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10 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创建第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近半年来三起三挫，致使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兵运骨干王永江、杨树明、张旋风3 位同志，两死一重伤，游击队遭受惨重损失。
中共满洲省委对汤原游击队的数次失败十分关注，1933 年7 月，派出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吉密（胡世杰），同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王亚堂来到汤原，改组了汤原中心县委：由王亚堂任书记，原县委书记裴治云改任县互济会负责人。
汤原反日游击队第三次严重挫败后，队伍基本溃散了。原队中的一些共产党员戴鸿宾、徐光海等人，都打入到报号“青山”“占中央”
等义勇军与山林队之中。新的县委成立后，组织协调汤原地区几支抗日武装，联合组成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推选队伍最大的“青山”头领为总指挥，共产党员张文藻、宋赢洲分别担任了政治部主任、秘书长职务，并无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力。
8 月中旬，联合反日义勇军又联合其他山林队，共计1400 人进攻汤原县城。“青山”“占中央”两队首先攻入城内，但其余联合的各部行动迟缓观望，以至此次进攻未能达到攻克伪县公署的目的，在日伪军顽抗反扑下，不得不退出县城。
联合作战的失利，暴露了义勇军内部政治薄弱、结构松散的痼疾。
此次作战后，各支队伍便各行其是，联合反日义勇军已经徒具虚名。这种情况同时也警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必须组建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坚强队伍，哪怕困难再多，再难！
就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再次积极筹建汤原反日游击队时，一场大祸突然降临汤原。
1933 年10 月4 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汤原县原中共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互济会负责人的裴治云召集县委一些干部开会，研究再次组建游击队的计划，会议在县委委员、县妇女主任金成刚家里召开。
60 余年后，曾担政务院（国务院）机要秘书的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女士，回忆起当年那天的惨烈情形，仍然悲戚不已。
李在德回忆，日寇占领了汤原鹤立岗后，在伪军汉奸配合下，疯狂剿杀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李在德家所在的村屯群众基础好，就成了汤原中心县委的临时驻地。为防备汉奸和日寇破坏，县委的同志和本村干部，在村西山脚下、鹤立河边挖了几个地窖，有一人多深，窖顶用草皮覆盖，每个地窖可容四五个人。
为安全起见，地窖之间相隔几十米，县委领导和一些党团骨干都躲在地窖里。地窖里的人进村先看暗号——村口指定柴堆上挂一件白衬衣或白布。如果不见白布，说明村里又进了日伪军或汉奸特务。
李在德回忆，自己的妈妈金成刚平时不在家里住，晚上回屯子里组织群众开会。中秋节前一天，大家觉得明天是八月十五了，敌人不会出来了，就决定回屯子里住。在县委领导和党员骨干在李在德家里正开会的当口，日伪军和伪警察突然包围了村屯。
包括其他村屯在内总计300 余人在此次日伪军和伪警察的突然袭击中被抓走，其中有裴治云、金成刚和崔圭复（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3 位县委领导，共产党员丁重九（郑承九）、孙哲龙、金术龙、李振永、林国镇，共青团员石光信、孙明玉、金峰春、积极分子柳仁龙，共计12 人。［22］
14 年的艰苦抗战证明，共产党人与抗联的若干次挫折与失败，几乎都与汉奸、叛徒有关，是他们给原本“睁眼瞎”的日本屠刀指明了目标。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几乎被日军一网打尽，是因一个叫李元晋（李元珍）的叛徒的告密。李元晋开始表现积极，并且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党团组织上一些事，他大多都知道，日伪当局就收买了他。12 位县委领导及党团骨干隐在300 多群众之中，日本鬼子是无法辨别出来的；但李元晋先是向日本人报告了县委领导已进了村，而后逐一指认了12 人。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12 位领导及党团员，被日军关在了一间破房子中，共十几天，压杠子、灌辣椒水、尖竹签子钉指甲缝等酷刑轮番用在他们身上。令敌人失望的是，12 人无一人屈服。最后，残暴的日军将12 人全部投入一口井里头活埋了。
现今，在十二烈士殉难地，有中共汤原县委、汤原县人民政府肃立的纪念碑。［23］
在日本人突然的大搜捕中，新任县委书记王亚堂因不在村中，幸免于难。日伪当局对“红地盘”村屯统治愈来愈严，特务密探四处活动。党团员骨干和积极分子都不敢在村屯里住了，梧桐河边又增加了一些地窨子。隔三岔五，屯子里的亲属和未暴露的人给这些党员骨干等送些粮食什么的，一般是在下半夜来，送了后赶紧趁天亮前赶回家去。
党团骨干们着急，记着这笔血债，等着县委领导拿主意，领着大家跟日本人干，为亲人报仇。因为密探早晚会找到这儿来，就这么等，不起来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等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凉了，却等来了一个比初冬还令人寒战的消息：新任县委书记王亚堂失踪了，是因恐惧逃跑了！［24］没有史料记载，得知王亚堂逃跑消息的党团骨干是什么心情？少有的片段记录是，地窨子里蓬头垢面、眼窝凹进颇深的人们，或默不出一声，或摇头叹气。
11 月的一天夜晚，黑暗潮湿的地窨子里突然进来一个人，是近一米八的“夏大个子”——夏云杰（夏云阶）。夏云杰是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除王亚堂外仅剩的一位领导，为汤原中心县委兵委负责人。
夏云杰，1903 年生人，山东沂水人，逃荒至黑龙江省汤原县，在黑金河金矿做苦工。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军事委员。中秋节惨案前，他被县委派往报号“长江”的山林队里开展工作，因而幸免于难。
夏云杰在县委濒临塌台时主动承担了县委领导工作。他的到来，使大家精神一振，特别是夏云杰重建汤原反日游击队的决定，说到大家的心坎儿上了。
但不少人的眼眸又低了下来，大家想起了汤原游击队初创那会儿，党团员和反日同盟会成员纷纷捐钱捐粮，县委集合大家的捐款，拿出所有家底，以每支6000 斤大豆的价格，从地主、溃兵手中买了13 支步枪、2 支小撸子。可是三起三落，现今一根枪毛都没了。没有爪子和牙齿的老虎，还敢去猎熊？
“谁说咱没有枪？”夏云杰笑吟吟地从腰间摸出了两支撸子，立即被身边的人抢去了。有当过游击队员的，摆弄几下说，这一支是坏的，打不响啊！
夏云杰苦笑道：“脱裤子当袄，也就能买这样的两支枪了。”望着众人并不热切的目光，夏云杰提高声音说：“我知道大家心里想什么，要是有十几、几十支枪，就可以跟敌人讨还血债了。可我们共产党是个穷党呀，既比不上国民党，比不过土匪山林队，连地主大排队也不如。可我们不怕死，敢跟日本鬼子拼命。这种民族精神，比那些有枪却不打鬼子的强百倍。没有枪咱们从他们手里夺！”
对！夺枪！同鬼子干到底，才有活路。
夺枪！夏云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和决心。
首战夺枪目标瞄向了鹤立岗东部黄花岗屯伪自卫团。心思缜密、凡事计划周全的夏云杰不愧为帅才，接连派出三拨人马：第一拨是20来岁单薄秀气的中共汤原县团委书记于永顺，五大三粗的党员山东大汉、外号“徐镐头”的徐振江，任务是打进自卫团院子；第二拨是翁大成和王钧，两位游击队老队员，任务是解决掉门口的哨兵；第三拨是几位装成要买谷草的庄稼汉子，任务是前两拨人马的接应。
于永顺与徐振江走到了自卫团门口，哨兵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于永顺嗔怪道：“大哥你咋把我忘了！我是你们伙房大师傅的小舅子呀，我娘肚子疼，让我来找他帮买点儿大烟土。”
哨兵听说有大烟土，便说：“你给俺捎儿点呗！”
于永顺痛快答应说：“好吧。”于是他与徐振江走进院子，又进了屋子，一眼瞄到墙上挂了一溜步枪。屋里睡觉的、打牌的、看热闹的，乱哄哄的。
“不准动！”只听见徐振江镐头砸铁一声巨吼，两只撸子对准了南北炕上十几个人。按夏云杰的计划，他们的任务是训话，为后两拨人进去争取时间。徐喊道：“老实听着，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来取枪打鬼子。
日本鬼子烧我们房子，杀我们男人，**们女人，你们倒帮着鬼子看家护院，还算中国人吗？老实让我们拿枪不要你们的命，谁动一下打碎他的脑袋！”
见于永顺与徐振江进去了，装作捡粪的翁大成和王钧就往哨兵跟前凑。哨兵还没反应过来，一支匕首和藏在衣服里的酒瓶子便对向了自己，那支步枪就到了翁大成手里。两个人把哨兵交给第三拨“买谷草”
的庄稼汉子一人看守，同众人一齐抢进了院子。
屋子里形成了对峙局面：南北炕上的人不敢动弹，于永顺与徐振江也不敢去墙上摘枪。
僵持中，一个人欠起屁股就想去抓墙上的枪，于永顺刚要去搂火——虽然是那支能打响的撸子，不知此刻能否卡壳，只见一挺“机关枪”从捅破窗户纸的窗格子伸了进来，并伴随一声“敢动的立马让你身上成筛子”，欠起的屁股立马瘫了下去。随着话音，第三拨人马抢进屋子，摘下了墙上枪支。此次行动共夺枪14 支。［25］原来，那个血腥之夜，翁大成在收拾王永江等人的遗体时，从机枪手老韩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焚火帽——学名应当叫机关枪消焰器，算是游击队垮掉后留下的唯一“枪毛”。翁大成将它套在门口哨兵那支步枪口上，吓傻了屋里所有伪自卫团兵丁。
虽经3 次惨痛挫折，但倒了再爬起来，擦干身上血迹，沿着战友未走完的道路，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终于第四次又站立起来了！
正是这第四次顽强复起，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最初种子。
以上惊险的夺枪过程，可谓是赌命的行动，实在是贫穷的共产党人的无奈之举。在游击队初创阶段，类似的夺枪行动绝不是孤例。
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也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智取伪自卫团的枪支。
智取就得有短枪。短枪藏身，在接近敌人后，突然逼向敌人，但是区委没有短枪。李凤林通过中间人找一个胡子借枪。胡子外号“阎王”，倒也有点儿正义感，只是说自己就两支匣枪，万一夺枪失手，自己的吃饭家什岂不折了进去？
李凤林亲自去会“阎王”说：“你不就怕我把枪弄丢吗？这样吧，我把全部家当除了人都押给你。这事败了，家当全归你；成了，匣枪还你外，再随你挑两支缴获中最好的大枪。”
李凤林是个大户人家，一个大院内十几间房子，养着大骡子大马大车，“阎王”当然会算账。双方签字画押后，“阎王”借给了李凤林两支短八分匣子枪。［26］
腰里别着匣枪的李凤林与舅舅在自卫团大门口打了起来。被舅舅冷不丁抽了重重一记耳光后，李凤林吵着要找自卫团长评理。旁边一个地下党员王居选假装拉架，哨兵拦也没拦住，3 个人拉扯着一块闯了进去。
听到外边一片吵嚷声，伪自卫团长高魁一趿拉着鞋，叫骂着出了屋：“跑到我的地界撒野，找死……”话未说完，他就被匣枪逼住了，同时被逼住的，还有几个看热闹的伪兵。大门外的游击队员也各司其职地动了起来。接下来的情形同黄花岗屯类似，伪自卫团同样当了俘虏，乖乖被缴去了14 支枪。
王德林退往苏联时，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与参谋长周保中，正在奔往宁安的路上，虽然得到了代理救国军司令的职务，但毕竟是一个脑袋挂在腰带上的职务。吴义成虽为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而且好作愚钝状，自称“吴傻子”。若说吴义成怕死也不公平，他主要是遭受失败失去了信心，也要退避苏联。
周保中力劝，并给他分析形势，说日军才多少人？只能占几座县城。城外还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完全可以收拢队伍跟鬼子干下去。吴义成倒是听进去了，接受了王德林的委托。
王德林入苏后，对救国军余部的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打击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从心理上的信心陡挫。其所属各部更加分散，已形不成真正集中统一系统“军”的组织。
好在周保中的威望与日俱增。在艰难的日子里，周保中不辞辛劳与危险，说服动员各部首领，收拢、汇集、整顿救国军残部，与吴义成一道，将救国军重新编成了四路军与一个游击军。
这四路军的首领分别是：第一路司令姚振山，第二路司令柴世荣，第三路司令郭希武，第四路司令李玉珍，游击军司令李延禄。整编后的救国军人数虽然少了，但组织上集中了，更有战斗力了。日伪当局撰写的《满洲国警察史》一书不得不承认：“反满抗日匪团比起建国（伪满洲国）初期在意识上有所加强，更有训练更加组织化了。当时具有相当实力的东北义勇军的编制是：在前方总指挥吴义成下设四路军制……其组织与活动都有很大改进与加强。”［27］在自卫军、救国军大部溃散情况下，吴义成部反倒“有很大改进与加强”，可见周保中付出了相当艰苦的努力。
关于周保中在面临溃散的救国军中的作用，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曾经有一份报告称，救国军吴义成部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源于“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过去在吴处当参谋（长），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之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了无数次胜利”。［28］曾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在收拢、整顿救国军残部时，便有意识地将素质较好的义勇军首领与队伍尽力推向救国军领导岗位，为后来组建党领导的武装，打下良好基础。第二路司令柴世荣，为救国军中最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代表人物，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同盟军第五军副军长、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职务。第一路司令姚振山部后来参加了东北抗联第二路军。
周保中在这一系列整编中，最有远见的做法，是单独编成一个救国游击军，由补充第一团、第二团为基础组成。1933 年初，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率补充第一团和补充第二团第三营500 人、救国军第十七团500 人与总部卫队营，与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第三十九联队，激战于磨刀石车站，给敌部分杀伤后，部队也受到重创，突围后撤退至五虎林方向。
后来，李延禄率救国游击军奔赴密山，与那里的密山游击队共同组成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为最终成长为党所领导的东北抗联第四军，植下了坚强的树苗。
1933 年4 月中旬，吴义成、周保中率部袭击了延吉县小城子镇，毙敌70 余，下旬，乘势一举攻克安图县城。这是自上年8 月，该县城被克复后，救国军的卷土重来。救国军占领安图后，将日本顾问、伪县长、伪警察局长逮捕关押，收编了安图伪军团，控制了邻近的抚松、桦甸、敦化、蛟河等地，并建立了辽吉地区根据地。一时间，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前来投奔。
在一片好形势下，吴义成已经不是王德林退走苏联时的灰心沮丧状。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先是在安图县城好吃好玩，住了下来，接着又接受了伪警察局长家人送来的金银首饰、虎皮、貂氅等，放了伪警察局长。
最失策的是，吴义成竟然让新收编的伪军团仍驻扎在城内，救国军的基干主力驻扎城外。结果，伪军团在奸细策动下突然反叛，吴义成仓皇逃往东宁、汪清一带。
在吴义成退往东宁之际，周保中决意在安图稳住根据地，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组织建立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自任留守处主任，以辽吉地区军300 余人队伍为基干，形成独立于吴义成的领导体系。
由于其威望，救国军傅学文、罗明生等部都愿接受他的领导，“在安图的山林队更变救国军即千余人”“安图救国军多拥护他作领袖”。［29］应当承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尚未建立起来时，属义勇军性质的救国军，成了抵抗日军的主力军。在李杜、王德林退苏后，吴义成领导的救国军仍然是义勇军的主力。1934 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做出决定，“保中同志在保持旧有的救国军形式下与王（引者：德林）、孔（引者：宪荣）、吴（引者：义成）分离。”［30］所谓“分离”，是要求周保中脱离救国军。周保中根据决定，即率辽吉地区第一、三连脱离救国军，着手组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同盟军。
在离开救国军时，周保中有目的地留下了陈翰章、王润成等一批党员在吴义成部中。留给陈翰章的任务：一是稳住吴义成，团结该部坚持抗战，保护统一战线关系； 二是留心吴义成的变化，一旦发现其动摇或逃跑，即相应处置，防止他将队伍带走或溃散。
陈翰章，1913 年出生，吉林敦化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抗联第二军二师师长，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被誉为“镜泊英雄”，1940 年壮烈牺牲。
王润成，又名马英，黑龙江宁安人，1910 年出生，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被党派入吉林救国军工作，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政委等职。1936 年底，王润成去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被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被苏联内务部错误逮捕入狱至1946 年。1954 年，王润成回国，被恢复党籍并安排工作。
陈翰章年轻俊秀，小学教员出身，多才善文，办事沉稳，深得吴义成信任与赏识，被提拔为总部秘书。1934 年2 月，被蒋介石限制于关内的王德林，曾“派代表到宁安去，他首先是找周保中，并且带来2000 元，一切问题都问周保中，后来才找吴义成，不见孔宪荣”。［31］原来，吴义成退到宁安后，对抗日前途迷茫起来，总是寄希望国民党政府从关内出兵东北。王德林派人来后，吴义成打算让心腹可托的陈翰章入关找王德林，打探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意图，并争取当局出资援助抗战。
经请示周保中，陈翰章以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身份进关，活动于天津一带，并拜见了王德林。当他讲到原救国军将领柴世荣、傅显明、史忠恒等人，都率部加入周保中领导的反日同盟军时，王德林连声叫好，认为柴、傅、史等人做得对，跟着周保中没错。说到吴义成让王德林做南京工作出兵东北时，王德林苦笑说：“吴傻子真是犯起傻来了，现在国民党哪里有兵出关抗日？在南方围剿红军还不够呢。”
当陈翰章说到为支持吴义成继续奋起，在自己临行前，周保中还将一批枪支弹药送给蹲在老黑山里的吴义成时，王德林表示，周保中对吴义成已是仁至义尽了，能留住他在东北抗日最好，留不住就任他去吧，不要在他身上花那么多精力。他让陈翰章回去劝吴义成投奔周保中去。临别时，王德林说国民党不让自己去东北。他拿出自己从各界人士募捐的8000 大洋，让陈带回去帮助救国军抗日。［32］听了陈翰章的汇报，周保中认为要将这笔钱花出政治效果来，于是把这笔钱分给吉东地区所有抗日部队。救国军各部分别在牡丹江、宁安、敦化一带召开军民大会，每个抗战人员发给1 元以慰问，说明关内人民对东北抗战的支持，大家并不是孤军作战，使指战员都受到激励。
尽管周保中多方努力，对吴义成的工作仍然成效不大——主要是吴义成对国民党始终抱有幻想。对陈翰章转达老长官王德林要其投奔周保中的意见，吴义成的态度是：一方面，对共产党，他是“我赞成你的人格，反对你的主义”；另一方面，虽然他对共产党有误解，但不似马宪章、孔宪荣那样仇恨。他对陈翰章说：“要投奔周保中你去吧。”
吴义成在老黑山等地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率七八十人经苏联去新疆，后投奔参加了蒋介石的部队，1948 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因其在东北抗战中的贡献，曾受到格外优待。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吴义成病逝。［33］
作为一位颇有影响的抗日志士，吴义成的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
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思想、立场，都不可避免带上生活经历及时代局限的印迹。
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了广大民众，是因为虚怀若谷的伟大胸怀。
只要是做过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都不会因其迷途与错误，而抹杀其全部人生，包括其做过的贡献。这是我们如实记录吴义成在救国军总体溃败、仍然坚持留在东北抗战一线（哪怕只是一二年）的原因所在。
周保中是最早进入救国军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其间，他曾面对巨大危险与压力。这种危险与压力不仅来源于救国军中的孔宪荣等国民党，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时常有对周保中的严肃批评与指责。
周保中在最危险与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念使他坚持下来？
哪管饥饿疲乏，断指裂肤，
不顾暴风烈日，雷电雪雨，
捐躯轻鸿毛，**寇志不移。
在东北抗联各军高级领导中，周保中多文才，每当艰难苦恼至极，便时常吟诗捉句，这几句话应当符合周保中的心境。［34］注释：
［1］［3］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月第2 版，第48—49 页，第56 页。
［2］［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38 页，第139—140 页；［5］［6］［7］［8］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24 页，第25 页，第33 页，第47 页。
［9］王效明、王一知：《他为党奋斗到最后一息》，载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年6 月版，第6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49 页。
［10］［11］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52 页，第63 页。
［12］［13］［1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18 页，第309 页；甲16，第301—302 页；以上分别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74 页，第75 页，第77 页。
［14］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75 页。
［16］熙文：《英勇奋斗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载巴黎《救国时报》，1937 年9 月18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82 页。
［17］朝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朝阳县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12 月，第769 页。
［18］《盛京时报》，1933 年1 月22 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85 页。
［19］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斗争》，第26 期；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88 页。
［20］《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476 页。
［21］［2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197 页注释②，第347 页。
［22］［25］李在德：《漫漫抗战路》，载张正隆、姜宝才：《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年1 月第1 版，第299 页，第303 页。
［23］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9 月第1 版，第9 页。
［26］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版社，2011 年4 月第1 版，第60 页。
［27］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写组等编译：《满洲国警察史》，第343 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56 页。
［28］［29］［30］［31］《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第348页；甲30，第14 页；甲45，第47 页；甲18，第395 页。以上分别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58页，第64 页，第69 页，第73 页。
［32］［33］［34］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月修订版，第74 页，第75 页；再版序言，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