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但在峨眉山的蒋介石却心情郁闷，望了一眼云雾缠绕的峨眉峰，对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几十万大军追击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将红军逼进了必死无疑的蛮荒之地。毛泽东却硬是走出了那片绝地，眼见离陕北苏区近在咫尺了。
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在全面“剿共”，尤其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20］让桀骜不羁的张学良重新执掌东北军，使蒋介石在一年后险些死于乱枪之下，并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及走向，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未料到的。无数事例证明，谁的军队听谁的话。面对“剿共”不利的东北军，蒋介石需要将其旧主重新归还，却忽略了张学良下野后脱胎换骨的变化。
丢失东北的张学良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第一件事便是下决心戒掉鸦片烟瘾。他让卫兵把自己捆在**，枕头边上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而后让一位德国医生每日给他注射戒毒药物，并命令身边的人：“无论我怎么叫喊，谁也不许解开绳子，除了这个德国医生，谁靠近我，我就一枪崩了他！”如此长达半个月，张学良终于戒掉了鸦片烟瘾。如此性格刚烈之人，以后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也不足为怪了。自负的蒋介石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蒋介石对张学良是信任的。除了东北军的主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部队，加之山西军阀的部队，张学良可以指挥的国民党军达10万之众。张学良相信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中央红军，“我（中央军）和你（东北军）一起去打日本”，收复东北回老家的许诺。1935年秋末，东北军以主力4个师向红军进剿。
许多时候，人的错误思想认识很难被他人的正确思想所改变。换而言之，把一个正确思想装进一个有着多年惯性、固定思维的大脑中，难而又难。只有自己亲身的实践，才是最合格的老师。
张学良的嫡系军官吕正操将军回忆，自以为对疲弱红军稳操胜券的东北军，在陕甘一带从1935年10月到11月23日，短短的几十天内，其一一〇师、一〇九师在大小崂山、直罗镇战役中先后被歼灭，何立中和牛元峰两位师长被击毙。在10月25日榆林桥一役中，六一九团及一个营（一〇七师所属）也被红军吃掉，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
高福源是抗战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抗日情绪高昂。参加了红军的学习班后，他自告奋勇要回去见张学良。看了毛泽东、周恩来亲笔信的张学良同高福源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1936年4月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与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在延安一个教堂会见，并深入交谈。
1936年5月开始，陕北苏区周边呈现出一种奇特现象，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相对和平关系，双方战斗逐渐减少。在后方集市上，双方采购人员互相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去白区演出。当表演话剧《亡国恨》时，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声一片。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该通电首次没有提反蒋。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政策变化。
自此，毛泽东频繁给国民党将领写信，最多时一天写九封。他向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21］他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表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22］毛泽东还致信国民党政府上层官员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23］他还致信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曰：“……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24］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这是毛泽东亲自起草并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信，信中郑重提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该书信结尾充满**地展望道：“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专此，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25］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充满极大诚意与热情的团结一致的抗战宣言。为使国民党上层广泛了解，毛泽东集中相当大的精力，全力做各界人士工作。他昼夜奋笔疾书，先后给朱绍良、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写信。读着这数十封情真意切、充满睿智思想的书信，任何人都不能不为毛泽东那宽广博大的胸怀与忧国忧民的拳拳情怀所感动。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名义发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的指示信，要求不提反蒋口号，不提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26］面对共产党人的一片赤诚合作之心，蒋介石却置若罔闻，集260个团重兵进剿苏区。红军愤而还击，于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部1个多旅。虽然双方撕破了脸皮，毛泽东仍然苦口婆心地给蒋介石写信。可谓打得痛彻凌烈，谈得入心有理，该信由毛泽东领衔、共19位红军将领具名给蒋介石一人，并称“介石先生台鉴”：……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自相残杀之内战……山城堡之惨败……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毛泽东在细细分析了山城堡之战的起因与国民党失败于民心的缘由后，仍然抛出了共产党人抗战救亡、团结对外的真诚意愿，并痛陈之利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7］世人曾美誉两篇文章：一为三国时，陈琳让曹操惊出一身冷汗的《讨曹操檄》（又名《为袁绍檄豫州文》），一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笔者曾数次诵读。今读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那富含哲理达观凝重的文采基调、那绵里藏针痛快淋漓的刚锐笔锋、那胸怀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那博阔宽广包容宏宇的伟大胸怀，令陈、诸葛的一檄一表黯然失色矣。
可以说，统一战线政策既是制定出来的，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殚精竭虑一点一滴苦干出来的。共产党人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蒋介石身边，从国民党的实力派、中间派、左派、右派，逐人、逐部、逐区域做起，逐渐孤立顽固派，使更多国民党人逐渐倾向统一战线。东北军、西北军已同红军成了朋友。蒋介石的铁杆嫡系胡宗南，在收到黄埔老同学徐向前的信后，虽然没有回音，但他对心腹说的一句话，还是传到了共产党耳朵里：“剿共是无期徒刑。”
1936年11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互相配合，取得了山城堡大捷。这是三大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后，第一次相聚，充分证明了国民党军根本消灭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
共产党人如此胸怀与态度，及旺盛的生命力，能换来蒋介石的回应与转变吗？实践证明，性格决定命运。遍查历史，独裁者蒋介石在中国横行多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未有过接受他人意见的先例，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与悲哀，也是当时中国的不幸。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坐镇督办“剿共”，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他自信，以30万对战3万，不出1个月就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将他的战役计划称为与红军“最后5分钟的决战”。
天真的热血青年将军张学良正打算向蒋介石讲明同周恩来会谈之事（以为替蒋大哥做了一件好事），从而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意外的是，蒋介石根本未理会他。
10月31日，张学良在洛阳又拉着阎锡山一起劝告，蒋介石大动肝火。11月1日，张学良再次劝说，没料到蒋介石借洛阳军官阅兵训话，指桑骂槐地说，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
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到寝室，伤心欲泣，遂将苦恼诉之杨虎城，并求劝说蒋介石的计策，杨虎城遂讲“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28］张学良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感情与希望。12月7日，张学良到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含泪痛劝，结果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仅感情上破裂了，而且两人都看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可能在一条路上走下去了。
实际上，老辣的蒋介石已经先于张学良动手了。蒋已决定，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以替代张学良。［29］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骤然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数小时扣留了蒋介石与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要员，提出停止内战的八项主张，实际上就一句话：无条件一致对外。
此刻，蒋介石拿钱买来的一帮狐朋狗友，个个做出义愤填膺之状，摩拳擦掌要灭了张、杨，且不顾蒋介石之死活。何应钦跳得最高——蒋介石让何应钦替自己背着汉奸的罪名为自己干活。在一片喊杀声中，国民党中央军逼入潼关，逼得张、杨只能防守，反击，自相残杀。
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陡然发生的重大事件彰显了毛泽东的应急能力。他立即调动部队，出手相助，按张、杨请求，南下延安一线接防，表明支持张、杨立场；同时，发出最强音，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自由将得以恢复，并派周恩来即刻前往西安，协助张、杨处理事变。
在12月15日《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毛泽东严肃提醒何应钦等亲日派说：“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30］实际上，被扣住了的蒋介石落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只有政治家知道蒋介石杀不得，因为最想蒋介石死的是日本人。
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事变处置委员会成立并展开工作。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同行者有戴笠等），宋美龄见蒋介石。
12月23日，宋美龄与周恩来进行长达两小时会谈。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周恩来握有解决事件（变）的钥匙”。［31］12月24日下午与次日上午，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与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进行了两次历史性会谈。
会议中，周恩来慷慨陈词，力陈化除陈见、团结御侮的必要，并细述中共政策改变之始末过程，终于使蒋介石亲口许诺，对共产党人不再打内战。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离西安。到机场后，张学良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待周恩来得知消息，急速赶往机场阻止，可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甚为惊愕与遗憾。
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新的内战危机得以避免，张学良自此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蒋介石在有生之年都未忘记被软禁12天，并将这个仇恨传给了下一代，给了张学良半个世纪的软禁岁月。
张学良自动跳入充满敌意的南京，其后果应当是早已预料，但他走得很悲壮，又很血性，像赴死的荆轲。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除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应变能力及策略的正确无误，还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逼蒋抗日，甚至拥蒋抗日，试问哪个政治集团能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千万劳苦百姓的宽广胸怀。
“西安事变”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张学良把延安交给红军接管，毛泽东随即迁往延安。自那时起，毛泽东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10来年。
延安虽穷，却是黑暗中的一座灯塔。
注释：
［1］［3］周保中：《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87—89页，第93—94页。
［2］［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第17—18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23页，第223页。
［4］［6］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58页，第52页。
［7］［9］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87—188页，第168页。
［8］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上），西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代序第9页。
［10］［11］［1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186页，第190—191页，第160页。
［12］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五期），第126—128页；转引自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147—148页。
［1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837页。
［15］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59页。
［16］［17］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142—143页，第143—144页。
［18］［19］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372—373页，第226页。
［20］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19页。
［21］［22］［23］［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40—41页，第43页，第45页，第54—55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24—433页。
［26］［27］［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38—439页，第463—464页，第468—469页。
［28］［29］［31］方建文、张鸣：《百年春秋：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第二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1001页，第1042页，第10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