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1 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做出决定，要求周保中在保持旧有救国军形式下，与王、孔、吴分离。
王、孔、吴指的是王德林、孔宪荣和吴义成。所谓“分离”，是要求周保中率所部脱离救国军。周保中根据吉东局的决定，立即率辽吉边区军第一、第三连脱离吴义成领导的救国军，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从反日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从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杨靖宇、赵尚志创建的第一与第三军。而周保中创建的第五军，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联军”的深刻印象——绥宁反日同盟军。这是周保中深思熟虑后定下的名号。
根据“保持旧有的救国军形式”的原则，周保中一方面提出“复兴救国军”的口号，号召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动员已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柴世荣、李延禄部队加入；另一方面，成立“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联络绥宁各抗日武装联合抗日。
绥宁反日同盟军最终能够发展成为抗联第五军，是因其中有一支响当当的抗日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这支队伍名为“平南洋”，首领名叫李荆璞（李玉山）。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4 位将军出自东北抗联，李荆璞为其中之一。
李荆璞出身贫苦，3 岁丧母，10 岁给大粮户当“半拉子”（未成年的长工），因常为东家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九一八事变后，豪气在胸的李荆璞与几个好兄弟刀削锯拉，做了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拌豆油染上漆亮，夜半黑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假枪缴了几支真枪，拉起了一支12 人农民反日队伍，报号“平南洋”——削平南洋鬼子之意。
队伍发展后，加入了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成一个连。1932 年5月，救国军在日军进攻下退守东宁。李荆璞接到撤退命令后，对救国军大失所望，将所属营部枪械全部缴下后，把队伍单独拉出来，同日伪军作战。
这支由失业工人、破产农民组成的反日队伍，引起中共宁安县委的高度重视，共产党员于洪仁被派进驻该队工作。这支队伍发展很快，最多时达数百人，由李荆璞任总队长，于洪仁任副总队长。1933 年4月，“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改名为“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李荆璞认为，打日本要靠工农，至于说义务，这支队伍无人给发薪饷，抗日保国卫民是自觉自愿在尽义务。
工农义务队在1933 年5 月发展到200 余人，队里成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任支部书记，李荆璞也入了党。后来，陈翰章等多名共产党员也进入了这支队伍，全队党员团员达13 人。［20］1934 年2 月，周保中在宁安县东南山主持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会议。会议决定：以辽吉边区第一、第三连（80 余人）与工农反日义务总队（150 余人）两支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共600 余人组成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军长，张建东、胡仁分别任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并成立同盟军党委，周保中任书记。
反日同盟军这种组织形式，是契合了当时吉东地区各反日武装实际现状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尝试。
同盟军成立的首次战斗是袭击新官地伪壮丁团，缴获步枪21 支，手枪1 支，处决铁杆汉奸伪团长，遣散30 余名伪壮丁。此战，拔掉了日伪设在东南山的一颗钉子。4 月初，四五十名日军连同200 余伪警察，携9 挺机枪进攻工农义务队根据地平日坡。此时，周保中与李荆璞率部在外，根据地留守部队与日伪军激战一整天，虽毙敌20 余（含伪警察中队长一人），伤15 人，但平日坡密营仍被敌捣毁，所存粮食被烧掉，造成很大损失。
外出归来的周保中与李荆璞组织有力反击：4 月末，工农义务队会同边区军第一、三连，缴了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地反动大排的枪械，并捣毁日本人经营的“大柜”，处死盘剥的“大柜”经理、副经理；5 月初，又进攻卧龙屯，活捉伪警察署长，缴获步枪20 支，匣枪1支；之后，又将镜泊湖12 名日军守备队一举端掉。
在组织领导反日同盟军的同时，周保中时刻关注着其他抗日武装，尤其是救国军余部的动向。吴义成躲到东宁后，其他各部救国军由于对其失望，纷纷自立门户，其中一些又无可奈何地重新沦为土匪。
尽管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评与指责，周保中还是顶着“上层勾结”“极端右倾”等多顶大帽子的压力，坚持做各种反日武装“联合”
的工作。
面对周边同志的误解，周保中耐心说明道理：一方面，现今或今后一段时间，东北反日队伍之中，我们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在数量与力量上，义勇军、山林队仍然是大多数，这是联合他们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山林队虽有诸多不好，毕竟没像伪军伪警那样当汉奸；即使他们不愿意参加战斗，也不会像汉奸伪军警那样攻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山林队是民族革命的同盟者。当然，对他们的毛病也要反对。
也许正是对时局，对敌我双方力量，对中间力量本质的正确把握与清醒判断，才使得周保中如此忍辱负重，坚韧不拔。
宁安西北山有丁超、李杜旧部400 人左右，分为8 个大队，故称“西北山八大队”。八大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多次与日伪军作战，胜多负少。
1934 年端午节前夕，“八大队”之一“晴天队”向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换季的单衣。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够了，但因为“九占队”先到拿走了一批，“晴天队”头目于长和便发火了。
陈子庚是当地大户，也养了不少炮手、家丁，说：“你们都是爷，俺哪个敢不伺候？”于长和野性发作，下令攻打陈家大院。陈家自然不含糊，双方枪声爆豆般响作一团。结果陈家没打下来，“晴天队”的炮头“刘大炮”被陈家打死了。于长和越发怒不可遏，定要血洗陈家全院。
就在此时，周保中带领边区队与“九占队”赶到了。他走到“刘大炮”跟前，蹲下，将死者散在脸上的凌乱头发理了理，又掏出毛巾一点儿一点儿将脸上血污揩干净——这是一个神枪手，打仗不要命的汉子。一次，他用一支步枪逐一给日伪军“点名”，将20 余个被围的弟兄解救出来。
近的远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上百双打红了的眼睛的注视下，周保中两道犀利目光在于长和脸上停留片刻，脸上的麻子变成酱紫色：“刚才还活蹦乱跳个人，就这么死了，他死得值吗？！”
“弟兄们！”周保中环视四周，南方口音有些沙哑，却激昂而又悲愤，“咱们是反日军，日本鬼子杀中国人，可咱们在这里干什么？他陈甲长不是不帮忙，是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那就再等几天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吗？‘刘炮头’死了，谁在那儿偷着乐？就算你把陈家大院平了，那算什么英雄好汉？又得死多少弟兄，添多少孤儿寡妇？日本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还嫌他们杀得不够吗？”
慷慨陈词，道理入心。“晴天队”官兵眼里的杀气渐渐减弱了、消失了。于长和突然扑到“刘炮头”身上号啕大哭：“兄弟呀，俺对不起你呀，俺可怎么向你的高堂去交代呀？”
在大院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的陈子庚，这时开门出来了，双手抱拳向各路人马施礼道：“听了周总参谋长一席话，俺陈子庚说什么也难表一家老小的心情，只想用行动说话。俺愿出300 大洋发丧‘刘炮头’，他的父母妻儿俺供养了；再出10 担苞米、10 担小米、10 担大豆作为八大队的给养。今儿个晌午，俺杀猪宰羊，为周总参谋长和众位首领、弟兄接风洗尘。”
说着，陈子庚走到周保中与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与长和兄弟，二位若是不嫌弃俺，今儿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拜成生死弟兄。”
这虽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见于长和一时还有点儿别不过劲儿来，周保中高声说：“就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到了这个份儿上，于长和倒也豪侠，痛快答应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绝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的营以上首领，共65 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21］一场流血的火并，被周保中化解了。
这些既奋勇抗日杀敌又拥兵自重的悍匪，为什么会那么听从周保中的？是救国军参谋长那头衔吗，显然不是。
《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际运用，都赖其一人。”［22］威望是在实践中，靠正确办事与人格魅力树立起来的；同时，威望也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处理于长和与陈子庚火并那一天，周保中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带着所部第一、第三大队一齐去的。
同共产党领导的各支抗日联军一样，绥宁抗日同盟军的成长与发展，走的也是一条充满艰难与挫折的坎坷之路。
中共满洲省委认为，反日同盟军中的边区队和李荆璞的宁安工农义务队，仍属于义勇军的性质，还不够“赤色游击队”的条件，要求宁安县委另行建立工农游击队。
1934 年5 月，宁安县委正式组建了宁安赤色游击队，由白殿贞任队长，共26 人，编为2 个小队，并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之中。结果，游击队成立不到一周，即遭严重挫折。在一次行动中，游击队突遭敌围攻，队长白殿贞在率队奋力抵抗中，与其他3 位队员牺牲，另有2 人负伤，2 人失踪。参与此次行动的一个小队12 人中，仅剩4 人在弹雨中生还。
这仅仅是绥宁反日同盟军创建中数次挫折中的一次。此前一个月，反日同盟军在取得诸多战绩的同时，打击也接踵而至，可谓损益参半。
最为严重的一次挫折是在5 月份，边区军第一、三连转移途中，连长张蓬印在救国军李少校、郑营长鼓动下，借战士渴望返回安图县家乡之机，缴械并驱逐队内七八名共产党员，率30 余人返回安图。几乎同时，裴振东团（全部十几人）因所部结伙进山当土匪，自己成了光杆团长，遂投奔了吴义成。
在绥宁反日同盟军艰难成长的过程中，周保中不幸身负重伤。1934年6 月，周保中率反日同盟军150 余人，会同中共东满特委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独立师50 余人，以及救国军史忠恒、孔宪荣、柴世荣等部，共计650 人，攻打汪清县绥芬大甸子街，目的是以此作为二军与反日同盟军的根据地。
此战，联军攻入了大甸子街，占领了伪警察署、西山炮站等处，俘敌19 人，缴枪12 支，子弹200 余发。但由于攻城部队单位多，使消息外泄，敌人大量援兵又至，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撤出战斗。
数支队伍中，周保中知道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作战较其他联军勇敢，且奋不顾身，故格外予以关注。在指挥部队撤退时，一发炮弹片击中周保中腿部，血流不止，伤势严重。此时，他见二军撤退时落在后边，忍着剧痛一再说：“你们大家别把革命军丢了。”救国军史忠恒听到喊声，立即下令自己的队伍停止撤退，复返回去，把东满人民革命军接应出来，并把负伤者送走。
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率队参加绥芬大甸子街战斗的是金日成。这次战斗使其与周保中结下深厚情谊。
金日成，又名金成柱，1912 年出生于朝鲜平壤万景台；少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曾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年仅19岁的金日成积极开展反日斗争。
1932 年初，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指派，金日成在安图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武装。他先是在大、小沙河一带建立少年先锋队、赤卫队，锻炼培养了一批青少年反日骨干。
7 月初，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安图县小沙河正式成立，金日成任队长兼政委。1933 年初，金日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汪清编入汪清游击大队，由其任政治委员。金日成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
多年后，金日成曾深情回忆起大甸子街那场残酷的攻坚战斗：当自己率人民革命军占领西山炮台并插上红旗时，周保中身负重伤，却张开两臂，挡住动摇的反日士兵，高呼：“你们没看到西山炮台上飘扬的红旗吗？”反日士兵这才停止退却，呐喊着冲向敌阵。
虽然重伤致身体极度衰弱，周保中却片刻不得休养将息。鉴于边区军内部张蓬印与裴振东因溃散叛逃的教训，此前，宁安县委与同盟军党委为纯洁队伍，对工农义务队进行了整顿，将匪习不改的第九、第十一两个大队相继清出队伍。工农义务队整顿后，仅剩第一、三、五共3 个大队计50 余人，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队伍仍未全部肃清。不能否认的客观原因是，反日工农义务队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太过艰苦，土匪头目煽动曾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土匪旧部便有了基础。
叛乱发生在8 月一个炎热的中午。一场由已被清理出队伍的惯匪头目胡宝贵与尚在队的惯匪小金山里应外合、共同导演的惨剧开始了：先是由叛乱头目小金山开枪打死了毫无防备的党支部书记于洪仁，并将队长李荆璞捆绑起来，将25 名党团员和坚定反日的战士驱逐出队，其余50 余人被缴械裹挟去山林为匪。
工农义务队是反日同盟军中重要的骨干队伍。叛乱事件使工农义务队瓦解，严重消弱了同盟军实力。
于洪仁，1908 年出生于宁安县农家，1930 年于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算作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1932 年，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伍中。
于洪仁对李荆璞的“改造”帮助从教他识字开始，什么“官兵平等”“为穷人打天下”等道理，李荆璞都是从于洪仁那儿学到的。党代表于洪仁认定，出身穷苦的李荆璞是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好苗子，在李荆璞入党问题上，绥宁县委一度认为于洪仁是在搞“上层勾结”。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终于使李荆璞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洪仁没有看错李荆璞。叛乱的小金山等人之所以带走李荆璞，让他当土匪头儿，是考虑到他的威望。李荆璞当然不会同意，在被裹挟途中巧与周旋，找机会脱逃了。赶回驻地后，李荆璞抱着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于洪仁牺牲时，年仅26 岁。
20 世纪80 年代，宁安史志办曾采访过李荆璞将军，留下了十多盘老式录音带。谈到于洪仁，老将军说于洪仁是他的领路人，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今天；谈到于洪仁被害情节时，老将军声音不时哽咽。
于洪仁的牺牲，成了李荆璞几十年来不能释怀的隐痛，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浓浓战友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李荆璞一辈子感恩共产党组织的培养，使自己由一个农民无产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担任抗联第五军师长的李荆璞，给了日伪诸多沉重打击，敌人想尽办法剿杀却劳而无功。为劝逼他投降，甚至将他的父亲、母亲和爱人、孩子都抓了起来，但敌人算盘打错了，李荆璞将劝降者枪毙，发表声明，印发传单表明心迹。
他为何如此坚定？李荆璞说：“于洪仁同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他的革命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永远跟共产党走，坚决抗日到底！”［23］考虑到工农义务队的影响，周保中与中共宁安县委共同决定，重新组建工农义务队。县委从八道江农民自卫队、宁安游击队调入部分人员，连同李荆璞收拢的十几个人，共计20 余人，组成义务队。李荆璞仍任队长，陈翰章担任政治指导员。
带垮了队伍的李荆璞仍然当工农义务队的队长，在山林队中产生很大反响大家共同的一个印象是，只要跟着共产党，总是会有前途的。
因为“平南洋”不跟着共产党，早就完蛋了。因此，要打日本鬼子，非随共产党不可。
一连串的挫折，致使党内对周保中的批评多了起来。绥宁反日同盟军这种“联军”方式是否符合绥宁抗日的实际，要靠反日战争实践来检验。
1934 年9 月，日伪当局在宁安有1000 余名日军，派往反日同盟军活动地东南山的达700 余人。西北山“八大队”因死守山沟营地，损失严重，死100 余人，降100 余人，队伍溃散了。绥宁反日同盟军所属的柴世荣旅与“傅团”活动于汪清，与总部失去联系，其他同盟军“王团”“张祥队”等兵力有限，而宁安游击队刚刚重建，工农义务队刚恢复不久，周保中手中党领导的基本兵力仅百人左右：那是周保中最为艰难的阶段。面对众多精锐日军及大批伪军，周保中运筹帷幄，分兵游击敌之侧背及薄弱环节，打了若干虽小但都利落的漂亮仗。
12 月初，被日伪遍寻不见踪影的宁安游击队，突然出现在狍子沟，突袭该地一伪警察中队。激战中，伪警察中队长马志超被当场击毙，引起原本放肆的伪警察一片惊慌。
至12 月中旬，40 余伪靖安军前来进剿，李荆璞率19 名游击队员设伏岔沟屯。敌排长带3 名哨兵到前方侦察，当抵近设伏住房时，敌排长被一枪毙命，3 名哨兵被生俘。敌大队涌来，李荆璞指挥所部以寡击众，依靠住房掩体，对暴露之敌予以猛烈打击。
两军对垒中，通晓战术的李荆璞似乎有意寻机对敌指挥官下手。
此战击毙日军指挥官谷本，毙伤敌10 余人，缴获步枪10 支，子弹2000 余发，另有皮大衣20 余件等战利品若干，同时缴获机枪筒1 个。
为夺取敌机关枪，游击队追击敌人三四里，虽未夺得机枪，但敌已十分胆寒。
为打破日伪当局的冬季“大讨伐”，周保中以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主席名义致函东满特委，邀请东满人民革命军前来协助。金日成率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2 个连的派遣队伍再次来到宁安。周保中不顾腿上化脓伤口的疼痛，拄着拐杖，在他人搀扶下走到离养伤窝棚很远的地方去迎接，还说道：“这样重逢，我不知有多高兴。”
周保中与金日成的会面，是反日同盟军与人民革命军——共产党武装的联合作战，为其他联军做出了榜样。
12 月下旬，100 余名伪靖安军进犯同盟军活动区域石头河子，第二军独立师派遣队与敌激战6 小时。此战异常激烈，打死伪军10 余人，打伤20 余人。二军派遣队也有较大损失，两名连副牺牲。一周之后，宁安游击队与二军派遣队联合反日同盟军“张祥队”，在东京城附近猴石屯再次激战，毙伤敌20 余人。
屡受挫折打击的工农义务队、宁安游击队，几起几落，在敌强我弱的反“讨伐”战斗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时散时聚，避实就虚，不断给敌人以打击，终于站稳了脚跟。反日同盟军各部，在周保中的协调指挥下，较好地实现了联合对日作战30 余次，积小胜为大胜，1934 年秋冬季反“讨伐”中，共毙伤日伪军达150 余人。［24］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与发展于逆境中，挫折坎坷奇多，几乎中途夭折，诸多重大压力集中于周保中一人身上。除了外部有强大的日伪军多次围剿“讨伐”，还有来自内部及他自身的压力与问题。
反日同盟军，尤其是党领导的基本队伍宁安游击队与工农义务队遭遇的每次挫折，几乎都会引来党内的一些质疑与批评。一段时间里，中共满洲省委一直认为反日同盟军这种形式是“上层勾结”的产物，妨碍党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发展，应予以取消。
1934 年12 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宁安县委派来的胡仁（同盟军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下，绥宁反日同盟军在石头河子召开党团扩大会议，会上就同盟军继续存在与取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争论表决结果以7 ∶ 6 赞成取消。但周保中以负责领导人身份提出严正声明，坚持保留。
会议最后决定暂时保留，等待省委巡视员到来后，再做最后决定。［25］但是，这次会议上，周保中因“一贯右倾”，热衷“上层勾结”“帮助国民党”变到所谓“错误”，被罢免了同盟军党委书记职务，改为常委、宣传委员。胡仁担任同盟军党委书记。［26］周保中自身的问题与压力是伤重不愈，不能跟部队活动。1934 年底，中共宁安县委给满洲省委的报告说，周保中“身体太成问题了，几次的负伤，流血太多，身体受不了冻”。
1935 年2 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报告称，周保中“受伤七八次……没有休养，身体都弄坏了，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27］最后，中共驻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请示：“打算在我们这边找位置，如果不能时，是否可送来莫？”［28］去莫斯科养病，周保中肯离开吗？
其实，周保中另一个强大的敌人是寒冷，从四季如春的云南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时常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露宿山林，一个无伤无病的正常人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多次严重受伤的人，这需要多么超出常人的顽强毅力？如此众多超越身体与精神极限的压力，周保中如何挺过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