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伪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抗联是一支没有后勤补给的部队。
赵尚志经历过巴彦游击队的失败，深知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对游击战的意义。为使部队得到休养生息，伤员得以救治，兵力得到补充，粮食服装及时供给，赵尚志把根据地建设看得同打击削弱敌人一样重要。
赵尚志的另一个观点，仍然是一贯的“打字当头”，认为根据地是打下来的，消灭了保护反动地主阶级的军队，让老百姓当家做主，人民才能支持游击队。
1934 年，赵尚志率队从南到北，纵横驰骋，连续摧毁敌人据点，哈东游击区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数县，东西为200 多里，南北为350 里，其主要根据地为珠河四、五区，延寿二区，宾县二、三、七、八区……游击区反日队伍很多，以赵尚志赤色游击队为中心，战斗力最强，赤色游击区域已有二三百平方公里之大。［18］
在核心根据地珠河县，反日会员有1 万人，各地遍处成立农民委员会。1935 年，珠河县人民政府在总农会的基础上成立，县农会总会长吴景才被选为政府主席，老百姓称他为“吴县长”。
在珠河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内，革命政府取消日伪当局颁布的一切苛捐杂税，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路南游击区的土地，多为伪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和北满汉奸大地主司林大柜所有。在游击队与农民自卫队的保护下，他们都不敢来收租，土匪也不敢来骚扰。1935 年上半年，路南迁入农户达2000 户之多。
中国老百姓，你给他一分好处，他便十分报答你。得了土地的老百姓，为保卫胜利果实，纷纷组织自卫队。1934 年末，哈东游击反日自卫队员发展到5000 余人，另有15 个模范队、青年义勇军共计968人。
哈东支队迅速得到发展，与相当多优秀自卫队、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的加入有相当大关系。自1933 年至1935 年末，仅珠河县便为游击队自卫军提供了20 万斤粮食，输送优秀子弟1000 余人参加部队。哈东老百姓称根据地为“红地盘”，日伪当局则哀叹根据地是“共匪的哈东乐园”。［19］
哈东支队能在珠河等根据地立足扎根，跟赵尚志带兵铁的纪律密切相关。部队向老百姓买猪肉，都按当时最高价付钱，老乡不要钱就不买，赵尚志的理由是，老百姓好不容易杀口猪，我们怎么能白吃呢？
他始终记得，珠河游击队由起初13 个人发展至今，起步重要一条，就来源于老百姓“文明胡子”的印象。赵尚志的部队纪律严到什么程度？随便吃老百姓一口萝卜都不行！这似乎是有些不近情理，但在赵尚志的基本队伍里就是执行得通，其中重要原因是赵尚志带头严格执行。
有一次，赵尚志见房东大嫂正在切萝卜，便抓起一块填嘴里吃了。
过后，一位小战士提意见，认为赵尚志犯了一个错误。赵尚志马上开会，当众检讨，并表扬了这个小战士。还有一次，赵尚志的房东家炕席下炕着瓜子，他在看书时无意识抓了一颗吃了。这时，刚好被一个小战士看见了，就说，司令你在会上说所有战士不许动老百姓一根草，可你……赵尚志马上对自己执行纪律，立即让小战士拿来一炷香点燃，自己两腿绷直站在墙边罚站。过往的战士、老百姓都感动劝说，赵司令工作忙，意思一下就行了。赵尚志说，当干部更要严于律己，坚持罚完一炷香的时间。
赵尚志带兵军纪之严，不仅表现在严于律己，还在于执行纪律不避亲。1934 年春，丑殿五与李春山从游击队叛逃为匪，祸害老百姓。
当时的军法是叛变、拖枪逃跑为死罪（杨靖宇独立师20 条纪律第2 条便是“拖枪逃跑者枪决”），何况叛逃后还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赵尚志将二人抓获后问怎么办，对丑殿五大家异口同声要求按军法处置；又问李春山怎么办，众人便都不吭声了，有的说，打几棍子拉倒吧。
李春山是赵尚志的亲属，论辈分赵尚志称他为舅舅。李春山好吃懒做，抽大烟，他是放跑了一个汉奸地主后，叛逃到丑殿五的土匪队的。赵尚志队伍里有许多少年战士，并组成少年连。小孩子都替赵司令为难：外甥毙舅舅，没听说过呀！半天，一个战士说犯了军法，也该枪毙。赵尚志马上接过话头，认为这位兄弟说得对，就照他说的办！
赵尚志处决叛逃分子丑殿五，尤其是李春山，影响很大。自此游击队流传了一句歇后语：赵尚志毙他舅——公事公办。［20］钢铁一样的纪律，可以令人敬畏，但不能使人亲近。赵尚志之所以受官兵们爱戴尊重，主要在于他将官兵当亲兄弟，爱兵胜于爱己。
有一次，赵尚志感冒发烧，战士们想方设法弄了点儿苞米面和一小块姜，做了一小盆热面汤让他发发汗。赵尚志睁开充满血丝的那只好眼，指着小盆面汤问：“咱们不是没有苞米面了吗？”战士说：“是从老乡家借来的。”赵尚志说：“一定要给钱，这是纪律。”然后说，“我喝一碗就够了，再找两个大碗盛上分送给其他病号喝。”战士说：“你吃一碗发不出汗来。”赵尚志坚持就喝一碗，其余的都让给别的病号送去。
战马是战士最心爱的朋友。可赵尚志没骑过好马，他如果有了一匹好马，谁看上了，问他要，赵尚志就说：“牵去吧，上战场可要好好打仗。”自己则找一匹劣马来对付。每次缴获枪，自己不先选，让战士先选。他好同战士开玩笑，像个小孩儿似的，到这个弟兄碗里拣个豆儿，又到那个碗里扒拉扒拉，小战士便抢他的馍馍吃，他也常和战士一起帮老乡扫院子、挑水、推碾子，一块去站岗、放哨。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在一封指示信中批评游击队搞“极端民主化，如队长也轮流站岗”。有一次，赵尚志边走边想事，进屋见饭菜摆好了，上去就吃起来。一个小战士说：“司令，别的弟兄还没来，先吃可是犯错误。”赵尚志点点头，放下筷子，拿起枪到门外罚站岗。因为自己是游击队长，除了罚托枪，又另罚两小时立正。
有一次，一位老大娘对部队副官说，想看看赵司令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赵尚志已在大娘家住了一宿，吃了两顿饭了。副官指着灶边的赵尚志说：“那位矮个，帮你烧火的就是呀。”老大娘大吃一惊：“我当大司令不得怎么阔气呢？！不承想满脸黝黑，穿得最破，浑身油渍麻花的。”
他若穿上一双新鞋，看见有的战士鞋破了，就换过来，衣服也总是穿最差的。但有一件棉袄，他从没换给别人穿，他说是“妈做的”——“抗联妈妈”梁树林亲手缝制的。
由于战事频繁，工作紧张，赵尚志经常十天半个月不洗脸。一次，一位老乡对满脸黝黑的他笑道：“赵司令是黑虎星下凡吧。”赵尚志说：“国土沦丧，脸上无光啊！”于是就有人传说，赵尚志自举旗抗日后曾立誓，东北失地未收复前，誓不洗脸。因为蒋介石、张学良已把中国人脸丢尽了，无须再洗！
从这些微细的小事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秘密，在如此艰苦的抗战岁月中，面对那么大概率的牺牲，战士们仍然心甘情愿地跟随赵尚志艰难苦熬，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原来这位个头儿矮小的司令身上充满了伟岸的人格魅力。虽然他一时表面邋遢不洁，但胸膛中却燃烧着令人仰慕的高清道德之火。
在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创建中，游击队为开拓“红地盘”奋起战斗，老百姓为游击队送上自己最宝贵、最“值钱”的儿子与丈夫。
珠河侯林乡（今亮珠乡）吕大娘（梁树林，丈夫吕庭元）将两个儿子都送到了赵尚志的部队。大儿媳为妇救会长，两个女儿都参加了儿童团，梁树林自己任游击区妇救会长、区长，全家投身抗日。两个儿子与大儿媳先后壮烈牺牲。梁树林忍着巨大悲痛，协助赵一曼将游击区医院与被服厂转移。1951 年，东北人民政府奖励梁树林“东北抗联吕老妈妈”锦旗，梁树林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中央与国家领导人接见。毛泽东将她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人并称“八大妈妈”。［21］吕凤兰是梁树林最小的女儿，10 岁前加入了儿童团，给赵尚志所属部队送过情报，11 岁参加抗日少年连。那时候，梁树林家是游击队主要落脚点。1935 年初（农历二月初二），日本鬼子大扫**，火烧小亮河屯子。梁树林通知转移乡亲，睡熟了的小女儿凤兰被大火困在屋里，幸亏杨大叔将其抱出屋外。
2012 年7 月16 日，著名军旅作家姜宝才采访了当年的幸存者——88 岁的吕凤兰老人。老人满怀深情回忆自己的母亲及赵尚志、赵一曼，朴实无华的真挚语言，令人动容。
吕凤兰告诉姜宝才，她的母亲叫梁树林，是梁启超的侄女，名字还是李兆麟给起的（原名吕梁氏）。她原有俩哥哥、一个嫂子、俩姐姐，一家七八口人都在大青川那当抗联。大哥叫吕文财（才），二哥叫吕文珍（真），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大哥死在大青川，二哥死在秋皮囤。大嫂吕管氏，是区委的通讯员。敌人来扫**时，她给后方医院报信，路过一个叫罗圈场子的地方时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大哥、二哥、大嫂都牺牲了，前后不到100 天。
梁树林早在抗战前的1930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据吕凤兰女儿李冬英介绍，梁树林在两个儿子牺牲时，没有流泪，把痛苦埋在心底，说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等看到大儿媳（1934年入党，妇救会长）被抬回的遗体后，她精神恍惚，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吕凤兰说，她的妈妈当时就疯了，要投井，叫邻居老李大叔一把拽住了。以后就总得看着妈妈，她动不动就挎一筐明子（油脂多的松木），拿着洋火要点“狗窝”去，还管日本子兵叫狗。“狗窝”就是日本子警察署，邻居看见就去帮忙追。而自己那时候才9 岁，也撵不上妈妈，总怕她去“惹祸”，全靠邻居家帮忙。
当时，赵尚志、冯仲云等时常来往梁树林家，赵一曼还在她家养过病，吕凤兰回忆，有时正吃着饭，她妈妈突然就哭着往外跑，那时候她们几个姐妹都小，赵一曼姐姐就拽住她妈妈，哭着劝说，妈妈你别哭，你别害怕，我养活你！赵尚志也对她妈妈说，你别愁，我们这些人都是你儿子，全国人民都是你儿子。［22］过了好一段时日，梁树林逐渐恢复了神志，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抗日地下活动中。1935 年夏，为了给山里医院买药，梁树林冒险出山，被汉奸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肋骨被打断两根，门牙被敲掉4颗，却始终保守党的机密，后被党组织全力营救出来。
多年后，已入暮年的梁树林老人，以平和的语调，向孙辈们讲述了当年那段惨烈的经历，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老人连续失去两个仅有的儿子精神没有崩溃，而儿媳妇的牺牲，却几乎击垮了她。
两个儿子中，先牺牲的是二儿子吕文真，他当过赵尚志军部警卫连指导员。那是在1934 年冬的一场战斗，战斗从鸡叫开始，一直打到晌午。为掩护部队突围，打光了子弹后的吕文真牺牲得很惨烈。打扫战场时，战友们看到他被绑在一个树墩旁：头部没被砍断，脖子上是白翻翻的口子，血都流光了。牺牲时他才20 岁。
吕文真的战友齐刷刷排队站在梁树林家门外，谁也不进屋。梁树林当时没有流泪，告诉他们“不要怕牺牲，不要怕流血，我们的革命就是好多人牺牲换来的”。那些队员齐咕隆跪下喊，“妈妈，我们就是您的亲儿子”。
不料，没过几天，又一个噩耗传来，大儿子吕文才也牺牲了。刚强的梁树林仍然没流泪，还是那句话，“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吕文才作战勇敢，办事稳重，到游击队第二年就担任了连长，牺牲时23 岁。
大儿媳妇姓管，没有名字，18 岁嫁给了吕文才，就叫吕管氏。她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甚得梁树林喜欢。更难得的是，跟村子里众多妇女不一样，大儿媳妇与自己一样有信仰，也是共产党员。大儿媳妇与大儿子文才小两口恩恩爱爱。丈夫牺牲后，大儿媳妇虽然十分悲痛，但从不在梁树林面前表现出来，是怕婆婆难受。眼前一个场景梁树林总也忘不掉，像一根尖刺扎在自己心上。
那天，梁树林早起喂猪，儿媳过来说：“妈，这个猪给我吧。”
梁树林说：“这家里什么不都是你的？文才走了，有合适的，妈再给你找个人家，你就是我的闺女。”
儿媳解释道：“妈，你误会了，我是说我来喂猪，我生是吕家的人，死是吕家的鬼。”
自打两个儿子没了后，梁树林很忌讳别人说“死”字，没想到这个字从大儿媳口里说了出来。梁树林张了张口，面对儿媳凄白的面孔与微锁的眉头，责备的话终没说出口。
转移出村的前一天，儿媳要替梁树林留下通知乡亲们上山，梁树林没同意，说“你还有任务”——实际是怕她遇到危险，安排她护送隔壁王大婶和孩子上山，去西山李长林家，目的就是要支开她。梁树林没想到，儿媳能去太平沟给医院和被服厂送信，而去太平沟必得走罗圈场子，那个道上有日本鬼子呀！果然，罗圈场子老王家报信：你家大儿媳被鬼子打死在罗圈场了。
见到儿媳遗体那一刻，梁树林悲痛难忍，泪流满面，也应当包括因此前连失两个儿子却一直努力压抑的悲痛，一起袭上心头。她清楚记得，昨天儿媳临走时，还到猪圈把圈门打开，把马放了，回屋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到一个包里，交到自己手上。现在，她竟躺在担架上。
梁树林陷入深深的自责中，自责自己没替亲家和大儿子文才照顾好他们的女儿与媳妇，自责自己怎么就想不到儿媳是区里的交通员，是一定要去给后方医院和被服厂送信的？！其实路已被封锁，信是送不到的。
东北有给活着的老人预先准备寿材（棺材）的习惯。报丧信的罗圈场老王家对梁树林说：“你先拿去装大媳妇吧，我妈再重做。”
梁树林立马想起那天喂猪，儿媳说“这个猪给我吧”的那句话。
她感谢老王家救急，10 元钱卖掉那口猪，心里悲凉地说：“儿媳呀，这口猪真的让你要去了！”
吕管氏是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东北农村妇女，她没有叱咤战场、扭转一处风云的能力；但为了赶走侵略者，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鲜活的生命在22 岁的年轮上戛然而止。因为她身份太普通，她的抗日经历、工作、牺牲过程等等，史料均无记载，就为此，笔者借记叙“抗联吕老妈妈”之机，为其引了上述一段文字。
让我们还是回到梁树林身上。吕凤兰说，她妈妈虽然没有了儿子，但是抗战胜利了，还真是国家管她妈妈，养活她妈妈。她对她妈妈说：“赵尚志说的话没假哈（梁树林犯病时，认为‘儿子之说’是骗自己），这不中央管你了嘛。”梁树林认可地点了点头。
吕凤兰表示，妈妈虽然是个老百姓，但成了“八大妈妈”后，被请到北京开会。到了北京，大家都恭敬她。开会回来高兴，她妈妈说，没想到自己还能见到毛主席，说毛主席给她敬酒。吕凤兰问她妈妈给毛主席敬酒了吗。她妈妈说敬了，互相敬酒，哭啊。毛主席也掉眼泪。
毛主席一见抗联的人就难受，那真是，就说不上啥了，就为国家出力吧。［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