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靖宇的努力下，南满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涌现了大批拥护“红军”并积极加入抗联的青壮男女，也出现了一些壮烈的抗日英雄。
赵文喜，生于1906 年，满姓伊尔根觉罗氏，其祖父晚年沦为破落旗人。赵文喜读过几年书，相貌英俊，性格豪放。九一八事变时，他在保甲队当班长。唐聚五举兵抗日之际，他率十几个保甲参加义勇军，失败后拉杆子成立山林队，报号“大喜字”。
杨靖宇率队到仙人洞后，赵文喜主张参加“红军”，手下七梁八柱多不同意，他便带3 个兄弟下山了，并见到了军需部长胡国臣（后叛变）。胡国臣知道他是山林队，便说当红军欢迎，可是不能空手。
赵文喜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入伙还得有见面礼。也巧了，八里甸子伪警察署到县城运供给，5 个伪警察押车路过暖河子，要在一家大户吃午饭。赵文喜善交际，自来熟，便去这家帮着忙活，趁伪警察喝得脸红脖子粗，把5 支枪一划拉，全部背走了。
接下来，赵文喜先当了独立师军需部司务长，后担任农民自卫队游击大队长。人称“赵大队”的游击队，配合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桓仁、兴京一带造成很大影响。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的《满洲共党匪之研究》，就曾写道“桓仁县阜康村反日会地方委员闫柱铭”将物资交给“红军大队长”，“又把杨司令以下的300 名红军的宿营地安排在赵文喜家。”［10］
抗联大部队跳入外线作战后，赵文喜成了抗联的地下工作者，为抗联买子弹，提供情报，当交通员……日伪当局到处通缉抓捕他，却始终摸不到人影，于是抓走了他的妻子赵史氏和8 岁的儿子小喜子，以此要挟赵文喜投降。得知妻儿被扣在伪警察署，赵文喜忧心如焚，咬了咬牙，仍奔波在为抗联秘密筹款的路上。残暴的敌人杀害了他的妻子与儿子。
赵文喜是被日伪搜查班的一个伪军认出的，十几支黑洞洞的枪一齐紧张地对向了着长袍戴礼帽的赵文喜。日军指导官拔出指挥刀，呜里哇啦喊着坏人，赵文喜把礼帽正了正，望着日军指导官轻蔑地说：“你小子瞅准了，老子就一个人，还值得你咋呼成这副熊样？！”
赵文喜受的酷刑是空前的：皮鞭抽，凉水灌，“老虎凳”坐，用滚开水往后背浇，沾上煤油的纸点燃后扔进裤裆里，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烫神经最敏感的**，再用钳子将其一块一块夹拽下来。
日本人认为，“支那人”抗不过日本的刑具，但面对“铁人”“好汉”“男人”赵文喜，他们气急败坏地用上了超越人生理极限的毒辣手段。果然，神志不清的赵文喜下意识叫唤两声，日本人的心理便得到满足。等赵文喜清醒过来，立刻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吭，羞恼的日本人便再施酷刑……
赵文喜发展的关系当中，有伪警察署里的巡官，有山庙里的道长，有伪审判庭庭长和粮栈店主。他被捕后，许多关系人把心提到嗓子眼。
敌人曾把3 个怀疑对象抓来让赵文喜辨认，赵文喜就是3 个字：“不认识！”
一些日本人虽利用软骨头的汉奸，却打心底瞧不起他们。听说了赵文喜，苇子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要亲眼见一见这个中国“铁人”。
敌人把赵文喜绑在大车上，用大铁钉将其双手钉在两个车厢板上。赵文喜的两只手跟血馒头似的，车厢板上都是血，黏糊糊的。马车在薄雪的山路上颠簸，赵文喜除了骂日本鬼子和汉奸狗子，就是喊口号，唱歌，人越多，唱、喊得越欢。去刑场的路上，他还在唱歌，喊口号。那天，雪在漫天飘，铜钱大小。村里人说是老天爷给“硬汉子”赵文喜撒的纸钱，让他到了那边能过上好日子。
同样上了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的《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的李向山，名气比赵文喜要大。在日伪这份极重要的内部研究结果中，李向山已经成了“红军李相山”。［11］当时，李向山一次带到一军一师的青壮年有五六十人。
其实，李向山原本是桓仁一带的富足大户、500 多亩地的地主。他原名李瑞林，青年时代，因崇拜孙中山而改名为“向山”，曾任县立民营学校校长、桓仁地区教育界稽查员、劝学员等。当时农村公办学校很少，他自费在家乡铧尖子创办了一所“三乐学校”（即国家、乡亲、黎民三乐意）。
九一八事变打碎了李向山的“三乐”梦。他在家乡组织大刀会，参加了唐聚五的义勇军，曾重创敌人。日军占领桓仁后，李向山将队伍拉上山，报号“老家钱”。山林队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可因为“老家钱”是李向山当首领，包括胡子在内的人都不认为其队伍是土匪，日本人则称其为“政治匪”。
1933 年冬，听说磐石有红军，李向山几次派大儿子李再野去联络，可惜未果。杨靖宇率部进入桓仁，李向山见到了当时先遣队的三团团长韩浩，两人一拍即合，李向山组织大刀会成员全部跟韩浩走了。
桓仁县有几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李向山？他的行动就是一种标杆、一面旗帜。他参加了“红军”，相当多人也都参加了杨靖宇的队伍，第一军独立师能够在桓仁迅速发展壮大，李向山功不可没。
长期的山林生活，使李向山得了挺重的疝气，行走不便。主力部队转移后，他便留在地方坚持地下斗争。自李向山加入抗日队伍后，他的家人便开始转徙，辗转桓仁、兴家、本溪、宽甸多地，先是投奔亲友，后来什么地方僻静就到什么地方。
1936 年春，日伪特务抓住了李再野。李再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抗日，在铧尖子以开大车店的名义作掩护，去奉天、苏家屯等地购买枪械弹药。第一军密营中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里的药品，不少是他买来的。
特务没审问出什么来，于是放了李再野，目的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抓捕“政治匪首”李向山。经过九个月的秘密盯梢，日伪特务同时抓捕了父子俩。
在将父子俩押往县城途中，赶上修路堵车，被绑在车上的李向山趁机向民工高声演讲。其中一句话，民工们印象最深：“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
在日本人眼里，李向山是重犯，因而将其押往日本宪兵队，希望他这面反日的红色旗帜变为白色，妄想通过他的“变色”，影响带动更多反日的人打出白旗来。敌人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用了，但仍未使二人屈服。失去耐心的日本宪兵最终对父子俩下了毒手。
抗战的历史应当永远记住李向山这位民族英雄。桓仁县党史办一篇记叙李向山的文章中写道：
高个，大眼睛、长方脸，高鼻梁，说话脆快，为人坦率，办事果断。平常一身农民打扮，外出时好穿长袍戴礼帽，骑匹大青马，一副学者绅士风度。初识得敬而远之，接触后方知其平易近人。［12］
大学生李再野死得很惨，被日伪特务宪兵点了“天灯”后，填进了浑江的冰窟窿里。笔者查了一下何为“天灯”，真是残暴至极，令人不忍下笔，却又不得不将日伪野蛮兽性暴之于天下：点天灯也称倒点人油蜡。把人剥光衣服，用麻布包裹，放入油缸中浸泡。入夜，将人头朝下，脚朝上，绑在一根高木杆上，从脚上点燃，让人在极痛苦的折磨中死亡。
如此兽行，是否是中国人奋起反抗的原因之一，肯定地说，绝对是！施暴者的目的是要吓倒反抗者，岂不知，这只是他们愚蠢的一厢情愿。越是凶残野蛮，越会激发反抗！
1934 年初，杨靖宇进入桓仁时，抗日第一军只有一个独立师，到了这一年的11 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时，已经发展到2个师及1 个游击大队、1 个保卫队、1 个教导团。全军800 余人，比独立师初建时（1933 年9 月18 日）的380 人增加了1 倍有余。此外，还有直接受第一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武装达900 余人。
为了替死难的战友、同胞赵文喜、李向山等人报仇，给日伪军更沉重的打击，在第一军成立的当月，杨靖宇指挥各部，首先将老对头邵本良部、伪公安队及日军守备队包围，毙敌30 余人。之后，他又亲率300 余人，攻进邵本良老巢柳河孤山子镇，毙伤伪满军20 余人，邵本良险些被击毙。
12 月上旬的一天，杨靖宇率部200 余人，于上午8 时、中午12时、午后1 时，连续3 次袭击柳河三源浦，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守敌不知抗日军何时还将来袭，整日提心吊胆。
自从挥师辉发江南以来，杨靖宇指挥部队，运用伏击、夜战、奔袭、偷袭等多种游击方式，以及飘忽不定、声东击西运动战法，胜利地攻破16 个城镇；［13］而且，随着队伍发展壮大，几乎每次进攻都是集中二三百甚至数百人的部队，实施局部以强击弱，致使敌人防不胜防，一片惊慌。
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支队和义勇军，积极打击日伪军，动摇了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的统治基础。如坐针毡的日伪军集结重兵，于1934 年冬展开残酷的“大讨伐”，并改变政治策略，提出“专打赵尚志的反日军，不打胡子”，意图拉拢意志不坚定的山林队与地主大排，使其从联军中分离出来，以孤立哈东支队。
赵尚志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以往日伪当局残杀投降山林队罪行，指出这是敌人的“阴谋破坏企图，而一切投降不干都是死路”，将更多义勇军、山林队团结在哈东支队周围。
日伪当局为砍倒哈东支队这面反日大旗，抽调了关东军精锐的横山勇等部队负责追剿赵尚志。
后为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长、陆军中将、第四军和十一军司令官、乙级战犯的横山勇，当时正担任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雄心勃勃，发誓要剿灭“共产匪”首领、“支那”黄埔军校生赵尚志。
不料，赵尚志的部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而北上，忽而西进，在日军与伪军的缝隙中巧妙穿插，将“讨伐”部队拖得狼狈不堪。但日军精锐横山勇部的确训练有素，始终寻迹紧追不舍。1934 年冬季，自11 月22 日至12 月2 日的10 多天里，赵尚志哈东支队与日军横山勇部，先后进行6 次激战，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肖田地之战。
肖田地，实为学田地。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均称学田，以其地租作为祭祀、教师薪俸和补助学生及贫寒人士的费用。“学”，东北人常读作“肖”。
肖田地之战的对手是横山勇属下望月部队300 余人，并配属伪军邓云章团400 余人。赵尚志是在率队返回珠河根据地途中与敌不期而遇的。当赵尚志部的哨兵发现敌人大部队后，已被初步包围。200 余人的队伍按司令部、骑兵队、少年连分散在几处宿营，一时难以聚拢力量实施强力突围。赵尚志当机立断，迅速带指挥班子冲到山顶制高点，沉着指挥部队向敌反击。
邓云章（后升为旅长）是伪军中的顽固派，在望月的指挥下，与日军一起凶猛发起攻击。赵尚志指挥第一、九大队、三大队一部及少年连，数次将日伪军击退。激战中，敌人炮火将骑兵队的马群炸散，打死战马30 多匹，连赵尚志的坐骑也跑失了。战至天黑，赵尚志率队乘夜色突出重围。不多时，战斗力颇强的日伪军，再次寻踪而至，将赵尚志部包围。
情形万分危急。
鏖战中，赵尚志左肘被流弹击中，血流不止。他忍着剧痛，思索突围良策。最终选择数名骑术精湛的战士，带着几十匹战马，在茫茫夜色中，突然从日军与伪军接合部强行突破，主力仍在原地不动。当几十匹战马“轰隆隆”狂风般冲出重围，敌人集中大批部队追击赵部“主力”时，却怎么也未料到，赵尚志的主力在敌追兵的屁股后边猛烈攻击，敌队形大乱，死伤无数。赵尚志乘机冲出重围，井然有序实施了转移。［14］
肖田地之战，是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伤亡也悬殊的战斗：哈东支队包括受伤的支队司令赵尚志在内，伤亡4 人，损失战马30 余匹；毙伤日伪军100 余名，白俄兵20 余名。［15］战前，望月部队有准备而来，要打的是围歼战，而哈东支队是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望月部队在对手可能退走的路上都预设了伏兵，精心布下了连环套。
让望月部队指挥官惊诧不已的是，对手并不是几次打退进攻，突出了包围，而是井然有序地敏捷撤退。望月部队的指挥官也因此赞叹其为“德国式联军的退却”，认为“此中必有名将指挥”。［16］抛开日酋野蛮的本性，日军对能征惯战的对手也是佩服的，听着下属报告肖田地战斗经过，日军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岩越恒一喃喃说了一句：“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在这个凶残的日酋眼中，“满洲国”诸多汉奸不过是小小奴才，而使大日本武士伤亡累累的赵尚志，才是大大的英雄。
自打珠河游击队成立到哈东支队创建以来，日伪军在战场上始终占不到赵尚志的便宜，便使出了多种卑劣的下作手段。在三岔河战斗后，赵尚志的部队来了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名叫周光亚，自称是哈尔滨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说前一段组织遭到破坏，自己找不到关系（哈市那个阶段党团组织确实被破坏），来珠河要求参加游击队，直接跟鬼子战斗。不久，有人到支队办事碰到了周光亚，便向司令部反映说，见过此人曾当过“侦探”。
其实，周光亚的确是特务。哈尔滨特务机关派他进入游击队的目的是伺机刺杀赵尚志。在司令部当秘书，机会是较多的，但惜命的周光亚想既杀害赵尚志，又全身而退，便难得手了。
久不见周光亚行动的日伪当局，又从宾县派出一名“医生”，潜入游击队与周光亚接头，一是通知周光亚回哈尔滨复命，二是接替周光亚，伺机投毒杀死赵尚志。
被人认出即将暴露的周光亚在撤退时，以“护送”名义，伺机杀害了哈东支队重要领导干部——经济部长李启东后，回特务机关交差。
倒在宾县八区乔家崴子一片小树林中的朝鲜族抗日英雄李启东，年仅38 岁。
李启东被杀害，立即引起了支队司令部对奸细问题的高度警觉，经过对与周光亚频繁接触、自称宾县顺天医院“医生”的审查，此人交代了自己原本为宾县伪警察署派出的奸细，以及与周光亚潜入哈东支队的任务。
李启东，朝鲜平安北道人，1927 年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学于云南讲武堂，是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领导干部，打入孙朝阳部后，李启东结识了赵尚志。一起离开孙朝阳部后，二人共同创建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可以说，他是东北抗联第三军创始人之一。
李启东大赵尚志12 岁，一直被赵尚志当成大哥。他的牺牲，使赵尚志悲愤不已，更对奸细抱有刻骨仇恨。这对其后来始终强调防范奸细有很大影响。令人万分痛心的是，战场上令敌闻风丧胆、无计可施的抗日英雄赵尚志，最终还是死在了奸细手中。此为后话。
对赵尚志毒害不成，敌人又施毒辣之计：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亲自出面，逮捕了赵尚志的父亲赵振铎。
赵振铎是颇有社会影响的文化人。他是清末秀才，早年追随孙中山，担任过朝阳县议会副议长。九一八事变后，赵振铎支持几个子女奔赴抗战前线，报效国家：二儿子赵尚朴曾参加马占山的东北抗日挺进军，1938 年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曾任哈尔滨市纪委书记、法院院长等职；最小的儿子赵尚武，1943 年末在河北平县反扫**战斗中壮烈牺牲。
日本人逼迫赵振铎给三儿子赵尚志写劝降信，赵老先生照着做了。
敌人将此信冠以《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大量印刷张贴，并用飞机散发到游击区去。
原来，智慧的赵老先生早就料到尚志抗日会牵连到家人，在赵尚志离家之际，以古人“从其治命，不从乱命”的典故，与尚志约定：什么时候你见到我的信里有“乱命”二字，那就是我被捕并被逼迫写的信，你一定不要按信上说的办，要一心抗日，为国尽忠。赵振铎与夫人张效乾共有子女11 人，加上孙辈，偌大一家子。作为一家之主，不能不预设保护全家几十口人的计策，可见其智谋超人。
“从其治命，不从乱命”之典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说的是晋国魏犨——又叫魏武子，有个没生孩子的爱妾。魏武子先对儿子魏颗指令说，自己死后让爱妾改嫁；后来在病重之际，又对儿子魏颗说，让她殉葬。
魏颗在父亲死后，让父亲的爱妾改嫁了。有人问他为何不遵父亲临终遗嘱？魏颗说，父病重昏乱，指令是“乱命”，我应按父清醒时的指令——“治命”行事。
赵尚志看了父亲信中“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昏乱，命在旦夕……”中巧妙将“乱命”嵌入，内心五味杂陈，既愤恨日伪当局的无耻下作，又为老父安危担心。
他深知，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若不分是非地孝顺父母，实为愚孝。国都没有了，父母何以为家？至于投降敌人，等于给父母添了个汉奸儿子。对小家而言，无疑将父母推向众人侧目的不耻境地；对国家而言，简直是大逆不道！
侥幸的是，敌人见赵老先生还算“合作”，加上老夫人张效乾变卖房产全力予以营救，以及赵老先生之声望，总算将人放回了家。至此，为防止再被抓捕，赵老先生决定离开家乡，离开特务监视的视线。
在举家入关内之前，老夫人特别想见只剩一只眼睛的儿子尚志一面，信是通过抗联秘密渠道转递的，赵尚志得知父亲已暂时脱险，内心十分高兴，但传信告诉父母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请二老体谅其不能去回家探望。老夫人带着对儿子思念的遗憾与以后再见的愿望，离开了哈尔滨。没想到，此口信竟成母子永诀前最后的消息。
变卖了房产及多年积蓄的家产，两位老人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国民政府曾在重庆赞誉赵家为“满门忠义，气节可风”。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过赵老先生，并给了他一定资助。［17］赵老先生被抓进宪兵队也吃了一些苦，特务们训他，打他。在一般人眼里，是儿子给父亲惹了祸，招来了灾，但赵老先生却以儿子尚志为荣。老人生前留下话：自己死后，在墓碑上刻“赵尚志之父”就可以了。
赵尚志及其父母之间的经历是东北抗联中的典型事例。赵尚志之所以成为抗日英雄，父母的教诲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北数万名抗联战士，他们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坚定支持他们抗日的家庭。在我们缅怀抗联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在背后默默做出奉献、付出巨大牺牲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