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政委张振国回中共满洲省委请示工作后不久，磐石县委书记全光面对恶劣环境，为保存已有的武装力量，取消了反日义勇军的队名，与报号“常占”的山林队穆荣山合股。穆荣山任总队长，张振国任政委，全光担任参谋长。
1932 年9 月初，合股后的“常占”队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军第八路军及大刀会、红枪会联合攻打磐石县城的战斗，取得较好战果。之后，“常占”队挥师伊通，经周密准备，仅用两天便打下了曾数次攻打而未拿下的反动会兵何家大院，缴获长短枪30 余支。县委深深体会到联合作战的威力。
1932 年10 月初，张振国回到磐石，带回了中共满洲省委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指示信。省委指责磐石游击队与“常占”队合股是右倾投降，提议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磐石中心县委接受了这一指示。
10 月下旬，乘穆荣山外出之机，反日义勇军处决了“常占”二当家和穆荣山的两个心腹，带着收缴的几支枪，脱离了“常占”队。
之后，反日义勇军陷入了孤立境地。因搞土地革命，部队不断受到地主武装的攻袭，且就下一步方向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党支部几次开会，52 名同志中有42 名主张去东满。他们认为，磐石的群众基础已被破坏，还面临被“常占”队报复的危险。只有10 名同志坚持回磐石，因为县委在磐石，游击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由于达不成一致，会议决定部队暂不移动，由张振国回磐石看看省委是否有人来。
没料到，张振国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在磐石未见中共满洲省委来人，又去省委找——游击队的发展方向得省委才能决定。张振国找到省委后，却被留在了省委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磐石游击队接连遭受了两次严重打击。
磐石、伊通两县毗邻西集场子，有一个大屯落，名字很特别，叫长胳膊屯。屯里有一个大地主张辅卿，拥有15 支长枪。游击队根据县委指示，决定索取这批枪支，同时讨要粮食生猪，令其支援游击队抗日。
总队长孟杰民把队伍开到距屯子二里地时，与参谋长带一名战士前往张家大院。他们先礼后兵，约定如有意外鸣枪为号，以武力解除张家武装。没想到，张辅卿不仅未买账，反倒先下手枪杀了孟杰民，抓捕了那名战士，参谋长侥幸逃出。游击队愤而围攻张家大院，攻打了一天，消耗甚多弹药，且伤了两个队员，被迫沮丧撤出。
祸不单行。1933 年1 月，游击队在磐东活动时，被名为高锡甲的地主武装包围袭击，代理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双双中弹牺牲。军政主官同时牺牲，部队顿时陷入溃散状态：一些队员离队，原本160 余人的队伍减至不足百人。
受此重大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北方会议”影响是主要原因。对一些地主不加区分是否投降日伪，便硬性上门索要枪支、物品，把处于动摇中的地主一律变为敌对方，故而不断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另外，学生出身的总队领导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不善于处理复杂的阶级与民族关系，缺乏应对突发变故的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牺牲的3 位总队领导均为20 岁出头的年轻人。
孟杰民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年仅18岁，牺牲时年仅20 岁。初向臣、王兆兰同年出生，只比孟杰民大两岁，3 个人都是磐石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目睹国破家亡，毅然投笔从戎，初向臣、王兆兰先后在反日战斗中入党。残酷的斗争夺去了他们太年轻的生命和大好人生，使他们像流星般一闪而过，但作为东北抗日武装早期的创建者，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需要补缀的是，张振国于1935 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5 岁。［21］
鉴于南满，尤其是磐石的重要性，1932 年深秋，中共满洲省委安排杨靖宇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磐石及海龙巡视，扭转那里濒临颓败的危局。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化名张贯一，河南省确山县人，1905 年生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河南确山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
1929 年，杨靖宇被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由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往抚顺任特支书记，之后担任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巡视南满时担任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杨靖宇曾被捕入狱，始终英勇不屈。［22］尤其在抚顺被捕那次，日本警察用尽了“上大挂”、蹲水牢、灌煤油等多种酷刑，他遍体鳞伤，伤口感染、腐烂，发高烧，患赤痢，命悬一线……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顽强的意志。
杨靖宇化装成商人，带着“大久保洋行采办”的名片，经吉林去磐石。他尚不知道反日义勇军已同“常占”队分离，并结下仇怨。一进“常占”队，杨靖宇便被反绑了双手。穆荣山气恼地问道：“是张瞎子和全胖子派来的吧！不是你们要分家？还来干啥？”
张振国是近视眼，外号“张瞎子”，县委书记全光是一个大胖子。
穆荣山手下的人大声吵嚷说，正好给“二当家”报仇，拉出去枪毙！
杨靖宇立即发现情况不妙。面对凝重紧张的气氛，他镇定自若：“我是满洲省委代表，这次专为解决分家拆组问题而来，特意与你们和好，你们却用绳子捆绑我，太不够朋友了！”
一招反攻为守果然有效，见穆荣山安静下来听自己讲话，杨靖宇首先诚恳承认，反日游击队那样对待友军“常占”队是不对的，自己就是来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耐心说明两家和好，联合抗日于国于家、于双方队伍发展都有好处的道理。杨靖宇对矛盾发生的是非不偏不向，以诚感人。穆荣山也是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汉子，表示不计前嫌，愿再次携手共同抗日。
“常占”队一行，虽有险象，应当算是南满巡视的良好开局。折服了穆荣山这位势力较大、在山林队颇有影响的绿林好汉，对下一步联合各方武装对日伪作战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杨靖宇到达反日游击队时，正赶上午饭时间，他就同队员们一起吃饭，给人的感觉除了平易近人外，还有一种“庄严政治家”的印象。
面对回磐石还是去东满两种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杨靖宇不是以上级特派员的身份简单裁决和下命令，因为他清楚，对思想疙瘩不能用剪刀，而要慢捋细拆地破解。
大概从领导确山起义开始，多年做基层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历练的原因，杨靖宇做思想工作的独到之处是从大家看得见、挨得着的日常生活入手，不经意间会告诉你一个看似浅显实为深刻的道理。
那天晚上，二大队党小组会开到深夜，灯碗里的油快耗尽了，灯火逐渐暗了下来。杨靖宇指着油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但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游击队是磐石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那儿山深林密……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一天，杨靖宇来到队员们中间，问大家打鬼子，除了枪还靠什么。
见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杨靖宇提示是粮食，可粮食从哪里来？
一位战士恍然大悟，是咱根据地的群众呀！
杨靖宇抬高声说：“对的，是群众！群众是游击队的**，游击队是鱼儿，群众就是大江大河，鱼儿离开水就得死，咱们打鬼子离开群众就不行哩！”
杨靖宇就这样以极度耐心细致的方式开展思想工作，使严重分裂面临溃散的队伍重新黏结成一个整体，一致同意回磐石，依靠家乡父老开展抗日游击。
在如此艰险的敌情环境下，拿出大块时间做思想工作，实为超乎常理之举。善于带兵的杨靖宇心中有一个理念，一支队伍的统一意志和团结一致，是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他超常的举动，值得今人认真研究与学习。
鉴于磐石游击队的危急现状，杨靖宇向中共满洲省委请示并经批准，留在了磐石游击队。经过教育与整顿，磐石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杨靖宇为代理政治委员，袁德胜为总队长。
此前，杨靖宇一直以张贯一的化名从事工作。留在游击队后，为稳定部队情绪，考虑因伤离队的第一位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政委姓杨（杨君武），人称杨政委，便改张姓为杨，队员们就都叫他杨政委。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家以为杨（君武）政委还在队伍上。［23］整顿后的游击队开始回返磐石地区，途中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游击队的宗旨。在桦甸北头道沟，游击队将大地主陈连万的粮食分给当地穷苦百姓。在磐东郭家店，得知当地保卫团头目于宪庚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并想趁游击队立足未稳，收缴游击队的枪械，杨靖宇指挥部队迅速突袭郭家店保卫团团部，活捉于宪庚，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并遣散了保卫团，收缴枪支29 支。群众拍手称快，队伍士气为之大振。
之后，杨靖宇又指导磐石中心县委召开了代表大会，批评并纠正了县委放弃对游击队的领导与退出根据地等错误行为。会议改组了县委，由朴元灿任书记。
写史当秉笔，因为英雄不是圣人，也有认识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讲，世间的正确是不断修正错误后结出的硕果。
当“北方会议”精神贯彻到中共满洲省委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同其他同志一样，杨靖宇也曾受到“左”的倾向影响，跟着错误方针批评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24］可是等他到南满巡视，接触到了抗日斗争的实际后，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主动将省委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决议搁置下来，不谈武装保卫苏联，不进行土地革命。勇于改变错误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纠正，这是务求真实的杨靖宇的可敬之处。
1932 年10 月，中共满洲省委结合东北各地党的基础情况，对创建反日武装提出了重点区域率先突破的策略：“以盘石（引按：磐石，后同）的游击队、巴彦和汤原的武装队伍做基础，发动南满以盘石为中心与松花江从巴彦到汤原这一区域的游击战争。”决定“这三个地方，省委必须派五个以上的得力干部去工作。”［25］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西、北依小兴安岭，东南依松花江，县域总面积2 万多平方公里，山区面积达90%，且大部被茂密森林覆盖；汤旺河、格节河、梧桐河等20 余条河流流经境内，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理想场地。
汤原县为中心县委，领导汤原及周边依兰、佳木斯、富锦等地党组织，1932 年秋，中共党员达200 人以上。汤原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于10 月10 日成立，共40 余人，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党团员，还有3 个女队员。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坚决分子”。队伍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中队长为李福臣。这支40 余人的队伍，共有20 余支老旧枪支：1 支俄造连珠枪，1支别拉弹克单发猎枪，2 支匣子枪，十来支单发手枪“铁公鸡”，还有几支老式抬枪。
李福臣告诉大家，这些枪支多半是县委与各区委省吃俭用凑钱买的，或各级党组织费劲收集来的。枪支不够，再去弄！
这支一半徒手的队伍出发了，目标是石场沟杨家屯杨发家。黑夜中，李福臣带着几个身手敏捷的队员，悄无声息地翻过了高楼。等杨发发现时，他身边已围上了一圈大汉。
李福臣先讲抗日道理：枪放着生锈，先借给他们，为打鬼子正经使用，还搏个抗日好名声。杨发见来人不是土匪，便矢口否认有枪，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早有反日的心，只是枪被胡子起走了。李福臣再做工作，表示打借条，用完就还。见杨发仍不“交枪”，李福臣等人便把枪口对向了他。就这样，5 支包着油布的三八大盖从地窑里被抱了出来，全队精神为之大振。
尽管如此，现有的装备还是难以同快枪利炮的鬼子战斗，且随时有可能被各色山林、土匪武装吃掉。为此，各地游击队初创时，通常向杨发式的地主小自卫队、小帮土匪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待他们逐渐壮大起来，再同日伪军正规部队死磕。游击队初创时期，几乎相当于赤手空拳，等于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剧烈跑跳中，随时可能会把脑袋甩掉在地上。
经研究，汤原游击队下一个夺枪目标是梧桐福丰稻田公司（日本企业）保安队。这个保安队虽然力量不是很强，但以游击队现有武器装备，硬攻不行，只能智取：稻田公司春节前开佃户会议，趁机派人混进去，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才能得手。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游击队没有后勤，穷人供不起吃喝，地主富农自打“北方会议”要求实行土地革命以后，对游击队敬而远之，已没有主动提供给养的了。
枪怎么办？往回返的路上，一个队员带枪开了小差。于是李福臣决定，把枪都收上来，分几捆包好，存放在一家百姓的地窑中。
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年前土匪要进村搞吃的。一伙筹集年货的土匪一通乱翻胡找，没找到好年货，倒把枪翻腾出来，一支不留，全部劫掠而去。
土匪，乃政治与社会土壤结合的衍生群体。处于乱世之中的东北，遍地起土匪。规模小的可以几人、十几人，大的或几十、几百、几千人之众。土匪干出了名堂，成了气候的，如张作霖，便不再是匪。若非得称匪，那也是“官匪”。东北谚语，不当胡子当不了官，不下窑子成不了太太。
丢了枪的李福臣悔青了肠子，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他带着第一小队长戴鸿宾冒死前去交涉，要求返还枪支。吃到饿狼嘴里的肉岂可吐出来？汤原反日游击中队的第一次挫折，便是失去了全部家当。
震怒的汤原县委，把中队长李福臣调离了，游击队任命杨树明（人称“老杨”）接替了中队长。
一个枪子也没有，不便再去夺枪，汤原县委于是盯上了钢枪利炮的伪军。驻鹤立岗伪军迫击炮排有一个姓杨的上士，是抗日救国会会员。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杨上士争取了两个士兵，于是与县委接头人约定了方案：他们拟在一个晚上，负责打开枪炮仓库，携炮带枪冲出营房，游击队负责在营房外接应。
到了约定时间当晚，老杨带着40 余名徒手游击队员到达指定地点，准备接应起义队伍；左等右等，过了约定时间，却不见伪军营内有动静。老杨带部分队员前去摸情况，不料刚接近营房，一阵排子枪便打了过来。
原来杨上士缺乏经验，心里搁不下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被班长接到小饭馆套话，遂将计划泄露给伪装反日的班长。伪连长杀害了杨上士，并预先部署了防制措施。老杨带着徒手游击队员，沮丧地返回了驻地。［26］
还是在游击队初创阶段，汤原中心县委不断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要求省委调派军事人才来汤原。老杨便是省委派来的干部，与老杨一块派来的，还有王永江、张旋风二人。
3 个人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在东北军中当过排长。1929 年，张学良因中东铁路归属问题，与苏联发生战争，东北军战败，数千人被俘，中苏双方签订“伯力预备会议记录”息争。［27］王永江与杨树明被俘于苏联半年，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永江30 来岁，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兵运王”。老杨年纪大些，老成持重。张旋风年纪虽小，文化最高。
汤原游击队成立不久，接连遭遇两次严重挫折。汤原县委下了最大决心，把省里派来的三名军事人才，全部派出去做创建队伍工作。
3 个人将工作目标定在依兰县境山林队，那儿有不少溃散的东北军。山林队乃不正当行为之团伙，故而只报字号，不说姓名；只说山头，绝不许翻蔓子、盘根子（匪语，指问姓名、家属、地点等）。报号五花八门，稀奇古怪。
王永江去的是报号“仁宇”的山林队，头目是原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名叫孙仁宇，双方谈得还算投机。处于困境中的孙仁宇，表示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杨树明、张旋风对其他几支队伍的工作也顺利。几支队伍凑在了一起，竟有1000 余人，10 多挺机关枪，1 门迫击炮。
接下来，在谁当团长的问题上，王永江犯了一个错误。杨树明与张旋风要王永江当，王永江说，这支七拼八凑起来的队伍多半是旧东北军，我们当团长，孙仁宇会不高兴，也影响以后别的山林队来投靠。
杨树明、张旋风担心，“把1000 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坚持说，他当团长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嘛。
靠3 位共产党拉来了这么多人，又想靠着共产党，帮助解决给养供应，开始孙仁宇还听话。孙仁宇是秋天时进的山林，天还没冷，转眼冬天就压了过来。王永江很着急，不断向县委请示报告，县委也着急。
1000 多人的队伍，有一半没有棉衣，发动群众紧赶慢赶，还是没做出来。
在这个关键当口，驻依兰日军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赏金”。一直听话的孙仁宇不听话了，说你们的纪律不抢不夺不绑票，可吃穿解决不了，队伍要散架子呀！孙仁宇提出“假投降”，白捞鬼子一把，再出来打鬼子。面对即将散架的队伍，王永江一咬牙，决定“假投降”，白赚鬼子一身棉衣，捞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杨树明、张旋风不同意，又想不出好办法，但总感觉事关重大，研究决定由王永江、杨树明两人回县委汇报，张旋风与几个党员留下随大部队进依兰。
孙仁宇进了依兰县城，便掉进了日伪当局设置的温柔乡与安乐窝中。原本就是有缝的臭鸡蛋，没多久便生出了蛆虫。结果，张旋风与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不肯投降的坚决反日者，被孙仁宇绑在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用最后力气喊出：“打倒小日本！孙仁宇狗汉奸！”
1933 年初，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汤原中心县委以戴鸿宾等游击队员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反日同盟会员，共计60 余人，再次组建了反日武装。队伍名字为“汤原反日游击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则报号“仁合”，便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作战。队伍编成1 个中队，由王永江为党代表，杨树明为队长。部队开赴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萝北县活动，并收编了报号“九江”的山林队，壮大了队伍。可没过多久，长久为匪的“九江”恶习不变，偷抢绑且屡教不改，败坏了游击队声誉，使老百姓敬而远之。
王永江最恨祸害老百姓的人。他与队长杨树明、政治指导员裴世铁（锡哲）商量后，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同意后，决定除掉“九江”，以严明共产党游击队的钢铁纪律。
除掉“九江”不是轻易可为的事。他们选定了一个叫桦皮营子的地方，这里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是反日救国会会员。
一间马架木房里，长条桌两边各坐了三个人：一边是王永江、韩把头、裴世铁，对面是“九江”、二当家、炮头“老来好”。锅里煮着韩占发做的野猪肉，队伍散在外边吃饭，以打碗为号，由杨树明指挥一齐动手，打碗的任务交给王钧。
王钧，1914 年出生于汤原县，就是这一次组建游击队时入的伍，当时年仅18 岁。他于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那天，杨树明琢磨木屋里已喝得差不多了，就给王钧递了个眼色。
王钧起身去锅里盛饭，假装被树杈摔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啪”掉地上了。土匪最忌讳打碗，碗碎了，吃饭的家什等于没了。“九江”在里边惊呼一声，杨树明指挥机枪手抱着机枪冲进了木房，“九江”手底下在外边的人也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历数“九江”抢掠民财、祸害百姓的种种罪状，当场将其处决，并将几个公开追随“九江”的人开除出游击队，但却留下了一个伪装积极的祸患——炮头“老来好”。“老来好”在王永江面前，让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九江”后，王永江亮出反日游击队底细，“老来好”还要求入党。
王永江有严重肺病。为了创建游击队，他累得吐血，恨不得把命搭上。他处事果断，但有一个突出毛病，就是凡事主观。对“老来好”
亲近王永江，旁观者清。杨树明与裴世铁都提醒过王永江要警惕，但他都没听进去。
那一段，部队发展顺利。到了6 月中旬，树叶遮天，满世界都是绿意，游击队的好时节到了。王永江与杨树明正计划着跟小日本子好好干上几仗。
一天晚上，部队在格节河一处炭窑宿营，3 个黑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3 位领导加机枪手老韩住的小房子。接着，枪声炒豆般地响了起来。王钧在晚年时回忆，当时自己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起来时看到游击队的人都叫“九江”的人拿枪逼上了。黑暗中，“老来好”声嘶力竭：没别的意思，就是替大当家报仇！
“老来好”带人走了。王钧等人跑进小屋子，血腥气呛鼻子，摸哪儿都是黏糊糊的。点亮油灯，摸摸看看，几个人身上都中了好几枪。队长老杨身中八枪，还有气儿。几个人赶紧扯衣服包扎，弄木棒、树条子绑扎担架。那挺捷克式机枪是队里唯一宝贝，所以平时机枪手都跟队领导一块住，这次也让“老来好”抢走了。
几十年后，已是省顾问委员会的王钧老人，说起这件事，依然掩不住满面悲戚。那晚儿，好多人都哭了，他也哭了。主要领导死的死、伤的伤，枪也没了，游击队又垮了。他们把烈士遗体掩埋了，抬上老杨队长，退了回来。
应当看到，游击队屡创屡败，既有“左”的影响与经验不足的问题，也不能排除游击队领导人自身的一些缺点。但是，创建抗日武装的先驱们，包括王永江、杨树明、张旋风等人，他们尽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同时，也应当看到，正是他们以自己宝贵生命为代价的勇敢探索与实践，才使后来继任者明白了，哪些路可走，哪些路不可走。这是笔者在此书中，为这几位并不那么知名的先烈做片段实录的初衷。他们兵运经历时长虽不足一年，却是他们短暂人生最为辉煌的一刻。
从1932 年10 月汤原第一支反日游击队诞生，到1933 年上半年，其间反日武装三起三挫，而第三次挫折最为惨痛：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3 位军事干部王永江、张旋风、杨树明两死一重伤，汤原反日游击队还能再起吗？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6 月第1 版，第555 页—569 页。
［2］朱姝璇、岳思平：《东北抗日联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1月第1 版，第32 页。
［3］［4］《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33—35 页，第164 页。
［5］［6］［10］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221 页，第3 页，第381 页。
［7］［8］［9］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48 页，第43 页，第50页、54—55 页。
［11］［12］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56 页，第61 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12 月第1 版，第370 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2 版，第3 页。
［15］（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1月第1 版，第237 页。
［1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147 页。
［17］中共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存：《满洲××× 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1933 年2 月）；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63 页。
［18］中共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存：《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工作的决议》（1933 年11 月20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64 页。
［19］《访问刘作垣（刘树屏）同志记录》（1965 年9 月25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64页。
［20］胡乔木：《给中央巴彦县委办公室的信》（1983 年1 月18 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71 页。
［21］《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文献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83 页注释。
［22］［23］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51 页，第84 页。
［24］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存：《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记录》（1932 年7 月12 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8 月修订版，第69 页。
［25］中央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141 页。
［26］《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文献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241 页。
［27］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第11—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