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南方高客”原是红色的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境内较大的一支抗日武装为中国国民救国军，是由原东北军一个下级军官王德林所创建的。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急于修筑极具战略意义的吉会铁路。这条由朝鲜会宁到中国吉林的铁路，是1909 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间岛条约”时攫取的特权。由于延边地区各族人民反对，一直未全线贯通。
王德林，1875 年出生，山东沂水人，原系绿林出身，后被东北军收编，任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其部经多次整编，仍为三营。王德林任营长长达15 年，人称“老三营”。九一八事变后，46 岁的王德林便下定决心抗日，但受到已投降日军的旅长吉兴的牵制，始终未找到举事机会。
不久，急于修路的日本测量队在一队日军保护下，进入三营防区开展测量工作，并蛮横占领了三营的哨所。正愁找不到机会的王德林震怒中下令向日军开火，当场打死日军2 名。吉兴怕日军怪罪，又怕王德林再生事端，急令他离开防区，远调吉会铁路这条“导火索”，开赴黑龙江省五常、舒兰一线。
王德林佯作服从离开，中途毅然改变行军路线，进驻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1932 年2 月，王德林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老三营”500 名官兵为基础，吸收了周边各县反日警察、保安队及青年农民与学生，共计1200 余人。
王德林任救国军总指挥，任命始终相随自己的十连连长孔宪荣为副总指挥，任命自己老部下、拜把兄弟吴义成为前方司令，不久又任命旧识、延吉县盐榷运局缉私连连长李延禄为参谋长。［1］中共东满特委得知王德林的义举，即派胡泽民等10 余名党团员参加起义活动，中共汪清县委也派遣李光组织党团员和反日青年若干人加入。救国军以他们为骨干编成别动队，后来成为救国军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队伍。需要肯定的是，国民党吉林省蛟河基层党部，也难得地派出盖文华前往王德林部，帮助组织抗日。［2］救国军成立后，王德林还是把目光盯向了吉会铁路。熟谙战术的王德林并未直接攻击吉会铁路，而是率部攻打了修筑吉会铁路的据点敦化县城。由于出敌不意加上勇猛作战，救国军仅1 小时便攻入城内，击毙日军警备队长长谷大尉以下18 人，俘虏11 人。
敦化之战后，救国军在撤退途中，乘势又攻下了重镇额穆，四天后攻下蛟河。在海林之战后，救国军将兵力大部移至镜泊湖附近。此时，接连的胜利使救国军扩大编成7 个旅，总兵力达2 万余人，引起日军注意。1932 年3 月，日军上田支队、葛目支队等与部分伪军2000 余人开往镜泊湖，寻求救国军主力决战。
王德林接受李延禄的建议，以李延禄部补充团设伏于镜泊湖南湖头“墙缝”地带崇山密林中。3 月18 日，大批日伪军被假扮猎人的救国军战士陈文引入伏击圈。救国军发起猛烈攻击，走在前面的伪军一个营听到枪炮声当即投降。双方激烈交火后，日军在其他部队掩护下逃脱。是役，救国军击毙了日军大尉小川松本以下日伪军120 余人，己方也有多人伤亡，陈文被日军杀害。［3］21 日，日军出动重兵，在大炮与飞机配合下疯狂报复，以燃烧弹引燃森林，火攻救国军。李延禄所部官兵奋勇抵抗，但寡不敌众，连长朴重根（永和）等71 人壮烈牺牲。副总指挥孔宪荣亲临一线指挥，陷入敌军重围，幸得前方司令吴义成率部拼死救援，方得突出重围。［4］镜泊湖地区系列战斗，后被称为“镜泊湖连环战”。它是抗战初期诸多战斗中较有影响的战例，给了骄横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救国军中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牺牲，英勇赴死，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产生了良好影响。
对吉林救国军的抗日行动以及不断壮大的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十分重视。虽然此前，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出不少党团员，以参军方式进入救国军，不少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例如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孟泾清、刘静安分别任救国军总部正副参谋长，李成林、贺剑平分别担任总部宣传正、副部长，王毓民任前方司令部秘书长，等等。但经研究，中共满洲省委还是决定派出一位更为得力的干部到救国军去，争取进入到领导层。于是，省委派出了周保中。
周保中，1902 年出生，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白族，云南大理人。
他幼时出过天花，得以幸存；15 岁入伍，曾就读于云南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25 岁即被国民革命军授予副师长（少将级）。［5］1927 年，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一些人忙于退党之时，周保中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 年11 月，周保中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学习。周恩来为他弄到了一张写着“周保中”名字的出国护照，从此奚李元便改名为周保中。［6］1931 年10 月，周保中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返回中国。大约两个月后，他在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仍然是周恩来接见他，并派他到东北从事武装抗日工作。［7］1932 年2 月，周保中到了中共满洲省委后，省委书记罗登贤安排地上接替派往磐石的军委书记杨林的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诞生于吉林境内最大的两支义勇军，一支是李杜的自卫军，一支是王德林的救国军。自卫军的基础构成为东北军旧部，救国军则以农民、山林队为基础。
周保中原本要打入王德林的救国军，却不想被李杜所部驻宁安自卫军逮捕。1932 年5 月的一天，周保中在宁安县花脸汤村召集群众开会，协助县委组织抗日武装。自卫军有个士兵发现一个大个子，操外地口音，又随身带有谁也没见过的药棉（周保中当时正闹眼疾），便认定他是日本人派来的密探，不由分说地抢上前去，将周保中用绳子捆了个结实，并将枪口对准他的胸口，在他脸前晃动锋利的刺刀，要周保中交代来路。接着，周保中又被绑到连部，再送到营部。营部姓白的营长也弄不准他是否是日本密探。但白营长倒会办事，先招待周保中吃了一顿狍子肉后，把他绑住放在一辆牛车上，以一个排的士兵押解，将这块烫手的山芋，送往自卫军左路军前线指挥部。
一路上，经过前线阵地，一些士兵不时询问绑的什么人，听押解的士兵说是“日本探子”，就有士兵跳上车拳打脚踢，愤怒喊道：“杀掉算了。”好在白营长有远见，派一个排押送，若是一个组或一个班，说不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同伴的愤怒士兵早就动手杀人了。
乱哄哄的世道、残酷的战争，死人如同闹瘟疫的鸡场，多死个把人本不是什么大事。老牛车走走停停，一连三天的颠簸，周保中又面临一场审讯。
有人说，周保中同其他出身东北的抗联志士不同，他是从四季如春的云南，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面对的困难将更多更大些；而且从周围有成千人簇拥保护的副师长，到目前的孤身一人，周保中时刻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在世俗目光中，反差似乎太大了。
3 天颠簸中经历遭受打骂的冷遇，周保中想了些什么？
害怕、焦急、沮丧、愤怒？统统都没有！周保中情绪受到了鼓舞，他从普通士兵对日本密探的愤恨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旺盛的抗战意志，更加增强了共产党做好义勇军工作的信心。他原本要去王德林的救国军，现今被捆绑至自卫军左路军指挥部，正好见机行事，打入自卫军中。
前线指挥部从周保中的身份开始审讯。自被逮捕那一刻起，周保中一直声称自己叫黄绍元，是上海反日会派遣援马（占山）团人员。面对审讯中冷冰冰的目光，久经多种阵势的周保中立即反守为攻：“我原本打算找马占山参加抗日队伍，但马占山投降了日本人。听说你们抗日，才转道投奔你们来了，可你们这样对待我。”他指了一下身上的绳索，趁众人一愣的当口，一番抗日救国大道理脱口而出。
坐在审讯座上的自卫军第二旅马宪荣司令大吃一惊，未想到这个30 岁左右的年轻人竟有如此学问，把他视为“南方高客”，好酒好肉招待后，当晚即安排一名军官陪同周保中去了左路军总指挥部。
指挥部听说送来了一位有胆量、有见识、有来历的爱国志士，便请他详细阐释救国图存主张。这正中周保中下怀。他侃侃而谈，一共讲了辽吉黑三省义勇军的联合、争取老百姓支持不断扩大队伍、必守城市及阻击战法、做10 年长期斗争准备、不要期待南京出兵东北、争取苏联支援等6 个方面，条分缕析，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可谓崇论闳议、条条在理，都是义勇军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及长远筹谋的大事。总指挥部欣然决定，将周保中留在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做指导工作。
这6 条意见，是周保中对义勇军运动的深刻认识，真实反映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周保中文选》之中。
可惜的是，自卫军的复杂构成，使之不可能真正接受共产党人这些正确主张及策略。自卫军的溃败和周保中在自卫军中开展工作的挫折结局，便不可避免。
同救国军不同，自卫军将领几乎都是原东北军的军官，相当多官佐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有的本身就是国民党员，深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有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虽然也进行反抗，但属于消极自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受“左”的错误影响，共产党内一些人一度认为自卫军首领抗日是为了扩充自己实力，提出“拥护士兵自由，打倒反动长官”“转变自卫军为红军”的主张；因而不少自卫军首领对共产党存有戒心，反对共产党参加自卫军，即是我“拥护你，因为你反日；我反对你，因为你要‘共产’”。更有一些对共产党成见颇深的自卫军首领，采取各种手段排挤队伍中的共产党员，使他们离开自卫军，甚至大开杀戒。
周保中在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做宣传指导时，经常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尤其是批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自卫军上层对其很是不满，认为周保中是共产党派来的异端可畏之人。为了将周保中这个有威望的“南方高客”排挤走，已升任左路军总指挥的马宪章，下令取消了宣传部，无奈之下，周保中只能离开了。
1932 年8 月的一天，马宪章对指挥部作战参谋、共产党员佟同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论私情咱们是好朋友，论公事咱们是仇敌。”还没等佟同开口辩驳，马宪章的枪响了。［8］幸亏周保中在自卫军动手之前离开了，好险！
离开自卫军的周保中经李延禄举荐，到了救国军前方司令部。王德林与马宪章不同，他的观点是“我不问其人，只问抗不抗日”。
周保中到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前，便已与胡泽民等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在前方司令部，他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前方司令吴义成对周保中很是佩服信任，凡事同他商量。
不久，王德林交给周保中一项任务，让其带100 余名士兵，打下东宁城，不知是不是要看看这位理论上头头是道的“南方高客”，是否具有真才实学。
周保中虽侦得日军主力已外出扫**，城内空虚，但还是让当地士兵化装成百姓到城下叫门。守城伪军刚一开门，便被手枪逼住了。周保中一挥手，城外树丛中隐蔽的队伍便冲了上去，顺利抢占了东宁城。尔后，周保中意犹未尽，于日军的返城救援必经之路打了一个漂亮伏击战。
此后，周保中深受王德林赏识，被委任为救国军总参议兼前方司令部参谋处长。这表明，周保中已经打入救国军上层，初步实现了影响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的计划。
接下来，周保中率救国军一部先后两次参与攻打宁安城的战斗。
宁安，古称宁古塔。周保中抢占的东宁城便是宁安的属辖地，曾为唐代渤海国都城，盛极一时。宁安是清朝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因其战略地位之显要，为王德林必取之地。
攻打宁安一战由救国军副司令孔宪荣任总指挥，救国军各部5600余人分五路展开攻击，为保证重点突破，还组织了3 个攻城别动队，其中第二别动队由周保中为临时指挥官，指挥三、四两路进攻，计带兵300 名。
10 月上旬一个夜晚的11 时，战斗打响。三、四两路攻城部队在周保中的指挥下，猛烈攻袭预定目标。第三路郑团顺利攻占伪县署，第四路邹团也在推进，但第一、第二两路进展缓慢，致使打进城的各部遭敌反扑，失去联络，孔宪荣不得不下令撤出。
此战，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枪，一时血流不止。中枪时敌人反扑势头甚凶，周保中简单包扎后，强忍疼痛，一面组织部队堵住被日军打开的缺口，一边组织向外转移收缴的战利品。此战在县署击毙日军大尉2名，炸毁了敌军火库，缴获子弹1 万余发。
周保中被抬下阵地，经检查发现一颗子弹卡在小腿腓骨、胫骨中间。当时没有医疗手术器械，又没有麻醉药剂，卫生兵急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周保中让他用铁工钳子，硬是把两根腿骨间的子弹掐了出来，又递过一把刀子，让他把被子弹打烂的皮肉刮下来。
周围的人见豆大的汗珠从周保中额头上流下来，他却不叫一声疼，甚为佩服。说过去只听说《三国演义》里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亲眼见周参议刮肉取枪子，真是了不得的一条硬汉子。［9］仅过十日，不甘心的孔宪荣下令二打宁安县城。重伤未愈的周保中坚持上前线，协助吴义成指挥第三、第四路军。二打宁安城，救国军毙敌300 余人，己方牺牲官兵197 名，负伤112 名，无功而返。
两次攻打宁安城，虽未达到目的，却显示了周保中的指挥才能，尤其是他身先士卒，重伤不下火线，赢得了官兵的一致赞扬，威信陡增，在救国军中，除了王德林，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当时，东北各地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正是初创阶段，数量不多，力量也不大，抗战的主力军还是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义勇军。虽然在这些义勇军中，共产党活动得很艰难，但周保中还是努力坚持在救国军中，毕竟这支队伍已发展到3.5 万余人，成为日军的劲敌与心头之患。
这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给派往各义勇军中的共产党员下达严肃指示，要求“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民族战争与土地革命联系与汇合起来”“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建苏维埃政权”。
难能可贵的是，周保中抵制住了“北方会议”精神，没有去搞土地革命，没有组织士兵去反对救国军上层官佐，始终致力于团结、引导，以率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影响带动救国军上层、中层、下层官兵，全力进行反日战斗。
面对不断打击，日军集结了近两个旅团和大批伪军围攻王德林所部救国军。此前的1932 年7 月，经周保中等共产党员积极建议，自卫军与救国军在宁安下城子召开联席会议，成立联合军，公推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各军保留原建制，实行联合作战，互相支援。
但是，救国军与自卫军内部人员构成复杂，受国民党影响很深。
此期间，周保中与吴义成率数千人前去进攻敦化，途中突然传来凶信，护路军司令丁超指挥部下，在密山枪杀了救国军第二补充团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共产党员）等36 名官兵。
周保中深感痛惜与愤恨，这种“煮豆燃萁”的行为极大破坏了抗日队伍的团结。攻打敦化之战也不顺利，攻城部队各揣心事，有的临阵脱离战场，致使攻城半途而废。在撤出战斗时，周保中腹部中弹，强忍剧痛，指挥部队转移。
祸不单行。出身国民党军官的孔宪荣见丁超动了手，也扣押了救国军中的共产党员李成林、贺剑平等人，欲行杀害，万幸被王德林阻止。但孔宪荣坚持解除了他们在总部的职务，将其赶出了救国军。
前方司令部的吴义成虽然也有那个“红帽子（指周保中）……不定哪天我把他赶出去”的想法，但周保中的才能与勇敢令其内心佩服。周保中虽为共产党，并未鼓动士兵反对长官，说话办事极有分寸，原则与灵活拿捏得甚是得当，处处维护前方司令权威，加之吴义成处处以王德林意愿为准则：所以国共双方还算相安无事。
自卫军、救国军首领毕竟皆出身于国民党军官，虽在抗战大局上，他们的目标一度是一致的，但各自心志不一，寻求的利益不同，因此这种联合与团结是难以持久的。
不久，自相残杀的内讧便发生了。救国军副司令孔宪荣挖了自卫军的墙脚，将自卫军第二旅旅长刘万奎拉了过去，并唆使其包围了自卫军左路军指挥部，将总指挥马宪章杀害，［10］在削弱了自卫军的同时，破坏了两军的联盟。日军乘势攻击，意欲将自卫军、救国军各个击破。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率部向北转移，途中屡遭攻击，部队损失惨重。1933 年初，日军又攻占密山，李杜再退往虎林，几天后退往苏联境内。
日军乘胜把攻击目标对向救国军，先攻救国军副司令部。孔宪荣率部英勇抵抗，但苦于孤军无援，只好退守穆棱，伺机向王德林总部靠拢。尔后，日军兵分两路攻打救国军：一路攻打在绥芬大甸子的前方司令吴义成部，一路攻打在东宁的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部。
1933 年初，救国军总部陷入重围。11 月13 日，王德林、孔宪荣率600 余官兵伤员及眷属退入苏联境内。
李杜、王德林，连同此前的马占山、苏炳文相继入苏，标志着义勇军大规模抗战的严重失利，义勇军的溃散说明了共产党对义勇军争取领导与改造政策的失败。
虽然周保中、胡泽民等共产党人对孔宪荣、马宪章等义勇军上层的行为无法左右，但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义勇军队伍，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勇敢战斗、奋勇牺牲的模范行为，对影响与推动义勇军的民族革命战争，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卫军与救国军内讧再一次说明了这个简朴而深刻的道理。
马宪章向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人开刀，是自毁队伍柱梁的开端，而孔宪荣诛杀了马宪章，则祭起了内讧的第一刀。正是这一刀，斩断了义勇军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联盟链索，使得日军顺着链索断开的缺口，杀了进来。
内讧、自相残杀，削弱了义勇军，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国民党人马宪章、孔宪荣均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应当看到，内部不和、分裂倾轧是国民党自身胎里带来的痼疾，自其成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从未停止过。看看国民党如今在台湾的表现，便可一目了然。
不过，在国难当头、蒋介石实施“不抵抗政策”之时，马宪章与孔宪荣高举民族大旗，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行为与民族气节，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退往苏联的孔宪荣1933 年再度潜回东北，率部活动于东宁老黑山一带。1934 年，已坚持不下去的孔宪荣辗转回到上海、天津、重庆等地继续宣传抗日，抗日胜利后任国民党东北党务特派员。1948 年参加伪国大时，因心力交瘁而自杀。［11］孔宪荣坚决抗战对其家庭带来良好影响：夫人高俊凤在孔宪荣随王德林起义后随夫加入救国军，报号“金蝴蝶”，亦称“孔夫人”，1932年参加攻打宁安、东宁战斗。孔宪荣入苏后，她留在境内与义勇军首领姚振山部坚持战斗，转战于汪清、穆棱、东宁等地，后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在宁安监狱英勇就义。
王德林入苏前，委托前方司令吴义成兼代救国军总司令。吴义成得知王德林、孔宪荣都入了苏联，也要退避苏联。周保中将何以处之？
他能够影响吴义成留下来，率数千残部继续坚持抗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