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烽火红地盘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拥有强大军队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实施超于异常的妥协“不抵抗政策”；而被国民党军队围困于一隅的弱小政党——中国共产党，却发出了与国民党完全相反、令全国振聋发聩的强大声音，为黑暗的中国大地燃起了一抹希望的曙光。
1931 年9 月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事变宣言》。
世事往往有惊人的巧合。九一八事变四天后的9 月22 日，就在蒋介石抛出著名的“公理对强权”“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逆来顺受”
等绵软得令人丧气的论调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
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决议（也包括后来的一系列抗战宣言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执政的政治集团放弃抵抗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庄重宣言。
这个政策最正确之处在于，不是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交到外国人——国联手中，不是靠割肉退让满足侵略者的贪欲胃口，而是依靠广大人民拿起枪杆子，将侵略者彻底赶出去。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东北，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抗战重任。可惜，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党组织实在太弱小了，到1932 年1 月，所属党团员共有2132 人，［2］其下几乎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同中共中央一样，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也发布了一系列抗战公告，最有影响力的是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3］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满洲省委没有舆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标语与传单，或用铁笔蜡纸钢板刻成文章，再油印出来。
共产党人当年干的是正经的大事，那种艰难困苦，若非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出来的。9 月25 日后，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街头陆续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动员群众、表达愤怒的传单和标语，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和传单，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喊出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
应当指出，当时中共满洲党组织，一度受到了奉系军阀（日军尚未占领区域）与日军（已占领区域）的双重打压。1931 年11 月底，设在奉天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被捕。12 月，中共满洲省委被迫迁往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仍处于地下工作状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共满洲省委的正确领导，才形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其中，在1935 年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八一宣言》中被列为民族英雄的罗登贤，［4］功不可没。
那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在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的代表，巡视东北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罗登贤表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我们的同胞，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罗登贤还申明，党内任何人不得有离开东北的要求，直至驱除日寇；否则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共产党员。
以上，是罗登贤的一个工作片段。
强敌当前，共产党人不像国民党或其他军阀那样，政府与军队一齐逃向关内。这是弱小的共产党能够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的根本原因。
罗登贤，原名罗举，曾化名达平、光生，1905 年生于广东南海，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应龙被捕后，罗登贤继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罗登贤突出的贡献有两个。
一是提出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中心工作任务，即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他在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中提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2 年7 月20 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下无疑的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5］而《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个响亮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6］这等于道白了正在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战争，从而将东北“特殊”了出来。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主张，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共同进行民族战争，都与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因而受到批判便不可避免了。
罗登贤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在东北全力创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此，他将东北最强的干部都派往基层，派往农村，派往义勇军中。中共满洲省委历任军委主要负责人杨林、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先后被派到磐石、宁安、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同时，冯仲云、童长荣等得力干部也都到了北满、东满等地区。
这对后来威震敌胆的东北抗联第一、二、三、四、五、六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年后，已担任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的杨君武回忆，1932 年除夕后几天，省委书记罗登贤找自己谈话，交代到磐石组织反日武装的事。
那时，哈尔滨刚被日军占领没几天，人民在悲愤与严寒中度过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春节。罗登贤的神情很激动：“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
杨君武，也叫杨佐青，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特委兵运负责人。罗登贤将杨君武这样一批年轻、懂兵运的共产党员都派了下去——杨君武到磐石去担任反日义勇军的政治委员。
磐石，是吉林省中部的一个县，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哈达岭山脉横亘县城中部，饮马河、辉发河流经全境，吉海（吉林—海龙）铁路连通南北。与东北多数县不同的是，磐石县中共党组织力量较强，1930年8 月已经成立了中共磐石县委，同时建立了共青团、农民协会等组织。
县委所在地点有一个怪怪的名字——玻璃河套，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区级，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县城里没有日本军队，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日寇兵力不济，打着“民族自治”旗号，成立“保民会”，直属日本领事馆。1932 年2 月9 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率60 多伪军，抓走了拒不加入保民会的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及反日群众共23 人。
中共磐石县委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700 多百姓。在3 名女共产党员带领下，大家赶到伪军驻地，将其围困了三天三夜。“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山呼海啸，入夜后，灯笼火把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敌人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人员。
4 月3 日，不甘心失败的日本领事馆，派伪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亲自出马，率领伪军骑兵又逮捕了党团员和坚定反日群众9 人。磐石县委迅速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县委巡视员李东光带领赤卫队绕道堵截，磐东区组织委员赵杰率反日妇女会员与儿童团员150 余人循路追赶。伪军骑兵走到小孤山时，被前面的赤卫队员挡住去路，马缰绳也到了赤卫队手中。僵持中，追赶的群众陆续拥上来，将敌人马队团团围住。众人在群情激昂中，抢上前去，一面将沙子扬撒上马头，一面抢上囚车，剪断被捕同胞身上绳索。
气恼的松尾下令开枪，但伪军只朝天放了几枪。松尾见状，扔下绑人的大车，打马夺路而逃；一直到天色已晚，才仓皇躲进三道岗林家烧锅大院。李东光乘势追击，带领300 多反日群众将烧锅大院围得水泄不通，松尾慌不迭地不停呼救……自5 月1 日起，中共磐石县委组织1000 多群众，连续几天在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的带领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组织反日群众组成民众法庭，对民愤大的汉奸申在均、朱钟兴、何昌根，进行法庭审判并就地处决。
示威活动在吉海铁路工人配合下进行，群众扒毁铁路数里，烧毁枕木，抛扔铁轨于深山，致敌铁路运输中断10 余日。伪军奉命抓捕破路“群众”。孟杰民单身闯进伪军连部声讨，血脉偾张，慷慨陈词。伪军连长低头不语，下达了撤退命令。
继杨君武之后，罗登贤又将张振国派到磐石。张振国又名张汝衍、张敬山，当时是中共满洲省委驻吉林市特派员。到了4 月份，罗登贤再将杨林派到了磐石。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第，朝鲜平安北道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1930 年，任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1931 年12 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也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军委书记。
杨林到磐石后做了一系列筹建抗日武装的工作。由于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杨林最有成效、惠及长远的一项工作是开办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兼具政治和军事素养的干部，如孟杰民、李红光、初向辰、王兆兰、朴翰宗、韩浩等。这些年轻有为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成了抗日武装的骨干。李红光、朴翰宗、韩浩等分别成了抗联军与师一级的卓越领导。
罗登贤对东北各地抗日基础及局势有着清晰的了解，故而将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运工作的干部，接二连三派往“红地盘”磐石。在我之力量最强、敌之力量最弱的地区，用上最得力的干部，犹如利斧劈朽木，使磐石很快成了南满反日的风暴中心。东北抗联第一军诞生于磐石，罗登贤便是那播撒种子的第一人。
磐石反日武装源于李红光领导的劳农赤卫队（20 余人）与磐石特务队（7 人）。磐石特务队，老百姓称之为“打狗队”，主要任务是对付“保民会”中的那些走狗，同时保卫县委机关。
那时的共产党实在是太穷了，不像东北军有数千门大炮、几十万支枪、数百架飞机，也比不上高墙大院内有数十支钢枪的地主大排。磐石“打狗队”只有5 件不太好的老旧手枪和2 颗手榴弹，李红光的劳农赤卫队除了数杆抬枪，再没有像样的武器。
有枪的一些人不打日本侵略者，没枪而又想打日本侵略者的人便想办法把枪夺过来。呼兰镇西南20 余里一个姓李的地主李保董，养着有20 余支枪的大排队，家里开着赌场。
李红光带着队员，摸近大排队的房子，在大门口架上了“二人抬”土炮，然后与杨君武带着5 个人装成赌徒混进了赌场，迅速抢占了赌场内四个大角。“不许动！”李红光大喝一声，枪口从四个角落亮了出来。
大排队员还在发愣时，20 余支长短枪已悉数被抢到了赤卫队员手中。李红光声明：自己是工农义勇军，不伤性命，只是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
枪还是少。共产党员孟杰民等人便打入伪吉林警备军第五旅十四团七连当兵。七连原为东北军部队，不少官兵降日乃不得已。孟杰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1932 年5 月16 日晚10 时，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该连连长下令阻挠，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孟杰民带领起义士兵边打边撤，最后带出了30 余人枪，部分士兵愿意参加抗日队伍。
1932 年6 月4 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磐东小孤山正式成立，对外称号为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下设3 个分队，共30 余人。罗登贤派来的张振国与杨君武，分别担任总队长与政治委员，李红光担任参谋长。
有了自己的武装，群众得到很大鼓舞。在中共磐石县委领导下，工农反日义勇军保护并协助群众开展分粮斗争。7 月10 日到8 月18日，共计开展分粮斗争16 次，踊跃参加斗争的群众达800 名。［7］在斗争中，百家长组织会兵（保民会的武装）300 余人前来围剿。工农反日义勇军虽然人少枪劣，却都勇猛异常，击溃了会兵队伍，缴获了一些洋炮抬枪。8 月底，队伍发展到50 余人，长短枪达50 余支，编成4 个分队。
抗联的创立发展，看上去似乎很顺利，但这只是个表象。抗联的敌人除了日本侵略者，还有降日的反动地方武装，以及被推到敌人一方原本动摇的地主阶级。
工农反日义勇军打着红旗，对地主不加区分地搞分粮斗争，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致使一些大地主勾结土匪，图谋联合剿杀这支新诞生的抗日武装。
应当承认，一些大地主既有经营发达家业的本事，在阶级斗争方面也不乏谋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之初，磐东郭家店反动地主便派了两个奸细，伪装进步，打入义勇军队伍，并表现得十分积极，深受信任，可参加决策会议。于是，义勇军的一切底细活动均在敌人掌握之中。结果10 天之后，悲剧便发生了。
6 月14 日，义勇军一分队被诱骗到郭家店东沟。早已下网设局的敌人里应外合，打死反日义勇军队员3 名，打伤2 名，其中政委兼一分队队长杨君武身中4 弹。是役，反日义勇军损失枪支10 支、子弹180发。［8］
得手的敌人乘势而进，接连对义勇军进行攻击，大肆逮捕反日群众。《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写道：“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9］袭击反日义勇军的是地主大排、会兵、胡匪、守卫队等。
生死存亡关头的抗日武装，应当怎么应对？
其时，中共满洲军委书记杨林先前已回省委了，磐石中心县委拿不准主意。8 月下旬，县委派工农反日义勇军队长张振国赴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请示。
满洲省委会给出什么指示呢？
哈尔滨正东，紧挨着哈尔滨的是巴彦县。巴彦亦称马彦苏苏，蒙古语意为富贵之乡。巴彦县里有一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又称巴彦游击队，创始人是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
张甲洲是巴彦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和代理北平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不少东北籍大学生流亡关内。1932 年4 月，张甲洲“逆袭”东北，联络东北籍大学生回家乡组织抗日队伍，同行的有张清林、夏尚志、张文藻、于天放、郑炳文等人。他们化装成商人来到哈尔滨，找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省委对夏尚志与于天放做了另行分工。
张甲洲与另三人回到家乡，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5 月中旬，在巴彦七马架宣布成立“巴彦抗日义勇军”。张甲洲任队伍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因为领导层多为读书人，老百姓称之为“大学生队”。队伍下设2 个中队，有100 余人。［10］抗日义勇军成立伊始，立足未稳，即遭地方反动势力破坏。地方反对势力一方面组织军警围剿，另一方面挑拨分化领导层，致使王家善、孔庆尧拉走了自己的人马，队伍减员一半。为挽救这支队伍，张甲洲将余部50 余人带到巴彦与呼兰交界的山里，报号“平洋”，并联合马占山部的一队溃兵山林队，共同组成一支抗日队伍。
罗登贤很是重视巴彦这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6 月，他派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先任省代表，后任参谋长。为加强力量，罗登贤还将已回呼兰的共产党员夏尚志也派往巴彦。
赵尚志，1908 年出生，辽宁朝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学于黄埔军校，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到达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前，赵尚志曾两次遭东北奉张当局逮捕，身陷囹圄，总计度过将近四年的铁窗生活，受尽了酷刑折磨与考验。出狱后，他先是担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又于1932 年5 月被中共满洲省委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为省委常委。［11］赵尚志找到张甲洲这支队伍时，武装人员已达200 余人。队伍编为3 个大队，第一、二两个大队由共产党员张清林和夏尚志当队长，第三大队长为绿林呼青山。
张甲洲的宗旨是，只要打鬼子，什么人都要，整个队伍中，土匪便有七八股。赵尚志同意张甲洲的观点，但主张对部队进行改造，但改造的办法不是简单的说教。他借鉴黄埔军校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中心队伍”的意见，在各队中选调20 余名年纪轻、体格壮、品质好的战士，成立了一支“模范队”。
人世间有正义感的人，本就是学好向善的。“模范队”以赵尚志为榜样，对老百姓和气，遵守纪律，作战勇敢，逐渐影响并带动了部队发生变化。赵尚志又同各股土匪头目反复申明抗日政治主张，顺理成章将部队旗号由“平洋”改为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
张甲洲、赵尚志早已在共产党组织内练就了宣传组织群众的看家本领，部队每到一处，都召集群众开会，张贴标语，动员说服（而不是强迫）地主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号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保家。
赵尚志深知，打败敌人是最有力的宣传。为此，1932 年7 月上旬，他带领部队攻下了龙泉镇。受胜利影响，许多群众，包括一些农民、游民、地主和官绅子弟，都自带枪、马加入工农反日义勇军。
1932 年夏的东北大地，天灾人祸，**雨连绵，导致遍地泽国，加之匪患横行，破产农民揭竿而起。一些地主、大户不甘日伪盘剥压榨，也打起了反日旗号。8 月，反日义勇军已发展至600 余人，而且全部为马队，其中“模范队”增至100 余人。
7 月11 日，日军一个大队占领了巴彦县城，不久即建立了伪县政权。日伪统治下的巴彦县城，冷落萧条，加之松花江水泛滥，灾民流落街巷，饥饿、瘟疫弄得市民人心惶惶。为给刚成立的日伪政权以致命一击，张甲洲、赵尚志决定攻打巴彦县城。
巴彦县城内驻有伪军步兵营、警备队各200 余人，商兵团50 余人。赵尚志、张甲洲与马占山旧部才鸿猷团（简称“才团”）以及山林队“绿林好”联络，决定三方联合，于8 月30 日鸡以叫头遍为号，共同攻打巴彦县城。
8 月30 日，东方天色尚未发白，巴彦城南门、东门、城东北角突然一起响起枪炮声。城内伪军与警察乱作一团，三路抗日队伍杀入城内。伪军步兵营长沈某当场被击毙，伪县长程绍廉仓在皇逃出北城壕外时被生擒，县城遂被抗日武装占领。
工农反日义勇军联合其他反日武装攻占巴彦县城，是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首次攻占县城。这次战斗为党以后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遗憾的是，抱着个人目的抗日的人，终究不可能坚决抗日到底。
原东北军军官才鸿猷的一切行为，目的是个人升官发财。打进巴彦城后，才鸿猷自行晋升为旅长，为扩大势力，封官“绿林好”为团长，将其纳入自己所属；为吃掉实力最强的反日义勇军，提出“合并”、实为吞并的方案。
张甲洲、赵尚志当然反对。不料才鸿猷以封官许愿手段引诱，致使工农反日义勇军内若干小股“山林队”，及一些游民纷纷投奔了“才团”。部队流失了三分之二，只剩下“模范队”和基本队伍200 余人。
张甲洲、赵尚志率队离开了县城。从队伍力量上看，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留下的都是自愿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人，实际上，队伍更精悍了。
清华大学与黄埔军校的经历，使张甲洲、赵尚志深知培训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两人商量成立教导队，初期选拔培训20 人，期限两个月。
两人亲自教授学科，除军事科各项技术外，还开设政治科（讲授时事）与品德课。教导队经常学唱爱国歌曲《苏武牧羊》《满江红》等。其中，《赴战》的歌词是：
不忘大刀环，沙场死当善终看。
宝刀挥善鄯，金甲耀楼兰。
风餐雪饮，枪林为弹。
腰中剑，秋水寒，颈血残，
人人但愿马革裹尸还。
《抗战歌》的歌词是：
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抛轻，
昂藏七尺躯，怕死不从戎。［12］通过整训，部队面貌大变。新成立的教导队、少年队、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等组织十分新颖，远非其他山林队等武装可比，令他们十分羡慕，有的前来打探，也想仿学。
其实，有一点其他反日武装怎么也学不了：赵尚志深谙带兵之道，身教胜于言教，让士兵做到的，他带头做到。作为省代表，又是省委军委书记、省委常委级的高级干部，他却同士兵一样站岗放哨，一样穿破衣吃粗饭，丝毫没有其他武装头目当官做老爷的做派。
赵尚志个头仅一米六多一点儿，尤其是近4 年牢狱经历，对他身体造成严重损害。赵尚志回忆道：“敌人把我吊起来，用子弹壳刮我的两肋，开始一条条的肉被刮下来，火辣辣地痛，后来血一滴滴地淌下来，我就不知道疼了，敌人听不到我半点儿哭叫声是多么恼火！这就是我的胜利。”
赵尚志个头矮，又长得瘦，一张娃娃脸，少年队的战士都称他为“李大哥”，别的队干部则叫他“小李先生”。因他到巴彦化名“李育才”，且很有韬略，别人便加上了“先生”的称呼。
张甲洲、赵尚志头脑中共同的想法是，反日就要对日军不断地打击，在打击敌人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
一天夜晚，张甲洲、赵尚志率领挑选的100 名精锐骑兵，长途奔袭康金井车站，将车站南行铁路扒断两处，掐断呼兰与海伦间的电话线，将车站伪警护卫队打得狼狈逃窜，敌人为之震惊。几股山林队，包括才鸿猷的部分部下，纷纷前来投靠，队伍很快增加到700 余人，其中第一、二队、少年队、教导队和洋炮队约230 余人，是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骨干队伍。
1932 年10 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工农反日义勇军，带来了省委新的指示精神，给蓬勃发展的巴彦游击队兜头浇了一盆冰水，而这盆冰水来自远在南方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