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满，大体相当于现今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额穆（今属敦化）等县。东满地区东邻俄罗斯，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长白山脉贯穿全境。
东北抗联第二军诞生于东满。由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四县抗日游击队组成，也是同抗联第一军一样，先从一个独立师起步，而后发展为一个军。
四个县的游击队都经历了艰难惨烈的起步阶段：相对力量大一点儿的是珲春反日游击队，起步便有“15 人的别动队”；汪清反日游击队起步时为“8 名赤卫队员”；和龙反日游击队的起步则是买来2 支手枪，建立了手枪队。
东北抗联第二军首任军长为王德泰，之前任二军独立师政委。王德泰生于1908 年，原籍山东，后随家迁入延吉，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部长。
延吉县于1932 年夏便有了3 支游击队。其中，依兰沟区游击队有队员30 名，老头沟区游击队有队员20 余名，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外，还建有地下兵器修造厂，打造出一些刀矛，修理了部分损坏的枪支，造出了令敌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较大的土炸弹——“延吉炸弹”。游击队对敌连续打击，招致敌集重兵“讨伐”。1932 年9 月，花莲里游击队30 余人，突遭日军守备队围攻，20 余名队员牺牲。
为加快发展反日队伍，负责兵运工作的王德泰来到报号“长江好”
的山林队中。那是1932 年一个炎热的夏天，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长江好”，瞅着眼前这个中等个、长方脸、浓眉亮眼、身材结实的年轻人，冷冷问道：“你为什么来找俺入伙？”
王德泰说：“俺开的‘小铺’（小卖店）叫日本子烧了，家里人也死了，找你俺要打日本子报仇。”
话音刚落，“啪”的一声炸耳根子的脆响，“长江好”手中的烟枪瞬间变成匣子枪，一颗子弹从王德泰耳边掠过，他却纹丝儿未动。有这样的胆魄，在任何山林队都不难立足，何况王德泰还有一手好枪法。
几个月后，王德泰从“长江好”山林队中拉出了一支20 余人的队伍回到依兰沟。中共延吉县委新成立的反日游击队、赤卫队都陆续来到依兰沟。1933 年初，延吉县委以这些队伍为基础，正式成立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下设3 个中队，有队员130 人，枪支80 余支。［29］被金日成说成“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能力”的王德泰，人称“东满一只虎”。
东满特委书记的正式报告评价其为：“工作积极、勇敢，比较精细，有游击战争的相当经验，对党对革命很忠诚，政治问题知道得很少，在队员中有信仰，在安图一带亦有不少的信仰。”［30］所说的“信仰”，当指威望之意。
王德泰没读过书，却在“长江好”山林队里当过“字匠”（文书），可见除了天分，悟性，个人后天的刻苦更为重要。
1934 年春，中共东满特委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4 个县的反日游击队，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全师共9000 人，辖4 个团，由4 个县游击队各编成1 个团。同年夏，东满特委又从第一团（延吉），第三团（汪清）各抽1 个连组成独立团。独立师由原延吉抗日游击队长朱镇、政委王德泰分别担任师长、政委。［31］王德泰出身贫苦，种过田，烧过炭，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打仗勇猛且多谋善计。1934 年7 月，他指挥独立师与山林队近千人，突然包围了安图县城西北的大甸子镇，隔绝了该镇与外界的联络，卡住安图敌人援军来路。我军主力却按兵不动，每天只派出小股部队偷袭、骚扰。尤其在晚上，这边枪未停，那边枪又响，镇里守敌被闹得惊恐不安。
此时正是一年最热的节气，烈日暴晒与大雨瓢泼交替降临，蚊虫脸前脑后“嗡嗡”地向围城部队袭扰，不仅山林队，连纪律严明的独立师官兵也有了意见。王德泰解释说：“你看敌人那坚固工事和亮枪光炮，我们一个痛快是能冲进去，可要死多少人？我们骚扰他浪费子弹，再过几天吃喝没了，他就得弃城逃跑。”
围到第十一天头上，守敌果然弃城而逃，独立师与山林队一顿穷追猛打，缴获无数，我方只有几个人受伤。大甸子镇轻易被独立师占领。
8 月上旬，独立师二团联合义勇军一部，攻击大沙河镇，毙伤伪军30 余人，俘虏70 人，缴获枪支100 余支。
8 月中旬，侦探获悉敌大队来犯，王德泰下令撤离占领了一月之久的大甸子，并佯装慌乱逃跑状。就在敌庆贺“收复”大甸子时，王德泰却挥师东南的县城安图，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安图部分街市，点火焚烧敌之兵营，待敌回兵救援时，兵营几乎被大火焚尽了。此战毙伤敌军15人，俘10 人，缴枪7 支，迫使伪军300 人哗变，其中部分加入独立师。
1934 年秋，东满特委与第二军独立师联合10 余支义勇军、山林队组建了东满（西部）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王德泰被推选为总指挥，标志着东满抗日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阶段。
根据敌伪档案记载，自1934 年4 月至10 月，东满抗日武装共对敌伪出击103 次，3537 人次。其中，独立师出击53 次，1350 人次，［32］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令人扼腕的是，独立师师长朱镇于1935 年初逃离部队，后被敌宪警逮捕叛变。朱镇逃离部队的起因是，被错打成“民生团”，并遭到刑讯逼供；但作为1930 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在被俘后叛党，并为害昔日同志与战友，却罪不该赦。1945 年，朱镇在安图被人民政府处决。不过，此事的起因在“民生团”，致上千人被无辜杀害，这个惨痛教训，须认真总结。
在王德林救国军面临瓦解之际，李延禄率其残存一部——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与密山游击队合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其间经数次打击，几乎溃散，但数挫数起，终于站稳了脚跟。
1932 年底，救国军1000 余人在磨刀石车站与日军园部支队第三十九联队展开激烈战斗。此战由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指挥。磨刀石位于牡丹江东20 余公里，中东铁路从这儿开始进入老爷岭，是重要的战略支点。战斗打得很惨烈，日军凭着重炮、装甲车，给防守车站的救国军造成很大杀伤，李延禄不得不率部突围。突围的队伍有500 余人，突围转移的方向为宁安县五虎林（五河林）。
在从磨刀石突围时，30 多匹驮马物资及大部分钱款都丢失了，部队人心涣散。撤到五虎林当晚，原补充团团部副官（吴姓）等人逃跑投敌，带走了仅剩的钱款与药品。万幸的是，发觉及时，李延禄当机立断，下令部队分散撤出驻地，虽然躲过敌人围击，但却散失了100 多人，全队只剩300 多人。
王德林退入苏联后，继任司令吴义成与总参谋长周保中整顿救国军余部，在编成四个路军同时，又编成一个救国游击军，以李延禄为司令，［33］救国军旧部王毓峰团、杨太和团均被编入救国游击军。
队伍扩大后，与日伪军打了几仗，负多胜少。考虑到密山日伪势力相对薄弱，又有救国游击军第一团在那儿活动，李延禄决定北上密山。但游击军成员多为汪清、敦化一带的农民，恋家恋土，一些人坚决反对开赴密山。一个叫王风山的人，鼓动80 余人，打死了阻止的连长，绑架了营长。李延禄连夜赶去平息，表示只要继续抗日，可以留在宁安，他们这才放了营长。
部队思想混乱，与党的领导薄弱密切相关。此前，中共吉东局将派入游击军中的共产党员孟泾清、张建东等先后调离。待发生动乱后，才又将共产党员张文偕、张奎派入，分别担任救国游击军政委（代理）和参谋长。
1933 年6 月，李延禄率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400 余人到达密山，与杨太和率领的第一团会合。
当时，活跃在密山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有80 余支。救国游击军到达后，不少义勇军、山林队慕名而来，表示愿意接受收编，联合进行反日作战，其中有实力颇强的“小白龙”队（首领苏衍仁）。
救国游击军出师不利，到了密山后也不顺。在收编山林队问题上，几位主要领导意见分歧，代理政委张文偕与参谋长张奎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应听取中共密山县委的意见，结果县委并不支持，“恐怕犯勾结上层的错误”。［34］
中共密山县委的顾虑来自满洲省委，受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 年2 月22 日）影响，直到1934 年，中共满洲省委在《给密山县委和勃利区委的信》中，还批评密山县委“右倾机会主义严重”“与上层领袖作可耻的勾结”。［35］举步维艰之际，来队不久的两名党员领导先后被调出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张奎被派往密山县南部平阳镇伪军中做兵运工作，代理政委张文偕在赴上级汇报工作时，被直接派往饶河工作。
此时，救国游击军初到密山，环境生疏，加之部队内部党组织不健全，不能完全掌控队伍。不久，李延禄军部遭遇日伪军袭击，迅速转移，闻讯前往接应军部的第二团王毓峰部误入敌阵，致15 人牺牲，再次引发一波思乡潮。
眼见队伍要散，李延禄急派交通员向中共吉东局反映情况。吉东局常委吴赤峰来到救国游击军，开始在部队中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巩固部队。
7 月，游击队在小石头河发展了第二团团长王毓峰、军部副官长陈荣久（后任抗联第七军军长）等10 余名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稳定后，又召开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10 余支反日武装首领参加会议，议定建立东北抗日革命军，公推李延禄为总负责人。
1933 年9 月初，为解决给养与冬季服装，抗日革命军与各山林队商定联合攻打平阳镇。不料消息走漏，抗日革命军突遭伪军与地主大排袭击，政治保安连长戴启发等34 人牺牲，数十人负伤，刚刚编入抗日革命军的原自卫军李秀峰部突围后，被迫退往苏联。
连续遭受严重挫折，部队士气低落，加上给养与冬装均无着落，多半由宁安人组成的王毓峰第二团思乡心切，开小差者日益增多。考虑多人强烈要求回乡，部队已难掌控，经军部研究同意，王毓峰的第二团与冯守臣的骑兵营共400 余人，返回家乡宁安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后参加了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一拨又一拨，呼啦啦先后走了数百人，李延禄手中的基本队伍，仅仅剩下军部保安连和第一团，区区不足百人了。
中共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这支队伍“塌台了”，“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36］自打到达密山以来，中共密山县委对这支部队仍以救国军残部对待，生怕犯“右倾”错误，一直未能给予积极支持和领导，密山游击队也不曾给予合作。
打击接踵而至，屡战屡败，基本队伍几乎丧失殆尽，中共满洲省委既已给出严厉的政治定性，密山县委便“ 敬而远之”了。遍查档案，没有找到李延禄当时是什么心境；但历史档案却真实记载了李延禄在打击挫折面前，并未灰心，而是奋而再起。
稳定并让部队存活下来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给养与冬装问题。李延禄把目光瞄向了密山县城知一镇，多渠道不停地侦察收集情报；9 月底，终于获悉密山县城的伪军主力将开往200 多里外的虎林。由于李延禄手头兵力单薄，便与几支山林队联合商议攻袭方案。
为出敌不意，李延禄采取了声东击西战术。他事先通知半截河商会，令其筹集棉花、布匹等物资，限期交付，否则攻城灭除商会；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在半截河周边佯动，诱敌产生错觉。敌信以为真，迅速从密山县城知一镇抽调兵力防守半截河镇。
1933 年10 月初，暗中集结于知一镇周边的各支队伍，迅速奔袭密山县城。战斗于午夜打响，由于救国游击军第一团杨太和的事前工作，把守西门的保安队打开城门，第一团率先攻入城内，围攻伪警备营营部，将1 个连的伪军全部缴械，其余各山林队疾速跟进。
此战，缴获步枪100 余支，子弹万余发，尤其缴获300 余匹布和大量棉花及过冬物资。部队于次日凌晨3 时撤出县城，满载而归，低落士气为之一振。
眼前吃饭穿衣的存活问题解决了，但长远发展仍然迷茫。1933 年末，李延禄化装入关，寻求援助，部队由第一团团长杨太和与军部副官长陈荣久掌控。是年7 月，李延禄从关内经海参崴返回密山。在此期间，部队未有大的战斗。
经过一系列艰苦准备，1934 年3 月，中共密山县委共产党员金百万靠着4 支手枪5 个人的武装小组，先后从伪军与地主大排手中夺取20 余支枪，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对外称民众抗日军。游击队代理队长张宝山、副队长金百万，全队总共34 人，并与“亮山”“交得宽”等山林队建立了协作关系。
不久，密山游击队在杨树河子与150 余伪军遭遇。激战中，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毙伤伪军数名。在撤离战场时，代理队长张宝山动摇，胁迫14 名队员叛逃为匪。
张宝山原为自卫军士兵，过不惯游击队艰苦生活。对当时并不执掌政权且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密山县委而言，某种意义上，枪支比人还要重要且难以获得。
中共密山县委与游击队经过全力搜捕追剿，最终使5 人携枪4 支主动归队，其余枪支除被张宝山携走2 支外，陆续被追回。
叛逃事件惊动了中共满洲省委及吉东局，省委及吉东局经慎重选择，派出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担任密山县游击队队长，另调穆棱县委书记李范五接任宁安县委书记，游击队集中整训。5 月，整训后的游击队又增至25 人。
密山县地处偏僻，交通通信不畅，获得《一·二六指示信》要晚些。不久，中共密山县委得知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和组织民众救国军的消息，也酝酿在密山举行反日暴动。密山游击队与“大鸣字”“交得宽”等抗日山林队成立“民变指挥部”，公推朱守一为总指挥。由于意见不一致，暴动消息走漏，日军守备队突袭，密山反日游击队长朱守一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反日暴动失败。
朱守一似一颗流星一闪而过，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短暂奋斗的一生档案中却少有记载，只有他的中共宁安县委书记的继任者李范五，留下了不多的回忆文字片段。
宁安县是“红地盘”，让红地盘中共县委书记去当游击队长，可见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反日武装的重视。李范五在中共穆棱县委书记任上就耳闻宁安朱守一的大名，见到朱守一是在一个农户的场院上：一个高个块头很大、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一双“水袜子”（胶鞋）的“老农民”，竟然是久闻大名的县委书记朱守一！
朱守一出生于1905 年，原名周子歧，奉天人，比李范五大7 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本是个衣食无忧的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朱守一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他做着危险的地下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在向李范五交代工作，说到游击队给养困难时，朱守一长叹了一口气：“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到已成为“老农民”
的县委书记时，深情记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路……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了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37］朱守一临去游击队前，留给李范五最后一句话是：大个子（李范五个头也高大），过得惯吗？等赶走了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谷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令人心痛的是，朱守一没有等到“好好解解馋”的那一天，牺牲时年仅29 岁。类似朱守一这样英年牺牲的抗战英雄，不计其数，而历史对他们的文档记录却屈指可数。这是笔者绞尽脑汁，奋力翻阅搜索档案典籍的主要动力与原因所在。
李范五是生存概率甚低的东北抗战中的幸存者之一，后担任吉东特委代理书记，1936 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 年回到延安。他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合江工委书记等职。1941 年3 月，李范五（化名张松）被中央政治局指定为出席“七大”的东北抗联代表。［38］
有资料记载，那年李范五去苏联学习临走前，途经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棒柴窠子，只见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寒风凛冽，他好像看到“老农”朱守一笑吟吟站在面前，关切地问：“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边山势地貌特征，对老戴头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一块碑！”
密山游击队命运多舛，就在朱守一牺牲、反日暴动失败的同时，打入朝阳镇伪军第四旅机枪连的中共地下党员胡伦、张奎策反伪军起义，也做成了“夹生饭”，因酝酿不成熟，起义后大部分士兵没有参加游击队，乘机另立山头离去。
不久，中共密山县委书记召集各反日山林队首领开会，点名严厉批评“亮山”“邱甲长”等侵犯群众利益，结下了愤怨的“梁子”。在一次“共同”行动结束时，“亮山”乘机将密山游击队缴械，游击队仅剩七八支枪，濒临瓦解。
纠正山林队侵犯群众利益并无不妥，但应谋求愿望与效果的一致性，采用适当方法与时机。当然，最重要的是壮大自己。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乱世，面对部分匪性十足的狼性山林队，当你成长为杨靖宇、赵尚志那样强壮的雄狮时，狼必然臣服；当你还处于羔羊阶段，万不可天真地向狼下达禁令。
处于衰弱状态的救国游击军与密山游击队怎样才能尽快成长壮大起来呢？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6 月第1 版，第36—55 页。
［2］《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273 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6 月第1 版，第28 页。
［4］《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485—486 页。
［5］《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巡视珠河报告》（1933 年10 月9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第302 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85 页。
［6］《尚志人民抗日斗争史调查材料》（1959 年）；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84 页、86 页。
［7］《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珠河县委、队内支部及赵尚志同志的信》（1934 年2 月15 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11—12 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92 页。
［8］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92 页。
［9］《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给团省委报告之三》（1934 年3 月9 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304 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93 页。
［10］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96 页。
［11］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1934 年1 月7 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第212、214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02 页注释①。
［12］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03 页。
［1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27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11 页。
［14］［15］［17］《韩光关于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报告》（1934 年4 月23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369 页，第370 页，第377 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19 页，第128 页，第135 页。
［16］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满洲共匪之研究》（1936 年），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31 页。
［18］《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4 年5 月15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05 页。
［19］《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168 页。
［20］《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319 页。
［21］张正隆：《雪冷血热》（上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 版，第257—258 页。
［22］《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1936 年7 月6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134—135 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 版，第258—259 页。
［23］李荆璞：《从“平南洋”到“工农义务总队”》，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 月第1 版，第484 页。
［24］［25］［26］［33］ 赵俊清：《周保中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96 页，第94 页，第94 页，第56 页。
［27］吴平《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平）的报告》（1935 年2 月），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106 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106 页。
［28］《程宇通信第四号》（1935 年3 月5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364 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 月修订版，第106 页。
［29］［31］《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 版，第210—211 页，第301—302 页。
［30］《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一，1935 年12 月20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179 页。
［32］《满洲评论》第8 卷第7 号《在间岛抗日军与共产党势力的展望》（1935 年2 月版），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一辑，1983 年编印；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309 页。
［34］［3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第318 页；甲19，第39、43 页。
［36］龚惠、马彦文《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5 月第2 版，第51 页。
［37］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1 版，第140 页。
［38］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1 版，第1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