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原为省级行政区，辖区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北、辽宁，曾属于东北地区，为东北四省关内的省份之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史册，不能缺少热河抗战的篇章。
1933 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遭日伪军残酷“讨伐”后，约有10 万人以上转入热河省，参加了热河抗战与长城抗战，谱写了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
“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的国土轻易丧失，但日军并未像蒋介石期望的那样止步于东北。1933 年初，日方集结10 余万日伪军向热河发起总攻。
此前，张学良数次请蒋介石发兵中央军，或亲临北平坐镇，调度晋绥察等地方军阀抵御日军，蒋介石均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等不痛不痒的话语推托。山海关丢失后，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蔡廷锴等关切致电询问：“已否确定大计？北平张学良主任有无抵抗决心？”均表示愿率所部北上抗日，蒋介石一律电令制止：“切实整顿部属，静候命令。”［40］无奈之下，张学良为保卫热河、华北，将退入热北、热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编为7 个军团，与东北军配合作战。
曾经在辽西数次袭击攻占新民、彰武、锦西等县城的抗日义勇军首领耿继周，在1932 年退守热河后，布防于朝阳寺区域。——该区是进入热河的重要通道。锦州沦陷后不久，日军侵占了朝阳寺车站，等于在朝阳寺设置了一处进攻热河的桥头堡。
为斩断日军窥探热河的魔爪、拱卫热河之门户，耿继周率义勇军与日军大战于朝阳寺车站，歼敌70 余名，夺回了朝阳寺这个重要战略支点。1933 年，日军再集重兵向朝阳寺车站发起猛攻，企图重新夺回该桥头堡，进而侵入热河。当时，驻守朝阳寺区域的尚有东北军驻热河守军的董福亭旅，其见日军攻击耿继周部驻守的朝阳寺车站，不仅不出手援助，反而在风闻日军枪声时，弃城逃往凌源，致使耿继周部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耿继周率部顽强抵抗后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之际，奋勇突围至叶松寿一带，虽伤亡惨重仍不退缩，与另一路义勇军合军后，又同日军血战三昼夜。
综观热河保卫战，令人扼腕的是，一些正规军打得太烂，与日军稍一接触，或风闻日军将至之声息，即如董福亭那样“迅捷”溃逃。可耻的是，他们在逃跑与撤退时，纷纷让义勇军为其担任掩护。如孙殿英部撤退时，下令义勇军阻挡追击自己的日军，致义勇军伤亡惨重。万福麟也是由耿继周部奋力掩护撤退到喜峰口的。
更令人义愤的是，国民党热河守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阵前投敌，掉转枪口，突袭义勇军邓文、李海青部，使两支义勇军劲旅不得不撤出热河，奔往察哈尔。
堂堂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未做抵抗便率千余人放弃省会承德，携万贯家财逃之夭夭。日军仅以128 名骑兵轻易占领省城，［41］致使成千上万义勇军的鲜血白白泼洒于焦土之中。
应予郑桂林一些笔墨。
郑桂林，吉林双阳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作战参谋。九一八事变后，他放弃大好前程，弃职逆袭，出关组建义勇军万余人，报号为“郑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表达抗日到底之意志；历任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司令、第五路军总司令；在东北率部参加凌南、辽西等多次战斗。东北被日军占领后，郑桂林率1.2 万余人退至关内，参加长城保卫战。
1933 年3 月上旬，日军进攻东北军第十六旅防区，攻陷板城峪，义院口也岌岌可危。郑桂林部奉命驰援，激战6 小时，夺回板城峪，稳定了第十六旅防线；仅义院口一战，击毙日军200 余人。自2 月战至4月，虽然重创日伪军，但郑桂林部损失很大，仅余7000 余人，被国民党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并移驻天津马厂，郑桂林任师长。
改编后，郑桂林不满于蒋介石对日妥协，热衷内战，遂于1933 年7 月下旬毅然起义，率部冲出马厂，去张家口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继续参加抗日。
9 月，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夹击下，察哈尔抗日讨贼军不幸战败。
郑桂林率数名随员去北平、天津，多方奔走，联络旧部，准备再次出关抗日。
11 月上旬，郑桂林在天津法租界找到吉鸿昌时，被国民党宪兵团的特务秘密逮捕。下旬，郑桂林被以“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秘密杀害于北平，年仅44 岁。
一代抗日英雄未死于同日军搏杀之战场，却被国民党反动派背后捅了刀子，实为壮士抱憾与不甘。
退入关内的义勇军均参加了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作战数百次，给日伪军以重击，自身遭受严重损失，减员达3 万余人。一些义勇军流落他乡，失去原家乡民众基础，没有军饷来源，断了弹药补给，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
此时，一个天大噩耗传来：1933 年5 月31 日，中国代表熊斌中将与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为日军起草，不许中方改动一字。
昭和八年5 月25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密云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谈判。中日双方正式接受停战提议。协议正文主要部分如下：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42］
除公布项目外，尚有未公布的“日方希望”4 项，内容为：丰宁以南之骑兵第二师即撤去，天津附近之四十师即他调，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即拆去。中日纷争的“祸根”——排日部队，即日被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在事实上把热河在内的整个四省拱手让给日本，冀东、平北地区也在所谓缓冲区的名义下，主权名存实亡。
浴血奋战了两年，成千上万的义勇军付出生命，被蒋介石一纸城下之盟完全断送了，实际等于中方承认长城线是“满洲国”的边界线，日本军人拿到了入侵华北的一张特许证。
在全国人民一片叫骂声中，爱国将领冯玉祥揭竿而起，于1933 年5 月26 日在张家口通电宣布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司令，以“还我山河”“收复失地”为旗号，召集抗日义勇军。一时各地蜂拥响应，除二十九军留察哈尔旧部，还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以及冯占海、李海青、邓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均加入到同盟军中来，一时人马集结达12 万余众。
6 月20 日，抗日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等26 名将领联名通电，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43］
日军侵占热河后，便把目光移向察哈尔省。
察哈尔省建于1928 年，管辖区包括今河北西部和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此前，日军已派重兵攻陷宝昌、康保两个城市，不久又攻下重镇多伦。多伦位于滦河上游，是内蒙古与华北交通的中枢。日军不惜血本，拿下此城，目的是将此地作为进犯察哈尔与绥远的大本营，同时作为守护已占热河的屏障。为此，日军派西义师团与茂本旅团并配以大量伪军驻守。
为此，同盟军起兵之初，冯玉祥便下令吉鸿昌的第二军及邓文、李海青义勇军要夺回多伦，以保证察省安全。自1933 年6 月下旬至7月初，同盟军浴血苦战，先后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直逼多伦。
此前，对东北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蒋介石既怕刺激日本人，又怕民众武装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威胁，遂于1932 年4 月4 日，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名义发布规定意见，称各地义勇军请赴国难，热忱深堪嘉许；然国防武力，有国防军为主体，参加战事必须召集补充，由政府统署办理，决无自行组军之理，特调令各部会，今后一切义勇军及类似组织，一律禁止，以重法令而维秩序。
那时，义勇军主要集中于辽、吉、黑三省，躲在江南的蒋介石鞭长莫及。待到一年后东北抗日义勇军溃败，撤入关内，蒋介石遂于1933 年3 月12 日，下令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支持义勇军的张学良已下野）对义勇军“改编调遣”。
4 月27 日，北平军分会颁布《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将入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相继统编或遣散。郑桂林的一个师，统编后只剩了1 个旅辖、3 个团和1 个教导队。
冯玉祥脱离政府统筹，自行组军，蒋介石既怕他拥兵自立，又怕因此惹恼日本人，破坏了好不容易通过《塘沽停战协定》换来的和平，遂于6 月11 日通过中央社播发冯玉祥“联俄投共”的谣言，饬令冯“即日停止一切异动”。15 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一面令庞炳勋的四十军沿平绥路北进，对张家口构成军事压力，一面派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
7 月3 日，蒋介石密电行政院长汪精卫，统一思想，部署围剿同盟军。
6 日，何应钦做出围剿兵力部署，并要求冯玉祥：（1）即日结束军事“交卸兵符”；（2）通电取消同盟军名义；（3）宋哲元返察（哈尔）省主政；（4）冯就全国林垦督办职。
7 日，抗日同盟军已兵分三路围攻多伦，守城日军危急。冯玉祥坚持攻下多伦。蒋介石则断绝给养，劫截捐款，企图逼迫同盟军在粮弹不济中溃散。
8 日，冯玉祥通电全国，揭露当局不予接济，反而重兵压迫，表示同盟军要“于血泊中求挣扎”。
12 日，同盟军经五昼夜血战，终于收复了沦陷72 天的多伦城，竖起了阻止日军染指察哈尔及绥远的屏障。
捷报传出，举国振奋。怒火中烧的蒋介石于7 月15 日电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
18 日，蒋介石调集钢甲车6 列，兵力8 个师，计12 万人，由何应钦亲临前线指挥，向察哈尔推进。日本关东军趁机派遣平贺旅团、茂本旅团联合伪军2 万余人，也向察哈尔推进，使同盟军处于日伪军与蒋中央军夹击之中。
冯玉祥被迫向全国呼吁。各地纷纷仗义执言，电请中央“速停入察之师”。蒋介石迫于压力，由封锁（扣发给养、器械，截留慰劳品与捐款）、造谣（“不秉命中央”“多伦无激战”等）、以毒攻毒政策（驱使同盟军进入日军飞机大炮覆盖之阵地），转而采取收编——解散——取消政策。［44］
31 日，冯玉祥驳斥蒋介石与汪精卫所谓“抗命”“割据”“赤化”
等诸多指责，电称“晋人抗日，诚方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该电报被蒋下令扣发，并增调入察围剿部队至15 万人，“决以武力解决”。
8 月3 日，冯玉祥迫于压力，通电表示“困难严重，不忍自相残杀，愿收束军事”。
若不是蒋介石后来成为抗战的民族主义者，凭其以上行为，说其是日本人之内奸，当半点儿不为过！
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后，方振武、吉鸿昌结盟继续抗日，但处境更为艰险。8 月16 日，二人联名通电，申明说：他们反蒋，是因为蒋卖国；他们抗日，是要保住祖宗留下来的江山。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杀倭灭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联军”。
25 日，方振武就任“抗日讨贼联军”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为总指挥。这支近万人的抗日队伍东下，转战两个多月。10 月中旬，在小汤山一带，方、吉突遇中央军商震、庞炳勋、关麟征等部和日军联合夹击，死伤惨重，余部被宋哲元二十九军收编。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完全瓦解。
蒋介石悬赏10 万元缉捕以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170 余名同盟军要员。1934 年11 月9 日，匿居天津的吉鸿昌被军统特务绑架，押解北平后遭杀害，时年仅39 岁。吉鸿昌死得很壮烈。在刑场，他望着满地的雪，捡起一根树枝，以雪为纸，写下四句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断头。
写毕，他厉声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当刽子手举枪时，他用尽力气高呼“抗日万岁！”，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左眼。
数年间，避居香港的方振武一直在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41 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方振武遂潜回内地；刚入广东省境，便被追杀多年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残忍杀害。
与方振武、吉鸿昌一起战斗的马占山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五路总指挥邓文，1933 年7 月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张家口，［45］年仅40 岁。
第三军军长李海青于七七事变后重整旗鼓，率1000 余人北上抗日，不幸死于汉奸之手，年仅42 岁。
剿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一桩丧失民心、损害抗战的严重事件。
蒋介石作为民族主义者，虽然自1937 年以来的抗战总的看是比较坚定的。同盟军奋起抗日，应当同后来国民党政府的抗日目标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蒋介石对其痛下杀手而有利于敌呢？
有评论认为，20 世纪30 年代末期，蒋介石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独裁统治，这也是他毕生的个人追求。
但凡独裁者，一个突出特征是强迫所有人服从。在他那儿，须一言九鼎，权力要超过一切，因而他的是非标准往往表现在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上：只要服从他，明明错了也是对的；只要反对他，对了也是错的。
哪怕是抗日这种关乎国之命运的大事，他也要先通过“割肉”，阻止日军全面侵占中国。有人反对了，就是比日军还要坏的政敌，必欲灭之而后快。这是蒋介石个人的悲剧，也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悲剧。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大地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侵略历史上是空前的。
1932 年，义勇军全盛时期，总人数达30 万以上。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约5 万人，负伤约8 万人。［46］1933 年总体失利后，尚有一部分坚持抗战数年之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发展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良好基础。若干义勇军官兵成了抗联的卓越领导者与坚强战士。
东北抗日义勇军艰苦卓绝的战斗，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冲破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揭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据亲日的《盛京时报》报道：“关东军战死将校99 名，准士官以下1750 名，共计战死1849 名。关东军负伤将校243 名，准士官以下4819名，共计5062 名，死伤合计6911 名。”这显然是被日军大大缩小了的数字。［47］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抗战主要战斗1499 次，歼日军4.35 余万人（含死、伤、俘、病、冻等），歼伪军（警）7.89 余万人（含死、伤、俘、降、逃、反正等）。［48］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与音乐家聂耳先生，为此创作了著名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开国大典前，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2 版，第146 页。
［2］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第50—51 页。
［3］［17］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 月第2 版，第17 页，第31 页。
［4］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4 月第1 版，第681 页。
［5］《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393 页。
［6］尹秀峰：《江桥抗战日记》，载全国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10 月第1 版，第43页。
［7］［8］［9］《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394 页，第395 页，第396 页；以上并参考《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98—101 页。
［10］［11］《马占山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1934 年4月），载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 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年8 月第1 版，第233 页，第236 页。
［12］［13］［18］《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02 页，第250 页，第150 页。
［14］童青林：《东北！东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60 页。
［15］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 年2 月第1 版，第130页。
［16］《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1 版，第395 页。
［19］［27］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 月第2 版，第60 页，第81 页。
［20］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上），西苑出版社，2013 年6 月第1 版，第233 页。
［21］《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52 页。
［22］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 年4 月第1 版，第52 页。
［23］［24］［25］［26］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上），西苑出版社，2013 年6 月第1 版，第240 页，第242 页，第242 页，第242 页。
［28］《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1 版，第420 页。
［29］［33］［3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54 页，第157 页，第158 页。
［30］［31］［32］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上），西苑出版社，2013 年6 月第1 版，第109—111 页，第109 页，第254 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中华书局，2011 年7 月第1 版，第503 页。
［3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 年5 月第1 版，第422 页。
［37］［38］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 月第2 版，第33 页，第37 页。
［39］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 年2 月第1 版，第134页。
［40］［41］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 年1 月第1 版，第99 页，第102 页。
［4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3 月第1 版，第940—941 页。
［43］［44］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 年2 月第1 版，第166 页，第167 页。
［45］［47］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 月第2 版，第121 页，第129 页。
［46］《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165 页。
［48］庄严主编：《民族魂：东北抗联》，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8 月第1 版，第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