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教授抵抗者
冯仲云，1908 年生人，江苏武进人，曾用名冯云、胡子明。冯仲云于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他曾在北平组织学生游行，被国民党阎锡山部逮捕入狱。半年后，他趁奉军张学良部攻入北平之机，在党组织配合下，砸开镣铐，逃出监狱。1930 年，冯仲云被党组织派往东北。
冯仲云于1926 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大数学家华罗庚的学长。［1］他本来可以在数学领域深造，却选择了一条救国的铁血征途，经历了九死一生、妻离女别子丧的剧痛。
在担任了以赵尚志为军长的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后，冯仲云又担任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是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冯仲云在到部队之前，有较长时间在做地下工作。地下工作是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危险程度要高于手中有枪的部队，被捕与牺牲往往在一瞬间。
在哈尔滨，冯仲云以东北商船学校教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开始他担任中共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后来这个职务转交给杨靖宇一个时期，他便集中精力做省委机关工作；不久，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
东北商船学校实质是为北洋海军沈鸿烈系统培养人才。毕业生大都被分配到松花江航运局的船上当大副或轮机长。学校有一个传统：学生考老师。前一位教授就是被学生3 个几何难题难倒而走的，考冯仲云的3 个难题，他都很快解决了。年仅22 岁的冯仲云也因此声名鹊起，不仅本校学生佩服他，校外也有不少学生知道他的大名。于是，在做商船学校教授的同时，冯仲云还到哈尔滨第一中学兼课，教高等数学。
商船学校教授工资优厚，每月180 个银大洋，足够他与妻子薛雯（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享受比较优渥的生活了。为什么他还要到哈一中兼课再挣100 个银大洋？因为他们太需要钱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满洲省委由奉天迁往哈尔滨，与上海中央局断了关系，经费全靠自己解决。当年12 月3 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筹备党的经费致各级党部并全体同志书》中，一开头就指出“党的经费问题是异常严重地摆在全党的面前”，“积极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每个同志的本身政治任务之一”。
冯仲云在两处任教，月收入280 个银大洋，折合哈大洋为350 个。
他将其中的270 个哈大洋全部交给组织，自己留下80 个哈大洋。按当时党费收缴规定，20% 上缴党费，这样每月自己的开销只剩64 个哈大洋。
不仅如此，自中共满洲省委到哈市后，冯仲云的家便成了秘密联络点。家里除了长期住着两个同志外，经常有地下党同志来。包括在家开省委常委会等，都需要冯仲云两口子准备吃或住。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都来过，有人没吃饱，薛雯就把自己那份让给来人吃。但无论怎么精打细算，64 个哈大洋都不够，妻子薛雯就得想法找“安全”的人借钱。
有一次，罗登贤组织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在冯仲云家开会，薛雯觉得总得给他们弄顿饭吃。可是家里没食物，兜里又没有钱，薛雯便去有轨电车上找冯仲云的侄儿冯铉（共产党员）。双方在此前约定的车站碰头，趁人不注意，冯铉将钱卷成烟卷状扔到地上，薛雯假装系鞋带捡起来，解决了顿午饭。
在哈市做地下工作，搬家是常事，一有情况，除了重要文件随身携带外，几乎都是只身离家。据薛雯回忆，她4 年搬了八九次家。第一年在哈市过冬天，南方姑娘没经历过东北严寒，而且怀了孕，连买袜子、手套的钱都没有了。一个“安全”的人送给她一件大衣，才把她凸起的肚子保护起来。
频繁搬家，还得装成有钱的教授。有一次，冯仲云把口袋里的钱全部给了房东（预付1 个月房租钱），没有买煤柈子的钱了。房里烧火时间短，温度低，冯仲云便借了两床被子，5 个人（夫妻俩、冯铉、两个长住家里的同志）就靠这两床被子取暖，而且尽量把怀孕的薛雯“放”在中间。
中共满洲省委有两种交通员：一种是“外交”，沟通省委与外地各县委、游击队；一种是“内交”，传递省委文件、指示。年仅18 岁的薛雯负责的是内交。面对满街的特务、警察，她每次出门送文件、情报，都面临着能回来与回不来两种结果。
冯仲云与薛雯的女儿冯忆罗，在未出生的时候，就成了父母开展地下工作的掩护“工具”。挺着大肚子的薛雯经常把秘密文件包在为未出生孩子准备的小衣服小帽子中间，有一次竟然包了200 份宣传品。
孩子没出生时，带着文件的薛雯连车也不敢坐。孩子出生后，薛雯便将文件、宣传品贴裹到孩子身上，再穿上小衣服，包上小棉袄。有时，碰上敌人检查，就狠心偷偷把孩子小脚趾拧一下，孩子哇哇大哭，敌人便不耐烦地放人走了。
1932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冯仲云新搬的家成了临时印刷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带着赵尚志、冯仲云与薛雯连夜印制一批宣传品。
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莫尼亚药水写着蜡纸，冯仲云负责放哨和整理纸张，赵尚志与薛雯负责印刷。1 个多月大的小冯忆罗被阿莫尼亚药水的气味熏得尖着嗓子哭，哭声淹没了印刷机“嗒嗒”的声音。
午夜2 点多钟时，附近的狗叫了起来，接着有巡警“嗒嗒”的皮鞋声，冯仲云也发出了提醒。尽管窗子被厚布帘罩住，但灯光依然透了出去——午夜2 点屋内的灯光极易招来巡警。大家都很着急，不知如何化解危机！
望着熟睡的瘦小女儿，薛雯狠了狠心，在孩子的腿上、屁股上用劲拧着，孩子哇哇的哭声淹没了印刷机的声音，也“解释”了灯光的“原因”。望着满脸泪水的女儿，薛雯成串的泪珠无声地流了下来。
在哈尔滨的4 年间，薛雯与丈夫冯仲云聚少离多。在冯忆罗出生后不久，冯仲云便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汤原，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冯忆罗回忆，有一次冯仲云是10 月份走的，回来是第二年4 月份，离家达半年之久。
冯仲云在汤原那段时间，正赶上汤原游击队遭遇首次挫折，游击队长李福臣搞丢了全部枪支。冯仲云做了大量工作，选择指派王永江任汤原反日游击队党代表，重新组建了汤原反日游击队。
同时，冯仲云下决心发展中共党员，培养干部。鉴于汤原汉族中共党员人数太少，不利于发动群众，冯仲云到黑金河矿区举办青年积极分子学习班。半年以后，当冯仲云离开汤原的时候，汉族党团员已有近60 人，朝鲜族党团员约130 人，党团员的民族分布比例改变很大。
抗联第六军诞生于汤原，与冯仲云播撒革命火种有重要关系。冯仲云发现夏云杰（夏云阶）各方面甚为优秀，便把夏云杰等三人找来办学习班，给他们“开小灶”，并亲自介绍夏云杰加入中国共产党。［2］不久，中共汤原县委班子及骨干几乎被敌人屠杀殆尽，新任县委书记王亚堂恐惧脱逃，幸存的夏云杰挺身扛鼎，拉起了游击队，最终担任第六军军长。被冯仲云特殊培养并介绍入党的老交通员李升，最后成为人人尊敬的“抗联的父亲”。可见，冯仲云在政治上识人目光的独到。
极富数学天赋的冯仲云记忆力超出常人。《一·二六指示信》到达中共满洲省委后，要迅速传达基层县委和游击队。冯仲云被通知在家待几天，把《一·二六指示信》全部熟记，要几乎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因为不能把文件随身携带。
原计划由中共吉林团市委书记金景负责陪同冯仲云去海龙与磐石，不料被抓的金景叛变了，并将中共满洲省委两个巡视员（另一个是傅天飞同志）的行程向敌人和盘托出，敌人包围了火车站。凡事极有经验的冯傅二人发现了异常，迅速返回吉林市，通知市委支部书记李维民转移所属党团员与骨干。
李维民接到冯仲云与傅天飞的通知，立即展开了行动，烧毁了文件，掩藏了油印机，转移了相关同志。当日上午，日本宪兵队闯到李维民家，没有抓到李维民，便毒打了他的母亲，踢死了他6 岁的儿子。暴露了身份的李维民北上哈尔滨寻找中共满洲省委，先是被安排做秘密印刷发行传达工作，后负责省委交通（外）工作。
李维民经地下党员张玉珩（外号张瞎子，即在杨靖宇之前担任磐石游击队政委的张振国）与纪儒林介绍，于1930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玉珩调磐石工作后，李维民接替张任中共吉林支部书记。
李维民还与杨靖宇关系密切，曾为磐石游击队选送一批进步青年参加队伍。1942 年，受组织派遣，李维民回到吉林市，长期潜伏。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进入苏军保卫局工作，并组建吉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同年10 月，他与陈云取得了联系，11 月任吉林市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鞍山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长等职。
李维民自入党后到东北解放的十几年间，一直做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这需要高超的智慧与机敏异常的地下斗争经验。
著名评书演播者王刚曾在《夜幕下的哈尔滨》中，讲到了一位有着坚韧不拔、成熟干练的斗争技巧的地下党员“王一民”。1933 年由关东军智囊石原莞尔一手缔造的伪满洲国协和会编制了《歼灭共匪》一书，“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本《歼灭共匪》小册子仅有30 余页，标有“机密”字样，仅供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使用，另加盖收存者印章，其中含有中共武装与地下组织情况。［3］上到这个名单者，均为日伪重点侦破打击对象。
令日伪当局坐立不安的“王一民”，正是李维民。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李维民有若干个化名，其实连“李维民”也是化名。他的原名为李馥慧，曾用名李一民、张守仁，王一民只是其化名之一。
不过，当年的李维民并未像文学作品《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的那样出神入化。相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的李维民，每时每刻都过着万分谨慎小心的日子，绞尽脑汁与凶残的敌人斗智斗勇，在全力完成获取情报、护送干部、购买药品等任务中，争取保全自我。
应当承认，李维民是幸存者。还应当承认，“王一民”不仅仅是李维民的原型，也是同李维民做着同样工作的若干抗联地下工作者的原型。
脱离部队只身做地下工作，不仅时刻面临日伪宪兵警察特务的威胁，还面临着土匪的无端残害。初到汤原发展组织与武装的冯仲云，险些死于土匪之手，靠装哑巴侥幸捡回一条命。
抗联老战士李在德是著名抗日女烈士金成刚的女儿。几十年后，她仍对当时的一次险情记忆犹新。那天，冯仲云在她家组织开会，不料一股20 多人的土匪闯进村里抢劫。事发突然，冯仲云已经无法脱身了。
危急时刻，李在德的妈妈金成刚先伸手摘下了冯仲云的眼镜，又把一些文件藏进自己怀里。李在德的奶奶还一再地叮嘱冯仲云，千万别说话，装哑巴。
这时，四五个土匪了进屋，先是乱翻一气，没翻到有用的东西，看见奶奶身后的冯仲云，心中起疑。金成刚机智地大声喊：“你们拿枪不打日本鬼子，欺负老百姓干什么？”
土匪小头目恼羞成怒，打量着冯仲云：“谁说不打日本子，我看他就像个日本特务，拉出去毙了！”那个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弄死个老百姓无疑像碾死一只蚂蚱。
随着小头目声落，土匪们一拥而上，对着冯仲云一阵拳打脚踢。
李在德的奶奶不顾一切扑上去，一边用瘦弱的身体护着冯仲云，一边大声哭喊：“饶了他吧，他是我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个哑巴呀！”土匪不理会，硬把冯仲云往院外拖，奶奶哭喊着死死拉住冯仲云胳膊不放。金成刚与李在德也扑上去拽住冯仲云，气急的土匪便想下杀手了。
此时，村里的党员和老乡，以及别处的土匪都闻声赶来，乡亲40余对土匪20 余。土匪大头目问老乡：“这哑巴真是她儿子吗？如果撒谎，通通枪毙！”乡邻们众口一词地说：“就是老太太的哑巴儿子嘛！”
就这样，在全村人保护下，冯仲云终于躲过了一劫。
冯仲云离开不久，李在德的奶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临终前，她让把自己埋在进山的路旁，说可以经常听到人们从这里走过的脚步声。老人是舍不得离开亲人们，听到脚步声就知道亲人们还安全。
不久，忙完了别处工作的冯仲云又回到了村子里，要看望救了他性命的朝鲜族老妈妈。得知老人家去世，冯仲云心里非常难过，来到老人家坟前，放上了一把野花，默立了很久。［4］其实，以上只是冯仲云数次遇险中的一个片段。1934 年秋，冯仲云由哈尔滨到乌吉密火车站，而后去往珠河，由交通员杨青山负责接站，不料刚下火车就被两个日伪特务盯上了。杨青山迅速把冯仲云拉进一个胡同，把自己的大袍子和帽子给冯仲云穿戴上，告诉他先沿着胡同往南街走，再沿着从八里盘流下来的小河往西走，到屯南的老爷岭下会合。
然后，杨青山出胡同，大摇大摆往东走去，吸引两个特务的注意力。两个特务追上杨青山问：“那个高个子穿制服戴眼镜的人往哪去了？”杨青山往相反方向指引说：“从前头胡同往北走了。”两个特务往北追了过去。在老爷岭下会合后，冯仲云拉着杨青山的手激动地说：“你救了我一条命啊！”［5］
为了安全，冯仲云此后出行尽量不乘火车。1933 年4 月，在老交通员李升带领下，冯仲云从汤原步行500 多里地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得知冯仲云回到哈市，因穿得破烂不能回家，薛雯按要求去指定地点同他会面，只见冯仲云已“变成”一个又瘦又脏的乞丐。面对他人目光，薛雯忙小声说：“你跟在我后边走，我们边走边谈吧。”冯仲云便在后边跟着，碰到路人，就把手伸出来，装出向薛雯乞讨的样子。
冯仲云告诉薛雯，自己走了五六百里路，走得脚底起了泡，好在老交通员有经验，让他把两颗枣嚼烂贴在脚上，过了一夜泡就下去了，第二天就继续走。“回到哈尔滨，我这个样子不便去道里、南岗找你们，我们又在道外桃花巷待了3 天，才找到一个关系。我同交通员两人到昨天晚上只剩下4 角钱，吃了就住不了店，因此不敢吃饭了。幸亏昨晚上找到一个同志，若不然又要饿几天呢。”［6］薛雯问冯仲云怎么把破烂衣服换掉，冯仲云说已找好了有关系的地方。他让薛雯晚上把干净衣服送到沿江岸边一个叫牵牛房的地方——一座红森房子，那儿僻静。
晚上，江边行人寥寥。薛雯观察了一下四周，迅速钻进了小木屋。
冯仲云果然做了周密安排，一个警察领着他去澡堂子洗了澡。薛雯看着那堆换下来的衣服，破烂棉袍子的棉花差不多掉光了。因为又当棉衣又当被，生满了虱子，有的还在袍子上爬动。薛雯当场就要扔掉，冯仲云却坚持带回去拆洗缝补，说下基层还要用，但抱着破烂衣服坐电车是很危险的。那位警察说：“我送你们一段吧。”说着便提着那堆破烂包裹，同大家一块儿离开木屋，上了电车。果然，不到一个月，冯仲云又离开哈尔滨，赶往了南满。［7］60 多年后，薛雯在北京接受了采访，仍然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哈尔滨南岗光芒街的家：那是一座俄罗斯式的木板墙壁的平房，既是冯仲云与薛雯的“家”，又是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省委文件保管处。平房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文数学专著，完全是一位教授的“家庭”。会客室里放着黄格子大沙发，大沙发的三个靠背里装满了秘密文件。现今，这座平房门楣上的标牌是“中共满洲省委旧址”。［8］抗联战士们的危险，不光来自敌人，还来自细菌与病毒。冯仲云在《我的自传》中写道：“我在汤原害了严重的克山病，就是说是心脏腐烂症，这个病本来死亡率是百分之八十。但是我幸遇良医，得以起死回生。可后来是有些后遗症的。”
克山病是一种地方性心脏病，最早发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因此而得名。主要症状是心肌损伤，伴有急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克山病发病急，病情快，极易引发心源性休克、急性肺水肿，在缺医少药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病死率非常高。
研究表明，克山病多发于硒元素缺乏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 年代，此病已少有发生。而冯仲云在汤原发病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应当是很幸运的。如果疾病与敌人一起向抗联攻击，那可是命悬一线了。
打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冯仲云来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加之很多时间到基层各县农村，疾病便时时找上身来。1934 年，在五常县小石龙、棒槌沟一带，冯仲云便得了斑疹伤寒病。多年后，冯仲云回忆起这两个地方，至今仍然“印象很深”，说自己很想再去看看。
那年冬天闹斑疹伤寒，闹得很厉害，部队80% 的人员都害了（斑疹）伤寒病。冯仲云躺了3 天，走也走不得，动也动不得，后来张兰生、朱新阳（张与朱分别为抗联重要领导干部），弄个爬犁，把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拉走了，送到了一个种大烟的地点——大烟场子。之后，他们觉得不把握，又搬了出去。
冯仲云回忆：“我们刚走，敌人就扑到我们住过的那个房子里去了。
敌人也在那儿扎营住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劈柴干啥的我们都能听见。我们整个县委也都在那里。后来我们走了，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医院里。三十多里路，我们连走带爬，走了十五六个小时。过了三天，县委被敌人给剿了，剩几个人跑到林子里，也都病了。我和小马好了，把他们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都背进去了。”［9］斑疹伤寒，包括流行性与地方性两种，主要是以虱子与跳蚤为传播媒介，在人群中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此病与战争及贫穷导致的卫生状况低下有直接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仅上海一地每年即有1 万多病例，病死率高达20%。［10］预防此病手段非常简单而易行，就是讲卫生，灭虱蚤；但对抗联战士来说，又是非常复杂而奢侈的。从冯仲云上述回忆可以看出，一场斑疹伤寒的传播和蔓延便可以击垮一支队伍。可在那个年代，又何止一种传染病“配合”日本侵略者一齐向抗联战士袭来？
1934 年春，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胡彬）、宣传部长杨波被捕后叛变，致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受到破坏，省、市、县级党团、工会主要负责领导30 余人被捕。［11］冯仲云夫妻成了敌人重赏通缉的“要犯”，两人的模拟画像在哈尔滨市街巷被到处张贴，人头赏格达1 万大洋，提供有效线索的赏格也达3000 元。
冯仲云基本在各根据地，不易被察，带着两个孩子的薛雯时刻处在危险中。为安全起见，薛雯带两个孩子回了上海。离开前，化装后的冯仲云赶回哈尔滨的临时家中，与妻子和两个孩子见面。
冯仲云深情地看着妻子欲言又止。他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抚摸着两岁的女儿，冷静分析了一家人接下来将面对的3 种可能：一是薛雯回上海，通过组织安顿好孩子，再重回东北，跟自己一起去哈东打游击；二是10 年、15 年胜利后双方再重逢；三是这次分别可能永别。冯仲云鼓励妻子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定信念。哪怕是牺牲，必胜信念一定不能有任何动摇。”［12］薛雯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内心伤感于分离，但在崇敬的丈夫面前仍然表现得很坚强。她只提了一个要求，给两岁的女儿起个名字。那时节，冯仲云刚获得罗登贤牺牲的消息，于是就给女儿起名冯忆罗：一是以此名纪念缅怀罗登贤，期望女儿长大也要走革命先烈的道路；二是若将来夫妻不管谁发生了什么意外，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只要孩子活着，凭“忆罗”之名，便能找到孩子。［13］那一晚，冯仲云是不能在家过夜的。“3 种可能”下的别离，可谓五味杂陈。令我们倍感欣慰的是，这对赤诚忠烈的夫妻，12 年后在抗战胜利的凯歌中得以重逢，成就了抗联一段少有的爱情佳话。虽然儿子已夭折，但女儿冯忆罗已成为新四军战士。
在结束本节前，应当补记“抗联的父亲”李升老人一笔。
李升，1867 年生于山东德州一个贫苦的搬运工家庭。1894 年，28岁的他一个人扛着一条扁担闯了关东，辗转落脚方正县，1915 年被骗到俄国修了两年铁路。1932 年秋，李升打死了一个伪军，不敢回方正县，流落到汤原鹤立河南岸七号屯，在那儿结识了冯仲云，并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日伪军攻占了方正县，烧了半条街。李升家的房子被烧了，他的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被敌人杀害了。已60 多岁的李升对敌人更加仇恨，抗日更加坚决。
李升老人是东北抗联最出色的交通员，许多东北抗联的领导与战士由密营去外地或上部队时，都由他护送。他们以“父子”“父女”“翁媳”等关系为掩护，每次都安全抵达目的地。中共满洲省委每次有重要干部派遣，都由他领送。
杨靖宇、冯仲云、赵一曼、李兆麟等人，都曾扮过他的儿子、女儿。当时，李升虽然年纪很大了，但自小吃苦，大半生从事体力劳动，故而还是健步如飞，超过许多年轻人。
1940 年初，他从长白山寻找第一路军回来，由于叛徒告密，在依兰县境被捕。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后来把他放在一个布满铁刺的笼子里，拼命滚动笼子。他浑身被铁刺扎了数不清的血窟窿，却始终坚贞不屈，不吐露党的机密，结果被判处10 年徒刑，直到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才出狱。［14］老人出狱时年逾78 岁，在那个年代是一位高寿的长者。他一生坎坷，受尽了人世间各种痛苦，却得以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
那一刻，老人一定是无比幸福的。
是什么力量让老人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应当是等待一个未竟的心愿。阅尽沧桑的李升老人，一定是看准了小鬼子必定塌台！换言之，是革命必胜的信念，为老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现今，我们每每看到那些历经腥风血雨、伤痕累累的“老红军”“老抗联”，八九十岁高龄仍然精神抖擞。他们哪一位不是精神上超出常人的强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