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毁家纾难的抗联英雄黄有，却没有刘铁石那般幸运，其鲜活的生命壮烈定格在39 岁。
黄有，1899 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沈家乡，少年务农，后迁往汤原县前太平川开垦荒地，先后开出4500 余亩土地，成为当地少有的富户。他还开油坊，养炮手，被百姓称为“黄家大粮户”，百姓甚至一度称该屯为“黄有屯”。
夏云杰在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富户捐助游击队，黄有带头捐献。1935 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司令部副官、稽查处处长，负责后方密营创建工作。
1936 年冬，黄有被敌人抓获，敌人知道他是负责抗联密营建设的，就逼迫他带领日伪军进山。黄有真就领着日伪“讨伐队”进山了。他将敌人带到一幢九间大房前，误导敌人，使他们相信那就是抗联的密营。
实际上，部队从未在那儿住过。敌人放火烧了房屋，相信了黄有的“忠诚”，又要求他带领着去“讨伐”抗联的部队。
黄有满口应承，却将敌人引入了小兴安岭深处兜圈子，让敌人迷了路，自己则借机溜走了。
失去向导的日伪“讨伐队”，像没头苍蝇一般，在茫茫原始森林中转了数日，怎么也出不来。暴雪封山，天气奇冷，敌人的粮食吃完了，饿死冻毙了许多人。
黄有一个人从小兴安岭逃脱后，没有吃的，又没有火柴，饥寒交迫，昏倒在返回密营的路上。后来万幸，他被游击队发现，背回了密营。当时，黄有的两只手和两只脚全冻掉了，只剩下无手脚的四肢与胸腹无恙，只能卧在**。
醒过来的黄有说出了事情经过，密营领导马上组织40 余名战士（营地人员本来不多），去袭击日本“讨伐队”。已失去战斗力的日本“讨伐队”被消灭四五十人，其余的溃逃。黄有以自身严重伤残的高昂代价将敌人引入绝境的英雄壮举，在抗联战士，尤其抗联第六军中引起强烈反响。
多年后，曾任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党史专题丛刊——东北抗日联军中战斗生活的回忆》等作品与报告中，都满怀深情地谈及黄有。
黄有的壮举到底使多少敌人葬身于茫茫林海？冯仲云曾回忆说有“数百人”。［9］学者史义军先生在《黄有牺牲地考》一文中曾记述，鹤北跃峰林场的4 名职工，曾3 次发现了60 个日军的钢盔，［10］说明仅死掉的日军就应从60 人计起。
东北抗日历史有一个突出的规律：日伪“讨伐”队伍几乎少有日军单独行动的，几乎每次都有伪军及伪警察一起行动，而且伪军都要超出日军若干倍数。故而，除60 名日军外，还有多少伪军葬身林海？我们已不得而知。
1936 年下半年，是抗联发展的鼎盛阶段，第六军已发展到8 个团，1500 余人，［11］所以，日伪军“讨伐”队伍组成人数都不会少。因此，冯仲云“数百人”的说法，当有一定根据。
黄有几乎以一己之力，消灭上百敌人，应当是东北抗战史上了不起的大功劳！可惜现存档案资料无法还原全貌，这是笔者靡费笔墨的原因。失去了手脚的英雄黄有，得到了抗联无微不至的照顾：指派专人侍奉他，他溃烂的伤口也逐渐愈合。日伪当局恨死了黄有，一直没停止搜捕他。
1938 年冬天，敌人终于侦探到黄有休养的东梧桐河抗联密营。伪汤原县特务股长、日本人竹下亲自带队，伙同伪警察大队长廉成平（外号廉秃爪子）等20 余人，袭击了密营。当时密营只有6 个人留守。黄有被捕时，大骂且反抗，被伪警察邓汉卿开枪杀害，［12］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另两位奋起反抗的抗联战士。
需特殊说明的是，卖力缉捕杀害黄有的始作俑者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东北原本是聋子与瞎子，是汉奸为他们安上了耳目。侦察并发现黄有藏身地，领路袭击密营的是特务杨海楼，亲手开枪杀害黄有的邓汉卿，是日本特务股长竹下的铁杆亲信特务，他原本在方正县任伪职，竹下通过伪警务厅将他调入汤原县。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卖民族的汉奸，起到了日本侵略者起不到的作用。有些情况下，他们比日本侵略者的危害还要大。对汉奸现象，笔者将专章描述。
抗联第七军发源地为饶河县。饶河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饶河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该地最重要的一个特殊之处是与当时的苏联隔江相望，是实实在在的边境县。当时，全县仅3 万人左右，通晓俄语的人却很多。冬季冰冻封江，两岸往来如履平地，使饶河成为极易出故事的地界。而它的西南为完达山脉，全县多半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地僻荒远，交通不便，这对开展游击活动十分有利。
虽然县境人口极少，但共产党的力量却很强，九一八事变前，这里就建立了中心县委，负责领导饶河和抚远两区委、宝清特支、虎林支部。抗联第七军诞生于饶河特务队，特务队队长叫崔石泉，即后来鼎鼎大名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崔庸健。
崔石泉出生于1900 年，又名金治刚、崔庸健，朝鲜平安北道人。
他1924 年来中国上海，不久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 年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的崔石泉与其他5 名共产党员，以仅有1 支手枪的家底成立反日特务队，被称为“六人组”，并在重要乡村组织后备游击队。
崔石泉发展队伍的办法与众不同，即“获得1 支枪，发展1 名队员”，没有牙齿与爪子的老虎绝不纳入队伍。经过5 个月努力，队伍已发展了40 余人枪。1933 年4 月，饶河工农兵反日游击队成立，崔石泉为队长，金文亨为政治部主任。
为了壮大游击队，饶河中心县委做出两项决定：一是举办军政训练班，由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崔石泉担任训练班主任，训练培养了370 余名骨干，其中就有后任抗联第七军第二任军长的李学福。
另一项决定是加入救国军高玉山部，主要考虑虎林、饶河地区的主要抗日力量，还是拥有2000 余人的救国军。游击队在保持独立性原则下，编入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全营100 余人，移驻虎林。营长金文亨、政治部主任崔石泉。
1933 年冬，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作为先锋部队（一部），率先攻入城内却遭受重大损失：三连长以下25 人牺牲，营长金文亨负重伤。救国军中一些怀有歹意者，欲乘机缴特务营的械。崔石泉当机立断，率队脱离救国军，返回饶河整顿。不久，特务营中共党组织开会决定，特务营改为饶河反日游击队，由李学福任队长，崔石泉任参谋长。［13］
饶河游击队的发展令日伪当局深感不安。不久，200 余名伪军乘爬犁前来围剿。爬犁以光滑硬木代轮，用快马牵引，在东北遍地冻雪的路上，机动速度堪比汽车。为打破围剿，李学福与崔石泉决定设伏十八垧地。
十八垧地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三面是山，只有一条积雪没膝的南北向狭口可进入。敌人只能从离屯数百米处徒步进屯，失去机动性。当敌人行进至离屯百米左右伏击圈时，突遭游击队猛烈排枪射击，当即有10 余人被毙伤。敌指挥官下令反攻，双方激战两小时。伪军原本战斗精神本就萎靡，丢下30 余名死伤者，仓皇退兵。
十八垧地伏击战，对抗联第七军早期的饶河游击队有重要意义：一是提振了游击队的士气，此战一扫兵败虎林的阴影；二是为创建一片方圆数十里难得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为发展建设饶河反日根据地，1934 年春，曾任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人民抗日革命军）代理政委张文偕，受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派遣到达饶河，任游击队大队长，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李学福改任军需长。
饶河境内游击队活动范围内有两支力量较强的反动队伍，分别是盘踞在爆马顶子的范福堂和大别拉坑的李喜山。尤其是范福堂活动的爆马顶子，地势险要，工事坚固，范福堂手下有70 余人枪。
张文偕决定拔掉这两颗钉子。为出其不意，一举击敌，张文偕于该年六月初三亲率游击队主力与其他山林队100 余人，实施长途奔袭，直插范福堂老巢。范福堂部溃退，游击队遂占领爆马顶子。与此同时，崔石泉率领游击队50 余人，乘夜突袭大别拉坑，一举击溃李喜山部，缴获枪10 支、军马20 余匹。
鉴于爆马顶子距饶河县城较远，地势易守难攻，饶河中心县委迁入了此处。自此，以爆马顶子为中心，十八垧地与大叶子沟方圆40 公里一带的饶河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初步形成。
7 月，反日游击大队已发展至140 余人，同时联合或收编“九龙”“得胜”等山林队300 余人，对要求收编的，少数择优编入基本队，多数组成联合作战的协作队。
善于突袭、远征、击敌于不意是张文偕的作战风格。以饶河爆马顶子根据地为中心，不久，张文偕又率领游击队远征抚远县别拉基小街，击溃敌60 余名，缴获枪14 支和一批物资，继而又率队进击虎林县三人班街。不料因目标暴露，部队遭遇敌重兵包围，双方激战6 小时。
张文偕在率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张文偕，1907 年生人，原名王修穆，山东掖县人，工人出身，大革命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1933 年6月回国，牺牲时年仅27 岁。张文偕作战勇敢，政策水平高，深受同志爱戴。他牺牲后，饶河反日总会曾经有一篇为牺牲同志的集体（4 人）悼文，涉及他那一段的话是：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止如此！……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14］张文偕的不幸牺牲，极大触痛了游击队官兵的心。据史料记载，应全队官兵的强烈要求，游击队于7 月23 日力克三人班。见到游击队来拼命，“日伪军溃逃至独木河”。［15］游击队“又追击到独木河街，将该街包围”，［16］因敌工事坚固，遂改变攻击方向。
接下来的8 月上旬，游击队与联合的山林队在回师饶河途中，连续攻下两个据点：一是怒攻五林洞（又称雾林洞）伪军，击毙日本教官和伪军10 余人，缴枪10 余支、手榴弹200 余枚；二是夜袭小佳河，击溃伪军一个连，缴获反动大排队30 余支枪。
1934 年，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已发展至200 余人，成为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饶河游击队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及以爆马顶子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引起日伪当局恐慌与愤恨。1934 年冬，日伪当局集结重兵对爆马顶子进行“讨伐”。饶河游击队在继任大队长李学福与崔石泉领导下，采取伏击、夜战、偷袭等战术，连续给敌人以打击。虽然敌人占领了爆马顶子，不过是几处空空的房子而已。
最令敌人胆寒的是游击队的“板子队”。为应对日伪军的马爬犁机动队，饶河游击队创建了滑雪队，据说是受一些山林队的启发，而山林队又跟猎人学的。在没膝及腰的密林雪地，滑雪板是猎人理想的交通工具。最初，游击队做了80 副滑雪板，挑选了80 名年轻力壮的队员，在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里训练。
训练也是有代价的，除了惯常的摔跌，还有伤亡。有个队员飞快滑下，失控的身体撞到树上，因为是两腿分叉骑上去的，当场便活活劈死了。队员虽无比悲痛，却没有泄气的。谁都看明白了：这“板子”太适合冬季游击，尤其是对付敌人的马爬犁队了。现在个别人的牺牲，总比以前两条腿没膝于深雪中、被四条腿的马爬犁追杀的牺牲要小。
1935 年初，日军从佳木斯等地集结800 余人，企图一举歼灭饶河反日武装。李学福与崔石泉指挥部队先是与敌在深山中周旋近一个月，待敌疲惫时调集主力250 余人，设伏于大旺砬子——该处地势险要，积雪非常深，不便敌人骑兵行动，然后派小股游击队边打边退，诱敌进入预设阵地，结果有日伪军300 余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慌乱退却，却不料游击队的“板子队”，雀群般旋风一样刮过来，接着弹雨呼啸而至，敌人成片被毙伤在雪地上。骑兵快于步兵逃出伏击圈，觉得安全了，又不料，一溜溜雪烟中，“板子队”眨眼便到了跟前，未等他们反应过来，已中枪落马。
从某种意义上讲，速度是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速度可以解决诸多战争中的传统难题。
此战日军步骑兵死伤100 余名，而游击队倚仗伏击加速度，仅伤亡6 人。［17］当夜气温零下40 多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中有一些迷失了方向，冻毙于深山老林中。
游击队趁势在李学福的带领下，夜袭爆马顶子。此前在五林洞缴获的200 枚手榴弹派上了用场。仅3 个小时，伪军连长以下10 余名伪军便被毙，剩余40 余名伪军举手投降。此战，缴获军需品甚多，得枪60 支，爆马顶子根据地复归游击队之手。
大旺砬子伏击战，“板子队”威名大振。东北抗联有一首《雪地游击》歌，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
穿踏板，扶长杆，不用喂草粮。
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
此战影响广泛，三四年后，抗联第二、第三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李兆麟分别发出建立“板子队”的指示信。周保中表示应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李兆麟则要求山林游击部队、铁路电线破坏队，立即着手学习踏板技术。
有资料说，“板子队”起头于王贵祥。他在参加饶河游击队前是猎人，与报号“君子队”的反日山林队有联系，滑雪的技巧应当是很高。
王贵祥后来担任抗联第七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1935 年初夏，在得知日军将“归大屯”（建“集团部落”）、扫**村子前的一个晚上，王贵祥趁黑夜将一家子接到了抗联队伍上。从此，王贵祥不到8 岁的女儿王铁环成了东北抗联年纪最小的一名女兵。
王铁环，1928 年1 月生于黑龙江虎林，1935 年参加抗日部队后，一直没离开过部队；1938 年冬，调抗联七军补充团；1939 年冬，随母亲及部分同志到过苏联；1946 年后回到家乡，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改与剿匪斗争。她先后在佳木斯、沈阳、北京、青海等地工作，1992 年离休。
王铁环1935 年加入抗联，到1946 年归国时，已在抗联队伍中待了10 年之久，应当是在抗联队伍里长大的孩子。从孩童的视角，她真实地感受了东北抗联艰苦惨烈的斗争过程，是东北抗日战争重要见证人。
王铁环有一哥一弟，是兄妹3 人。她参加游击队，长期离家，哥哥被伯父接走。那天晚上，王贵祥只接走了妻子与女儿、小儿子，从此大儿子便失去联系。在77 年后的2012 年5 月19 日，东北抗联史研究学者史义军、姜宝才先生采访王铁环，谈到哥哥被大伯领走时，老人说“这家也就散了”。［18］
手足情深，失去了哥哥，王铁环便把对哥哥的情感都投到两岁的小弟弟身上。战争环境下，抗联环境艰苦，领导曾动员王铁环，要把弟弟交给老百姓抚养。王铁环不干。爸爸妈妈无暇看管，因为他们带着武器，带不了孩子。王铁环能背就自己背，他成天背着弟弟，走哪背到哪。那时候没有奶吃，只有小米粥啊，苞米子什么的，弟弟也抢着跟着吃。王铁环吃得快，吃完了就喂弟弟。
现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正是需要大人照料的时候，却承担了照顾幼小弟弟的重担。不要以为王铁环只是部队养活的一个孩子，其实除了照顾小弟弟，王铁环还做大人的事，到密营不久，她便学会了打枪。10 多岁时，王铁环进入苏联，被编入远东军边防部队，跟大人们一块儿训练，枪打得蛮准。
应当说，加入抗日部队头几年，王铁环还是一个天真无忧的快乐女孩，印象最深的是战斗间隙抗联的文艺活动：那时候歌曲多，十几首歌，咱都忘了，一到开晚会，一唱唱半宿。男女对唱，什么曲子都有……话剧那更多，也逗乐。
反正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回密营了，晚上开晚会，结婚。平时顾不上……他们两个人在那儿偷偷分开了，不经常在一块儿……我愿意参加那个。吃糖啊，我那时候小，七八岁，谁都多拿点儿给我往兜装，我就偷偷装着。
王铁环快乐的抗联生活，在三年后逐渐消失了。1938 年，王铁环的父亲——抗联团长王贵祥牺牲了。王铁环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到父亲了，逢人便打听父亲上哪去了？被问到的人都说不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不忍心告诉她，直到半年后，才告诉她。
1938 年开始，东北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王铁环看到，密营中伤员多了起来，牺牲的人也多了起来。
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没了……你要看见谁没回来，以前都问一问上哪去了，后来都不让问。那没回来就没回来。
后来也就都明白了，你问那不好，问人家也不告诉，尤其小孩儿家属，不告诉，告诉完了哭天抹泪的。
到地方一点名，一看缺几个，咱们就心都凉了，也都掉眼泪了。唉，难受啊，那时候牺牲了多少啊！……战争不饶人啊！我们那一个单位，好几百人，到解放的时候剩下十几个人了……［19］
王铁环说，自己能够活下来看到日本鬼子投降，多亏抗联里那些叔叔大爷们关心照顾；尤其一打上仗，就非得把她拽到他们身边儿，她一辈子忘不了，尤其那些牺牲的叔叔大爷们。
2017 年3 月7 日，东北抗联老战士、少数幸存者之一王铁环女士病逝，享年89 岁。让我们永远记住她，还有她的那些英雄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