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血战摩天岭
在南满，似乎做什么决定都比较顺畅。比如，取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北满、吉东3 个省委，南满第一个（于1936 年7 月）完成组建任务。更令人称道的是，就在南满金州河里省委组成的代表会议上，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随之产生，抗联第一、第二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第一路军。
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军。
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1938 年8 月以后，第一路军实行新的建制，取消军的番号，组成3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及警卫旅。
中共吉东省委虽然在三个省委中最后（1937年3月）完成组建，但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的组成时间（1937年10月10日）却早于第三路军。
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庸键）任参谋长，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
第四军，由李延平任军长，王光宇任副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师（1937年11月）。
第五军，由柴世荣任军长，宋一夫（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师（1937年11月）。
第七军，由李学福任军长，郑鲁岩（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师（1938年1月）。
第八军，由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于光世任参谋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十军，由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为副军长，王维宇为政治部主任。
此外，救世军（王荫武部）和义勇军（姚振山部）亦归第二路军指挥。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完成组建（1936年9月18日）虽然较早，但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则推迟到1939年5月才完成组建。
1938年夏至年底，西北临时指挥部成立，负责指挥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李兆麟、李熙山分别为政治、军事负责人。1939年初，西北临时指挥部将各军统一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及独立第一、第二师。
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总指挥部组成为：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李熙山为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
1940年春，抗联第三路军各部分别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1］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河边有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
七八十年前，这儿并不比他处有多少特别之处，如今大青石上有了三个铜铸的大字“将军石”，便大为不同了，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杨靖宇当年西征的决定便是在这块大青石上做出的。
那是1936年的5月中旬，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或者是下午，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芳香，**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官兵们都甚高兴，刚刚歼灭了邵本良一个营的“大尾巴队”。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研究西征问题。
自王明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改由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与抗日联军后，东北的党组织与军队几乎中断了同上级党的领导。因为中共代表团远离东北抗战一线，决定与指示不仅鞭长莫及，而且有一些脱离实际。
东北3个省委、11个军本应形成一个整体，但没有了中共满洲省委这样近在咫尺的领导机关的领导、协调、指挥，一度形成了各自摸索、相对的孤军作战状态。因而东北各省委、各抗日联军越发急切需要与盼望党中央的政策、策略等指示意见。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开篇写道：“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信……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2］从魏拯民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杨靖宇组织艰难的西征的主要原因了。实际上，为了寻求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战争的领导，杨靖宇早就决心打开与关内联系的通道，只是此前没有条件。
1936年春，党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发表了《东征宣言》，准备东进绥远，与日军直接作战。这对杨靖宇是极大的鼓舞。杨靖宇认为，远征辽西、热河，有希望与东征的红军靠近，如有可能将关内抗日武装引入东北，可以改变东北抗联孤军作战的局面。应当说，这是一个战略构想。
对西征，杨靖宇进行了认真准备。他调集了抗联第一军最强的主力一师师部、保卫连、三团、少年营共400余人。西征部队的领导干部也配备得很精干，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师参谋长李敏焕率队。装备上除了个人所配备长短枪支外，还有4挺机关枪、1门平射炮和两具掷弹筒，算得上一师主要家当了。
西征的路线也是精心筹划的，大体路线是避开敌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经热河进关。为了隐藏西征部队的行踪，部队在通过安奉铁路之前，兵分两路西进，三团150余人与西征部队单独行进，同时，还安排了两条行军路线策应佯动掩护：一是二师第四、第六团在西征部队南北两翼活动，以分散敌人之兵力；二是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由本溪返回宽甸、辑安一带活动，以吸引敌军注意力。
待上述掩护佯动展开后，6月末，西征部队正式出发，由上石棚往沙窝沟、大东沟到达草河口站，与敌交战半小时即退出，又向北转进，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尔后昼伏夜行，翻越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一路上不时与敌遭遇、作战。西征部队并不恋战，有时也出击一下，打了便走，在山岭间迂回西进。
7月初，西征部队从崇山峻岭间进入岫岩境内，被敌人发现并察觉了意图。敌人遂从奉天、辽阳、海城等地调集大批日伪军，疯狂进逼，出动飞机侦察，利用火车与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紧追不舍，意欲吃掉西征部队。
途中，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肺病复发。在西征前，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一直咳痰，痰中带血。刚发现吐血，大家便劝他不要跟部队走了，他说什么也不肯，仍像健康人一样一路奔波。由于途中大雨瓢泼，部队又只能在山林中停歇，使他的病情加重。坚持到辽阳境内，他便一口口吐血，处于半昏迷状态，只得由几个少年营战士抬着，回了本溪和尚帽子山密营休养。
西征未半途，先伤损主帅，实为不祥之兆。部队由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率队，继续艰难前行。这时，西征前不曾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地老百姓不了解抗联，以为是土匪队伍。在老游击区，即便是进了“集团部落”的老百姓，都知道抗联是老百姓的队伍；在岫岩，老百姓见了西征队伍，或者逃散，或群起而攻之。
饥肠辘辘的少年营小战士进个屯子，想弄点儿吃的，一敲门，一个70多岁的老人手持一杆长矛，从门里冲出来，一下子刺在一个战士的胸膛上。对日伪军的攻击，抗联可以以命相搏；面对老百姓，抗联只能退缩而走。更让西征部队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是，西征沿途地区日伪归屯并户趋于完成，各村百姓自卫队成了西征部队不能还手的对头。
三团十一连连长马广福曾辛酸回忆：部队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很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持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他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再加上交通便利，很快就把他们包围。
放弃西征并回师东返的决定，大约在7月8日前后做出。应当说，程斌这个决定是正确与适时的，再走下去，只能全军覆没。对东撤的组织与路线，程斌也做了精心安排，部队分三路：由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师部、保卫连为一路，由三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茨苏）率第三团为二路，由营长王德才率少年营为三路。这样既缩小目标，又便于解决给养。同时，多方向东撤的好处是可以分散敌人注意力与兵力，防止敌人将西征部队全部聚歼。
东返进行得很惨烈。敌人发现西征部队东返，立即疯狂围追堵截。少年营在凤城县境陷入敌重兵包围，分散突围中，一连与营部失去联系，连长张泉山率队向南一路而下，最远处达庄河县境龙潭沟，再兜头北返折向海城。
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部队只能夜间摸黑行动。弄不到吃的，只能嚼啃半熟的高粱穗和青苞米。进入海城的唐望山时，部队打了一仗——越过公路就被敌人追上了。张泉山带领部队抢上一个砬子山坚守，从天刚亮打到第二天凌晨，弹尽粮绝，全连只剩张泉山、小曹与6号战士。听到敌人吵嚷着要“抓活的”，张泉山与两名战士，砸坏枪支，纵身跳下数十米深的山涧。
决然以身殉国的张泉山，意外被在当地活动的义勇军唐聚五余部救起。“八一五”后，张泉山参加东北剿匪，后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长。［3］张泉山是东北惨烈抗战史上数万抗联战士少数幸存者之一，因而也使我们幸运地得知了当年抗联战士那气冲霄汉的刚烈与血性！
摩天岭，位于辽阳与本溪两县交界处，山势陡峭，峰刺云端，故称“摩天”。这岭山路曲折回环，多是陡壁深岩，岭顶一道豁口，可通车骑，一师师部与保安连昼伏夜行，过了豁口后隐蔽休息，准备夜晚越过安奉铁路，继续东返。
摩天岭东15公里的连山关镇，驻有日军守备队一个大队，是安奉铁路上一个重要据点。这天，第二中队长今田大尉率所属中队，一路搜寻至摩天岭时，已是午后两点来钟。7月暑天，骄阳似火，49个日军加1个翻译官，个个汗流浃背，走到对面梁下林子边一块稍平点儿的草地上，架好了枪，一齐吃饭。
日军刚到岭下时，便被岭峰高处的瞭望哨发现了。如果是在西征途中，这场战斗或可避免，可如今窝囊东返，露宿风餐，到处被围攻，自望见今田那几十个日军第一眼，躲在林子里的官兵眼里便喷了火。保安连是一师的精华，人手两大件，一是三八大盖或马枪，二是一支匣枪，吃饭的日军最近处也就几十米，一支匣枪就是一挺小机关枪。
第一声枪响，今田就栽倒了，而且死得莫名其妙。日军们愣神的当口，林子里的弹雨像卷起一股飓风！枝叶纷飞，震耳欲聋，毫无防备的日军纷纷倒地。山坳里无风，硝烟久久未散，一群敌人，只跑了一个负了重伤的与一个翻译官。几天后受伤的日军也死了。此战消灭日军49人，而我方无一伤亡，被称为“摩天岭大捷”。［4］吃了亏的日军疯狂报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程斌、李敏焕率队在摩天岭与敌周旋、战斗。激战中，机枪是杀敌的利器，同时也是敌人集中火力攻击的主要目标。机枪手牺牲了，师参谋长李敏焕抱起机枪继续射击，鬼子倒地的同时，李敏焕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3岁。
李敏焕，又名金敏焕，韩敏焕，1913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因家贫迁入吉林延吉，15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被派往清原县做地下工作，为共青团清原县委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仅17岁。1933年春，他拉起一支30余人的队伍——大都是青少年，不久被杨靖宇编为独立师直属少年连。
少年连（营）的战士，小的十四五岁，大的17岁，装备一流，作战勇敢，绝对是抗联一军的主力和军长杨靖宇眼珠一样的宝贝。可在少年连初建时，只有几支步枪，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一些棍棒。
第一次夺枪是在柳河去三源浦的路上。看到十几个伪军看押着老百姓修公路，李敏焕便有了主意——“小孩队”有成年人不具备的优势。傍晚，几个化装成小贩的小战士挎着装有花生、糖果、饼干的筐，先吸引了那个挎匣枪的伪军官靠近前来，接着其他伪军们也都凑上来白吃。李敏焕一声高喝，混在人群中假装修路的抗联官兵一齐动手，当即缴获了长短枪15支。
按团级单位配备干部的少年连第一任政委李敏焕，虽然打仗勇猛异常，人却生得白净，文静秀气，心思缜密，富有智谋。那一次，部队伏击山城镇回通化的一辆鬼子军需汽车，不料突**况，他急中生智，穿着鬼子服装，单身一人迎上车，搭讪中迅速击毙3个押车鬼子，完满结束“伏击战”。
在三源浦，最使大家难忘的是，李敏焕率少年连将满载日伪军的两辆汽车诱引至公路桥，眼见第一辆汽车随着塌桥一头掉下去，第二辆汽车没刹住也栽了下去，没费多少弹药，便歼灭30多个日伪军。桥本来不会被汽车压塌，是李敏焕事先派人锯断了墩木桩子。少年老成的李敏焕深受杨靖宇的信任与喜爱，小小年纪便担任了抗联一军主力一师的参谋长，可谓少年英雄。
7月下旬，参加西征的一师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摩天岭之战后，一师与尾追之敌展开多次战斗，致敌死伤60余人，但一师也遭受很大损失，不少战士牺牲、受伤、掉队，返回老游击区时，部队仅剩百余人。此次西征未达预期目的。对一师的巨大牺牲，爱兵的杨靖宇十分难过，尤其是对李敏焕的牺牲更为悲痛。毕竟他太年轻，美好的人生在浴血战斗中仅仅绽放了23年。在官兵大会上，杨靖宇含泪提议为李敏焕等牺牲的干部战士默哀3分钟。
尽管首次西征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仍然未影响杨靖宇打通与党中央联络通道的决心。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主持会议，研究再次西征问题，决定把三师改为骑兵，利用冬季江河封冰之际，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第二次西征部队仍为400余人，由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参谋长杨俊恒率领。
11月下旬，二次西征部队由兴京县境出发，经清原，过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仅半月时间，便到达辽河东岸石佛寺。意外的是，这年冬季气温偏高，时令虽近深冬，辽河却未封冰。以往战士们总说严寒是抗联的另一个敌人，现如今不寒冷，老天变暖，再次与抗联为敌。由于12月下旬还在降雨，汪洋一片的辽河主要渡口均被日伪军把守，西征部队仓促之间找不到渡船。
在辽河东岸滞留期间，敌人听说部队中有姓杨的当指挥。由于三师参谋长杨俊恒与杨靖宇体貌相似，又同姓杨，敌人误以为杨靖宇亲自率队西征，大批日伪军蜂拥而来。加之向导牺牲，队伍减员严重，师首长研究果断中止西征，突围东返。结果三师返回兴京时，同一师一样，仅剩百余人，第二次西征又遭失败。［5］西征找党中央，应当是杨靖宇与抗联第一路军热切而渴望多年的心愿与目标，许多抗联官兵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牺牲的数百人中，还应当算上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宋铁岩，原名孙肃先，吉林永吉人，1910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南满游击队创始人之一、杨靖宇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先后任师与军政治部主任。杨靖宇对宋铁岩的倚重，更多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宋铁岩是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的高才生。为提高官兵文化知识水平，他亲自编写课本，组织识字班、报告会，还办了油印的《反日民众报》《人民革命画报》。
宋铁岩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团，作为主要领导成员，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他得肺病好几年，一直没有机会治疗，就那么硬挺着，几乎把命熬干了。这样的身体本来不适合参加西征，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自打被抬回和尚帽子山，宋铁岩就一直在养病，熬到第二年2月，密营突然被“讨伐”的日伪军包围。宋铁岩临危不惧，带领战士奋勇突围，不幸中弹牺牲，才华横溢的生命折损在27岁的瞬间。
抗联战士中，有若干似宋铁岩这样被疾病折磨但无暇救治而牺牲的，且多数伤病牺牲者连名字也没留下，高级干部留下的多为断续的残损资料。从较早牺牲的童长荣的有限资料中，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仍然透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