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第九军，源于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支队长为李华堂。
李华堂，生于1886 年、河北漆县人，原为东北军李杜的二十四旅九十六团二营营长，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李杜领导的自卫军溃散后，李华堂于1932 年秋，率自卫军一残部，收编了地方大排及山林队，在依兰县小城子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下辖3 个营，全支队共400 余人，活动于刁翎、三道通、小江沿一带。1933 年末，部队到汤旺河沟里时，立即引起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关注。
年近50 的李华堂表现出与诸多义勇军首领不同的成熟。他善于交际，广交朋友。用赵尚志的第三军一师师长刘海涛的话讲：“不论你是贫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接近他。”李华堂治军有方，严束部下，对贫穷群众关系好，不欺压百姓，其部队用度主要是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这在兵荒马乱的世道，委实难能可贵。
中共汤原县委经过考察后认为，这支以旧吉林军为骨干的队伍反日是颇坚决的，队伍里的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而且李华堂本人颇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相当有威信，有时能接受共产党的部分主张，曾与我军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我们的部队与他们相遇时，还主动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
李华堂之所以与其他义勇军、山林队有一些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较早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真正抗日的武装。鉴于此，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选派3 名干部进入了第二支队。之后，李华堂与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进行合作，互相支持，配合作战。
1934 年初，日伪当局加强对汤原抗日武装的“讨伐”，李华堂部遭受损失，不得不离开汤原。该年初春，李华堂率部袭击了勃利县湖南营地区日本武装移民团，毙伤日伪军20 余人。年末，在日伪军围攻下，部队由80 余人锐减至50 余人，而且士气低落，处于溃散状态。
应当肯定的是，面对严重挫折，1934 年末的李华堂抗战的意志是坚定的，积极努力地东山再起。被称为“奸老奤”的李华堂，聪明之处是认定真心抗日的共产党一定会帮助自己恢复队伍，尽管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武装。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赵尚志，不仅是因为这位共产党的军长坚决抗日，关键是他有实力帮助自己。
为了增加自己身份的砝码，李华堂找到消沉沮丧的谢文东，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使谢文东同意与其共同行动。而后，他不顾艰辛，带着一名随员，代表自己与谢文东两支抗日武装，寻求赵尚志帮助。
共产党团结帮助各类抗日武装，在理论与思想方针上是成立的。
东北抗日武装义勇军、山林队达上百支，过百人的队伍不在少数，赵尚志会帮助这两支仅有50 余人与30 余人的小队伍重新恢复吗？
东北抗联第十军源于报号“双龙”的抗日山林队，“双龙”的首领为汪雅臣。
汪雅臣，又名汪景龙，生于1911 年，山东蓬莱人，家贫，逃荒至吉林省五常县（现属黑龙江省）。他13 岁给富户放猪，15 岁入菁河林区当伐木工人，后被“东双胜队”劫持入伙。1929 年春，吉林东北军二十六旅三十四团清剿了“东双胜队”，被俘的汪雅臣遂留在三十四团当兵。
九一八事变后，三十四团不战而降日，汪雅臣与数名士兵携枪出去，在五常家乡小牤牛河拉起20 余人的队伍，报号“双龙”，举旗抗日。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逃往关内，新的日伪政权，遭到一致反对。乱世有枪便是王，各地各类武装云涌而起。强吞弱，大吃小，每日都在上演。为保存实力，汪雅臣率部加入当地一支势力较大的山林队“保胜”，并当上了“炮头”。
自小苦出身的汪雅臣同情弱小，极富正义感，不承想“保胜”首领张保胜匪性十足，多次侵扰抢劫老百姓，连贫苦者也不放过。汪雅臣曾几次相劝，张保胜依然如故。
据说，最终引爆火并的导火索，是张保胜绑了两个“花票”（年轻女子）。早已怒不可遏的汪雅臣，一枪打死了毫无防备的张保胜。面对一片惊愕的“保胜”部属，汪雅臣大喝道：“冤有头，债有主，俺‘双龙’这一枪是他逼的。日本子祸害咱中国人，咱怎么能也跟着祸害？打今儿个起，咱得换个活法，当个中国爷们，把劲儿都使到小鬼子头上！”
望着高大魁梧、武艺高强的“炮头”与站在他身后的“双龙”队员，“保胜”队多数人都对“炮头”改了称呼，称其“大当家”。汪雅臣重新打出了“双龙”的旗号。
从小股山林队发展到兵强马壮的东北抗联第十军，汪雅臣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汪雅臣以山区为依托，尤其是在南山里九十五顶子一带，带领队伍不断袭击小股日伪军，很快便声名鹊起了，但他的队伍仍属小股山林队之列。为求自保，他又将“双龙队”罩在有千人武装的宋德林部，被编为宋部第四支队，队伍管理方式商定为“准编不准调”，活动方式为：一方面时常随宋德林部一起打击（较大股）日伪军；另一方面，时不时单独打击较小股的敌人。由于不扰民，战斗力强，至1933 年末，“双龙队”已发展至200 余人，［15］活动区域自五常至双城、舒兰一带。
1934 年初，得知赵尚志在珠河县召集抗日义勇军联席会议并成立联合军，汪雅臣仿而效之，召集五常、舒兰一带反日山林队与爱国民众700 余人，在一个关帝庙中成立了反满抗日义勇军，汪雅臣被推荐为司令。
在积极的抗日斗争中，汪雅臣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最真心实意、最有前途的抗日队伍。他尤其对赵尚志及其领导的队伍敬佩不已，心向往之，找机会要与赵取得联系。
终于，在这一年的5 月，汪雅臣在珠河五区小街会晤了久仰的赵尚志。二人共商联合抗日之事，相谈甚欢。
以后，“双龙”队时常配合第三军第三团作战，不断发展壮大，为以后成为东北抗联第十军打下了基础。
东北抗联第十一军的前身是抗联独立师，独立师源于山林义勇军“明山队”，“明山”的首领为祁致中。
祁致中生于1913 年，山东曹县人，原名祁宝堂，15 岁闯关东，后在桦川县驼腰子金矿（现属桦南县）当矿工。驼腰子金矿建矿于1890年。资料统计，自建成以后的40 多年来，驼腰子金矿开采沙金达50 多万两。
1933 年2 月的一个晚上，日本武装移民一个中队和孟家岗自卫队，在伪军3 个连配合下，打跑了守卫金矿的李杜自卫军，将金矿换上了日本“膏药旗”。原来，尽管东北军对矿工也并不怎么好，但矿工毕竟是在给中国人干活。现今，望着“膏药旗”的矿工们，心里更加窝堵。
偏偏在日本人接矿不久，发生了一起矿难，矿工2 死3 伤。伤者之一便是祁致中。这时的他叫祁宝堂，20 岁刚出头。工友们要求给死伤矿工赔偿、治疗；可在当时的情势下，死伤几个中国人还算个事吗？
矿上似没听见一样。有的矿工说：“日本子太不讲理，跟他们拼了！”说着便把目光投向头脑精明、颇有威信、精瘦结实、被砸伤双脚的祁宝堂，等他从嘴说出“拼了”的号令。
没料到，祁宝堂吐出了跟他平时血气方刚性格极不相同的一句话：“两手攥空拳，那不是白给吗？不能脑瓜子一热就弄事！”
就这么认了？那当然不是祁宝堂的性格，他要谋定而后动。干掉脑袋的事，必须极其秘密。祁宝堂与6 个矿工磕头拜了把子，结成了生死弟兄，把各自私藏的金末子凑在一块儿，买了1 支狗牌撸子手枪（带5 发子弹），1 支“七星子”左轮手枪（带7 发子弹）。
这年6 月的一个中午，一切与往常一样，矿工们在吃午饭，护矿的日本兵利用这难得的工人聚堆机会，也把枪码起来，聚在一堆休息。
毕竟矿难已过去3 个半月了，中国人仍然驯顺地在干活，日本兵们神经很松弛。
已经跟日本兵的班长混得很熟的孙继武，以请“皇军”抽烟为名凑了过去；但他这次掏出的不是香烟，而是手枪。“啪、啪、啪”，两处同时响起了枪声，在击毙鬼子日本兵班长的同时，祁宝堂的枪也响了，日军机枪手一命呜呼。其余5 兄弟夺过架在一起的三八大盖，“乒乒乓乓”一阵爆豆般的枪声，让另外5 个鬼子全部见了阎王。
资料记载，1933 年6 月的驼腰子金矿工人暴动，击毙日军7 人，夺取轻机关枪1 挺，步枪6 支，手枪2 支，子弹700 余发。暴动领导者祁宝堂，其他6 位参与暴动者为张仲祥、尤成禄、吕景其、赵喜儒、孙继武、韩忠礼。［16］
7 位不甘为矿奴的工人，有资格进入抗联史册。
7 个结拜暴动者中，祁宝堂按年龄排为老七，他发表了激烈的“暴动宣言”：“我们哥儿7 个反了，就是要拉队伍跟小日本子干，不愿当亡国奴的爷们跟我们走！”当即有20 多人参加了暴动队伍，加上暴动7 兄弟，计30 余人。队伍转移至金矿40 里外，在十二马架子屯正式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明山”，20 岁的祁宝堂被推举为首领。明山队编成3 个班，每班10 人。
“明山队”对敌的第一仗是截击日军运送给养车队，伏击地点设在公路山脚下，目标共有7 辆汽车，日军押运共14 人。祁宝堂亲自握着金矿缴获的那挺机枪猛烈扫射，第一辆汽车中弹起火。富有战斗经验的日军迅速趴在车轮后边还击，顽抗。事先埋伏在公路另一侧的“明山”
队员，偷偷摸上公路，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形成前后夹击之势，14个日军全部被击毙。
此战缴获甚丰，大家兴高采烈搬运战利品，却没有放出观察哨。
几辆增援的日军装甲车，猛地打出了急雨般的枪弹。祁玉堂急令撤退，自己端机关枪在队后掩护。好在伏击点选在山林边，队伍得以钻进树林，但也牺牲了好几个队员。这对第一次指挥作战的祁宝堂说来，既是教训，也是经验。
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仅仅勇敢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宏观把握战场局势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需要久经战阵的历练与积累。
第二次战斗是伏击驼腰子金矿运送沙金的伪军车队。此次战斗虽未夺得送金子的大车队，却击毙伪军五六名，其余伪军落荒而逃，再次轰动驼腰子一带，“明山队”也发展至50 多人。
1934 年春，得知谢文东在土龙山组织农民暴动，祁宝堂率“明山队”前去助战，加入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序列，编为救国军暂编混成第一旅，并任旅长。第一旅成为土龙山暴动民众救国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白家沟伏击战中，祁宝堂负责据守横岱山，毙伤日军骑兵30 余人。［17］在救国军接下来的九里六屯伏击战、驼腰子金矿袭击战及攻打日本开拓团“千振村”的攻坚战中，祁宝堂均率队参战。
谢文东率救国军远赴虎林后，祁宝堂脱离救国军，仍坚持在依兰、桦川一带游击日伪军，打了不少胜仗，影响日隆。同年秋，反日山林队“占中央”百余人加入祁宝堂部，“明山队”有了较大发展。
作为义勇军的首领，祁宝堂最早接触共产党人，还是在谢文东的救国军里。土龙山暴动后，佳木斯中共党组织派党员杨德金、白云龙到救国军中工作。二人发现祁宝堂优秀，便多次找他谈话，讲抗日救国，鼓励他跟共产党走。
祁宝堂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佳木斯党组织负责人的条件是，要求他拉出队伍，成为党领导的武装。祁宝堂同意，就入了党。可脱离救国军后不久，祁宝堂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8］赵尚志威震哈东，祁宝堂心向往之。1935 年初，祁宝堂率部有意向珠河、方正一带移动，终于见到了赵尚志、冯仲云，表示了跟随共产党的意愿。冯仲云说：“你既然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把名字改为‘致中’怎么样？”
祁宝堂高兴地接受了。于是，自见到共产党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那天起，祁宝堂将叫了22 年的名字改为“祁致中”，部队名称也由“明山队”改为第三军所属的“方依游击团”。
在方正、依兰期间，祁致中照着三军的样子改造他的部队，亦有少年连、保安连之组织，队内纪律严格，没有抽大烟的，队员成分多为工农，都积极要求抗日。祁致中作战勇敢，且要求第三军派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队伍中帮助指导工作。
1935 年冬，祁致中部渡过松花江，找到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委让他去党训班学习半个月，然后由夏云杰介绍，第二次入党。汤原中心县委遂派金正国（历任抗联独立师及抗联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等党员干部到祁致中部开展工作，提高其军政素质，为独立师及十一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