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李洁，1905 年10 月出生，四川宜宾县人。父亲李鸿绪，母亲兰明福共生育了6 男3 女，赵一曼排行为七，是最小的女儿。
家庭富裕多产，因而赵一曼自小便有了读书的机会。在共产党员、大姐夫郑佑之的引领下，赵一曼于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 月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分道扬镳。这年9 月，赵一曼受共产党组织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一次异国远行，她结识了同行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陈达邦。1928 年，经党组织批准，23 岁的赵一曼与28 岁的陈达邦结为革命伉俪。此时，国内斗争形势发展，特别需要女干部，组织上决定让赵一曼提前回国工作。
但是，由于学习与生活异常艰苦，赵一曼的肺病复发且怀有身孕，陈达邦实在放心不下且难以割舍；但两个人都明白，还有什么比革命更重要的？分别时，陈达邦把结婚的金戒指和手表给妻子带上，想着也许在困难时会有帮助。
现今，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存档的《访问录汇编》有赵一曼丈夫陈达邦1962 年7 月31 日的回忆：她的党性非常强，对党不讲价钱……主张“宁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我当时难过。她说：“当前情况是没有车炮两全的。”临走时，她安慰我些话。记得她说：“这是暂时之别，夫妇最好是在一块，但不在一块也是夫妻，只要政治上是一致的。”
这一别岂止异国他乡，千山万水？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与希望：早日再相会。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别竟成永诀。
赵一曼出国时乘船，旅途一身轻盈，回国之途一路凶险，加上严重肺病、五六个月的身孕，只身一人辗转奔波。现今我们已经难以想象，这位四川弱女子是克服了多大的困难，遭了多少罪，才回到了上海。
刚跟组织接上关系，适逢组织在宜昌联络站急需人手，赵一曼挺着大肚子，在宜昌一条狭窄街上一间木板屋里，展开了工作。
两个来月后，也是在这里，赵一曼于生下了个男孩，取名宁儿，大名陈掖贤。
生产宁儿时，迷信的房东老太太不许她把孩子生在家里。一位好心的搬运工和妻子把她接到家中。为减轻这家的困难，她把分别时丈夫给的戒指交给房东大嫂卖了钱。不想，这引起了特务怀疑：一个穷苦女人哪来的戒指？得到拟抓捕消息的她，拖着生产未满月的虚弱身子，抱着儿子，匆匆逃离了宜昌。
1929 年秋，受党组织委派，赵一曼又赴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工作。
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万万紧急中，机警且极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她，毫不犹豫地抱起宁儿撤回上海。在上海，赵一曼见到了陈达邦的堂妹——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大家商定，把孩子送到汉口陈达邦的哥哥（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
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血浓于水，人世间最深的羁绊，便是母子。何况宁儿刚满周岁，正是离不开妈妈的时候。赵一曼心中充满了难舍的怅惘。去汉口前，她抱着宁儿拍了一张合影，她坐在藤椅上，孩子坐在她的腿上。她左手搂着孩子，右手拉着孩子的小手。这应当是1930 年初春时节拍摄的照片，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赵一曼唯一一张生前留影。［24］
上述情况说明：赵一曼从1928 年4 月与丈夫结婚，到11 月回国参加工作，与心爱的人相守仅半年有余；从宁儿出生到寄养他人家，赵一曼与她的至亲骨肉在一起仅一年时间。
赵一曼是位感情炽热且丰沛的四川女子。什么力量促使她忍痛割舍亲情，别夫离子？弄清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十分重要。
著名作家、学者方未艾先生，当时是哈尔滨进步的《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通过金伯阳的介绍认识了“教自己学马列的”李洁（赵一曼）大姐，［25］并与其成为好朋友。方未艾告诉李洁说，自己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父亲28 岁因中毒性痢疾没钱医治就过世了，当时自己还不满4 岁。
李大姐听后很同情，说自己是川南地主的女儿，跟雇农儿子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但她又说，自己虽是地主的女儿，同样受地主压迫。
因为自己在10 岁时死了地主父亲，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事事限制她，不许她上学，压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地主哥哥的罪行，发表在一份妇女刊物上，从此与地主家庭割断了关系。
方未艾说，1934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洁大姐来向她告别，说要到游击队去，临别时给自己写了3 首五言诗《赠友留念》。其中两首是：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26］与爱人陈达邦和骨肉宁儿的分开，对赵一曼而言是痛彻的“苦离别”。对人世间的“情”，她会“都看重”。但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失去了“自由”的爱情、友情、亲情，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为了争取人世间真正的自由的爱情、友情、亲情，是赵一曼忍痛别夫离子的原因吗？
方未艾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的“李洁”就是赵一曼。他认为，赵一曼是一位怀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烈女子。赵一曼曾有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曾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自己看，其中四句为：“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和“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27］
赵一曼来到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东北，先是在沈阳做妇女工作，1933 年初到哈尔滨做工会工作，后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为掩护身份，她与共产党员“老曹”（黄维新）组成了“家庭”。1934 年初，因叛徒告密，“老曹”被捕，牺牲在狱中。
此时的赵一曼处境十分危险，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她巡视海伦，在那里，赵一曼与中共海伦支部书记雷炎（李辉）共同研究，加强义勇军工作，使海伦游击队有了较快发展。
结束对海伦的巡视回到哈尔滨后，鉴于赵一曼的危险处境与身体状况，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打算把她安排到另一个城市工作。赵一曼表示，自己上过军校，能带兵打仗，要求到游击区去工作。这样，赵一曼便到了哈东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妇女会负责人，后任珠河铁北区委书记，1935 年9 月兼任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
李兆麟，1910 年出生，辽宁辽阳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原名李超兰，1932 至1933 年，曾化名李烈生、孙正宗、张玉华，1934年至1945 年一直化名张寿篯，1945 年9 月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李兆麟。
1946 年3 月，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此名仅用了6 个月。
九一八事变后，耿继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中共党员冯基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李兆麟等六七人到耿继周部工作。1932 年2 月，冯基平、李兆麟等人到辽宁辽阳，利用李兆麟在家乡的关系，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推举苏景阳为司令。由于苏并未到任，实际二十四路军是由“高小毕业生”“小地主儿子”联络员李兆麟组织和协调，领有2000余人，一部分是胡子，一部分是自卫军。战斗力颇强的苏景阳民团骑兵200 余人由李兆麟直接掌握。
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对日伪展开激烈斗争。1932 年4 月，李兆麟组织率领“燕子队”及苏景阳骑兵团，一举消灭汉奸“洪盛团”，缴枪150 余支、马百余匹及大量弹药。随即又率于志超队（500 余人）扒了十里河至公灯塔之间的铁路，砍倒了许多线杆，破坏敌之交通与通讯。
而后，李兆麟又会同“长江队”义勇军与日军大战于铧子沟，打败了日军，使他们放弃了铧子钩，携男女老少逃走。此战，义勇军生擒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日本人久留岛，在南满轰动一时。
李兆麟在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参加赵殿良指挥的二十一路义勇军，联合攻打沈阳城。在围攻沈阳的四路军中，第二十四路军承担了南路与西路的进攻。
1932 年8 月末的一个午夜，倾盆大雨中，李兆麟率二十四路“燕子队”，率先从沈阳南门攻入城内，南路义勇军在赵殿良指挥下，攻入东塔飞机场，捣毁航空站、电台、飞机库，毁坏飞机若干架。日本侵略者将义勇军夜袭沈阳城，视为“十分可虑”的事件之一。［28］在组织义勇军工作期间，李兆麟动员全家及堂兄弟等亲属共同参加反日斗争。他家既是抗日活动的联络站，又是抗日宣传点。一台价格不菲的油印机，是他动员母亲和妻子共同凑出了80 元钱，派表弟杨兆丰冒险从沈阳购买的。辗转运回家后，这台油印机被藏在母亲屋子的顶棚上。
1932 年末，大规模义勇军反日斗争失败后，根据中共奉天特委指示，李兆麟在煤矿做工运工作。从未做过繁重体力劳动的李兆麟，终于累倒了，发烧咳嗽不能自持，时不时咳出血来。
1933 年春，李兆麟从本溪乘火车回到沈阳时，由于受到严重的肺病折磨，下火车时不得不将人力车靠近门，被搀扶着挪上人力车拉回家。病稍好转，李兆麟便申请工作。中共奉天特委任命其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他的家里又成为兵运工作的秘密联络点，母亲、爱人、妹妹成为联络员和交通员。
李兆麟作为一个地主子弟，从小锦衣玉食。为了完成任务，他与煤矿工人一样在数十米深的矿井里，吃着粗粮，喝着脏水，干着牛马活，直到累得吐血。这种信仰的力量与革命精神，实为难得。
1933 年6 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破坏。大逮捕中，幸好李兆麟当时在家外的奉天兵工厂与肇新窑业公司工作，敌人便抓捕了他的母亲、爱人和妹妹。处于危险中的李兆麟仍在努力坚持，直到实在无法活动，才于8 月份北上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省委决定其留在省军委工作，任军委负责人。
出身地主家庭的李兆麟，在国家危亡的年代，难能可贵地成了富有理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亲人们同样富有民族情怀，实为革命家庭。尤其是他的妹妹，为了保护做地下工作的哥哥，在同叛徒张百生的口供对证斗争中，无论西站宪兵营，还是东关伪警察厅的敌人怎样施刑，都一口咬定没有哥哥，最终高等法院没有证据对其判刑，只得将其释放。［29］今天，在我们怀念民族英雄李兆麟的同时，请记住辽东半岛这一位年轻烈女子，她的名字叫李兆宾。
“军委”是军事委员会的简称，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其职能是组建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从事武装斗争，因而也称兵委。中共满洲省委的军委负责人，先后由杨林、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吉密（胡世杰）担任。吉密工作变动后，此职一直空缺。省委让年仅23 岁的李兆麟担任此职，既是对他在义勇军工作期间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能力的充分认可。
1934 年，随着赵尚志珠河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李兆麟（化名张寿篯）赴珠河，担任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因为赵尚志尚未恢复党籍，满洲省委派李兆麟去游击队，显然是要加强这支抗日劲旅党的领导工作。
实际上，李兆麟是“以省委巡视员领导珠河县委，以副队长的资格领导珠河游击队的党和政治教育工作”。［30］赵尚志与李兆麟早就认识，再次见面，分外高兴，赵尚志早就希望省委派来帮手。来到游击队，让两年前曾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二十四路军搏杀沙场的李兆麟，感到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在珠河游击队，李兆麟支持和配合赵尚志进攻黑龙宫，攻入宾州城，激战三岔河，打了若干险仗、胜仗。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代理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哈东支队三个总队中，第一总队是游击队基本骨干队伍，赵尚志兼司令，李兆麟兼政治委员。3个总队之外，支队直属战斗力最强的炮队与骑兵队政委仍然是由李兆麟兼任。
1934 年下半年，面对敌人对珠河游击区和根据地的重兵“讨伐”，哈东支队与珠河中心县委在反“讨伐”斗争策略上发生了分歧。赵尚志（含李兆麟）主张实行“冲破敌人包围开展新游击区”的战略，珠河县委认为赵、李是“政治右倾”、逃跑主义。在涉及抗日武装力量是发展还是伤损的原则问题上，赵尚志从不让步。
因此，1934 的11 月，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刘焜（又名赵毅敏，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以省委代表身份到珠河解决赵尚志（亦包括李兆麟）与珠河中心县委的意见分歧问题。刘焜经过实地考察，认为赵尚志根据实际，灵活执行省委决议，向方正方向发展的“策略是正确的，省委决议中‘不准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是不切实际的”。后来省委发出的指示信中说：“省委同意你们对于方正和珠河两处根据地决定。”［31］
中共满洲省委实事求是、纠正自身错误的精神，令人欣慰与敬佩。
1935 年初，对赵尚志说来，两件喜事接踵而至。
第一件喜事是，1 月12 日，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决议还明确指出省委开除赵尚志党籍是错误的。［32］应当看到，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这件事本身，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承认错误、纠正自身错误的勇气和作风，又反映了中共满洲省委正在努力排除和纠正“左”的影响，逐渐回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
据当时（1933 年）的组织部长何成湘说：“省委当时（《一·二六指示信》之前）站在‘左’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开除他（赵尚志）是不正确的。”虽然省委有关领导已认识到了，但还是未及时恢复他的党籍。
实际上，被开除党籍的赵尚志，非常盼望党组织能重新接纳自己，那种心情犹如离家的孩子，无时无刻不渴望尽快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1934 年初，渴望至极的赵尚志向党团组织写了一份“声明书”，其中说“一个革命分子，若不是在阶级的党、革命的集团领导之下，绝不能够正确的执行革命工作……”。声明书用了3 个“无条件”表达了对党的极度忠诚：“无条件的接受领导，无条件的积极执行工作，无条件的服从纪律和改正错误，那才防止走上政治生命断绝、断送革命的危机。”赵尚志在声明书中检讨并承担了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全部责任，责己之严，罚己之苛，实为罕见。他提议将自己的检讨“声明书”登在党报上，使每个同志都了解自己的错误，引以为戒。
如何正确对待党组织给予的处分，尤其是被错误惩处后，依然能做到对党的组织忠诚如初，对党的事业忠贞不贰，是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一名真正怀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党性是否纯洁无瑕，革命态度是否坚定不移的根本检验与标志。
同样是在共产党组织中工作和学习了50 余年的笔者，读着80 多年前这位先烈的“声明书”，在心灵深受触动的同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些同样与赵尚志具有军事干才的人，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令日寇为之丧胆，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根本原因是缺少忠诚，对党“无条件”的忠诚。
对党“无条件”忠诚不是无原则的盲从，而是无条件地看怎么对党的事业更有利，这正是赵尚志对党无限忠诚的表现。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好处，哪怕受到冷遇，也要坚持正确的策略；宁肯委屈，也不让党受损失。
知道开除赵尚志党籍是错误的，却没有及时恢复，是因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认为，省委“不准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的意见，赵尚志并不同意。由于省委代表刘焜在珠河的巡视，省委重新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策略：“珠河和方正的游击区应在发展中打成一片，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也应向这一方向发展。”［33］于是，赵尚志、珠河中心县委、省委巡视员、省委代表终于统一了认识。被开除出党组织达两年之久的赵尚志，终于又回到了党组织怀抱。
以上这些叙述是冗长的，但笔者认为十分必要。当年的历史教训，应当成为今日之鉴，这也是我们钟情历史的原因之一。
赵尚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被组织开除，政治生命被剥夺，无异于精神生命的停止；因为他的人生，完全与革命事业连在了一起。
因而，作为一级组织，一定要对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高度负责。如果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能深入到基层官兵浴血奋战的第一线，如果能像罗登贤那样“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不会犯“左”的错误，而打击了真正的好同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剧烈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党不可能不犯错误，这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与忠诚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年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最终拍板恢复赵尚志党籍的代理省委书记杨光华，几十年后回忆说：“赵尚志从头到尾是革命的，受了挫折也没有消极，一直在搞革命，搞抗日活动。党开除了他，他也在革命。不在这搞，就到另一地方去搞，这是难得的革命精神。”［34］也是在这一年的1 月，共产党员赵尚志面对洁白积雪覆盖着的茫茫原野，望着朝阳初升的灿烂霞辉，感到无比欣慰，因为他迎来了这年的第二件喜事：1 月28 日，在上海抗战3 周年的日子里，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由哈东支队改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宣告成立，由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由赵尚志兼，下设3 个团，最具战斗力的第一团团长，由李兆麟担任。3 个团之外，军部直属部队有政治保安营、少年连。1933 年10 月10 日，珠河游击队成立时只有13 人，1 年多时间已发展至全军500 余人。游击区域已达珠河、五常、双城、延寿、宾县、方正等6 个县。
第三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使日伪当局异常惊恐，最为恐惧的，是身处第三军各根据地与游击区之中的珠河伪政权。1935 年伪珠河县政府编印的《滨江省珠河县政概况》称：珠河县行政区现有官警夫役263员，兵力单薄，不敷分配。而境内匪区密布，此剿彼窜，兵去匪来，是以匪患流年，滋扰不已。虽经联合友驻各军大事痛剿，迄未肃清。“抗日会匪赵尚志等盘踞亮珠河一带，时有攻城消息，纷至沓来。曾饬农商各按段重修城墙，建筑炮台及卡子房各数十处，并于城壕铁丝网上全通电流，以资防御。”
就在珠河县城日伪当局提心吊胆防备赵尚志攻袭时，不料赵尚志组织4 路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出其不意地攻打了方正县城。欲知赵尚志如何巧用“三计”攻陷方正县城，容待后叙。
注释：
［1］《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1935 年8 月23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198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78 页。
［2］小孟：《南满抗日游击运动》（1934 年4 月23 日），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496 页。
［3］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68 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史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6 月第1版，第240 页。
［5］《中共满洲省委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4 年5 月15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19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82 页。
［6］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5 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2 版，第419 页。
［7］［8］［26］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 版，第132—134 页，第135 页，第223 页。
［9］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版，第162 页。
［10］［11］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216页，第216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91 页，第191 页。
［12］中共本溪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本溪市民政局：《本溪英烈》（第一辑），出版登记号（内）0131，1988 年8 月出版，第95 页。
［13］《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问题给省委的报告》（1934 年12 月29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239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58 页。
［14］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5 月第1 版，第72 页。
［15］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1 页。
［16］熙文：《英勇奋斗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载巴黎《救国时报》，1937 年9 月18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1 页。
［17］［21］［23］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社，2016 年9 月第1 版，第320 页，第226 页，第226 页。
［18］潇湘：《关于蓬勃发展的满洲民族革命战争的报告》（1935 年1月），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325—326 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19 页。
［19］《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11 月第1 版，第455 页。
［20］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42 页。
［22］以下摘引自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社，2016 年9 月第1 版，第225 页。
［24］刘颖：《东北抗联女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版，第18 页。
［25］［27］张正隆，姜宝才：《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 月第1 版，第250—251 页，第253 页。
［28］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辽宁史》（第一卷），辽海出版社，2001 年6 月出版，第206 页；转引自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 版，第38 页。
［29］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 版，第54 页。
［30］《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 年9 月10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第306 页；转引自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 版，第86 页。
［31］［33］《满洲省委给珠河县委与游击队政治部诸同志的指示信》（1934 年12 月23 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120 页，第120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7 页，第13 页。
［32］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1935 年1 月12 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5 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8 页。
［34］《访问杨光华同志记录》（1965 年9 月16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