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只有编号，没有名姓
有人说，东北抗联，特征为联。无联则孤，有联乃合。若无联合，便无抗联。
面对强大的日伪军，无论是共产党游击队，还是义勇军及山林队，谁都不想孤军作战。联合，不仅是发展壮大的需要，而且是生存的必须。但是由于利益、信仰的不同，以及以往仇怒的纠葛，真正联合到一起也不是那么容易。
东北军军官出身的王凤阁领导的自卫军一部，曾将第一军一师六团的连长，指导员等4 人枪决，并抢去12 支枪。面对如此血债仇怨，还要不要联合？历史档案的真实记录是，杨靖宇表示要“尽力恢复抗日同盟军连部，与冲突之抗日军，亦尽力用统一战线来进行工作”。［1］但是，杨靖宇不是简单地下命令，做决定。为统一部队官兵思想，他围绕着“对王凤阁部队是打掉他，还是团结他们共同抗日”的题目，连续两天进行讨论、争论。杨靖宇与官兵们一起讨论。他的分析是，王凤阁部队是一支抗日武装，是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他打日本人，日本人也打他。王凤阁打日本人，牵制日本人很大一部分兵力，把敌人兵力分散了。如果我们打掉王凤阁，日本人就会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其实，王凤阁手下的人打了我们，自己也很气愤；可气愤不能代替政策，我们要从大局着想。
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将若干抗日武装联合在一起，并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核心与领导？因为共产党人有海一样宽广的胸怀。
杨靖宇是个爱兵如子之人，战士被残杀，“自己也很气愤”；但是从大局着想，他掩埋了战友的遗体，不计前嫌，同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联合，为的是国不灭亡，民不为奴。
从中我们发现，在抗战岁月中，共产党人牺牲的不仅仅是肉体，还要牺牲情感，把无法施放的怨恨埋藏心底，默默地、艰难地、痛苦地努力化解掉。这种境界、胸怀，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杨靖宇的胸怀与大义感染影响了王凤阁，两军建立了友好的联合作战关系。王凤阁学习抗联第一军培训干部的做法，提高所部军事、政治素质，使他的部队成为东北义勇军中坚持抗战斗争时间最长的部队之一。
正确的政策策略，无一不是来源于对现实清醒客观的分析与认识。
杨靖宇在上级多次要求不许“上层勾结”的情况下，坚持同各类抗日武装加强联合，源于他在实践中，对日本侵略者与山林队双方的深刻了解与认识。迷信暴力的关东军的“铁血”政策（尤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年），使得无路可走的单个山林队，只有参加抗日联军才能生存。
1933 年下半年，日伪当局曾发布通令表示，为了给山林队等抗日队伍所谓“自新”之路，承诺凡取保人并缴械者，发给良民证，不纠（咎）既往。
之后，日伪当局虽收降了“殿臣”部下百余人，却将投降了的“殿臣”枪杀。为收买人心，日伪当局又花2000 元将其厚葬，并用传单、画报大肆宣扬其“归正”。
另一股报号“大老疙疸”的山林队受降后，所部被缴械，二三十人被日军屠杀。报号为“野骡子”者，日军将其缴械后，又将100 多人完全绑起来用机枪射死了，只跑出来一人。［2］杨靖宇真诚支持山林队，使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他本人也获得山林队的尊重。山林队中颇有实力与威望的“老常青”（隋常青），第一次与杨靖宇见面便双膝跪地，向他叩了一个头，表示“我奔波半生，过的都是黑暗日子，如今见着共产党就是见着了太阳”。“老常青”恳请共产党收下他的队伍，跟着杨司令走抗日救国道路。
“老常青”当时有100 余人枪，结识杨靖宇后，就随第一军转战濛江、辉南等县，患病时就将队伍交给一军指挥，其部队被中共磐石县委与第一军认为是山林队中“第一好的部队”。
以第一军为核心的抗日联军的形成，跟杨靖宇本人的人格魅力有极大关系。杨靖宇对山林队无论大小，是否善战，只要一心抗日，一律尊重有加。通化报号“海乐子”的山林队自恃能力很强，不承想与日军打了几仗，都吃了亏，耳闻红军“杨司令”多谋善战，便邀同杨靖宇会面，但又恐被赫赫威名的杨司令瞧不起。
没想到，那天一见面，杨靖宇巧妙一句话，就把朱海乐孤傲的心房烘软乎了：“你是朱（猪），俺是杨（羊），咱们是朱（猪）杨（羊）一圈，日本鬼子可是要杀朱（猪）宰杨（羊）的啊。”接着，又送上两支步枪作见面礼。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朱海乐大为感动。看到杨靖宇使的是一支旧三号匣子弹，朱海乐便把自己大镜面匣子解下来，双手递上，一定要杨靖宇收下，说这是自己心爱之物，送给杨靖宇以表抗日心意。杨靖宇明白江湖上赠送心爱佩枪的厚重情义与分量，便欲拒绝，朱海乐脸上挂不住了：“杨司令不收我的枪，那是瞧不起我了”。
杨靖宇欣然接受了这份心意，又把自己的佩枪解下来，双手递过去：“既然这样，我们就把自己的佩枪作为团结抗日的信物，互相交换留作纪念吧。”
杨靖宇与朱海乐换枪建友谊的佳话，在义勇军、山林队中广泛流传开来，反响热烈。朱海乐赠的那支大镜面匣子枪，成了杨靖宇一直使用的得手武器。
第一军的胜仗加上杨靖宇的人品，使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前来参军，其中就有原义勇军唐聚五部兵工厂的马技师。一日，忽然有人指一白面大个汉子称：“杨司令。”坐着的马技师立马站起身，恭听杨靖宇说话，大家让座也不坐。约听一个小时，杨靖宇讲完了意见，马技师先跪下叩了三个响头，然后才坐下说：“这回我才有座。”马技师兵工技术一流，在一军修械所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艰苦对敌斗争中，杨靖宇不拘泥于上级文件规定，对不同敌人采取了不同政策，对伪满军警中的顽固分子、宪兵、特务毫不留情地打死；而对其中动摇者，则积极分化瓦解为我所用。这在当时“左”的影响较重的政治氛围下，实在难能可贵。
伪满军三旅一团三营六连连长林进忠，在一次战斗中亲自释放了第一军一名被俘虏的战士。杨靖宇便亲笔写信做工作，感谢并鼓励其带着民族情怀的行为。林进忠早就耳闻杨司令大名，接信后更加敬佩，以后多次向杨靖宇递送敌人“讨伐”情报。得知部队缺子弹，他便派可靠人员送去匣子枪子弹150 发、机关枪子弹1500 发。
杨靖宇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对同志极其真诚、对战友无微不至的关爱。一次，少年营战士王文清侦察敌情被抓，敌人用烙铁烙他，要他承认是红军。王文清拒不承认，敌人信以为真，便放了他。就在这六七天中，杨靖宇脸上呈现悲戚表情，说：“小王这些天没回来，一定是没有了。”后来小王被战友背回了部队，杨靖宇看到他屁股上的烙铁伤痕，心疼地流下眼泪，亲自给他上药，有时还给小王端屎，擦屁股。
杨靖宇对官兵不完全靠命令，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大家。
他从不摆司令的架子，为人和气恭敬，战士吃啥自己吃啥，关心战士胜过关心自己。跟他相处的官兵认为，杨靖宇既是军长也是战士。
这应当是古今中外，士兵对首长的最高评价！
大浪淘沙。严酷斗争洪流中，总有人禁不住汹涌波涛的冲击而落伍。对于犯了错误，意志不坚定者，只要没有叛变投敌，杨靖宇总是努力教育挽救，实在挽救不过来，也给予活路。
军部参谋高国忠（南方人）畏惧东北的艰苦游击生活，与收编队长之妻私通，工作消极，几次找理由要求脱离队伍回城市工作。虽然经多次耐心批评教育，他仍不改悔。为纯洁队伍，杨靖宇将其开除党籍，开出队伍。
抗战是一种以命相搏的壮烈事业，需要有大无畏的、自觉自愿的牺牲奉献精神，任何强迫都毫无意义。杨靖宇对想到舒适岗位工作的人实行“双开”除名，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高国忠被清除离开队伍时，杨靖宇做了一件令很多人意外的事情：为了高国忠的安全着想，送给了他1 支手枪，10 余发子弹。［3］
没有史料记载，杨靖宇对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为何如此。他是想到高国忠毕竟为抗联做过一段工作吗？还是认为高国忠虽知道抗联若干秘密，但并未投降敌人换取向往的舒适生活，中国人的良心未泯？这是笔者的无端猜测，但此举起码说明了杨靖宇善良的人性与高尚的人格。
杨靖宇自担任南满游击队政委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创建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这一点，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都有明确要求。即便是“左”的色彩比较浓厚的历史时期，博古当政时发出的《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二月指示信》）也要求：“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4］1934 年5 月，中共满洲省委分别致信杨靖宇和中共磐石县委，专门谈到“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与创建革命根据地”问题，指出“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绝对不是死守原有游击区，恰正相反，只有扩大游击区，才能真正走向根据地的创造”。［5］这显然比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苏区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要更实际些。
杨靖宇以极大热情与相当精力投入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建设，根据不同区域与群众基础，在南满地区建立了三种类型根据地：一是较为固定的根据地，这里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抗日政权，例如农民委员会，有地方武装，如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二是临时根据地，这里有反日会、秘密联络点；三是后方基地，亦称“密营”，处于深山老林之中，有粮食储存仓库、枪械修理所、卫生治疗站、被服厂等。
据统计，1934 年末，南满各县共有反日会员6000 余人，妇女反日会员700 余人，反日会组织遍布南满地区18 个县，各地建立农民委员会300 余个。在辉发江北老游击区，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达1500余人。江南新区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120 余人，武器有洋炮，快枪等，成为“人民革命军的后备军”。桓仁县一部分农民自卫队，被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
位于濛江、桦甸、抚松三县接合部，东西90 余里、南北200 多里狭长地带的那尔轰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杨靖宇指派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与当地党组织，于1934 年初开始创建的，其中建有“密营”60 多处。
位于金川县龙岗山脉密林中的河里后方基地的一处粮食仓库，竟存储足够四五百人吃三四个月的粮食，被战士们称为“人民革命军的老家”。
毛泽东对东北抗联等根据地建设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6］这里所说的长白山根据地，就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及第二军（后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所创立的，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把长白山根据地列为首位的，给予高度评价。
需要特别记上一笔的是第一军军需部长、出身富豪之家并受过良好教育的韩震。他本是朝鲜人。日本人占领朝鲜后，他与一些有志青年准备到中国东北从事反日活动。父亲为了拢住他的心，继承富足家业，给他娶了一位漂亮媳妇。面对日本人的暴虐奴役，1928 年，韩震终于挣脱了家庭羁绊与温暖，来到磐石县，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
1932 年，妻子从朝鲜找来，想把他劝回家，他则劝妻子留下，妻子也爱他。只是同样出身豪门的娇妻，如何吃得了他那种苦？两人泪眼相对，韩震不想回国看日本人的脸色，妻子咽不下东北的玉米子，一咬牙，两人离了婚。
韩震在极其艰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建立了以老秃顶子为中心的密营网，其中重要原因是他跟老百姓关系特亲近。韩震刚到高俭屯，住在彭玉堂家。彭玉堂要杀鸡“慰劳大军”，韩震说了句“我来杀”，接过来就把鸡放了，说：“你这么外道，还让俺咋住你家啊？”韩震方脸膛、浓眉毛，两只大眼却有一只不会动——瞎了右眼（没查到眼瞎原因），老乡叫他“瞎部长”，他也痛快答应，大人孩子就往家拽他，做好的吃。
韩震领导的军需部不光管后勤供给，还负责发展党组织，建立反日会、农民自卫队等多项工作。1936 年春一个晚上，韩震在仙人洞一个农户家开会、研究扩大几支地方武装事宜时，因汉奸告密，被日本守备队包围，开会的十几个人大多牺牲，韩震在指挥突围时倒在一片撂荒地里，年仅36 岁。
杨靖宇深知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深知创建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后方密营尽管重要，但第一位的是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况且，密营等建设也离不开老百姓。
桓仁县老秃顶子山，峰峦叠嶂，山高林密，素有“辽东屋脊”之称，且地势险要，沟壑纵横，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进，可向任何方向深入；退，则如鱼儿潜入大海。深山老林，天高皇帝远，日伪势力还未渗透到这儿来，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
老秃顶子山下有一个40 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庄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仙人洞。杨靖宇在1934 年初春率队进入仙人洞，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六十多年后，著名作家张正隆先生采访了当年的村民潘国权老人。［7］
潘国权老人回忆，那一年他刚18 岁。下半夜的时候，队伍进屯子了，狗叫了好一阵子，就听到屋外边有脚步声，潘国权心里“咯噔”了一下：黑天半夜进屯子的不会是官军，八成以上是胡子。深更半夜找上门还能不是胡子吗？是不是都得开门啊。把人家惹火了，不是找死嘛！
门开了，人家却不进屋，说让家里人先穿好衣裳。潘国权心里寻思这帮胡子还挺讲究。那时候他家男男女女有20 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裳，一边赶紧倒出热炕。他们说不要倒炕，找几捆谷草就行，没有谷草，秫秸也行。潘国权寻思着是要喂马，也没有马呀？他们几个人把谷草铺在地上，灶房里地下也铺了。大冬天的，谷草上都是雪，也抖落不净，抱屋里就化了，潮乎乎的，就那么躺下就睡。
潘国权老人这半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想这世道，怎么还有这样一帮胡子？还说自个儿不是胡子，可那是什么？第二天天亮了，他们才看清这些人都戴着袖标。有认字的看出上边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两年后，袖标又变成上红下白两色的，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
字样，屯子里人都叫他们是“红军”。
正月十五元宵节，村子里扭秧歌。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喊他唱一个，他开口就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真详……”唱完了，也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挨个发香烟。这在民间是最高的礼遇，红军大司令给的洋烟卷，不少人几天都舍不得抽。
然后，杨靖宇就站到石头台阶上讲话，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部队常来，跑个腿，送个信，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小日本也不让咱过安生日子嘛！
潘国权老人说，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模样：大高个儿，挺瘦的，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子叫“儿本”，革命叫“给命”。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等几个村落，50 多人参加了红军。
王传圣，后来给杨靖宇当了警卫员，抗联第一军少年铁血队政治指导员。当时他家在仙人洞的头道岭子沟，满打满算才15 岁，长得个儿小还单薄，缠磨着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王传圣说：“前院小柱子都去了，还有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李向山可是桓仁县文武双全响当当的人物。文，是铧尖子三乐学校校长；武，为铧尖子一带大刀会的首领。李向山参加部队后，任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副官，大刀会成员编入了一师四团。王传圣举起李向山这面旗帜，父亲同意了。
王传圣趴在地上给父亲磕了个头，就跟着部队走了。下午行军时，他看到前边有个人好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赶上去一看，兄弟俩几乎同声说道：“你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都参加了抗联。
当时参军要有保人，怕不是正派人、二流子，也是防备奸细需要。
家里人还得同意，不能领走了孩子，气着了父母，影响了群众关系不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将心比心，杨靖宇心有不忍。
潘国权是村子里积极分子，没敢告诉爹妈，自己跑到部队上，去了就要了。几天后，他的妈妈撵去了，抱着哭着要求他回去。杨靖宇见他妈哭成泪人，心先软了下来，做工作让潘国权回去，并帮助找理由说，后方也需要有人支援前方。
当时，部队扩大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当年15 岁的樊万林跑去队伍上，杨靖宇看他个头太小，怕行军打仗累坏了，用手比画着自己的脖子下边笑着说，再过两年，长这么高了，就要你。
当然也有实在撵不回去的。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的12 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弟送了人，又给妹妹找了个人家当童养媳，就到了部队。
杨效康个头瘦小，弟弟更瘦小，又无保人，部队哪儿肯要？哥俩赖着不走，部队走哪跟到哪，跟了十来天。杨靖宇望着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叹了口气，算是收下了。不料，两个月后，最小的弟弟受不了主人家的打骂，也找到了部队上。
在本溪县光荣院里，抗联老战士丛茂山告诉作家张正隆，［8］自己老家是本溪县兰河峪刘堡的，参加抗联一走就是6 年。后来他才知道，自己走的第二天，汉奸特务领着日本警察把家里房子烧了，把爸妈和两个哥哥都抓到碱厂镇子上，他妈一股火死了。说到这儿，老人叹了一口气。
后来，为了保护抗联战士的家庭亲属不受迫害，抗联发展队伍时，便采取了两个措施。抗联老战士单立志（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参加抗联时是救国反日会员。那一日，伪保长通知他去县里“挑国兵”——当伪军体检。于是，他找到县反日会长商量约定个日子。到了这天，抗联队伍进屯，假装胡子“绑票”，一起“抓”走了9 个人，其中就有单立志和弟弟单有志。这个措施可以保护家人不受或少受祸害。
光有这一条还不够。那时节，汉奸特务鼻子灵得很，得知某家有人在抗联还会迫害其家人。因此，抗联战士只要一到队伍上，就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下达命令，都只称号数。
若问你贵姓，家住哪儿，都是严重违反纪律。每个战士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和指导员掌握。
对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前边加个姓，“刘连长”“马副官”
等。所以，现今相当多抗联史料上，许多人没有姓名，多为“姓名不详”“×××”，尤其是连以下官兵；即便是团级以上干部，许多人都有若干个化名：这实在是历史的巨大遗憾。
1934 年夏，杨靖宇率部队进入一个名叫窟窿榆树的村子。正在铲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撒丫子往山里头跑。后来当了大四平政治委员、又成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锡祯（原名张德山），慌乱中一头撞到杨靖宇身边的一个士兵身上。杨靖宇立马让官兵把端着的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然后坐在地上跟他唠起嗑来。
抗联战士牺牲概率高得相当惊人，仅就张正隆先生对杨效康、王传圣、丛茂山、赵明山几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的访问中，我们得知：杨效康兄弟三人中，两个弟弟都牺牲了；王传圣兄弟俩及叔叔、姑父四人，仅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丛茂山说自己刚入伍时是“六号战士”，后来当到了“二号战士”（前边牺牲一个递进一号）；赵明山开头是“八号战士”，后来也当到了“二号战士”。“红地盘”的窟窿榆树地区，先后有100 多人参加抗联，60 多人光荣牺牲，其中包括特区政府3 个成员，还有张锡祯的弟弟张锡鸿。
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牺牲，人民群众仍然前仆后继地将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往抗联？这真是一个值得史学者认真思考与研究的课题。
其实，几位活下来的抗联老战士，都是九死一生的侥幸生还者。
丛茂山是1940 年初，在濛江县马架子山突围时被俘的。当时他在后面打掩护，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肚子里只有些黄蜡、树皮、树叶子，没几粒粮食。
丛茂山是机枪手，歪把子机枪压满子弹有30 来斤。当时他饿得站不稳，只能趴在雪地里，留口气要把子弹打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丛茂山一个点射，打倒了一个小鬼子，后边还有受伤的。
可这工夫，自己的胳膊、大腿和肋巴骨下边共挨了三枪，接着人就倒下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丛茂山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炕上，旁边坐着个老太太。丛茂山不知自己怎么到了这里，只知道不少老百姓家都住着伪军、伪警察的伤员。鬼子伤员都住医院里。一个多月后，伪军、伪警察都走了，只剩丛茂山还住在这家里——男主人叫张善堂。一个多月里，只有个朝鲜族医生来给他换过一回药，便再也没有人管他了。或许因为他是个不知建制的小孩兵，没人重视？
丛茂山穿的是一身伪警察服，那时抗联穷得没服装，天又太冷，打死敌人扒下衣服就穿，张善堂一家和敌人都把他当成了“白军”而非红军，老太太就问：“他们（指伪警察）咋不来接你呀？”
自打知道丛茂山是红军后，老太太第一句话是“你这孩子胆儿怎么那么大呀”，对他更好了，他就认了老太太当干妈。三个月后，丛茂山能下地了，第一件事就是跪地上磕头；半年后离开时，跪地上头磕得咚咚响。20 世纪50 年代后，丛茂山专程回濛江谢恩，遗憾的是干妈、干爹都去世了，他找到干妹妹领着自己，去坟头烧纸磕头。
王传圣是跟随杨靖宇突围时受的伤，右小腿骨头断了，不能走路了。杨靖宇看了伤口后，叹了一口气，没办法带他走了，就让战士将他背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背风、暖和的阳坡，并给他留下了三袋高粱米、一条牛大腿、拳头大的一袋盐。什么药都没有了，只有一块挺大的白布用来包扎伤口。怕冻坏他，还留下一张狗皮、一张狍子皮和一条关东军的军毯。铺好盖严，能否活下去，只有听天由命了。
当时最低气温为零下42 摄氏度。几天后，王传圣断了骨头的右脚冻坏了，大脚趾黑了半截，另外四个脚指甲一碰就掉了。
当时，总部一匹被打死的军马，大腿和胸脯肉虽被剔光带走了，却招来一群狼在噬咬。狼群吃光了马，就奔王传圣来，就离他30 多米，嗥叫声瘆人。夜晚，王传圣燃了堆火，怕火的狼不敢近前。白天，他把枪抓在手，就这样对峙了几天。
原说五天一个联络期。王传圣在身边雪地上插根树棍，插了三根雪棍，也不见有人来；林吼狼嚎，有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大雪埋上了。富有斗争经验的王传圣，对那三袋高粱米自一开始就做细水长流的打算。晚上那堆火虽然可防狼的袭击，但也可能会引来敌人。有时他盼望敌人被引来，自己用剩下的100 多发子弹够轰轰烈烈干一场，肯定稳赚不赔！
两袋高粱米袋空了，腿脚的枪伤、冻伤一天天发痒，在长肉芽。
王传圣渐渐可以扶棍子站起来，忍着刀割般的剧痛锻炼了。当第三袋高粱米剩10 来斤时，他拄着棍子下山了。
参军6 年3 个月的王传圣对这一带很熟悉，知道30 里外有个极秘密的密营，负责人外号“王罗锅”，是很坚定的一个人。王传圣很幸运，半路竟然碰到了少年铁血队的几个战友。
有评论说，王传圣那么重的伤，在那么寒冷的野地里，无医无药能够活下来，实是幸运的奇迹。应当看到，人垮下来首先是意志衰败，意志力超强的人，就会创造超越人生常规的奇迹。王传圣能够活下来，不全靠幸运，而是靠超乎常人的顽强意志力与勇敢挑战命运极限的勇气与决心！
赵明山也是负伤后被俘的。赵明山是机枪手，蹚着插裆深的雪往山顶制高点爬，果然第一个爬上了山头，没等卧倒，胸腔子里一阵火热，“哇”一口血喷出老远，接着又两口。赵明山以为是胸部挨了枪子，没想到是累吐了血，头晕乎乎，眼前发花。半里多远处就是伪军。赵明山一个点射，雪烟四溅，随后是机关枪响，伪军们就跑了。部队也开始撤，赵明山咬牙爬起来，晃悠了两步，就一头栽到了雪窝子里。
他醒来后，发现自个儿躺在一棵横倒的树旁，身下铺了张狍子皮，身上盖了条毯子。旁边还有3 个战友，一个肚子受了伤，两个断了腿。
部队撤走时，给他们留下了多半袋子苞米粒子，说10 天内有人来接应。
结果，晚上那堆火把日伪当局豢养的汉奸坐探马小六引来了，下半夜，一群伪警察把4 个伤员全带走了，审问部队多少人？哪去了？赵明山挨了两个耳光，就气恼反抗骂：“日本子是你爹啊！”结果被打得昏死过去，扔到外边煤堆上，是烧锅炉的刘姓老头把他背回锅炉房，掐人中喂水，总算又活了过来。
意外的是，赵明山于几天后被释放了，跟30 多人一块放的，每人发给一张“行路证”，让回去找村公所。那个阶段，日本人改变了初期铁血屠杀政策，“围剿”、屠杀与收买并用，对放下武器的，一般不再大批屠杀，被俘的赵明山应当是被误认为是放弃抵抗者。他半夜三更摸到家，母亲不信是自己儿子，拿油灯照了又照，“哇”的一声哭起来：“儿呀，可真是你啊！清明节在路口上，我都给你烧了三年纸了！”
几十年后，赵明山老人这样说起当年的伙食：那时候哪能像现在这样吃顿饭菜呀，那时就是吃苞米粒子，没敌情时煮熟了吃，打仗、钻林子放在嘴里嚼。开头有时能吃上盐煮黄豆，后来黄豆没了，盐没了。
都知道盐吃多了咳嗽，可没盐吃也咳嗽，咳得还挺厉害。后来有盐了，很快不咳嗽了……
盐，是抗联给养的重要物资，有时甚至比粮食还重要。树叶、树皮、马肉、狗肉有时可以替代粮食，但没了盐，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出现乏力、恶心等症状，甚至因钠盐不足而脱水虚脱。为了解决盐的问题，抗联战士有时把衣服脱下来放到锅里煮，煮下汗碱，弄点儿咸淡味。
当然，衣服上除了有虱子、虮子，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