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党籍，又不去中共满洲省委安排的哈尔滨市工会岗位工作，省委已不知赵尚志去哪里了，只知道他离开了哈市。离开前，他与夏尚志道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走了，我还是要革命的。”夏尚志清楚记得，他这句话说得很郑重。
赵尚志去哪儿了呢？夏尚志也不知道。
3 月的哈东，天寒地冻。心中揣了一团火的赵尚志已经在宾县东部山里独行多日了，之所以要走进险象环生的山里，是要找到孙朝阳。
孙朝阳，本名孙兴周，热河朝阳县人，曾任马占山部龙江骑兵第二旅营长，1932 年秋率部联合一些胡匪山林队在宾县宣布起义反日。
因他是朝阳籍人，故报号“朝阳”。孙朝阳的这支队伍是哈东一带规模较大的一支抗日武装，赵尚志欲以同乡身份进入朝阳队。
作家张正隆曾详细描述了赵尚志急于参加抗日山林队的过程：在宾县东部山里，赵尚志见到“朝阳队”的一支队伍，人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赵尚志那样子也实在太不起眼了。黑裤子黑袄，腰间扎条麻绳，头上狗皮帽子，像那两只“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样油渍麻花的。这些都没什么，“朝阳队”那人也不比他强哪去，关键是个头小，身板也单薄。那眼睛倒是贼亮，亮得叫人心动，透着股刚劲硬气精神头，左眼眶下却有块月牙形伤疤，那眼珠一动不动，瞎了。
是个独眼龙，有人喊了声。一些人就凑过来，嬉皮笑脸地取笑着。这个说就你这小样还要打日本子呀？给日本子垫马蹄子都不够个。那个说俺看行，现成的一只眼，瞄准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赵尚志不理不睬，见过来个骑马的头目，就上前抱拳施礼道：这位当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阳队”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队，请当家的收留。
头目瞅了赵尚志一眼，面无表情，只管策马向前。
赵尚志一把抓住缰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是中国人，俺要打日本子！我是中国人，我要打日本子。
如果赵尚志有枪，或是有匹马，是不用费这番口舌的。
不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来，而且朗朗上口，这个头目就由不得打量起这个脾气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赵尚志适时地追上一句：俺是热河省朝阳县人，跟你们大当家的是同乡，俺是来投奔他的。
头目说：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开玩笑）的事，你能干什么吗？
赵尚志说：只要能为反日出力，干啥都行。
这个头目正好缺个马夫。
赵尚志是一个心气很高、自尊心很强的硬汉子，从他不惧千难万苦，千央万求、宁肯当马夫也要加入朝阳队的举动足以看出，只要能打鬼子，个人的一切痛楚，包括自尊都可以被人踩在脚下。这种赤诚的救国情怀，实在令人动容不已。
为了能在这支打鬼子的队伍里留下来，赵尚志努力表现：他的马夫当得十分认真，为头目牵马、喂马、遛马、洗马。行军时，他帮着人家背东西；宿营时，他帮着挑水、生火、做饭；哪个队员头痛脑热，他就端水送饭。不久，头目与队员们都喜欢上他了。
才能是难以遮掩的。一起生活、行军、打仗，赵尚志讲笑话、说故事，无意中带出了许多历史典故、救国大道理，以及战略战术。开始队员们从他那儿寻乐子，慢慢觉得这个人非同一般了。
不久，孙朝阳部遭日伪军三面围攻，包围圈日渐缩小，形势很危急。此时，赵尚志在队员中“围魏救赵”、奇袭宾县的议论传到了孙朝阳耳中，于是他破例邀请“马夫”参加军事会议。赵尚志的退敌之策，众人深以为然。
豪侠的孙朝阳也不含糊，指定由赵尚志指挥，约定若成功解围，即委托“马夫赵尚志”为参谋长。为了壮行，孙朝阳还将自己的坐骑大红马、驳壳枪交给赵尚志使用。
获得指挥权后，赵尚志指挥朝阳队兵分三路：一路为精心挑选的精锐，由自己带领奇袭宾县县城宾州镇；一路作为疑兵转入附近山中佯动，以吸引牵制敌军；一路为大部队，做好跳出包围圈之准备。
宾州离哈尔滨60 公里，为哈东重镇，守备森严，此时日军主力已出发去讨伐朝阳队了。赵尚志指挥奇袭部队突然发起攻击，空虚的城内守军慌作一团。攻击正要得手时，赵尚志却下令停止，单枪匹马到城门下大喊：“快找你们县长，就说李育才要和他谈判。文谈，赶快开城门让我们进去，给你们个缴枪活命的机会；武谈，我们打进城去，按卖国贼治你们罪！”
城内之敌见攻城队伍来势凶猛，又是攻打巴彦城大名鼎鼎的“小李先生”带队，便把城西门打开了。守城伪县长留了个心眼——土匪最忌之事是进出西门，认为开了西门，攻城队伍也不敢进来。岂不知指挥者是共产党人，天地不惧的赵尚志根本不信那一套，一挥手，队伍冲进了城内。
丢了老巢的日伪军，顿时解除了对孙朝阳部的包围，急急回师救援县城。孙朝阳部乘机冲出包围圈。化险为夷后的孙朝阳兑现诺言，赵尚志便成了这支抗日队伍的参谋长。后来，孙朝阳得知赵尚志曾是巴彦游击队的“首领”李育才，又是朝阳同乡，对他愈加器重起来。
朝阳队积极抗战，引起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关注。1933 年6 月，中心县委派出县委委员、兵委负责人李启东及李根植、朴德山等7 名共产党员打入朝阳队，经过一段工作，站稳了脚跟。他们在上层，取得孙朝阳的信任；在下层，秘密组织了17 人参加的反日会。
李启东还获得了“秧子房掌柜”的职务。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俗称“肉票”，是山林队给养的重要来源。朝阳队不管多么抗日，说到底还是胡匪，后来统一战线需要，改称山林队。好一点儿的山林队专绑富家，恶劣的山林队不管穷富，不给钱粮就撕票。能当上秧子房掌柜，除与大当家关系不一般，其能力与智谋必得大当家认可。
具有能力与智谋的李启东，凭着直觉感到，马夫赵尚志来历不一般，是不是上级党组织派入朝阳队的同志？李启东在努力观察并向上级求证。
赵尚志是何等精明的人，尤其是当了参谋长之后，可以公开同“秧子房掌柜”商谈事宜。几次下来，隔在两人中间的那层窗户纸便捅破了。撕掉了纸，原来都是党的同志，两人万分高兴。
李启东希望赵尚志能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做更多争取山林队的工作。
赵尚志表示，对中心县委的领导，他可以接受，离开党组织半年多，使他犹如孤雁离群般痛楚，但他顾虑的是，中心县委执行什么方针、路线？怕重蹈巴彦游击队的覆辙。
于是，中心县委多次向中共满洲省委做出报告：“孙朝阳的书记官（应为参谋长），听说他从前在巴彦游击队时当过政治委员，那时他有严重错误，因此被开除。他对× 同志讲要找关系，是很勇敢的。”［12］“可是他对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13］1933 年7 月，孙朝阳部遭日伪军袭击，队伍仅剩百余人，这对孙朝阳打击很大；但在赵尚志与李启东的鼓励与队内反日会士兵支持下，孙朝阳振奋了精神。
8 月，在赵尚志的协助下，朝阳队联合其他几支山林队，再次突袭仅有40 余名日军及诸多伪军的宾县县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义勇军攻占了伪县公署，烧毁伪警察局、税捐局，枪决了伪警察局长，生俘日军10 余名，逮捕汉奸若干人，缴获大量军械与物资。朝阳队声名大振，附近山林队与一些乡民纷纷前来入队。
在赵尚志、李启东等的运作协助下，驻乌吉密的伪军五队、黑龙宫的大排武装、珠河伪警队先后起义，朝阳队再次发展至700 余人。
9 月，孙朝阳又联合其他反日义勇军山林队攻打了方正县城，日伪当局“推定损失约10 万元”。［14］1933 年秋，日军为扑灭哈东抗日烈火，集结大量兵力，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将攻击矛头首先对准朝阳队。几次攻击，致使朝阳队再次遭受惨重损失，已不足百人。原先联合作战的山林队有数支降敌，朝阳队陷入孤立境地。
此前，为改变朝阳队内成分，赵尚志、李启东曾建议孙朝阳吸收珠河反日会组织的青年加入抗日队伍。孙朝阳开始同意，后来听说反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便断然拒绝了，以致在得知反日会青年来队消息后，竟率队连夜出走。
孙朝阳出身富户，曾在吉林、阿城经商。国难当头，他毅然将资本献出作为抗日经费，拉起1500 余人抗日队伍。但作为东北军旧军官，孙朝阳对共产党又有天然的排斥。作为一个英勇作战反日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态度于抗日事业实为一大憾事，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面对朝聚夕溃的局面，孙朝阳长叹“大势已去”，提出要将队伍拉到山里“猫冬”。赵尚志力主重整旗鼓再战，孙朝阳不接受。
于是，赵尚志与李启东商定，请求县委拟将已掌握的部分队伍拉出来，由共产党自己掌握。他认为，没有党直接领导的自己的武装，仅在别人队伍里活动是不行的。这是一条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意见，面对即将溃散的队伍，也是保存实力的有效办法。
遗憾的是，县委没有批准赵尚志、李启东的请求。理由是，省委有“在反日义勇军中不采取哗变”的政策。无奈，赵尚志、李启东等只能跟着孙朝阳残部转移进山了。
朝阳队几乎每天都有逃跑的，个别的还投降了敌人。此时，朝阳队已仅剩80 余人，其中，还包括报号“容易”“宝胜”等的原小股土匪等。孙朝阳已失去队员的信任，而赵尚志的威望却与日俱增。为了保护这支打鬼子的队伍不溃散，讲情义的赵尚志极力维护孙朝阳。
“容易”是孙朝阳的堂兄，在队伍躲山猫冬、还是奋起再战方面，与赵尚志曾经发生激烈争吵，加之忌妒赵尚志在队伍里的威信，不断在孙朝阳那儿吹“歪风”。开始，孙朝阳尚不为所惑，待到“容易”说赵尚志有共党嫌疑时，孙朝阳动了杀心。
万幸的是，他们的谈话被“炮头”王德全听到了。王德全是反日会会员，曾在巴彦游击队干过。对孙朝阳的变化，精明的赵尚志已有察觉，决定再次冒违背县委决定之风险，与李启东商定了几天后组织“哗变”的计划。
王德全认为形势紧迫，必须马上行动。当晚，趁孙朝阳睡觉之际，王德全溜进孙的房间，将一挺宝贝机枪背了出去。赵尚志见事已如此，便分头通知李启东、李根植等人立即脱离朝阳队。7 个人共带出5 支马步枪，5 支手枪，加上那挺捷克机关枪，趁夜色脱离了朝阳队。
那一夜，正是中秋节。皓月当空，灿明如镜，薄云远逝，月光似水。然而，赵尚志、李启东等人却无心赏月，心情焦虑沉重，紧急撤出中，两个战友尹二胖、朴吾德没有通知到，生死未卜。
在“容易”蛊惑孙朝阳对共产党人开刀之际，紧急撤出无疑乃是赵尚志的果断决定。但并不了解基层斗争残酷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将这次违规在义勇军中组织“哗变”的行为，评价为“因为韩国同志（李启东是朝鲜人）的动摇，失去领导作用能力，结果一个新同志（指王德全）领导旧同志去哗变来了。连最基本第三队都未能坚决领出来，是逃命或跑出来，带出来十一支枪，内中有一挺机关枪”。［15］凡事务求实际且性格耿直的赵尚志，在十余年抗日生涯中，有多次违背上级不正确指示要求，在原则上，不肯有半分让步，以致同志一时误解，使自己吃尽了苦头。此为后话。
中秋节的第二天，赵尚志等7 人在秋霜的晨凉中，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县委决定以从朝阳队出来的7 个人为基础，再增派6 个人，并补充2 支手枪——共13 个人、13 支枪，组建游击队。县委派出的6 个人也是精挑细选，其中有县委组织部长李福林、团委组织部长朱新阳。
1933 年10 月10 日，名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抗日队伍在珠河县铁道南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
朝阳队出来的7 人中唯一的“群众”赵尚志被推举为队长，王德全为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李启东为经济部长。成立大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16］有人或以为赵的誓词有些言过其实的“大”，13 个游击队员的对手是数十万的日伪军，但仔细研讨却大有深意：赵尚志13 人是要以自己的星星之火，点燃“武装”东北3000 万同胞、烧死日军的燎原大火，虽万死不辞！
正是这13 个人的游击队，奠定了东北抗联第三军的最初基础。
游击队成立后，赵尚志心头一直如吊个秤砣——从朝阳队撤得紧急，丢下了两位同志。7 人走了后，“容易”便将朴吾德、尹二胖绑到孙朝阳面前，按胡匪的规矩，携枪叛队，死罪无疑，“容易”便要求孙朝阳下令杀掉二人。
孙朝阳却是极具民族正义感的汉子，说道：“咱们不能打日本，人家要出去打日本，杀人家干啥？放掉！”
孙朝阳，义士也！
当朴吾德、尹二胖辗转找到珠河游击队时，赵尚志与李启东等人欢欣鼓舞起来。
此前，在朝阳队兴盛时，日军曾在重兵讨伐的同时，派出奸细携带伪造证件与金钱，冒充是北平国民反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邀请孙朝阳去北平参加张学良主持的义勇军首领会议，企图诱捕孙朝阳。
赵尚志感觉蹊跷，坚持劝孙朝阳莫去北平，防止落入圈套。赵尚志离开后，孙朝阳于1933 年10 月24 日，在哈尔滨去北平的火车上被俘，拒不降敌。1934 年春，孙朝阳被日军杀害于哈尔滨南岭。［17］人头被切割下来，悬挂于哈尔滨、宾县等地“示众”。
孙朝阳，作为东北军旧军官，虽然信仰与共产党人不同，但他的民族大义，以及在敌人面前的凛然气节令人钦佩。他为抗日救国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历史应当如实记上一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建立，都经历了千淘万漉的磨砺与艰难。在周保中冒着随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军官谋害的风险、坚持在救国军中之时，在赵尚志拼死从孙朝阳部拉出抗日骨干、组建游击队之际，杨靖宇正面对着几经挫折、几乎溃散的队伍，他能使磐石游击队奋起吗？
自1932 年6 月磐石游击队在磐东小孤山成立，至1933 年1 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几经波折——挫折——奋起——又挫折。其间，不算重伤离队的杨佐青，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导致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三位游击队领导全部遇难。
当时，磐石游击队里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氛围，杨靖宇能挽救这支几乎溃散的队伍吗？这句问话应当是游击队官兵的一致疑虑。
杨靖宇深知思想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但更清楚最有效的振奋士气的方式是打胜仗，尤其初战，必求一胜，而打胜仗的诀窍是先向弱敌开刀。
经过周密侦察，杨靖宇将第一仗选择在一个叫蛤蟆河子的地方，那儿是“保民会”的一个据点“会房子”。那天，杨靖宇率队出其不意地展开袭击，土匪改编的“保民会”会兵不堪一击。游击队一举缴获长短枪10 支，逮捕会兵头目在内的5 名汉奸地主，没收其猪、羊、粳米、白面、衣物等大量物品，没收的粮食被分给穷百姓。经此一战，一些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加入游击队。
随后，杨靖宇又把目光盯上了日军。因为歼灭战斗力强的日军，最能振奋士气、民心。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磐石游击队对吉海铁路沿线老爷岭日军守备队一个小队展开偷袭，毙伤日军9 人，毁坏敌铁甲车1 辆。两次胜利，游击队军心大振，同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高层关注与仇恨。
1933 年1 月下旬，伪吉林省省长、大汉奸熙洽亲自发布围剿命令：“迅即整饬警团，严重痛剿，务将零星小股，克日歼除，以靖地方。”［18］同时，调集重兵，对磐石游击队连续展开了四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的主力竟然是投降了日伪当局的土匪“东江好”
和伪满军毛作彬团——简称毛团，共计三四百人。在少量日军率领与监督下，“围剿”的敌人于1 月29 日闯入南满游击队根据地玻璃河套。当时，游击队正在海龙一带活动。敌人没寻到游击队，便大肆抢掠，**妇女，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刘过风不幸被捕遇害。
次日，游击队陷入“东江好”六七百人与“毛团”所辖“四季好”300 余人两路夹攻与包围。杨靖宇指挥游击队沉着应战，占据有利制高点，待敌人冲至近前，集中火力射击，给敌人很大杀伤；同时，展开政治攻心战，组织队员向敌人高喊“兵士不打兵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杀死你们投降日本的走狗长官”等口号，使一些被裹挟降日的伪军失去斗志。
双方进入僵持状态后，杨靖宇调动游击队一部组成奇兵，绕到“东江好”侧后，突然发起迅猛攻击。毫无防备的“东江好”死伤多人，落荒而逃。杨靖宇随即迅疾集中兵力夹击“毛团”。
此战，面对大批敌军，杨靖宇将阻击战、攻心战、运动战结合运用，游击队以亡伤各一的较小代价，毙伤敌包括连长以下20 余人。
一个月后，日军侦得南满游击队驻地，再次率“东江好”与“毛团”六七百人，突然将游击队包围。杨靖宇率队迅速抢占浅草沟山巅，居高临下给敌人以杀伤；同时，组织游击队展开新一轮政治攻势，唱抗日救国歌，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话“拖枪哗变过来”，激战历经3 个小时。望着阵地前12 具同伙尸体和10 名伤员，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歌声，伪军军心大乱，任凭带队日军官如何吼叫，纷纷溃逃而去。
此战之后，震怒的日军对“东江好”百多人全员缴械。“毛团”兔死狐悲，迫于压力，拉出了队伍，举旗哗变。
两次“围剿”失败后，日军亲自出马，调动守备队约700 余人，携机关枪、大炮，向南满游击队杀来。面对强大之敌，杨靖宇将游击战、运动战用到极致：偷袭——打了就跑；隐蔽——我暗处瞄着你，你却不知子弹从哪射出来；分散——拉长战线，自玻璃河套到杨宝顶子二十多里的狭长地段处处伏击。
气势汹汹的日军从下午1 时攻击至夜幕降临，浪费了若干枪炮弹，始终未抓住游击队影子，却被毙伤20 余人；尤其在守备队长被打死后，丧失了斗志，沮丧收兵。此战，游击队以伤亡各一代价取得胜利。
4 月底，日军纠集伪军对南满游击队发起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向游击队驻地萝卜地包围上来。得知消息的杨靖宇事先将部队移到敌人来路上的大泉眼，设下埋伏。以为游击队会望风而逃的敌人，没想到游击队反而会前进设伏。当他们大摇大摆通过大泉眼村时，突遭猛烈机枪、步枪扫射。
受到突然攻击的日伪军一阵慌乱后，立马稳住阵脚，凭着3 门迫击炮，七八挺机关枪的优势火力与游击队展开决战。战斗正酣时，日伪军背后突然又遭猛烈攻击——杨靖宇预先埋伏的马队从敌后方发起攻击。遭遇前后夹击的日伪军顿时乱了阵脚，各自慌忙夺路而逃，又在逃至半路时遭遇伏击——杨靖宇早已在敌人逃窜路上设下伏兵。此战，杨靖宇的队伍毙敌10 余人，其中包括日军6 名，伤敌20 余人。
杨靖宇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弱胜强，在4 个多月里，率部与日伪军大小战斗达60 余次，粉碎了日伪军4 次“大规模‘围剿’”，共歼灭日伪军100 余人。4 次反“围剿”胜利，使游击队声威震撼南满各地。南满游击队发展至230 余人。
一支小小的抗日武装，短短时间取得如此成果，影响了整个东北，甚至远在西北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也以《南满赤色游击队的新胜利——冲破日本帝国主义四次进攻（满洲通讯）》为题，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19］
南满洲游击队的胜利，不仅鼓舞了人民群众，也动摇了一些伪军。
一些伪军说：“我们与红军没有仇恨，再让打红军，我们不瞄准了。”伪铁道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有不少士兵抱有这种想法。
伪迫击炮连驻扎在磐石县烟筒山镇，因为离镇子不远处，有座像烟筒似的山，烟筒山镇便由此得名。
伪迫击炮连原为东北军二十七旅，即上述王德林那个上司投降了日军的旅长吉兴所部。炮连住在镇上一家烧锅大院里，连队里乱糟糟，当官的克扣军饷，喝兵血，老兵打骂欺负新兵，似乎对应了“烟筒”一名——烟熏火燎般受气。底层士兵内心里已揣满怨恼的“火药”，只差一根火柴便可爆炸。
令伪连长没料到的是，连里偏偏“混”进了3 个共产党，其中两个是学生兵，都是吉林永吉人，而且是甥舅关系：舅舅曹国安原名于德俊，1900 年生人；外甥宋铁岩，原名孙肃先，比舅舅晚出生10 年，两人都是1931 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另一个叫张瑞麟，由曹、宋二人发展，当时化名张秉文，也读过几年书。
三个人以当兵名义打入炮连。曹国安因字写得漂亮，被连长安排到连部当了“贴写”（文书），宋铁岩（打入炮连用名宋占祥）与张瑞麟则分别在炮一排与二排当兵。部队是军官占地盘混饭吃的本钱，大到旅长，小到连长皆然；因此对所部官兵，如同对待钱串子、枪杆子一样看管甚严，策动起义时刻面临危险。稍带一点儿“赤色”（反日）、甚至牢骚话语，轻则被杖责、皮鞭处罚，或赶出部队，重则会立马失去脑袋。
“赤色”话语只能对绝对亲密的人开口。如今，我们已很难得知3个人如何第一次向某个人说了“反日”“起义”的话语。现存的片段可构成的基本脉络是从拜把子——结成生死弟兄入手的。之前的铺垫是给士兵写家信，给生病的士兵端水、打饭、递毛巾，劝止打人的老兵并安慰被打的新兵等。
尔后在某一天，连部“贴写”年龄最大的曹国安，在江边的一个小庙里，与20 多人拜了把子，并成了盟兄弟的大哥。有了这种“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关系，反日“救国”的话便在某一天某一刻，借某个事由，例如某位盟兄受了连排长盘剥打骂后，说出了口。
点燃士兵内心的“火药桶”，在一个本应喜庆快乐的好日子——端午节。那天对连长来说倒真该喜庆快乐，因为那一天他由连长被提升为少校团长。之所以能越级提升，是因为他的舅舅是旅长吉兴。
那天，新任少校团长大摆宴席，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三营营长和3个排长都赶来祝贺巴结，可是炮连士兵们的伙食却还是高粱米饭，连点儿肉腥也没有。
曹国安、宋铁岩、张瑞麟3 人凑了钱，买了些酒肉给大家过节。
席间，士兵们借酒发忿，骂连长不是东西，眼里只有小鬼子。曹国安决定当晚即行动，并分头通知了骨干。
夜半，3 个人在3 个排宿舍同时高喊：“弟兄们快起来，日本子来缴械了！”假睡的骨干翻身跃起，抓起枪，顶上了子弹带头往外跑。士兵们随着跑了出去，兵营乱成一团。
刚被提升为团长的伪连长尚未到位，从连部骂骂咧咧地出来，见院内一片混乱，大声喝道：“你们上当了！皇军来缴械我能不知道？都他妈回去睡觉。排长，班长给我到连部开会！”
眼见“哗变”要露馅，黑暗中，曹国安当机立断，低声对宋铁岩、张瑞麟说道：“干掉他！”3 个人3 支枪对着伪连长，几乎同时开了火。
随着伪连长应声仆倒，一些骨干以枪为号，对着排长也开了枪，一、二排排长均被击伤。
曹国安继续高喊：“日本子就要进来了，快跑啊！”宋铁岩、张瑞麟和一些骨干一齐大喊，带着众人往门外跑，士兵们潮水般跟着跑出了大门。
跑着跑着，张瑞麟停住了脚，想起了炮库里有3 门迫击炮，又往回跑。他动员了几个夜班烧锅的工人，砸开炮库，由4 个人抬一门炮，余下的人每人扛两箱炮弹，自己用长枪挑两箱炮弹，趁黑夜掩护，往事先约定地点狂奔。待他们赶到烟筒山下时，太阳已经冒红了。焦急等待的曹国安、宋铁岩见到张瑞麟，都长舒了一口气。
经过清点，全连120 来人，除了值勤的五六名士兵与被打死、打伤的连排长外，几乎全部跑了出来。同时还带出迫击炮1 门、炮弹80发，步枪100 余支，子弹2 万发，实为一次少见的成功起义。起义队伍加入南满游击队，编入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队长，宋铁岩任政委。［20］
曹国安、宋铁岩、张瑞麟成功策反迫击炮连，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汉奸吉兴的第五旅十四团基层士兵中轰然爆响。炮连起义后一个半月，十四团机枪连6 名士兵携机关枪1 挺、步枪6 支投奔了南满游击队。又10 天后，十四团士兵30 名，携步枪33 支、子弹300 发，投奔了南满游击队。
一连串的胜仗和起义队伍加入，使得南满游击队如虎添翼。杨靖宇指挥的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令日伪心胆俱寒的抗日武装。
后来，曹国安与宋铁岩在杨靖宇领导下，转战南满，成为杨靖宇的得力助手与战将。曹国安曾担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1936 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宋铁岩曾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 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 岁。［21］甥舅二人的事迹，容当后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