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秋，原东北军各部在日军强大攻势下，或战败，或投降；即便如马占山等还在抵抗，也经过了多少次重编。东北最后一支相对完整的成建制部队，只剩下海满地区的苏炳文所部。
海满地区，海拉尔与满洲里地区简称，这两个地方是呼伦贝尔的两个明珠城市。呼伦贝尔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早为日本人垂涎。只是因李杜、马占山对哈尔滨、齐齐哈尔轮番攻击，日本人无暇向海满地区分兵，只能加紧对苏炳文进行诱降与控制。
苏炳文，字翰章，辽宁新民县（今辽宁省新民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前，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第二旅旅长。马占山江桥抗战时，苏炳文第二旅曾派出一个主力团参加阻击战。
1932 年4 月初的一天，一架飞机从哈尔滨飞来海拉尔，飞机上走下了日军少佐宫崎，带来了本庄繁的盛情诚邀，“中东铁路总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等三个位置，您可任选其一，以资借重”
云云。苏炳文“感谢”日本人的高抬与信任，以“才力和威望不足，难以胜任”，婉言辞谢。［28］
苏炳文心知肚明，日军已对自己产生怀疑，所以还在虚与委蛇。
一是部队饷项、给养、服装等均归省城发给，一旦破裂，必被截留，姑且赚一月是一月；二是呼伦贝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举旗抗日要一些时日准备。
日方虽有怀疑，仍存一线幻想，几次邀请苏炳文去齐齐哈尔参加军事会议。苏炳文担心被扣留，均找理由不予参加。日军又派出120 人组成“国际警察部队”，驻扎海拉尔，名为警戒苏联，实为监察苏炳文部。给高官不去做，通知会议又不奉调，日军决定釜底抽薪，以汉奸冯广有替换掉苏炳文部第一旅旅长张殿九，并限期交割——冯广有已在履任的路上。
忍无可忍之下，9 月27 日，苏炳文率部举起义旗；10 月1 日，在海拉尔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珂为参谋长。
起义同日，苏炳文首先对国际警察部队痛下杀手，对区区120 人的警察队派出两营兵力，以迫击炮击毁其营房，毙伤敌20 余人，其余竖白旗后予以缴械收押；同时，逮捕了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国际警察队长宇野等，切断了与富拉尔基以东地区的联系。［29］
9 月27 日举事当日，日军一架飞经海拉尔的飞机，不知苏炳文部已反正，因飞行较低，遭起义部队射击。该机辗转飞到碾子山附近时，因油料不够，降落于甘南境内一处山梁上，机上日军遭当地抗日自卫队攻击，8 名日军官兵全部被打死。事后，据日军披露，被击毙者中有渡边中佐、胜目少佐、井上少佐、飞行员坂仓功郎、特务部员户山四郎、岩村佐治等。［30］
这应当是日军执行特殊任务的一支队伍。因为10 月8 日，日军专门派出侦察机到该机失事现场侦察，又于10 月15 日派轰炸机第十二大队的重型轰炸机第一中队飞至海拉尔将这架飞机炸毁。［31］历史时常有若干秘密，因多种原因沉淀下来，至今未解。
日本关东军是要消灭某种证据吗？因为飞机上8 名日军，“于焚烧文件后被打死”。希望此疑案在将来的某日能够破解。
苏炳文举旗反日，义勇军声势大振。马占山重整兵力，除原有3个军番号不变外，又编制了3 个军，遂与苏炳文及黑省内各部义勇军首领联络，决定以攻为守，四路大军一齐围攻齐齐哈尔，从而使日军首尾不得兼顾。其中：东路、南路由自己旧部朴炳珊、邓文、李海青负责，意在牵制日军；西路由苏炳文负责，由中东铁路西线进攻，攻克富拉尔基，稳定海满地区；马占山自己率主力由北路主攻拉哈站。如能拿下拉哈，则齐齐哈尔门户洞开。
马占山作战凶狠，迅若奔雷。10 月20 日，他率部进抵省城齐齐哈尔以北拉哈附近，首先破坏日军铁路运输，使日军不能靠铁路迅速派兵增援。次日，马部便围攻拉哈站日军。
鉴于拉哈站于省城安全攸关，日军小泉联队2600 人驻防，火力配置甚强。马占山的卫队在冰天雪地中打哑了日军机枪后，曾跃马冲锋，以套索拉倒木栅冲进镇内，用马刀砍杀日军步兵，异常剽悍，在日军重炮还击中才不支而退。此战拉哈日军被围困半个月，几次援敌都被马占山硬生生挡在镇外。
10 月31 日，义勇军用自制的“木炮”轰垮了坚固的车站外侧楼房，又往地窖内注入煤油，点火焚烧，并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车站坚守。马占山无重火器，双方打成僵局。
此时，日军调4000 余人，外加伪军1 个旅增援赶到。马占山果断下令撤离拉哈。此役，据日本人原敬一的《满洲，夕阳的原野》一书记载，日军被打死144 人，伤207 人。［32］义勇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但马占山不屈不挠，集结兵力准备再战。
西路苏炳文部同时勇猛出击，于10 月22 日攻克富拉尔基。23 日，日军调重兵争夺富拉尔基，双方激战数日，反复争夺，富拉尔基还是落入日军之手。月底，苏炳文命张殿九率1500 人进兵，再次夺回富拉尔基。
东路朴炳珊部于10 月下旬攻克依安、克山等县城，切断了齐（齐哈尔）克（山）铁路。邓文沿中东铁路进攻安达县城，经两昼夜激战，毙敌百余人，占领了县城。日军携伪军檀自新部复来抢夺安达。檀自新原为邓文部下，此时被邓文策反，与邓文部联合攻打安达，激战五昼夜，歼敌300 余人，收复了安达站，沿中东路直逼齐齐哈尔。
南路李海青也经历了西路同样的反复争夺。10 月下旬，李海青部攻占昂昂溪不久，便被日伪军赶出。11 月初，李海青再度集结1000 余敢死队，冒着猛烈炮火奋勇冲杀，日伪军不支溃退。昂昂溪的占领，对齐齐哈尔的敌军构成实质性威胁。
应当指出，马占山组织指挥的四路大军围攻齐齐哈尔，是敌强我弱情况下的以攻为守，谋略可谓高明。如若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与统一调度指挥，东三省一齐有组织地联合战斗，必然使日军疲于奔命，拿下齐齐哈尔并以之为基地，实现持久抗战应当说是可能的。
但是东三省的各路义勇军，一是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无粮，无饷，无装备，无后勤，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差距太大；二是没有统一指挥系统，均为自发性的松散组织，缺少配合协作，尤其辽宁省义军不相统属，尽管人数众多，却形不成整体合力，遂被日军各个击破；三是没有明确的抗日救国纲领，一些义勇军互相摩擦损耗了内力，尤其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影响下，一些将领缺乏抗战胜利的信心，虽然有收复失地的要求，但缺少持久抗战的政治远见。
综上，铸成了义勇军抗战悲剧的结局。包括马占山轰轰烈烈“四路大军围攻齐齐哈尔”等的壮举，实质上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不怕牺牲、冲向侵略者的最后挽歌。
正当黑省各路义军逼近并准备拿下齐齐哈尔之际，日本关东军从南满、吉东抽调大批兵力，以第十四师团为主力，向黑龙江义勇军发动了空前攻势。11 月中旬，李海青部在昂昂溪车站阻击日伪军，激战两昼夜，被包围于车站内，后奋力冲出重围，伤亡达四五百人。［33］11 月中旬，日军以第十师团为主力，以精锐服部骑兵旅团为先驱，辅以装甲、重炮、飞机，向富拉尔基发动攻势。此时，江河已结冰封冻，日军装甲、坦克运动便利，加之陆空紧密协调，很快突破苏炳文部防御。朱家坎一战，苏部官兵伤亡600 余人，不得不退守三线阵地碾子山。不料，日军的服部骑兵旅团运动骤速，截断了前线守军与后方基地联络通道，使碾子山守军陷入孤立状态。
围攻齐齐哈尔失利后，马占山所部相继撤退，主力由邓文率领撤回拜泉附近。11 月29 日，日军向拜泉发动总攻击，义勇军各部与敌血战两日，弹药用尽，无力支持。30 日，拜泉失守。12 月1 日，苏炳文部三线阵地碾子山被日军攻占。2 日，扎兰屯失守，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总部遭敌袭击，伤亡殆尽。
马占山在满洲里获知拜泉基地失守后，悲痛欲绝。12 月3 日，日军快速追击苏炳文部。苏部仅剩2000 余人，无力扭转败局；3 日，由海拉尔抵达满洲里。马、苏二人商定，率一部分官兵乘火车退至苏联。
1932 年12 月4 日夜，苏炳文组织6 列客货车，装载行李、辎重、给养、3000 多匹马、2890 名官兵、246 名铁路员工、307 名百姓，会同马占山及随行人员，由满洲里退至苏联境内。12 月20 日，马占山和苏炳文等到达苏联托木斯克收容所。
此前，即1932 年4 月1 日，马占山从伪满洲国潜行逃走后，于黑河重新组织省政府抗战。日军也集结大军对马占山部进行“围剿”，并于7 月将马占山部在海伦安古镇、罗圈店等地包围。马占山率40 余人，在深山老林中辗转40 余日突围，在9 月9 日抵达龙门县城。而日军在罗圈甸子突围战中，将被捕的韩述彭认作马占山，还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谣言。
日军这样做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关东军已向裕仁天皇报功，消灭悍匪首领马占山，不愿轻易改口；二是马占山活着就是一面反日旗帜，此旗不倒，从者如云。
直到1933 年4 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日本关东军的西洋镜方被戳穿，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于是，九一八事变的“功臣”、日军陆军中将多门二郎，被转入预备役。
退至苏联前，马占山命所属各部转进热河继续抗日。根据马占山的命令，邰斌山率黑龙江抗日救国军1600 余人向热河转进，途中与苏炳文部东北民众救国军1700 余人会合，一路千辛万苦，经关门山、索伦山，于1933 年1 月抵达热河，后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邓文率9000 余人且战且走，于12月5 日到达肇东，与救国军第三军军长李海青部3000 人会合。1933 年1 月中旬，会合的队伍经肇州、瞻榆（今通榆）到达热河开鲁，后参加了热河抗战。［34］
苏炳文留在海满的余部3 个团，先是在扎兰屯以南地区坚持抵抗，后因伤亡过重，转移到张家口以后，参加了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
马占山、苏炳文领导的义勇军虽然以惨烈失败而告终，但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顽强不屈的抵抗意志，尤其是失败后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值得后世景仰。现今，齐齐哈尔市建有马占山“江桥抗战纪念馆”，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建有“苏炳文广场”。
日军在东北肆虐，攻城略地，蒋介石抱定了主意，不发一兵一卒，反正有肥硕的东北，足以喂饱日本人的胃口。为了将日军隔阻于东北，南京政府曾建议在关内外重要通道——锦州，设立中日两军之间“中立区”。
“日军策划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顾维钧向英、美、法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驻锦州中国军队撤到山海关，日本向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国联派军驻扎‘中立区’。”［35］1931 年11 月25 日，国民党政府将此方案上书国联。
12 月2 日，国联理事会讨论在锦州设立中立区问题，认为日军已履行北宁路撤兵之诺言，拟使中日间有一协定，俾中国军队可退入关内，双方不得派兵越境。
日方表示，中国仅将军队撤入关内，尚不充分，必须将张学良设于锦州之辽宁省府同样撤退，使袁金铠管理锦州。讨论陷入僵局。袁金铠曾为张作霖的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任伪奉天地方维持会委员长，后任伪满洲国尚书府大臣。
同日，国民党政府通知英、德、美三国公使，同意将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日本要做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12 月5 日，顾维钧向记者声明，政府同意外国军队在各国领事监督下，驻守“中立区”。
顾维钧后来说：“我的计划是要求日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人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日本曾暂停向锦州前进）。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个计划显然是不得人心的。”［36］蒋介石面对杀到家里的强盗，自己不抵抗，不自力更生，进行自救，还把命运交到外国人手里，恳求国际施舍“公理”，竟幻想英美法三国对此予以担保。有这样的领袖，真是中国人的耻辱与莫大悲哀。
蒋介石企图以锦州换取日军罢手，但张学良却不想让出锦州。
12 月20 日，顾维钧向世界发表宣言，谓“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问题”。全篇核心宗旨是蒋介石“信赖国际公理断处”政策，以及“上下一致，服从政府”的要求。
这对张学良造成很大压力。次日，他指示第一军于学忠部说：“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37］
吉、黑两省东北军大部分被日军击溃，或投降，或转为义勇军，辽宁东北军残部已退守锦州一线。根据国民党政府设立“中立区”的决定，张学良只能做撤入关内的打算了。
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几乎使张学良放弃“不抵抗政策”，转而奋起抵抗了。这个重大变化便是蒋介石下野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强烈要求一致抗日，反对内战，而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12 月，世界政党史上罕见的一幕发生了，蒋介石的宁派、胡汉民的粤派、汪精卫的沪派，分别召开了3 个国民党大会。三方角力的结果是：1931 年12 月15 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请辞。当日，蒋介石通电下野，与宋美龄飞往奉化老家。12 月22日至29 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达成一致，推举林森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而下台，孙科执政后即任命“铁腕外交家”陈友仁，取代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积极外交”“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并电令张学良“保卫锦州”。
12 月下旬，日军集结2 个师团及6 个混成旅团，以强大兵力进击锦州。张学良急电国民党政府，务请一周内调拨大批枪弹运往前线，并乞调遣大部援军增援。26 日，国府复电称“已由政府密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28 日，张学良又直接急电林森，谓锦州危急万分，“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请火速拨放款弹，以济眉急。当日，国民党政府即复电“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31 日，东北军下级军官在锦州发出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罪行的联合通电，指出：“日军三路攻取锦州，血战五日死伤枕藉，营沟线田庄台，京奉线白旗堡，大通线向山等处，尸骨暴露，鹰犬争食，触目伤心，无已逾此。”“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38］其时，孙科内阁已是焦头烂额，蒋介石虽已下野，仍牢牢把控中央嫡系军权，军队根本不听孙科指挥。
打仗是需要大把银子的，但江浙财团不仅不予支持，且多方掣肘。
所谓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队与江浙财团银圆的结合产物。这个中国最大的军阀与财阀结合体，它的军队、银圆的投入方向与地域，一定要与自己地盘与财源的保值增值密切相关，这注定了远离长江下游的东北之悲惨命运。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怪异的事情，便可以解释得通了。维持了不足一个月的孙科短命内阁，向蒋介石告饶了：“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一时，请蒋主政的电报纷纷飞往奉化，蒋介石把握火候，表示“效命国难”。1932 年1 月18 日，蒋介石在杭州表态：如果他不入京，则政府一定会与日本绝交。（如此则对抗日）没有通盘规划，只是凭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则国家必然灭亡。因此他方决定不顾一切入京，帮助林森主席挽救危机。这是他的良心，也是他的天职。
1 月31 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常委会，从鞭挞陈友仁“强硬外交”和孙科内阁财政危机入手，逼孙下台。此前的1 月24 日，公议否决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主张。25 日，行政院长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黄汉梁被迫辞职。［39］难得一见的政府抵抗，昙花一现；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重新占据了中国政坛上风。
可见，由军阀与财阀结合的怪胎，占据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中国老百姓只能悲惨无奈地任由侵略者宰割了。悲乎！
在国民党政府为争夺最高权力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日军已经完成了攻占锦州的各项准备，出动3 个师团，计4 万余兵力，从三面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眼见国民党中央支援无望，东北大势已去，为保住东北军最后本钱，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自1931 年12 月29 日起，陆续向关内撤退东北军。
为减轻撤军东北的舆论压力，1932 年1 月3 日，东北军前线下级军官第二次署名发表联合宣言声明：“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同日，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声称：“我东北民众固犹为国家之民众也，未知政府负责诸公，尚有无有效办法解救此种危急。”
东北没有了正规军，只有义勇军顽强奋战，终难抵御强敌。日军遂势如破竹：1 月3 日，攻克锦州；4 日，占领锦西与葫芦岛；7 日，攻占绥中车站；10 日，进犯山海关附近的前所车站。自此，山海关、长城一线实际处于日军控制之下了。
山海关，也称榆关。“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1933 年1 月2 日的守关之战，应当是东北军正规部队在家门口的最后一次顽强抵抗。守关的部队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部和所属六二六团，旅长何柱国同时兼临永警备司令。
1 月2 日凌晨1 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 人全副武装，蜂拥至山海关城南门，并大摇大摆列队于城门前，声称遭抗日义勇军袭击，怀疑袭击者已入关内，要求进关搜查，被拒。
10 时，日军中尉儿玉利雄指挥部队架梯强行登城。守军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此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扔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当即将儿玉中尉炸死，并杀伤日军士兵2 人。
日军架设在民房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守军还击，双方展开武力冲突，史称“榆关事变”。
当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关中国部队撤退。
张学良表示，中方“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此时，被抢占了整个东北老家的张学良对日军已怨恼在胸，遂回复日方，决定停止谈判，并向何柱国发出抵抗命令。何柱国为此发布了“愿与我义勇军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的《告士兵书》。
山海关守军主力六二六团共有官兵2277 人，机枪12 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 门。受《辛丑条约》限制，山海关不能修建永久工事，守军只能依靠13 尺高的城墙防御，大大增加了抵抗困难。
1 月3 日上午，日军飞机、战舰、重炮同时对山海关南城墙开火，步兵随即向轰塌的缺口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自连长刘虞宸以下大半阵亡，拼死不退。
后来，制高点魁星楼被日军夺占。午后1 时，团附孙良玉指挥一营一连与三营十连两路反攻，复将南门和魁星楼夺回。
日军遂向南门发射烧夷弹，守备于此的三连连长关景泉在指挥作战中中炮阵亡。午后2 时，日军以铁甲战车开路，再攻南城门。四连连长战死，南城门又落入日军手中。
面对蜂拥而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馨大喊“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从我们的尸首上过去”，亲率仅剩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击毙日军中队长1 名。激战中，安德馨营长头部与腹部两处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此战，日军落合甚九郎大尉被守军击毙。
团长石世安见阵地已全线动摇，官兵伤亡惨重，遂下令撤退。遭受重大损失的日军追来，被掩护撤退的五连死死挡住。五连长谢镇藩战死在阵地上。
1933 年1 月3 日下午3 时，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
从整个战局看，山海关之战是一场小仗，但东北军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史册应予以记叙。山海关之战表明了两点：
一是在全国人民看来，中国军队基层官兵是好样的，但是少数上层官员的抵抗意志太差、太烂。在全国舆论一片骂声中，山海关守军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同情的声音。
二是在部队看来，山海关之战表明，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到关内（山海关属热河境），仍不可避免遭到日军的追杀。侵略者贪得无厌，只有抵抗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