病而造成部队减员。
杨靖宇更加忧心忡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