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爱国官兵的抵抗
江桥抗战，是爱国的东北军官兵违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进行的较大规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毛泽东曾以其为例子，“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1］有力阐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江桥，嫩江桥之简称，是洮（南）昂（昂溪）铁路北段的一座铁路桥，位于泰来县北部、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南65 公里处，跨嫩江北与大兴火车站相望，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咽喉。
日军侵占辽吉两省后，即欲染指黑龙江省。当时，苏联对日本侵略东北尚未表态，日军只将魔爪伸向吉林、长春等地。日本关东军自身不敢公开北进，却绞尽脑汁设计出一“高招”：诱降蒙边地区督办张海鹏，许诺其任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军司令，并援助洮辽军步枪3000支、子弹20 万发、金票20 万元等，全力支持其接管黑龙江省军政大权。
为套牢张海鹏，日方还让已掌握在关东军手中的溥仪（住天津）派肃亲王之子宪原和宪基，携“圣旨”前往洮南，封张海鹏为“黑龙江将军”兼“满蒙独立军总司令”。［2］由此，张海鹏雀跃地向黑龙江省进军。
在东北三省中，东北军驻军最多的是辽宁省，其次是吉林省，最少的是黑龙江省。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带两个国防旅主力进关，参加讨伐石友三而未归。全省部队多半为战斗力不强的省防部队，共约3 万余人，且分散于海拉尔、黑河、扎兰屯等处。
其时，黑龙江省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势力相持不下，形势危急。1932年10 月10 日，张学良驰电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3］暂时稳定了浮动的人心。
10 月13 日，张海鹏命所部徐景隆旅为先锋向黑龙江省杀来。15日，张海鹏率伪军司令部抵达泰来时，日军随行20 余人，并有2 架飞机到黑龙江附近上空侦察示威。此时，马占山尚未到任，战事均由谢珂调度指挥。
16 日拂晓，徐景隆指挥所部向江桥守军发起攻击。谢珂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以重炮向敌射击。徐景隆误触地雷，当场毙命。江桥守军乘徐景隆部群龙无首，冲杀过桥南岸。敌3 个团溃不成军，落荒而逃。为阻敌再次犯境，谢珂下令毁坏了三孔江桥。受此重挫，徐景隆部军心已散，加上江桥已断，张海鹏于18 日撤军返回。
历史应补记一笔的是，大败伪军张海鹏的徐景隆部，打响了黑龙江省抗日第一枪，揭开江桥抗战序幕的，实为谢珂将军。
谢珂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平陆军大学，为著名军事干才。他正直爱国，富有大局意识，全力帮助和支持马占山江桥抗战。
在被张学良任命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之前，他就是黑龙江省部队公署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在军政长官不在任的情况下，谢珂主持军事会议。
他将骑兵劲旅1 个团调驻泰来县，保证了江桥左翼安全，同时派出工兵部队构筑北岸坚固工事，于南岸遍设地雷，对江桥抗战大量杀伤日伪军起了重要作用。
黑龙江省沦陷后，日伪当局知道了谢珂的能力和影响，曾以伪黑龙江省省长官衔诱降。谢珂不为所动，于1932 年下半年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总参谋长，坚持抗战到底。
马占山，字秀芳，辽宁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人，幼年家贫，上山落草，善谋略，精骑射，讲义气，逐渐成为绿林首领，后当过清军哨长，因战功做到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他长得瘦小，人称“马小个子”，但其胆略与个头反差甚大。
马占山接张学良委任后，即发电催促逃到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官员，速速回省工作，不得躲避。10 月19 日夜，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
三日后，他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抗日宣言：“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净土……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以死战。”［4］张海鹏伪军败退后，日军见伪军占领齐齐哈尔无望，便集结兵力，亲自出马。日本人不论干什么事都不忘找个借口，为混淆国际视听，10月27 日出兵前，日军少佐、齐齐哈尔市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书：“限黑省政府于11 月3 日前将嫩江桥修复，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
11 月2 日午前10 时，林义秀又偕日领事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引按：满铁）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并派兵来监护工作”。
这理由找的，我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派兵保护修桥的，因为桥是借我钱修的。
日本人不知，马占山不仅武仗厉害，嘴仗也甚是了得，岂能让日本人居舆论上风？马占山据理答道：“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属，故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5］绵里藏针的一席话，堵得林义秀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此前的10 月30 日，马占山率各相关旅长、团长侦察研究防务，发现江水初退，江岸及铁路西侧多是泥泞沼泽，突然计上心来，遂定下两条防守要则：一是诱敌深入。突然受到攻击的敌人必然仓皇后退，慌乱中陷泥沼之中，我则拼死猛打，追至桥梁即停止，回原地坚守。二是近战搏杀。鉴于我军子弹缺乏，枪械不良，日军不进至百米射程内，绝对不准射击。当时，马占山与众旅、团长约定：“我必亲自来火线，与弟兄同生死。”［6］
为夺占嫩江桥，日本关东军作战科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亲临前线指挥，集结步兵、炮兵、空军、骑兵、工兵共4000 余人，抢占江桥南岸有利地势。11 月3 日上午，百余满铁工人在30 名士兵、5 架飞机的掩护下强行修桥，并向守军提出，江桥南北两军各退出江桥10 公里，至江桥修竣为止。
谢珂一眼看穿了日军阴谋：江桥阵地非常坚固，阵地距江桥头正面约四五里，是日军甚感头痛的桥头堡，我军后撤，无异于让防日军。
不料，有人反对与日军作战：社会名流赵仲仁与李维周等以我军兵力不足、武器不济，及中央有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命令等理由，要求马占山“顾全地方，和平应付”。
赵仲仁原为黑龙江省府委员，曾任市政筹备处长，早年留学日本，为投降派首领。李维周为乡绅，二人挑头闹事，一时间，妥协投降的气焰嚣张。
马占山深知，城内后方不稳，势必影响前方将士军心，遂拍案而起，大声道：“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寸地，让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对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邪不压正，办坏事的人总是心虚，马占山一吼，他们只能规矩起来。
江桥抗战从击败张海鹏部揭开序幕后，马占山部便开始与日军直接对垒，持续时间自11 月4 日至11 月19 日，历时16 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 日至6 日，为江桥阻击战阶段。
4 日中午，日军嫩江支队主力3000 人，以伪军为头队，在5 架飞机空中支援、数门重炮掩护下，以4 列铁甲车开路，向江桥守军左翼及正面大兴一线主阵地同时展开攻击。待敌进入有效射程后，守军一齐开火。日军猝不及防，死伤甚多。守军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日军大败后撤，又遭事先埋伏于芦苇丛中的伏兵堵截，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溺毙。日军派出增援部队，又遭左翼守军骑兵拦腰夹击。
5 日，日军集结重兵，在猛攻中路的同时，乘船从桥两侧强行渡江。守军按战法“半渡而击之”——日军船至江心时，守军突然射击，日军死伤落水者甚多。战事紧张时，马占山亲临战场督战。
是役，守军阵亡官兵262 人，伤143 人；日军死亡167 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达700 余人。［7］6 日，战斗极为惨烈，日军集结野炮40 余门、重炮8 门、飞机8架、铁甲车4 辆，自拂晓起，向守军阵地全线猛攻。马占山再次亲临前线，守军士气大振，从早至晚，数次肉搏，竟日苦战，被敌炮摧毁的阵地几乎全部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眼见援军无望，弹药告罄，部队伤亡很大，6 日晚，马占山下令撤至三间房，构筑新的防线，开始了江桥抗战第二阶段。
江桥抗战第二阶段自7 日始，即三间房阻击战。
三间房位于江桥以北，距齐齐哈尔市35 公里，是洮（南）昂（昂溪）铁道线上的一个车站。三间房若不保，齐齐哈尔门户洞开，省城必失。马占山派6 个团担任正面阻击，两个机动性强的骑兵旅，配置两翼防线，总兵力为5000 余人。7 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后败走，战场一时沉寂下来。
原来，骄横的日军不承想在黑龙江遭此顽强抵抗，第一阶段江桥之战，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队亦死伤殆尽，可谓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遭遇的空前惨重损失。［8］日军故而止步于三间房前，准备筹集兵力再战。
沉寂了4 天的战事于12 日重新沸热。武战前，日军照例先开文仗——舆论战。林义秀送来本庄繁通牒，要求马占山下野，黑龙江军从齐齐哈尔撤出，“日本军之一部应向洮昂线昂昂溪车站出进”，理由是为保证洮昂路安全。
马占山当然不能让日本人在嘴仗上占便宜，“彬彬有礼”地答复道：1. 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2. 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有自主权，非日本所能干涉；3. 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日本芳泽谦吉（引者：外务大臣）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之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命保守疆土，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该要求。［9］马占山言之凿凿的反驳，经英伦《每日邮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等中外媒体采访报道后，使日军侵略行径大白于世界诸多地方。日军恼羞成怒，调集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及伪军共1 万余人，轮番攻击三间房一线守军。战至18 日拂晓，守军仅剩4000 余人，而日军除伪军外，已增至7000 多人。
马占山在一份报告中陈述当时战场的情景：“我军武器既劣、复无阵地凭藉，伤亡枕藉，但士卒有必死之心，将校无偷生之念，故虽血肉相搏，终不稍退。”［10］
战至18 日中午，守军阵地官兵已不足2000 人。马占山亲率队伍反攻，守军士气激昂，于午后2 时，重新夺回三间房阵地。史册应特别记上一笔的是，骑兵一旅炮团迫击炮炮手庞振海向敌连续发80 余炮，忽遇炮筒震裂，仍“徒手奋呼杀杀不已”，“跣足**奔赴敌阵”，壮烈殉国。
18 日全天，守军水米未进，空腹应战，击退日军10 余次进攻。至晚，三间房左右两翼相继失守，日军对三间房形成包围态势，马占山遂下令各部撤出战斗。
11 月19 日上午9 时，日军进占齐齐哈尔，历时16 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却是东北军爱国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而且这个抵抗是在以寡对众的极大劣势中，在没有后勤补给支持，没有后续援军情况下展开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敌军死伤约在4000 左右，冻伤约数百名，其校官死者亦不少。”［11］
1931 年11 月22 日，《国际协报》著文评论：“日军侵我东北，辽吉当局于不抵抗主义之下，未及一旬，将两省重镇完全放弃，仅一黑龙江省，赖军事当局数人之力，得以不堕……其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亦终有不能磨灭。”［12］江桥抗战，守军付出重大代价，伤亡约5000余人。
正如该评论所言，若辽宁、吉林两省都似黑龙江一样顽强抵抗，日军的阴谋岂能不胎死腹中？
在江桥抗战中，马占山曾一度抱有两个希望：一是苏联出兵干涉，理由是日军侵占中东铁路损害了苏联的利益。
结果，在日军发动对三间房最猛烈攻击的当口，苏联人民委员季维诺夫再次声明不干涉“满洲事件”。1933 年3 月28 日，日军甚至强行关闭满洲里车站轨道转辙器，断绝中东铁路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的联运。占领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后，日军又于5 月31 日强行关闭了绥芬河火车站，切断了与苏联乌苏里铁路的联运。［13］对此，苏联只是进行了口头抗议，并于1935 年3 月，将中东铁路以1.7 亿日元（引按：含3000 万日元职工安置费）卖给了日本控制的“满洲国”。［14］
马占山的另一个希望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能派兵东北给自己以支持。
但在他与日军血拼、阵地失守的次日，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公开说，我们一方面要“很诚意地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会拥护正义，主持公道”，一方面要“切实的准备”；［15］但他并未有向东北派出中央军的意思，连东北军也不许抵抗，因为担心触怒日本人。张学良给予马占山的最大支持是，当日军进攻三间房并要求马占山下野时，于11 月12 日电示马占山“饬死守，勿退却”，［16］给了马占山抵抗日军的令牌。不过，张学良也未发出一兵一卒。
这些最终酿成了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悲剧，也悲状地显示出马占山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之原因所在。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拜泉、海伦一带，在海伦宣布成立黑龙江省政府，与日军对峙。12 月9 日，马占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沿齐克铁路布置第三道防线，同时通电全国称：“唯有谨率黑龙江省民众从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与其奴颜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国卫民而早死……”
日军对马占山的顽强抵抗实为头痛。故而祭出老套路，打不赢便收买。在马占山召开军事会议前的12 月6 日，板垣征四郎飞赴哈尔滨，与张景惠、赵仲仁密谋后，与马占山通电话，要求会谈，被马占山拒绝。板垣不死心，于翌日携赵仲仁、韩云阶（汉奸，后任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亲到海伦劝降马占山，又遭拒绝。［17］1932 年2 月16 日，马占山到沈阳，与汉奸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参加所谓东北“四巨头”会议，会议名为讨论“联省自治”，实为筹建伪满洲国。
马占山以不识字为由，未在日方草拟的“建国宣言”上签字，但接受了伪黑龙江省省长职务，于2 月24 日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
3 月9 日，马占山在长春参加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军政部长。马占山并未在长春赴任空有虚名的军政部长，而是急急返回齐齐哈尔，唯恐失去黑龙江省的地盘与军权。
马占山参加“四巨头会议”后，他的旧部中有不少误解之士坚决反对，有的愤然离他而去，有的部队不听调动。在其接受伪职后不久，部下李海青哗变，率部冲出省城齐齐哈尔，并攻占郭尔罗斯后旗（今肇源县）旗府所在地老爷屯。
李海青，原名李青山，海青是他早年加入绿林的报号。李海青虽为著名“胡匪”，但不同于俗匪，专门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后李海青因命案被关押在齐齐哈尔监狱，马占山任省主席后，亲赴监狱将其释放。李海青毁家纾难，联络绿林，组织抗日武装，其部队是马占山主力之一。在江桥抗战一役中，李海青因功绩卓著，被马占山提升为旅长，又被委任为第三自卫军司令。
李海青出兵反日，沿途号召救亡，群情响应，队伍骤增至万余人。
3 月中旬，所部一度攻克扶余县城；下旬，挺过松花江，占领哈拉海子，进至农安城下，直逼伪国都“新京”（长春）。日伪恐慌震动，集结重兵驰援农安。此时，李海青得知马占山重举抗日旗帜，于是挥师北上，与马占山会合。
4 月2 日，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出走；3 日，在拜泉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7 日，返抵黑河，再组黑龙江省政府，成立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揭露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之阴谋真相，即对东北民众“迫勒威胁，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民意，纯出日人制造而已”；12 日，再次通电全国：“虽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然救国情殷，义无反顾，济河焚舟，早具决心……一息尚存，誓与倭奴周旋到底……”［18］
对马占山这一段40 余天的“不光彩”历史，有人认为，马占山短暂的投降变节，是受惑于板垣征四郎“联省自治”以图自保；不料就任伪省长后，日本人处处要挟刁难，事事均要服从日本顾问，毫无自主“自治”权力，故而决意反正。
有人认为，马占山起始就是诈降，故而不在卖国文件上签字。因为马占山不签字的理由很牵强，他虽文化不高，但自己的名字还能写。
马占山自己曾说（4 月19 日）：“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为保全实力，窥察日人组织伪政府种种真相”，“暂取沉机待时办法，因之忍辱一时，虚与周旋者四十余日。”［19］
不管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马占山接受伪职还是引起很大震动，以致全国一片骂声，马占山的卫队还抢了其黑河的老家。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土匪出身的马占山，为达目的各种手段都能使出来，甚至认为，卫队抢自家与李海青拉队伍出走，系奉诈降的马占山之命。马占山对李海青有救命栽培的再造之恩，李海青视马占山为再生之父母，如此机密大事，马占山肯定会交付于他。
“虚与周旋的四十余日”，从伪省长返回到义勇军首领，经过周密计划的马占山，“竟然从日军手中弄到伪满币2000 多万元（相当于银圆200 万元）、300 匹战马和十几卡车各种物资，成为此后黑省抗战的重要经济和物资保障”。若真是诈降，也算天下诈得最多的“降”了。要知道，江桥抗战出兵的费用，总计才30 万银圆。［20］重举抗日旗帜的马占山，把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抗日武装编成11 支义勇军，原有的抗日队伍整编为9 个旅，共同组成了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他自任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
哈尔滨虽为吉林省辖，却是北满地区的中心，夺取哈尔滨不仅可切断吉黑两省之联系，而且可使日本控制的中东铁路瘫痪；故而，队伍整编后，马占山电令骑兵第一旅长吴松林和骑兵第四旅旅长邓文等主力迅速进攻哈尔滨。
4 月27 日，救国军烧毁松浦镇呼海机车房等处，攻击哈尔滨对岸的马家船口，俘敌15 名，残敌逃往哈尔滨。5 月15 日，马占山组织救国军主力再攻哈尔滨。20 日，部队在呼兰以南与日军激战一天，敌乘船逃走。救国军士气高涨，积极收复江北各镇，准备对哈尔滨发起总攻。
为守住战略要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主力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集结于哈尔滨附近，并亲赴哈尔滨指挥，对马占山救国军实施围剿。
5 月24 日，日军第十师团向呼兰一带救国军发起猛烈进攻。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和步兵、骑兵的轮番攻击下，救国军与日军顽强肉搏，激战两昼夜，终因武器落后，于26 日撤往绥化。日军乘势跟进。
到6 月中旬，绥化、海伦、克山、拜泉等县相继失守。
马占山遂要求部队放弃铁路沿线城镇，撤往农村，不死守，不攻坚，避实击虚，或袭击小股日军，或攻击伪军，或截其辎重，开展游击战，给日军以不断打击。
6 月11 与12 两日，救国军邓文部，一部兵力攻击，一部兵力伏击，在海北镇天主教堂南赵家店附近的战斗中歼敌150 余人。［21］6 月间，马占山将所部重编为3 个军。其中第三军委亲信李海青担任军长。李海青部已发展至8000 余人，6 月10 日进占庆城，7 月11 日攻克通北县城。其他各部通过游击战，先后袭击并攻克了克山、东兴、通河等县；数次袭击中东、洮昂等铁路，致使齐（齐哈尔）、克（山）筑路工程一拖再拖。6 月中旬，马占山欲往松花江南与李杜协商，吉、黑两军联合会攻哈尔滨。
日军对马占山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自1932 年6 月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连续对马占山发动了8 次攻击，被称为“八伐马占山”。但马占山如同狡狐一样的谋略与战术，加之黑龙江省军民对日军同仇敌忾，顽强抵抗，使日军连连扑空，却又无可奈何。
6 月下旬，日军间谍侦得马占山已到绥棱的情报。本庄繁飞抵绥化，部署捕捉和消灭马占山的方案。日军调动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骑兵第一旅团及关东军野战汽车队，一齐向马占山司令本部压来。战斗持续半个多月，日军始终未找到马占山的司令部。
7 月29 日，马占山率千余人行至绥棱与海伦交界的罗圈甸子，遭遇伏击，被日伪军近万人包围，这便是“八伐马占山”中最凶险的第八次战斗。经三天三夜激战，马占山受伤，队伍溃散。马占山只带少数军官及随从冲出包围，部队阵亡及失踪者约500 人，［22］其中少校连长于俊海麾下100 余人的马驮子队全部战死。
战死者中，还有马占山重要幕僚韩述彭（家麟）。韩述彭生于吉林省梨树县，曾任马占山的副官长。九一八事变时，他冒死进关找到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陈报东北情况，并谢绝万福麟留用，坚持回东北老家抗日。
1931 年10 月下旬，韩述彭受张学良委派，穿越日占区，回到齐齐哈尔，并几次冒险往返于关内与黑龙江之间，可算马占山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并安排马占山等一些将领家属秘密转移天津。1932 年2 月，韩述彭任少将参议，在马占山总部参与军机，并负责保管印信、重要机密文件。
马占山陷入包围时，韩述彭正随其左右，协助马占山成功突围。
不料，日军根据马蹄印跟踪追击，3 天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打散。韩述彭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携带部分辎重，人数又较多，被日军误认为是马占山“本部”，不顾其他，舍命追逐。
29 日拂晓，韩述彭所率官兵陷入重围。全体官兵仅凭民房及围墙作掩护，与敌死战，被敌集中全力围攻一天。面对日军劝降，全体官兵无一人投降，悉数战死或被杀害，竟致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官兵来指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述彭重伤数处，仍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5 岁，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23］中国人民应永远铭记这位牺牲在东北战场上的民族英雄。
和韩述彭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佟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等，其中李继渊是韩述彭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24］
在韩述彭向北突围的同时，马占山乘混乱向东突围，后又遭遇日军阻截，最危险时，战马被打死，身边仅剩1 名卫士，并被4 名日军紧追不舍。马占山遁入树林，施展绿林中练就的手段，静静等待日军松懈，而后与卫兵突然出手，将4 名日军全部击毙，并夺其战马遁入深山；途中幸遇突围入山的卫队旅长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肃及随从，双方合兵共计42 人。他们进入深山老林，在无人区行军40 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25］因为韩述彭个头与马占山差不多，也同马占山一样蓄有短须，且带有马占山的名章和用具，日军误认为马占山已死，将“马占山”人头割下，挂在海伦城头示众，照相登报，并报天皇裕仁邀功。
马占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一次次反攻哈尔滨，成千上万的义勇军，似乎一切源头皆出自马占山。因而，日军邀功同时，大肆宣传“黑龙江的暗云扫清”“全省治安得以恢复”，一时得意扬扬。［26］9 月9 日，马占山将其在龙门将脱险消息电告黑河。驻在黑河的代理省主席郎官普立即派队伍给马占山送去了弹药、粮饷、被服和电台，马占山迅速恢复与关内外各地联系，着手组建各部义勇军，与日军再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