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自1936年2、3月份开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各抗日部队，分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其中，周保中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前身为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紧随其后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分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第四军。杨靖宇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于1936年7月完成改编，第三与第六军则在同年8月和9月完成了改编。而全部完成东北抗联共11个军的改编，则是在1936年末。改编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如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1936年7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安光勋任参谋长（后叛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全军30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和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1936年3月）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刘汉兴任参谋长，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全军20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和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8月）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全军6000余人，辖第一、二、三、四、五、六师及第七、八、九师（同年秋组建），第十师（次年7月组建）。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1936年3月）李延禄任军长（1937年李延平正式接任军长），胡伦任参谋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21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及第四师（同年8月组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1936年2月）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张建东任参谋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全军700余人，辖第一、二师和军部教导队。1937年7月，全军发展至3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6年9月）夏云杰任军长，冯治纲任参谋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理）。全军1500余人，辖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团。1937年2月，戴鸿宾接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后叛变）。全军2000人，辖第一、二、三、四师及第五师（次年4月组成）。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1936年11月）陈荣久任军长（后李学福接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全军7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1938年夏，全军发展至88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1936年9月）谢文东任军长（后叛变），滕松柏任副军长（后叛变），于光世任参谋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全军3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1937年6月，全军发展为6个师和1个教导大队，计1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1937年1月）李华堂任军长（后叛变），李向阳任参谋长，全军800余人，辖第一、二、三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1936年9月）汪雅臣任军长，齐云禄任副军长（齐叛变被处决后，张忠喜接任），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000余人，辖10余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1937年11月）祁致中任军长，白云峰任参谋长（后叛变），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500余人，设1个师，下辖第一、二、三旅。［18］东北抗日战争实践证明，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是东北抗联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30万义勇军两年间失败与3万抗联战士坚持10余年而不被消灭形成的鲜明对比，便是突出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既体现在党的路线与方针（如统一战线中敌人、朋友、依靠对象的正确抉择）方面，也体现在党针对抗战实际及时制定发布的政策与策略（如对待“集团部落”的政策）方面，还体现在党对各级组织（省、地委）的设置及对干部的使用配备方面，更体现在共产党员在各抗日武装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等诸多方面。
此前的数年抗战中，各地域、各部队的成功与失败、挫折与发展，无不与党的领导正确或失误密切相关。诸多抗联武装领导人，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无一不在积极依靠、寻找、争取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这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区别于其他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的根本之处。
1934年9月以前，东北抗日战争一直受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双重领导。1934年9月16日，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们正在给满洲起草新的文件，希望中央在没有得到我们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再给满洲省委写有关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19］王明、康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提到的要给“满洲”起草的新文件，是要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来制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推迟召开，整个策略方针未确定，所以中共代表团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直至1935年6月才定稿。之后，指示信被中共代表团以王明、康生署名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王康指示信》）的名义发至中共吉东特委。同年8月，吉东特委将这一指示信抄转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
应当承认，《王康指示信》的基本精神与《八一宣言》相一致，例如“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在各地建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上层的统一战线……更利于下层群众工作”等提法与政策，对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发展反日统一战线，组建抗日联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贯彻这两个文件过程中，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司令部又接连收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补充信》）、《中央驻东北代表致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司令部的信》（简称《中代信》）和《新政治战线》，这三封信对《王康指示信》进行了补充与进一步说明。
《王康指示信》及补充信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成分，有的政策提法不当或错误。例如：把党在关内实行的“抗日反蒋不并提”的方针演绎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提出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
信中关于对付敌人“集团部落”的政策，也制定得不切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吉特补充信》指示：“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居大屯。”而《中代信》竟主张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做公开的反对。［20］抗日斗争的现实是对政策正确与否的严格的检测师。“集团部落”对东北抗联赖以生存的土壤——广大东北农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东北抗联第三、六两军太平川根据地，在“归屯并户”中被捣毁村庄120余个，毁掉民房2.4万余间，被残杀和冻饿而死者1.3万余人，2100余垧土地被荒废。杨靖宇第一军活动的兴京县，原本有耕作地84万亩，在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均成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70多年后，编撰《东北抗日联军史》的编写组认为：在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户而受害的农民约有500万人。而当时日伪当局表示，这样的集团令部落“匪贼”最害怕，“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1936年5月，面对根据地被“集团部落”日益挤压蚕食的现况，赵尚志不满《吉特信》中关于“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居大屯”的指示，快言快语地指出，如果东北都像巴（巴彦）、木（木兰）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同年5月13日，赵尚志率队袭击木兰县太平河屯“集团部落”，破坏附近通信线路及桥梁；6月9日晚，又将钱家店“集团部落”伪自卫团缴械；6月12日，攻袭了太平桥“集团部落”，缴枪13支。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创建了党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和严密封锁，设在大城市的满洲省委，很难对处于东北各地边远农村的抗日游击区和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实施有效领导，因此，早在《一·二六指示信》中，改变东北党组织结构的主张就被提了出来。
1935年9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二次满洲工作会议，主要研究改组党组织和组建抗日联军问题，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或大连）特委，由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11月26日，中共代表团将上述决定及具体落实办法通知了负责同国内联络的海参崴联络站。
实际上，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4个省委的决定，在贯彻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同各地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最终形成了3个省委，即南满、北满（临时）与吉东省委。
最先建立的是中共南满省委。1936年7月，由南满特委书记魏拯民与杨靖宇共同主持召开了南满、东满特委和抗联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会议，会议在南满金州河里召开，故历史上也称“河里会议”。
经过讨论，考虑到东满与南满抗战密不可分，第一军与第二军已经组成了第一路军，于是决定不成立中共东满省委，而将南满与东满党组织合组成立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东满、南满地区党组织与抗联第一、第二军。会议选举确定魏拯民为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3人为省委委员。
中共南满省委的下属党组织有东满特委、磐石中心县委和柳河、长白、抚松、桓（仁）兴（京）、抚顺等县委，以及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党委。之后，中共南满省委机关由金川县（今划归柳河、辉南）河里地区转移至桓仁县境内。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曾用魏民生、张达、冯康等多个化名，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县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抗联第二军政委、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3月，重病之中，率队与敌奋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2岁。
紧随中共南满省委之后建立的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第六军党委会议在汤原帽儿山第三军被服厂召开，简称“珠汤联席会议”。
中共代表团在决定成立4个省委会议之前，得知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重要领导人李竹声、盛忠亮相继被捕叛变。因此，王明、康生武断认为，由上海中央局派到东北任职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有“内奸”嫌疑，将其调到莫斯科审查（后来证明杨光华是清白的）。二人最不应该的是在向东北下达撤销中共满洲省委、组建4个新省委通知时，要求东北各地党组织和各部队立即中断同中共满洲省委的关系，理由是中共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这在东北，尤其是北满、吉东的党组织与军队中引起动**与一定的猜忌。
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被中共满洲省委有“奸细”闹得一头雾水的背景下召开的，故而《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做了如下表述：“满洲省委既已取消，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
否认了怎么办？没有党的领导当然不行，没有党的领导等于失去了主心骨！会议决定，先成立北满临时省委委员会，由其暂时领导整个北满党的组织，并自己找上级关系。
建立北满临时省委，未按中央代表团意见建立松江省委的另一个原因是，北满党的工作已遍布哈东、哈南、松江、嫩江流域、呼海、齐克路沿线等地，称松江省委与实际活动地域范围不符合。
珠汤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冯仲云为书记，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夏云杰、朱新阳等7人为常委。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下江特委、汤原、依兰等8个县委和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党组织。
上述决定毕竟同中共代表团意见有较大出入。多年后，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回忆，当时大家（主要是他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他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他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会后，根据珠汤会议决议，赵尚志派出新当选的省委常委朱新阳，作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去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全面汇报并听取指示，待中共代表团与“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上述这句话，已正式写入了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为确保朱新阳能顺利进入苏联境内找到中共代表团，早日得到上级党组织就重大政策与策略问题的直接指示，赵尚志为朱新阳精心制作了护照、介绍信——现均完好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可见，血与火一线的抗联官兵面对诸多疑问与困难，多么需要中央的正确指示与支持。
由于有了赵尚志准备的护照与抗联三军第五师派队护送，年底封江后，朱新阳从佛山（今嘉荫）县境过界入苏，先被苏联边防军送往伯力、海参崴进行惯例关押审查，1937年春再由吴平从海参崴监狱中接出，送至莫斯科。近半年后，朱新阳才见到王明。在同年5月17日至19日的会议上，王明主持讨论满洲工作问题并听取朱新阳的汇报。
王明、康生没让朱新阳返回东北，也没给翘首以盼的赵尚志、冯仲云回信。
吉东，指原吉林省东部，大体位置相当于现今的牡丹江、鸡西、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市所属地域及今吉林省东部地区。最早得知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建立4个新省委信息的吉东特委，成立省委的时间反而最迟，主要原因是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的叛变，使吉东特委遭到破坏。直到1937年3月14日，吉东地区党组织扩大会议才在牡丹江下游依兰四道河子（今属林口）第五军军部召开。
会议选举宋一夫、周保中、柴世荣、陈翰章等9人为中共吉东省委执行委员，宋一夫、周保中、王光宇、刘曙华为常委，宋一夫为省委书记。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道南特委、下江临委和饶河等5个县委、中东铁路职工部及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党组织。
宋一夫，1913年出生于山东莱芜，原名宋效贤，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中共道北特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他被中共代表团指定担任吉东省委书记时，年仅24岁。［21］实践证明，指定宋一夫担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是一个失误的决定。一年后，他在率队（主要负责决策人）西征的途中脱队逃跑投敌，给西征部队造成惨重损失。
令中共吉东省委与五军众多干部不解的是，最为合适的省委书记人选周保中，竟不被中共代表团信任，这与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被错误打成“托派”有关。虽然后来周保中被平反并恢复党籍，但王明似乎并未忘记这件事。
令人敬佩的是，具有共产党人坚强党性与组织观念的周保中，面对许多同志对宋一夫的看法，在选举前耐心做说服解释工作，对这位缺乏实际经验和独立工作能力的省委书记，尽全力协助、扶持，以致现今馆藏的若干以中共吉东省委名义发出的指导性文件，都署着宋、周两个人的名字。这些文件多出自周保中之手。
对于中共代表团发来的几封指示信，周保中多是从积极方面加以理解，犹如此前在同盟军中被批为“上层勾结”时，“批评他的时候，他当时是承认的，过后还是不转变”一样。例如，《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与反满并提”的主张，周保中从积极方面理解为，孤立日贼，吸引满系职员官吏与满军到我们方面来；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执行以往既抗日又反满政策，没有执行“不并提”。
周保中在给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信中表示，无论与“满军”关系怎样好，必须知道他们是在日贼直接操纵下，不能由其主观意志而行动。因此，一定要提防吃亏，“必须求得实利”，明确要求不能机械理解路线，许可对“满军”进行武装解除及主动的攻袭。
无声的历史档案为我们留下了若干认识了解人物性格与行事方式的生动而丰富的资料。
对待上级的指示及路线、政策、策略，快人快语的赵尚志则坚持丁是丁、卯是卯：不对的不仅不执行，而且必向上级提出意见，并要求予以纠正，绝无半点儿含糊；因为每一条不当的政策，甚至一个不合时宜的口号，都会给奋战在一线的抗联官兵带来流血与牺牲。从这点出发，我们理解赵尚志在对待“伪满军”与“集团部落”问题上的激烈反应。
而比赵尚志年长近7岁，且在国民党老底子组成的自卫军、救国军深入工作历练过的周保中，在对待上级的指示及路线、政策、策略，多是从组织原则上表示服从、拥护，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或变通执行，从未有盲从上级不正确主张而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情况发生，但其在处置方式上则与赵尚志不同。
对上级的不当指示，周保中也提意见，但多数情况下是委婉表达。例如上述“对满军进行武装解除及主动攻袭亦所许可”，便是出之以宋、周名义于1937年3月31日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这条意见虽然与中共代表团《新政治路线》中“满军”政策相左，但周保中在信中说了两句话，或者说是两条理由：一句话是“因斗争环境之复杂与某种必要条件”，隐含之意是说，受日军操控的伪满军在未放下武器之前，仍要以敌人相待；另一句是“不能机械理解路线”，隐含之意是我们没说《新政治路线》有错误，但我们不能机械执行，要按实际情况决定取舍。
1936年2月，周保中下令第五军军部教导团袭击卧龙屯“集团部落”，将该地伪警察所和自卫团缴械，缴枪20余支。接着，该部又乘势击破马莲河“集团部落”，缴获伪自卫团防所步枪20支、轻机枪2挺、手枪3支和大批物资。4月，副军长柴世荣亲自率队再次夜袭卧龙屯“集团部落”，一记漂亮回马枪，不仅再度缴获20支步枪与3000发子弹，还有一批粮食。6月，五军军部教导团将一个连伪军缴械，获步枪100余支，子弹4万余发……注释：
［1］［2］［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1版，第184页，第354页，第119页。
［3］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560—561页。
［4］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5页。
［5］［1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52—55页，第60页。
［6］孙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12页。
［7］［8］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伪满宪警统治》，中华书局，1993年2月第1版，第490页，第571—572页。
［10］文君、李宏伟：《日本怎么纪念偷袭珍珠港》，《环球时报》，2005年12月9日第3版。
［12］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69—71页。
［13］［14］［15］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66—67页，第72页，第71—72页。
［16］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335—336页。
［17］张洪军：《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6页。
［18］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55—364页。
［19］《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4号），中央档案馆复印件，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存；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504页。
［20］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26—227页。
［21］尚金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历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