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等各军联合成立第二路军，［5］筹备委员会成员中除各军长与个别师首长外，唯一一位女性就是“苏维民”，可见田仲樵在抗联中的地位及贡献。
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田仲樵，从事数年地下工作安然无恙，却因叛徒出卖，于1938年秋被逮捕。当时，她正装成乞丐在宁安城边讨饭。田仲樵的身份属于高级机密，只有少数上层抗联党组织负责人知道；但这次叛变投敌的是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他供出了“苏维民”。
田仲樵坚称是搞错了，自己一个要饭花子，怎么可能是县委书记？因为是省委书记指证她，敌人对她施以重刑，老虎凳、滚钉筒、钉竹签，田仲樵装成无辜样子乱喊乱叫。当然，她也的确难以承受花样繁多的刑具，尤其是敌人给她过电刑时，她甚至想要冷不防扑上去电死自己。
可周保中西征前秘密交代，让她争取与党中央取待联系的任务还没完成，还有南满的魏拯民、北满的李兆麟与赵尚志之间，都需要自己去联系交通，自己没资格去死呀！死了对不起党，对不起在冰天雪地中坚持战斗的抗联兄弟姐妹啊！
可是，活着比死还要艰难万分。敌人灌辣椒水，她的鼻涕眼泪一齐流，肚子胀得鼓鼓的；敌人又脚踩她的肚子，辣椒水混着血沫子从口中、鼻孔一齐喷出来。她昏死过去，被冷水一浇又醒过来。冷水反而使她头脑清醒了，她装着可怜相哀告：“你们搞错了，我真不是县委书记，我受不了啦，别再灌我了……”
敌人又换了刑具，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腿、肚子，甚至最敏感的**……她用微弱的气息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要抓的人，会不会与我重名啊。”
看着这个瘦弱猥琐的“乞丐”呼天喊冤，的确不像硬骨头的共产党。敌人用刑习惯一般是三四道，三四道下来，或获得口供（变节者），或一无所获（坚定者）。田仲樵似乎是个例外，于是敌人放松了看管，将其放到刁翎日军工作班——瓦解策反抗联的特务组织，为日军特务洗衣服、干零活。身体慢慢好起来的田仲樵被允许在院子里走动了，她在寻找机会逃跑。
世间的事既巧又拙，想什么不来什么，怕什么却怎么也躲不过。这天，房外小树林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田仲樵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丈夫荀玉坤与郭郁洲等4人（均为叛徒，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部下），正在同日军工作班特务头子小林斋藤汇报关书范被处决时，他们同时被扣押、后趁隙逃出的过程。
抽大烟且不务正业的丈夫荀玉坤是田仲樵多半生一直防备的对象，这是地下工作纪律的必须。一次，田仲樵以贵妇人身份与地下交通接头时，被荀玉坤发现并死缠着寻根究底。为安全起见，田仲樵将丈夫带到五军部队，西征时随一师关书范一起行动，没想到根底不正的丈夫跟关书范一起叛投了日军。
田仲樵脑中梳理了两个可怕后果：一是自己会被丈夫指证而暴露身份；二是叛投日军的丈夫曾在五军军需处干过，了解五军部队的装备及一些储备给养的地点。对第一个严重后果，田仲樵并不害怕，无非是一死而已。对第二个可怕后果，她简直忧心如焚了。
怎么办呢？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啊。田仲樵仅仅犹豫片刻，便下了除掉荀玉坤的决心。因为只要有2两大烟土，丈夫就可以做出比上述两个可怕后果更多的可怕事情来。
具有老道地下工作经验的田仲樵决定暴露一个秘密联络点给小林，诱导小林上圈套，从而除掉丈夫荀玉坤等4人。这个秘密联络点就是前刁翎后歪脖子松树旁石砬子的第三个石缝。这是柴世荣与周保中联络密件的转换处，只有自己与个别绝对可靠的交通员知道。被捕前，自己曾亲手将柴世荣写的一个纸条放了进去，字条上全是密码：元EN-PO……最后落款是AK。
字码都是周保中规定的。元是指五军军部，EN是指刁翎，PO是指牡丹江四道河子处，AK是军长柴世荣代号。柴世荣写给周保中这个纸条的意思是，五军已经由刁翎转移到四道河子了。
周保中在苏联接受过密码训练，并做过较长时间的地下工作，他的许多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密码本在写信人与收信人手里，即便信被敌人获得，轻易也破解不了信中内容。［6］田仲樵知道，自己被捕，这个联络点便失去意义。自己去不了，又不能再派可靠的交通员去取。周保中与各军的秘密联络点又不止一个，此处暴露，他会启用别的联络点。而纸条内容敌人短期内无法破译，暴露这个联络点给敌人，除掉4个危险的叛徒是值得的。
田仲樵因家境较好，父亲曾让她读过几年私塾，模仿笔迹也是地下工作者驾轻就熟的技能。她模仿柴世荣的笔迹写了：“用假投降的办法骗取小林信任，以达长期潜伏目的。联络地点，前刁翎山后歪脖子松树旁石砬子的第三个石缝”，落款“AK”。
接下来，她要做两件事：一件是不能让荀玉坤4人发现自己，另一件是设法让小林看到这张纸条，并让他相信。小林毕竟也是一个特务，做到这一条，是最难的，只有耐心等待寻找机会。
精明的田仲樵终于发现了一个机会。这天下午，她看到勤务兵抱着几套衣服向小林住处走去，心头豁然开朗。她被捕时，鬼子也是先把衣服收去，查了个遍才送回来。小林当然不会轻信荀玉坤4人。
为了做好日后逃走的“铺垫”，田仲樵跟日本小勤务兵的关系已搞得很好了。在家里学过推拿的田仲樵，已经使腿肚子总抽筋的小勤务兵症状大好。田仲樵装着扫地无意碰到了小勤务兵，表示要给他再按摩一下。小勤务兵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转身溜进了田仲樵的房间。
田仲樵让小勤务兵躺在**，侧过身，脸朝墙，露出腿肚子，一边用左手使劲按住腿上穴位，一边在小勤务兵“唔唔”的舒服声中，用右手将事先写好的纸条，迅速塞进自己亲手为丈夫缝制的裤腰口里。而后她长出一口气，又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前一口气轻松，终于为抗联五军的安全清除了隐患；后一口气沉重，毕竟是一起生活十几年的丈夫将要走到生命终点了。
事关千百战友的生死，她只能牺牲个人的感情了。那一刻，她的心情五味杂陈，犹如挥刀切掉了无法治愈却危及生命的一根手指，那么痛彻与无奈。
一切都按田仲樵设计的样子在进行。当小林拿到以一样的笔体写有AK的两张纸条后，荀玉坤等4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却怎么也说不出只有周保中、柴世荣、田仲樵区区几个人知道的AK是怎么回事。越是说不出，小林越认为他们像共产党。对叛逃的抗联官兵，小林原本认为已没有多大价值，不久即将4个人处决了。
后来，田仲樵找机会逃出了虎口，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周保中秘密交代在宁安附近活动的九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后任五军政治部主任（代理）王克仁一项特殊任务：一定要设法找到田仲樵。一向不苟言笑，对部下严肃的周保中曾给予田仲樵热情的溢美之词：……吉东党组织深信你是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位可尊敬的女英雄，同时深信你是列宁信徒，模范的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健全有志节的党员……你以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出身，能够遵守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忠实地执行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困苦工作，党组织从来满意，引为党内教育的榜样……［7］跟组织恢复联系后，田仲樵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不料，1941年，她第三次被捕入狱。田仲樵实在受够了敌人的酷刑，寻了一个机会，从刑讯室2楼窗户上决然跳了下去。这一跳没有摔死，却造成她多处骨折。敌人显然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与情报价值，在从牡丹江将她押送哈尔滨伪警察厅途中，别有用心给她套上了日本和服。
穿着和服招摇过市的田仲樵，在非人的酷刑中突然“疯了”。没有获取到口供的日伪当局感到，这本该是一只肥硕的烧鸡，突然变成了鸡肋，便将田仲樵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4年之久。直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田仲樵才被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这个在日伪监狱中“疯”了4年的小女人，拖着极其瘦弱的病体，跋山涉水找到九十五顶子。那是抗联第二路军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投降，仍在此处坚持扼守。
著名军史专家萨苏先生从日本获得的资料证明，一直到抗战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标有“双龙残部”。“双龙”曾是抗联第十军军长王雅臣的报号，说明日军始终没有达到完全消灭中国境内抗联的作战目标。这支残部数年茹毛饮血，不肯下山，“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带人接应出山”，［8］因为只有田仲樵知道这支隐藏在深山老林子里的队伍的具体位置。
抗联的秘密工作者，与敌人进行的不仅是信仰意志的较量，更是智慧谋略的比拼，还有偶然与必然的因素影响，这一切使得地下秘密工作呈现了复杂多变的诡异性。因而，地下工作者的命运，即便是智慧高超者，也难免被同志误解，遭对手算计。
2005年3月，一代抗联女杰田仲樵在安详中与世长辞。这位历经磨难的抗联老兵，享年99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她内心的强大少有人可比。
田仲樵一生没有了子女，没有了家庭。抗战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使她失去了作为女人应享有的人生的一切，唯有一部传奇的抗联老兵历史，留给后人。
抗联秘密工作者的危险程度，半点儿也不亚于荷枪实弹的抗联战士。14年来，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没有田仲樵那样亲眼看到了日本人垮台的幸运。许多人会因为秘密组织中一个零件的腐蚀而致整个机器坍塌时，将鲜活生命定格于一瞬间。张宗兰与金凤英便是“三·一五”大逮捕惨案前夕的壮烈牺牲者。
张宗兰管金凤英叫二嫂，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们参加革命是张宗兰的二哥张耕野引领的。张耕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佳木斯市市委组织部长，后领导组织梧桐河金矿矿警起义，率队到了抗联第六军。金凤英的家曾经是佳木斯市党的秘密联络点。
张宗兰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她才17岁，是佳木斯市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36年冬，她当选为中共佳木斯市市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就在这一年底，张宗兰又受组织委派，打入伪桦川县公署担任秘书，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岗位，便于搜集日伪当局的各种情报，因而又是最危险的工作。如果没有变节者，处于敌人心脏的张宗兰应当是安全的。
中共佳木斯市市委在“三·一五”大逮捕前半个月已获知党组织中有人叛变，开始组织人员撤退转移。3月2日，张宗兰姑嫂按市委书记董仙桥的指示，将下江特委妇女部长刘志敏接到自己家中，10日后又将刘志敏转移到另一处相对安全地方。这一天，姑嫂将大萝卜掏空，把重要文件塞进萝卜里，交给乔装成乞丐的地下党员李淑云（董仙桥的夫人），然后张宗兰又秘密销毁了一些文件。
由于叛徒出卖，金凤英家已被敌人暗中监控，只是为了钓更大的“鱼”，才未对姑嫂二人下手。凭着地下工作者的本能，张宗兰感到危险正在逼近，她与金凤英等商定了转移方案。她们一大家子有6口人：张宗兰与弟弟张宗民、金凤英与姐姐徐金氏，还有张耕野与金凤英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万灵与万荣。
转移前，姑嫂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由金凤英给已在抗联队伍上的张耕野写了一封信，告诉丈夫地下党员小方（高桂林）已经叛变，自己带一家人回双城了；另一件事是在门前撒上草灰，发出危险信号。
当一家6口坐上火车，打算取道哈尔滨转移双城时，发现已经被跟踪了。当她们住进哈尔滨一家客房时，一路跟随他们的4个特务进了隔壁房间。姑嫂对望了一眼，决定不回双城，以防连累更多人，准备第二天由张宗兰设法在哈尔滨找组织。
但是，跟踪一路的敌人失去了耐心，决定先捕后审，拿到口供再捉她们后边的“大鱼”。特务们认为，对付两个女人甚至不用动刑，几声高喝便会使她们乖乖吐出秘密。特务们手中重要的砝码是，拖家带口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当特务的都不是笨人，心理分析是特工训练的重要科目。
那一晚，金凤英的心态是凄然的，想着在危险中跟随自己的一双儿女，她感到手足无措，孩子给她和丈夫带来无尽的欢乐和希望，可如今怎么办呢？
姑嫂二人终于听到了“咚、咚、咚”的脚步声，那声音震得她们心里直发颤，来不及多想了。金凤英迅速从包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鸦片，分一半递给了张宗兰，就着一杯冷茶，两人像争相替死一样，毅然吞了下去。
一阵猛烈的撞击后，房门被踢开了，姑嫂二人抓起茶杯、水瓶向特务砸去。张宗兰的胳膊被特务扭到身后，她就用牙齿咬，用头猛撞。凶残的伪警察把张宗兰与金凤英的头使劲往墙上撞，鲜血顿时流满脸颊。
金凤英3岁的女儿万荣惊醒了，吓得大声哭起来。在短暂的人生中，她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随后即被搏斗中受伤的特务丧心病狂地连摔带踩，当场死亡。
敌人低估了两个柔弱女人刚强的意志，为留活口夺取口供，他们将张宗兰迅速送往医院急救。但张宗兰已抱定必死决心，拒不配合洗胃，哪怕特务们对她强行撬牙。在拼死挣扎中，张宗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走得决绝，走得洁净，免受了更多的侮辱，年仅20岁。
张耕野最小的弟弟张宗民那年16岁，长得瘦小像个孩子，当特务们全力对付正吞食鸦片的嫂嫂与姐姐时，他拉着侄儿万灵迅速跑到走廊角落里躲起来，亲眼看见特务们把二嫂和姐姐从房间拖出去。他说：“嫂子和姐姐头发蓬乱，满脸都是血。”［9］金凤英牺牲于1938年的早春。这年的秋天，她的丈夫张耕野在依兰县黑背子不幸遇袭中弹。夫妻牺牲得都很壮烈，鲜活的生命都定格在37岁上。
14年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若干起大惨案，仅《东北历次大惨案》一书便选编了30余起。发生于1938年3月15日的“三一五”大逮捕只是其中一起，张宗兰与金凤英姑嫂就是这起大惨案中最早一批遇难者。
“三一五”大逮捕惨案是针对中共与抗联地下组织的一次集中迫害。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牵头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的秘密侦察、逮捕、收买、诱供，并于1938年3月15日统一在下江各县区同时展开大了逮捕，共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反日会骨干、进步群众328人。［10］日伪特务机关对被捕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除大逮捕中杀害的如张宗兰、金凤英等，以及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中死亡者外，被判刑者达89人，其中执行死刑的8人，无期徒刑的5人，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的40人，其余均为5年至8年有期徒刑。［11］这起惨案致使中共在松花江下游的汤原、桦川、富锦、依兰、勃利等各县委、区委几乎破坏殆尽。
“三一五”大逮捕，也称“三一五”事件，那是东北的中共党组织与抗联地下工作者至暗的一段时日，多数地下工作者保守了党的秘密，体现了民族气节，英勇就义，其中不乏张耕野与金凤英那样的革命伴侣。
哈尔滨伪道里监狱一份文史资料的讲述者韩玉洁，当年是一名22岁的、较有正义感的女看守，资料整理者是道里区政协的佟绍忱。从这篇不太长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抗联女战士的铮铮民族气节。
这所女监在监狱院里的一个角上，距男监很远，单有一个小院，共3间平房，分3个监号，1937年底，有女犯300多。在各种犯人中，政治犯最使人同情，受人爱戴，像宋兰韵、韩勇义等人在狱中表现得都很坚强。
韩玉洁回忆，女政治犯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叫杨桂珍。她经常穿男孩子的制服，在包袱皮的窝角里藏着信，送给狱外的共产党。有一次，她求韩玉洁给她家送信，韩玉洁答应了；可没等她下班把信送走，就被杨桂珍同监房的一个俄国犯人告发了。监狱戒护科就把小杨叫去，叫她跪下，还打她，日本管教还用铅笔夹她的小手指头。
韩玉洁还回忆，女监里有几个政治犯是从下江逮捕的，其中有李桂兰、刘志敏、赵杜氏（吴秀芝）。赵已怀孕，进监狱后生了个女孩儿，女孩儿没活多长时间就死了。赵的丈夫叫赵明久，是共产党员，才十八九岁，就被害死在狱里了，就义时还高喊共产党万岁！
还有一个叫艾凤林的，她的丈夫曾经同冯仲云一起做地下工作，也姓冯，名字记不清了。被捕后，日本鬼子用大的蜡烛烧她的手指，烧得往下直流油；即使这样她也没招供，后来也牺牲了。艾凤林在韩玉洁离开监狱后，以政治犯罪名被判10年，也死在狱中。［12］这篇由当事人回忆整理成的文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中共地下党与抗联战士英勇战斗于魔窟里的甚多信息与线索。起码有两对革命夫妻，共同顽强战斗在同一监狱中：一是赵明久与吴秀芝夫妻，二是艾凤林与她同冯仲云一起工作过的冯姓丈夫（名字记不清了）。
根据日本战犯藤原广之1954年8月24日就“三一五”大逮捕罪行的交代，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组织部负责人赵明九（久），在这次大惨案中被判处死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