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心干部”夏云杰
吴平是东北抗战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东北抗联与吉东党组织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
1934 年9 月，吴平到达吉东。
吴平原名吴兆镒，又名杨松、华西里等，1907 年生于湖北大悟县，1927 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在海参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中国部主任，兼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络工作，1933 年夏秋调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工作。
吴平来吉东之前的同年4 月，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胡彬）与宣传部长杨波（杨安仁）被捕后叛变，导致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两区委，吉东局等地党团、工会组织遭到大破坏。吉东局书记孙广英恐惧，脱党逃跑。6 月，中共满洲省委做出《关于取消吉东局的决定》，原由吉东局管理的东满特委、饶河中心县委、绥宁地区各县委改由省委直接领导。
大浪淘沙，生死于一瞬间的残酷革命斗争，考验着每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意志，有些不坚定者，只能走半程。
孙广英，辽宁新民人，于白色恐怖的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年仅19 岁，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兼省委吉东巡视员，并从海参崴带回了《一·二六指示信》抄件。［1］可惜，在中共吉东局遭到破坏，极需要党的主要领导人坚守岗位、力挽狂澜之际，他当了逃兵。
而更令人不齿的是刘明佛，他是1928 年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1932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老共产党员，叛变后向敌人供出了党的秘密，致东北多地30 余主要干部被捕，使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
古往今来的历史似乎证明了一个规律，降将易纳，叛臣难容。作为变节者，一般说来，都不会受到接受方的尊重。刘明佛供出了同志，日伪方面用过了他的情报，仍然让他死于狱中。［2］吴平就是在上述险恶环境中，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率先来到了密山。他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着力纠正中共密山县委“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针对此前省委严厉批评密山县委右倾，致使县委领导心有余悸的问题，吴平毫不退避，代表省委进行了检查并承担了责任。
吴平指出，《一·二六指示信》前，东北党执行的“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于5 月会议已经做了检查，这是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要背包袱；同时，我们也要检查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是反动的，和他们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
的认识也是错误的。
被扩大进密山县委会议的李延禄，在振奋中感到，这回手脚可以放开了，甚至对这位比自己小12 岁的年轻人，有了一些崇拜。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李延禄表示，吴平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一度“左”得厉害，曾公开鼓动山林队士兵造反夺权，与反日山林队关系势同水火。吴平在信中写道：“（东三省无产阶级比民族资产阶级相对强些……）还未估计到目前反日游击战争那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那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3］县委团结联合山林队态度明确，但山林队并不完全相信。“亮山”
那次缴了密山游击队步枪9 支、匣子枪4 支，外加1 部望远镜。李延禄部与密山游击队成为一家后，“亮山”深感力量不支，带队跑得老远。
游击队与中共密山县委一些人意见是：对其通令，限期交还枪支，既往不咎。
吴平的意见是，给“亮山”写信说明，枪在你那儿只要打日本子，就送你了，今后咱们还联合抗战。“亮山”见信后，大为感动，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一下子全服气了，与游击队的关系大为改善。
吴平实事求是，大刀阔斧，纠正错误极具针对性，同时注重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在改组县委时，他注意关心爱护干部，获得了同志们的认可。
路线对了头，一顺连十顺。会后，密山游击队便加入了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正式组建抗日同盟军司令部，李延禄任总司令，密山游击队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二团，并抽调若干党员骨干加入同盟军。
密山游击队与抗日革命军合并，不仅仅是反日力量的叠加，主要意义在于李延禄领导的这支反日队伍，至此才真正融入了地方党组织，原先漂游不定的浮萍，终于扎下了根。换言之，党的正确领导与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抗联生存发展的根本。
吴平到吉东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组建吉东特委，代替已撤销的吉东局，并担任特委书记。一个南方人，一口南方话，在汉奸、密探遍地的东北，是很危险的，吴平只能化装冒险赴宁安。
望着眼前这个戴眼镜、留八字胡、着深灰袍、提黄褐色药包的“种花（牛痘）先生”，正患感冒的李范五并不怎么感兴趣。当“种花先生”说道：
“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我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轻轻几句话入耳，化名“张松”的李范五心头一阵狂跳，这是接头暗语啊！随即答道：“庄稼人头疼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上前一把抓住“张松”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几十年后，李范五回忆，其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透彻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吴平的一席话，他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从李延禄“聪慧过人的光辉”，到李范五心里“十分亮堂”，说明吴平在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固然有国际大背景及《一·二六指示信》等前提条件，但他个人的魄力与胆识，历史应当记上浓重一笔。
吴平1935 年赴苏联，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满洲”工作，勤奋积极，也多有建树。1938 年，吴平回国，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宣传东北抗联事迹，总结抗联经验教训，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在延安，已化名杨松的吴平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东北及延安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损害了杨松的健康。1942 年11 月23 日，杨松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5 岁。11 月25 日，中共中央为杨松举行公祭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词是：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4］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创始人、第一任军长夏云杰被中共满洲省委誉为“中心干部”：“他勇敢坚决，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他在汤原党和群众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5］“最好的干部”“中心干部”的评价，对夏云杰而言，并不过誉，毕竟在新任县委书记王亚堂恐惧逃跑、汤原县委班子除了他之外全体被害的惨烈、恐怖形势下，他硬是拉起了一支队伍，向日伪讨还血债。
夺取黄花岗伪自卫团枪支后，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被重新建立了起来，各山林队中的党员干部都陆续被抽回了游击队，其中有宋瀛洲、戴鸿宾，二人分别担任了游击队正、副队长。
新成立的游击队能否站住脚跟，与敌硬碰硬的战斗是最适合的“考试”。1934 年3 月下旬，伪军装备精良的一个骑兵连追踪而至。游击队迅速躲入密林，然后瞄准来犯之敌突然进行猛烈射击，当场毙敌5人，伪军退走。这是汤原游击队自1932 年底三挫四起后的第一场胜仗，部队士气陡然高涨。
鉴于汤原地区的重要位置及反日群众基础，中共满洲省委一直希望在此建立一支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 年5 月，中共满洲省委专门给汤原中心县委及游击队发出指示信，重申《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要求“在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基础上，去团结一切反日反满的力量”。这等于给中共汤原县委与游击队大力发展统一战线，彻底松了绑。
6 月，夏云杰率游击队连续3 次主动出击。15 日，游击队三面包围并攻打太平川伪警察分驻所；19 日，攻下黑金河金矿，缴获一批物资；21 日，攻打了西大岗反动地主联防的连环院落。战斗中，夏云杰头部中弹，带伤指挥，士气大振，战士们一举攻下敌据守的炮台，缴获长短枪10 余支。
资料记载，夏云杰是一个毅力顽强的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以致多次负伤。1934 年6 月负伤后，他在年底再次负重伤，很重，在密营中治疗5 个月才好。枪伤剧痛，医疗条件几乎没有，当时通行以大烟止痛，治疗中，夏云杰不幸一度染上烟瘾。为了戒烟，在实在挺不住时，夏云杰就漫山遍野地狂奔。1937 年7 月10 日，《救国时报》曾报道了夏云杰戒烟瘾情形：“自行倒悬梁上，以抗烟瘾，卒将鸦片戒除。”
由于勇猛作战，游击队迅速发展。8 月，游击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县委书记夏云杰改任政委，戴鸿宾任总队长，下辖4 个中队共150 余人。
抗联第六军的发展史上有两个人物，六军的两员虎将——冯治纲（亦有文献写作冯治刚）与张传福立下了很大功劳。两个人后来一个担任第六军参谋长，一个担任第六军的师长。
冯治纲，1908 年出生于吉林怀德。小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人又聪慧俊朗，被县政府录用为雇员，不久晋升为科员。小小年纪就如此出息，谁看都是一片光明前途，但冯治纲似乎不甘心在政府里当官。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他特喜欢读兵书，尤其是《孙子兵法》。
九一八事变后，痛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汤原县县长季国珍与秘书（也是他的女婿）冯治纲双双愤而辞职。年长的季国珍回了老家，冯治纲则到了格金河金矿当了文书、会计。
小兴安岭东北侧有三个金矿，黑金河、亮子河两个金矿已经被日本人霸占，就剩格金河金矿还在中国人手里。面对日本人的跃跃欲“夺”，冯治纲为矿经理刘纪三出谋划策，组织护矿队，阻止日本人来夺矿。无奈刘纪三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扔了金矿逃回老家保命。
血性的冯治纲不听刘纪三“保命要紧”的好心劝告，自己拉起了队伍，报号“文武队”，由7 个人起家，不断给伪自卫团与反动大排以打击，很快发展为60 余人的反日队伍。
1934 年9 月，“文武队”接受汤原游击总队邀请联合作战，先后解除了太平川南部长发屯、姜家屯两个伪自卫团（地主大排）的武装，共缴获枪支与洋炮（土枪）100 余支，［6］其中有实力极强、人称“梁二爷”
的伪自卫团。跟汤原游击总队一样，“文武队”陡然声名大震。
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几次联合作战，“文武队”首领冯治纲看明白了一件事：抗日武装由共产党领导，谁也比不了。1935 年下半年，冯治纲率“文武队”加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担任第四中队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治纲的抗日行为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愤恨与恐惧，日伪当局便从他的家人着手，企图以其全家要挟。日伪当局试图让其岳父季国珍出面，维持伪满县政权，并将冯治纲收为己用。季国珍既不替日本人出面干事，又不劝女婿不要反日，而是领着一家老小躲进了深山。
冯治纲心思缜密，作战奇猛，后来担任抗联第六军参谋长、抗联第三路军龙北指挥部指挥等重要职务，打了许多漂亮仗，让日伪闻风丧胆。不幸的是，1940 年冬，他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2 岁。
自从加入抗联，冯治纲的曾居住地汤原县耿贵屯便没断了日伪汉奸特务。冯治纲父亲冯邵忠有兄弟3 人，这3 支冯氏家族中均有人遭到株连迫害，几家人大都先后逃离了耿贵屯。
冯治纲是一位叱咤战场的血性汉子，也是一位柔情似水的男儿。
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一直跟随冯治纲征战，其回忆录中记载了冯治纲牺牲前3 天晚上说的一席话，说自己“十分想念他那躲在深山里的老母、妻子，不知他们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是怎么过的？能不能活下来？他长叹道，现在顾不得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笔者遍查史料，没有冯治纲岳父季国珍及冯治纲妻子下落的准确记载，只是写季国珍抱病上山，宁肯病死也不投靠日本人。冯治纲的母亲、妻子及岳父见到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了吗？没有确切的记载。
抗日英雄冯治纲应该被历史与后人记住，同样应该被记住的，还有他的母亲、妻子、岳父等亲人。他们也是为了抗战，与冯治纲一样把自己奉献于祭坛上勇于牺牲的人，不应该湮没于滚滚红尘。这是笔者写下上边这段文字的初衷。
张传福，1902 年出生于吉林公主岭，后随家族迁至汤原太平川。
张氏全家族30 余口人，叔伯兄弟排位老九的张传福，虽未念过多少书，却因为精明强干当上了掌柜。张家家大业大，有房15 间，地上百垧，有车有马有买卖，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远近皆知。
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家业，张传福接受日伪任命，担任伪自卫团团长。张传福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自卫团30 余人大多是“炮手”，论战斗力，在那一带无有出于其上者，方圆几十里的胡子都惧他。
不过，凭一好一坏两支“撸子”起家的夏云杰，把队伍拉得这么大，把“梁二爷”自卫团都缴了械，加上冯治纲老丈人季县长弃官不当躲着日本人，这些对侠义的张传福都是刺激，他也想给后代留个好名声，可游击队怎么看自个儿？
此时，夏云杰也想着争取张传福反正，加入汤原游击队。不久前参加过中共满洲省委培训的夏云杰，眼光自然深远了许多。如果这么个大地主、这么强的自卫团反正了，对汤原的反日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个标杆。
稳重的夏云杰派出了试探的人。那一天，王甲长与蔡玉斌找张传福唠家常。张传福虽不知道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蔡玉斌是地下党，但知道两人同游击队有联系，便表达了反正的愿望，希望给传个话。
夏云杰翊决定亲自去找张传福，给他一个“定心丸”。
戴鸿宾不同意：“夏书记你是拿大事的人，万一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戴鸿宾表示要代夏云杰去，其他人也一致反对夏云杰亲自去伪自卫团部。
站在游击队方面，戴鸿宾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张传福那么大的家业，反正后参加了队伍，日本人奈何不了他；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日本人可以拿他的家人开刀；即便家人都躲了，几十年创下的那么大的一片家业，是不是毁于一旦？
如今看，富甲一方的地主张传福反正抗日，也是一件挺了不起的壮举，不仅仅要征得家族兄弟的同意；而且在普通农民看来，张传福起码要在列祖列宗祠堂前跪着说明白，偌大家业毁在自己手中的原因何在。
戴鸿宾，1911 年生于辽宁抚顺雇农之家，8 岁随家走北荒迁入汤原县西北沟，10 岁出去扛活，是有名的“戴半拉子”。1932 年，戴鸿宾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汤原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总队长、第六军的团长等职，军长夏云杰牺牲后，任第六军第二任军长。
没有上过学的戴鸿宾，在社会底层生活中学到了若干生存道理与经验，他人聪明，善计谋。前篇曾说到，汤原游击队初创时，枪支被土匪搜走后，队长李学福带着第一小队长戴鸿宾去找土匪交涉还枪，那主意就是戴鸿宾出的。当时，两人着长袍，戴礼帽，自称是“县政府便衣队”，连蒙带唬，虽未将枪弄回来，也足见其智慧与谋略。至于代替夏云杰赴会，更显示其忠诚与胆识。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对戴鸿宾曾经有个考察意见：“总队长老戴（鸿宾），26 岁，雇农，‘九一八’时入党，参加过汤原第一次游击队（后失败消灭）及第二次新游击队的创造，作过区的宣传两月，在义勇军‘春山’队内作过四个月工作。斗争坚决，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能执行党的路线，党内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军事上有些经验，学习精神稍差。”［7］
说戴鸿宾“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后来历史证明，此话好像有一些预见性。
会见那天做了两手准备：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伪自卫团附近；会见地点定在王甲长家，王甲长家周边也派了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名为会见，实为谈判。谈到最后，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做同样动作，两人对枪明誓，谁要是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
经过周密策划，1934 年11 月，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夏云杰率队伏击追敌，一路由戴鸿宾率队接应张传福。结果张传福率伪自卫团成功反正。加入游击队后，张传福任中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第六军第三团团长、第二师师长等职。1938 年，张传福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年仅36 岁。［8］张传福加入游击队后，家人受到日伪当局多次恐吓、要挟，企图逼张传福再次“回头”。“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汤原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及一系列攻击伪自卫团与反动地主大排的胜利，使太平川反日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冯治纲与张传福的加入，使游击队声威大震。一时间，附近同情抗日的中小地主富户纷纷献枪给游击队，一些有识之士也倾力帮助抗日队伍。汤原县教育局长刘显，把家中的5 支枪全部捐献出来。
刘显，字惠远，山东诸城人，1904 年生人，1929 年升任汤原县教育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刘显当即辞官参加反日同盟会，1934 年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
抗联老战士李在德曾回忆刘铁石，说他是汤原知名人士、教育局长，原名刘显，为表示抗日到底的铁石决心，改名为刘铁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汤原游击队及后来抗联第六军的军需官。刘铁石的妻儿被接到密营后，他们的亲友有的被日伪抓走，有的被杀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自己的家产，他一把火烧了自己苦诣经营多年的家。刘铁石后来到苏联学习报务，1943 年在抗联教导旅无线电营时，与于保合（李在德爱人）先后担任无线电教官。
刘铁石是幸运的，在生存概率甚低的东北抗战岁月中，他是少数看到日本投降的抗联战士。抗战胜利后，他先是到家乡汤原担任县长，后到国家地矿部门工作，任吉林省地质局副局长，享年88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