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文明胡子
1933 年1 月26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一·二六指示信》。同年6 月10 日，该信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四十四期刊发。［1］《一·二六指示信》全面分析了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将中国东北的抗日队伍按照各抗日武装的社会成分以及组织领导的差异，划分为 4 种类型；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要求党组织采取不同统战政策，对东北军改编而成的抗日武装，对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农民武装，对其他群众性武装，分不同情况采取作战协约、订立反帝联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一·二六指示信》发出时曾有一附注，于同年7 月以《对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说明》为题，在《斗争》上发出。
这个附注指出：“北方五省联席会议决议中对满洲问题的决定及中央和代表团过去所研发的关于满洲问题的文件，在策略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望各级党部根据中央这封信重新审查自己的策略，根据这一封信的原则来重新计划自己的工作。”［2］此前的1933 年1 月17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3］
《一·一七宣言》，特别是《一·二六指示信》，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以及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后来的一系列实践证明，抗日联军关键在一个“联”字，因为党领导的基本队伍，在数万东北抗日联军中，常常仅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统一战线则是“联”的桥梁与纽带。
经历了半年多“北方会议”，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自杀式四面树敌的策略再次被“修订”，历史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那个起点上。原先通过组织下层“哗变”，极力架空自卫军上层，力图缴械山林队，着力打击的地主（未叛投）武装，重新成了团结、联合的对象。三种原来的“敌对势力”成了友军，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及交通通信严重落后，《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中共满洲省委时，已经是1933 年4 月份了。上旬是口头的，中旬传来了抄写件，用显影剂药水涂出来。显示原文后，中共满洲省委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曾在“北方会议”上当面被博古严厉指责的何成湘更是心有余悸。
分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文件是假的，理由是文件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苏联。省委的同志并不知道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已迁往苏区瑞金。认为假的理由还有，这份文件与中央原来的精神发生根本变化。
一种认为文件是真的。理由是驻共产国际的中央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起草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并不违反原则，并且认为，这份文件符合东北实际情况。
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是魏维凡（李抱一）。
经过反复争论研究，省委统一的认识是，文件是真的，要认真贯彻。［4］
以上历史说明，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政策与策略不容易，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也不会一帆风顺。
东北多土匪。日本侵占东北后，土匪势力一度达到鼎盛阶段。
位于中东路滨绥线道南的浅山区，有两个与水有关的地名，一叫三股流，一叫石头河子。三股流有个陡山包，前有凹地，后有漫冈，地形便于作战，石头河子距乌吉密火车站较近，信息灵通，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回旋余地。上过黄埔军校的赵尚志，十分重视游击作战环境的选择，于是率13 人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将根据地定在此处。
13 个人的队伍从哪儿着手发展壮大呢？赵尚志从“文明”的纪律开头。
部队刚开进三股流，百家长便找上门来“劳军”，带来了鸡、鸭、鱼、肉，大烟和烧酒，说是各家百姓“自愿”凑集的。
赵尚志一阵心痛，老百姓都被土匪祸害到什么地步？他诚恳地对百家长说：“我们不是胡子，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不要老百姓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的纪律。”
百家长十分不解，自古兵匪一家，哪有送礼不收的理？一定要赵尚志收下，如若嫌不够，他再去想办法。
赵尚志坚持说：“这些东西如果是你买的，你就自己处理。如果是各家摊派的，就退还各家。”百家长见赵尚志态度坚决，狐疑而忐忑地拿回了东西。
天气变冷了，不少战士还穿着单鞋，赵尚志拿钱让百家长买几双靰鞡。百家长想不明白这胡子头儿要搞什么花样，说什么也不收钱。赵尚志也不勉强，便不让他代买了。几天后，百家长提着几双崭新的靰鞡送上门来，说是乡亲们一点点心意。赵尚志连忙掏出钱，百家长坚持不要钱。赵尚志和颜道：“如果您不收钱，这几双鞋我们就不能要，您只能拿回去，您若收钱，我就留下鞋。”
百家长十分不解：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见到“仁义”的胡子，抢劫、绑票是胡子的本性。送礼不要，买东西给钱，那还是胡子吗？
见百家长越发顾虑与害怕，赵尚志耐心解释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保护老百姓是我们的本分，怎么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呢？”
百家长摸着口袋里的钱，好像一块热烙铁，整不明白胡子保护老百姓要多大的价码。三股流有许多三五成群的小股土匪，无恶不作，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不久，打家劫舍、绑票**女的土匪“孤丁手”和“小线”，在柳树河子和双马架被处死。处死地儿贴了告示，上面写着“孤丁手”与“小线”扎了谁家的“孤丁”，为何处死？告示最后还写了一句：“这就是土匪的下场！”告示署名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又不久，赵尚志率队在大荒顶子将绰号“王大爷”的当地著名汉奸王福山逮捕。王福山是地方上一个鱼肉乡民的恶棍。赵尚志召开群众大会，列举其害民投日罪状，将其当场枪决。这些事情在三股流与石头河子引起反响。游击区内的农民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反日队伍呢！［5］接下来，赵尚志又把斗争矛头对向了伪警察署与汉奸地主大排队。
地主大排也称自卫团，遍布珠河全县，数量达1139 名。他们同全县409 名伪警察一样，是日本殖民统治老百姓的帮凶。
自1933 年10 月29 日缴了西五甲伪警所的枪械后，赵尚志又于11月、12 月连续收缴了东五甲、板子房等七八处伪警所与汉奸大排队的枪械。赵尚志对伪警所与大排队各个击破，打掉了骑在老百姓头上的“二鬼子”，老百姓拍手称快。在对张家湾伪警所缴械的当天，孙朝阳队就有十四五人慕名前来投奔珠河游击队。
赵尚志为珠河游击队制定了铁的群众纪律：住在老百姓家中，对群众态度和气礼貌；晚上睡觉时，老乡睡炕上，游击队睡地下；与群众吃同样饭菜，人吃马喂一律付钱。游击队员还要帮老乡挑水、拉磨、扫院子。队伍离开时，赵尚志总是在最后检查完群众纪律，再与老乡话别。
一段时日后，珠河游击队使许多老百姓异常惊奇。有的说，这是啥“胡子”？不抢不夺，不说黑话，不抽大烟，买东西给钱，还帮老百姓干活，缴获的粮食与物品还分一些给老百姓……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支队伍的性质，有的群众就叫他们“文明胡子”，［6］更多的群众就叫“仁义军”。
老百姓最朴实最纯真，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把心掏给谁。他们争相请游击队到自己家去吃饭；妇女自动集款，捐助游击队手套并愿意给游击队做衣服；猎户自愿拥护游击队，送野鸡和纸烟；农民帮助队伍去站岗，每次群众大会上都表现得非常热烈。
以上情况，说明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至1933 年底，珠河反日游击队已发展至60 余人。
在珠河一带有许多股义勇军、山林队，报号“九江”“容易”“白龙”“朱万金”等大小约三四十股。这些队伍的人数、成分、目的各不相同：有“爱民”这样群众关系好、抗日坚决的，有以土匪为根基、惯匪势力颇大的，还有由旧东北军遗留下来的部队演化而成的。
这些队伍除部分保存原军队形式外，大多是按土匪帮派形式编成。
头目称为“大当家”或“大掌柜”，下设炮头、粮台、总推、字匠等，各队自立山头，枪支私有，按枪劈财。
日本人打进来后，这些队伍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既有抢掠、绑票欺压乡民的一面，还有揭竿而起、举旗抗日的一面。
大敌当前，如何阻止，克服、改造其扰民的一面，团结、利用、发挥其抗日的一面，是关乎反日斗争前途及胜败的大局，也是《一·二六指示信》否定“北方会议”的主要原因。
赵尚志在巴彦游击队与朝阳义勇军时，曾多次与这些山林队打过交道，对其反复无常、扰民害民的劣根性有深刻感悟。赵尚志离开朝阳队，直接原因是“容易”意图加害，而且“宝胜”“容易”过去缴过游击队的械。珠河游击队成立第二个月，曾冒险通知并带领自己脱离朝阳队的王德全（已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便被报号“爱国”的山林队误杀。
在如何正确处理与山林队关系上，赵尚志经历了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处理同“爱国”与“容易”关系上，曾同中共珠河县委发生矛盾、争执，最后由中共满洲省委出面予以裁断。
中共满洲省委在给珠河县委和游击队的信中，对赵尚志提出了严肃批评：“小赵同志错误的出发点在于把个人的感情与政党的策略混而为一，甚至个人感情重要性超过政党的策略。感情用事，感情超过一切。”［7］
赵尚志接到中共满洲省委来信后，认真思考并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反省，结合斗争现实，逐渐加深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在给省委的回信中说：“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只有无条件地接受领导……中央和省委新路线的正确，我申明完全接受和忠实执行。”［8］英雄不是圣人，英雄是普通人，也会犯错误，也有七情六欲。赵尚志是一个疾恶如仇且感情丰沛的汉子，王德全被误杀使他悲愤欲绝。
世上所有正确都是对错误不断修正的结果，这种修正包括对自我思想的痛苦改造。在抗战大局面前，为了民族不灭种，国家不灭亡，赵尚志将个人的痛苦与感情深埋心底，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一道共事，这是真正的英雄。
1934 年3 月，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与“青林”“爱民”“北来”“七省”“好友”等义勇军、山林队各部首领，举行联合军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切财产和土地充作战经费；保护民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9］虽然这是一种初步的抗日武装联合形式，但它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珠河、宾县、延寿一带抗日武装的核心。
自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那一天起，赵尚志头脑中始终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即“打”字当头：扩展队伍靠“打”，统一战线也靠“打”，赶走侵略者更靠“打”。
4 月初，珠河游击队接连攻下老虎窝、新开道、古扎子三处伪警察分驻所，缴获步枪40 余支；4 月下旬，又攻占了地势险要、几年来未曾被攻破的秋皮囤，收缴反动大排武装。亲日民团炮头黄英（“黄炮”）被迫起义参加抗日。然后，赵尚志以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在秋皮囤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决定组织珠河游击队与“白龙”“北来”“吕绍才”等部共400 余人，联合攻打黑龙宫（属延寿县）。
此战，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担任主攻，“北来”等义勇军与山林队从侧部助攻。在联合军的围攻下，60 余名伪警察及反动大排狼狈逃窜。
黑龙宫被攻占次日，延寿县伪警察大队长常万祥（绰号“常罗锅”）率250 余名伪警察向黑龙宫增援，反日联合军与常万祥部激战3 小时，伪警察支援队弃尸10 余具溃逃。黑龙宫大排队长赵维甲见大势已去，遂率余部向联合军投降。
黑龙宫伪警署是日伪设在中东路道北地区一个重要据点。它被攻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尚志的“打”字当头，打出了威望，震慑了敌伪。附近的“铁军”“白龙”“双胜”等山林队积极向珠河游击队靠拢，延寿伪警队朱金一部慑于游击队的压力前来投诚。其中，曾与游击队有仇的“容易”，也表示愿意参加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携手抗日。
此前，“容易”曾写信给赵尚志说：“你在我队（朝阳队）拿枪出来，能变出抗日，现在你的名誉很好。我和你‘合绺子’将队归你带。”
赵尚志认为“容易”并非真心，写回信骂了“容易”。在收到省委批评信后，赵尚志重新表示欢迎“容易”参加反日联合军，并在5 月联合军首领会议上，郑重表示欢迎“容易”共同抗日。
见到赵尚志与曾经鼓动孙朝阳枪毙自己的“容易”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不少山林队首领一时转不过弯来。当听了赵尚志会上一席话，他们都为共产党人的民族情义与胸怀感动。
赵尚志在会上表示，两年前东北那么大规模义勇军反日运动为啥失败了？就是因为各路义勇军东一股、西一股，张三不管李四，李四不管张三，你挨打，我看热闹：结果一个个都让日本鬼子收拾掉了。要反日，单蹦地干是不行的，要想干就得大家合起心来，一齐干才行。只要大家一条心，一个目的，一致动作，虽然没有好枪炮，也一样打胜仗。
当然，一些土匪出身的山林队，不是参加了联合反日军司令部就能改掉匪性的。反日游击队与“北来”攻占黑龙宫后，他们乘机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大群绑票），趁火打劫的“振东”，绑票达50人，给珠河游击队造成很坏影响。对此，赵尚志绝不姑息：“反日者一律欢迎……坑害百姓者天理人情难容。”择其突出者，杀一儆百。对大肆绑票且很多“花票”（妇女）的“四海”，赵尚志以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名义将其缴械、解散。在各义勇军、山林队保求下，“四海”虽未遭枪毙，却被罚打一百军棍，其队内罪恶较大的一个帮凶被处死。［10］一些山林队首领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但慑于赵尚志之威，更服于珠河游击队纪律严明，也就无话可说。这期间，珠河反日游击队出台了自身《反日游击队纪律暂行条例草案》，其中违抗军令及群众纪律惩戒条款两项，计15 条，重则开除直至枪决。
有了“四海”的前车之鉴，再加上共产党游击队的“条例草案”
标杆摆在那儿，中东铁路道北地区山林队扰民害民之风，一时有所收敛。
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支持，珠河反日游击队迅速发展为5 个中队，130 余人为基本骨干，联合义勇军、山林队达1500 余人。赵尚志谋划了对日伪更沉重的打击，将下一个进攻目标定为宾县县城——宾州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