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新仇旧恨何时休
1936 年春节前夕，魏拯民与周保中等第五、第二军党委与军队领导在镜泊湖北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两军联合作战，以及与第一、三、四军打通联系等事宜。
根据会议精神，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与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部队，先是集结于东京城附近的莲花泡，待解决给养装备后，再向苇河、五常方向发展，以打通与珠河赵尚志第三军部队的联系。
莲花泡离东京城约7.5 公里，李荆璞安排人通过当地关系在城里买了300 双水袜子和靰鞡，但一时无法拿出城来，又在当地伪军中找关系，拟在该人第二天拂晓换岗时带出城，因此，部队在莲花泡住了两个晚上。
又是汉奸坏了事。
莲花泡附近朱家屯里的汉奸向日伪当局告了密。2 月28 日晨，驻东京城的日军守备队之一部，在大批伪军配合下，向疏于警觉的第五军第一师突然发起攻击。敌先头部队与我第三团警戒部队交火后，李荆璞下令全师三个团全部投入战斗，压制敌军攻势。不料敌我兵力悬殊，激战至下午2时许，第一、第三团大半面被敌人包围，第二团反击也屡遭挫折。
激战中，李荆璞亲自带一团二连进逼至距敌人20余步远，把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进攻受挫的日军施放毒气弹，我军阵地上烟雾弥漫，而敌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向我军阵地步步逼近。危急中，李荆璞果断下令各团退出战斗，由第二团第二、第四连掩护，相继撤出战场。
第一师各团凭熟悉地形撤出战场后，担任掩护的第二团第四连马连长带领的19名战士，因毒气弹烟雾陷入敌人包围圈中，人员已有中毒现象。马连长下令停止射击，就地在树丛中隐蔽。日军指挥官森田中佐，以为战斗圆满结束，毫无防备地指挥日军搜索战场。待敌军走到近前，马连长挥手一枪，将森田毙命，19名勇士将剩余子弹全部射向敌人，近在咫尺，弹无虚发，日伪军纷纷中弹，相继倒地。
莲花泡战斗，日军森田中佐以下10余名日伪军被毙伤，第五军第一师也有重大伤亡。战后统计，40多人牺牲，16人负伤，枪支损失42支，大量弹药被消耗。这样的结果应当是游击战中的一次惨重损失。周保中总结教训，为“实际上是麻痹松懈，孕育着惨败的危机”。
日军恼恨我抗联战士猛烈还击，尤其是他们认为战斗已“胜利”结束时，森田中佐等多名日军被瞬间打死，因而兽性大发，残暴毁坏了马连长等官兵的遗体。待日伪军撤走后，我地方抗日救国会到烈士战死的地方，寻找搜索，收得42具遗体。救国会备42口棺木，予以隆重殓葬。可惜诸多战友遗体被日军毁坏，成了第五军第一师抗联官兵心头上拔不掉的一根刺，并为此产生了一首悲壮的诗。其中有句为：二月二十八，追恨忘无涯。
血溅青石，尸陈遍野，白骨沉黄沙。
慷慨奋捐生，同志四十又二名。
浩气贯长虹，壮烈长铭齐行，永震敌胆惊。
回首江山易，强虏肆纵横。
新仇旧恨何时了？墟芜千里遍地起悲声。［1］第五军第一师在莲花泡战斗后，遵照周保中命令向东北部转移，3月到达穆棱县境。部队怀着仇恨在八面通、小金山附近与日伪军多次激战，歼敌多为伪军，缴获颇丰：轻机枪4挺、长短枪200余支，还有70余匹战马，积小胜为大胜。许多农民加入第一师，部队迅速恢复原有规模。5月中旬，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会同第二军第二师一部在镜泊湖南湖头与日军佐藤部激战，击毙日军队长佐藤留次郎以下10人。
1936年7月28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根据关东军“三年（1936—1939）治安肃正计划”发布命令，确定“讨伐”重点地区为：苇河、宁安两县交界附近地区，宁安、额穆两县交界暨镜泊湖地区，五常、舒兰两县的滨江、吉林两省交界地区，兴安南、西两省及锦州、热河两省交界地区。上述4个重点区域，前两个即周保中所率第五军及第二军一部游击区域，可见其对日伪当局造成很大威胁。
东条英机采取“讨伐”与广建“集团部落”、组织“自卫团”一并进行的策略，使我军部队陷入很大的困境。以前，抗联部队经常截击敌人交通，攻击小街市与敌防所，现今则时常为解决给养、服装而奔忙。归大屯后，抗联有钱也无处购买所需东西。以前是愁枪少人多，现今有枪了，兵员却无补充来源；以前部队宿在村屯老乡家，现今则常年居住山上、露天里。仅5月至7月，日伪军向第五军军部的直接袭击就有9次之多，目标主要针对军长周保中。
进入8月，敌情日益严重，日军400余名分两部疯狂搜索第五军军部，伪军二十七团全力配合，于宁安老游击区一带拉网追剿。伪军第三十二团也出动600余兵力同时加入“讨伐”，于9月中旬包围了第五军警卫营，军部参谋王紫钧、副官周树荣、交通副官张兴、警卫营二连连长张庆山等6人不幸遇难。该伪团将6人首级切割下，献给驻宁安的日寇以邀功。
此前不久，中共代表团曾对周保中提出“老是固守在一个固定游击区域内打圈子，重复1934年冬东满及宁安之错误”的批评，同时《中代信》对第五军第一、第二师兵力过于分散的活动部署，也提出了“应慎重考虑”的建议。
每临大事有静气。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使周保中形成了坚毅稳重的性格，越是面临危境，越能沉得住气。面对外部强敌与内部不同意见（含上级）的双重压力，9月下旬，周保中主持召开党、军负责干部会议，统一大家思想。
会议认为：宁安老游击区，尤其宁安与额穆交界的南湖头地区，是第五、第二军与第一军联络的通道与枢纽，这也是东条英机将其列为4个“讨伐”重点地区之一的原因所在。我军不能因为环境恶劣而退出，那正中敌之下怀。同时，第五军与第二军如全部撤往中东路哈绥线东边道北的勃利、穆棱、虎林等边境一线，不但易于受边境日军重兵之压迫，而且正中了日军企图对我军“聚而歼之”的奸计。
会议决定：一方面，第五、第二军以坚定之决心，留下相当主力部队（第五军警卫营一部、一师三团、二师六团、七团、二军五师），活动于滨绥线道南地区，支撑宁安、额穆等地游击战争，以保持与第一军联络通道。为强化留守部队领导，成立中共道南特委，由第五军留守处主任张中华任书记。另一方面，由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军部及军教导队挺进滨绥线道北地区，在更广阔地域内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在宁安东北泉眼河上游一临时营舍中召开，史称“泉眼头会议”。泉眼头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战略部署会议。会前，面对严峻形势，周保中以东北反日总会、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名义，发出《为死里求生告同胞书》，号召东北同胞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打破“集团部落”、瓦解伪军等15条措施。会议决定的游击策略，经后来实践证明，不仅使部队在敌人强力围剿下求得了生存，而且在奋勇斗争中得到了发展。
由于泉眼头会议的决定与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意见有相悖之处，党性与组织观念甚强的周保中，在会后就将决定事项于1936年10月22日，以《第五军周保中致“诵”同志并转中央驻满代表团的信》一文，做了报告。
信中的“诵”同志为于化南，原名于诗勋，化名“诵”，190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吉东联络员、吉东道北特委委员、吉东省委常委，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去延安。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勃利地委书记兼专员，1945年不幸被敌人杀害。
会后，周保中即率第五军本部、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一师三团、第二军二师四团实行转移，而后北进至中东路哈绥线东段道北地区的林口一线。正如周保中《为死里求生告同胞书》中主导“反抗斗争则生，苟且偷安则死”的思想那样，他力主在消灭敌人中求生存、获发展，于游击运动中积极寻求歼敌良机。
情报工作既是极重要的战斗力，又是抗联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重要前提。一条重要情报的力量，有时抵得上一个营团兵马。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杰出领导，都在敌占区潜伏情报人员。各特委、县委重要任务之一是情报工作，在这方面，周保中做得要更突出一些。吉东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苏维民（田仲樵），在成立道南特委时，被周保中提议为特委委员。苏维民在秘密战线上屡建奇功，是著名的“抗联女杰”。
1936年9月12日，抗联二军五师四团与五军警卫营，联合报号“海山”的山林队，共计400余人，设伏于穆棱中东路代马沟，颠覆日军军车1列，打死日军98名，重伤35名，击毙战马70匹，损坏很多军用器材，［2］给日军造成很大震动。
此战由张中华与第五师四团团长侯国忠指挥，选择颠覆列车的地点及破坏铁道的方法非常恰当，攻击点地形良好，适宜设伏。该处沿线驻有较大兵力的日本守备队，防守较严。张中华之所以敢于拍板在东西日军几十里的中间地带袭击敌重兵军列，周保中认为是利用了敌人志骄意得的麻痹意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军敢于在重兵防护的铁路线设伏阻击。张中华实施的“掏心战术”，速战速决，自晚9时开火，至12时，携甚多战利品撤出战斗。
张中华，1912年出生，吉林永吉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后任共青团吉东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宁安县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兼第五军宁安留守处主任、吉东省委委员等职务，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与政治工作者，1937年在作战中负重伤被俘，受尽酷刑，坚守党的信仰与秘密，在狱中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九一二”列车颠覆袭击战，我方能以阵亡3人的较小代价，歼敌130余人，其中情报工作立了首功。情报是自“牡丹江送出的”，当时并未说明列车上的兵力；但根据“辅助情报推断”，该列车日伪军“至多不会超过四百人”。［3］奔驰中的列车突然颠覆，车上的人不死即伤，多半会失去战斗力，故而张中华敢于以400余人去袭击半死的军列。
对日伪军列的袭击特点是，暗处的抗联打击明处的敌人，这也成为消灭敌人的常选方式；但情报工作若不到位，有时也很容易伤到自身。
10月，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史忠恒指挥所部在宁安南部图牡铁路老松岭附近颠覆日军一列军车，但袭击的军列不是“九一二”那样战斗力不甚强的日军工兵部队。袭击战中，师长史忠恒身负重伤，因医治无效，不幸牺牲。
史忠恒，1906年出生，吉林永吉人，曾在吉林步兵二十七旅当班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营长王德林起义抗日，任吉林救国军补充团营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救国游击军第三团团长、第十四旅旅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长，牺牲时年仅30岁。
以上袭击敌军列两个例子，经验与教训殊为显著。胜与败，盈与损，固然有诸多其他因素，但情报工作应当是其中甚为重要的原因，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九一二”成功之战自“牡丹江送出的”情报，出自何人之手？
被誉为“抗联女杰”的苏维民（田仲樵），曾是牡丹江市中共党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当时又是吉东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提供这个情报的会不会是她？或者是由她组织传递给特委书记张中华的吗？
这个问题当时不会有答案，如今也难有答案，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想再次说明，东北抗联这支队伍，有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的英雄，也有在敌后冒死做地下工作的英雄，后者大多为无名英雄。
苏维民，本名田仲樵，家住穆棱八面通镇。父亲田秀山是当地大富户，田仲樵是其大女儿，二女儿名叫田孟君，他同两个女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田家澡堂子曾经是抗联的秘密交通站，田秀山与老伴修玉麟，还有当时五六岁的小儿子田超，在吉东省委开会时，都在门外站岗放哨过。田秀山重情侠义，同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为拜把子兄弟，当年安重根到哈尔滨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前，田秀山曾为其煮酒壮行。［4］田仲樵出生于1906年，身高只有一米五几，体形消瘦，不属于俊秀的一类人。田家虽有如此好的家境，但田仲樵直到17岁，才嫁了一个名叫荀玉坤的男人。18岁那年，田仲樵生了一个男孩儿，可惜只活了一岁多便夭折了，以后她再也没有生养子女。1936年至1938年间，田仲樵便时常领着抗联地下工作者孙万贵、丁志清夫妇的儿子孙成——二人扮成母子，游走于各村屯、城镇传递情报，活动于牡丹江、哈尔滨地区，与李兆麟、赵尚志、崔石泉等有关领导联系，而她与吉东党组织联络最多，数次受周保中委托，常年活动于哈、佳、牡、齐一带。1937年3月，时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的田仲樵受周保中派遣进入牡丹江市工作，并承担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及五军、三军地下交通任务。
身材瘦小的田仲樵，性格泼辣、办事利落，在抗联上层内部有较高威望，并有“田疯子”的褒义外号。疯到什么程度？一次，在第二路军军务会议上，她与五军军长柴世荣意见分歧。情急之下，她竟然跳起来扇了柴世荣一个嘴巴。不过，厚道的柴世荣反而因这个嘴巴，被打出了亲近感，此后二人的关系便如同兄妹一般。
1937年春，进入牡丹江市的田仲樵，通过某家豆腐坊地下联络站的关系，打入日军仓库被服厂做工，吸收30多名工人为反日会员。她还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牡丹江党支部，由王青山（女）任支部书记。为在内部给敌人以打击，配合抗联在外部粉碎敌人的“讨伐”，田仲樵一度着力侦察日军粮库与被服库的情况。
4月的一个夜晚，田仲樵与王青山两个女人潜入敌粮库，将汽油洒到粮袋上，点燃后迅速撤离，使敌近千吨粮食化为灰烬。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如此重大破坏活动，会是两个女人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