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名飞行员被四五辆卡车押往青年训导团的途中，报国获罪的巨大悲哀使他们如丧考妣。
当卡车驶入通往北碚的公路不久，便在一处杂草丛生、没有人烟的地方停下，车上的人全下来后，卡车驶上另一条路开走了。押车的队长和10名武装警卫便前后左右地把押送的23人包围在中间，往一个坡上爬去。如蜗牛般爬行一段山路，又步行一段羊肠小道，才来到山腰一处城门附近。此时，两个持枪的兵出现了，一个提着手枪的便衣上前和押车的队长说了几句。于是，卫兵将他们带进城门，往上走一段路，穿过神秘的几道大门，便进入山顶城堡里的战时青年训导团了。城堡很高，还设有炮台和瞭望哨所。徐世椿觉得山上规模不小，虽然道路经过开辟，房屋经过修葺和重建，仍可看出原先颓败的庙宇的痕迹。
这座山，就是远离重庆的五云山。它坐落在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兴隆场西南梁滩坝上，平坝突起，三面峭壁，山不大，却很险峻，山下横卧一条环绕山体静静流淌的梁滩河。山上最早是个避兵燹的寨子，明朝时建成陆通寺后，香火缭绕，山寨名声大振。清朝时扩建了山寨的规模，成为坚固的城堡。民国时，地方上有人曾在庙中办过小学。1940年，中统特务头子康泽奉蒋介石命，为集中营选址看中此处。于是，国民党中统总局和三青团总部将山顶庙宇改造成集中营，四周用环山条石砌成了坚固的围墙，并有重兵把守。这个集中营美其名曰“战时青年训导团，”由中统的康泽主管，三青团的汤如炎为副主管。
一路过来都在细心察看的吴天健在徐世椿身边耳语：“真是插翅难逃了。”
据统计，这里把守的重兵数目加上负责管教的官长数目，“等于被关人数的四倍。以四对一的优势防范着逃亡”。
在一处比较大的场地上，有不少正在进行拔草、修剪树枝、担水等劳动的男女老少，最年长的60岁左右，年小的才十四五岁。徐世椿、郭烽明用奇怪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他们思忖：“青年训导团，怎么会有老人和少年？究竟是什么性质？”
当这批身着破烂邋遢空军服的年轻飞行员，被10名持枪的士兵押送进来时，正在劳动的人都放慢了手中的活计，惊奇地注视他们。有不少人对“伊宁事件”隐约知道，私下有过议论，不料在这里见到这些忠贞爱国的年轻空军，既同情又怜惜。其中有一个人向他们投上特别友好的目光，徐世椿、郭烽明和很多飞行员都感觉到了。那人40岁左右，一直目送他们进入两间房打通的一个大通间。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色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空了(1)。
第二天清早，23名飞行员，毫无例外地逐一落发改装，即剃光头发，改穿训导团统一发的黄绿色军装。当徐世椿他们排队领到两套绿色军服、两套绿色衬衣裤、一顶军帽、一双绑腿、一双草鞋时，当年在旧市坝入伍的那种感觉**然无存，阵阵悲酸涌上心头。看着落地的长发和堆在一起留有自己体温并散发出异味的破旧空军服，更有一种人格上被侮辱、被嘲弄的愤慨。
这里的作息制度是早晨5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区队长的口笛就是命令，口笛一吹就得迅速集合。有人悄悄对徐世椿说，这里的官长都不是人，残酷得很……这里无理可说，只有绝对服从，否则便自找霉倒，自找苦吃，关禁闭、打骂都是家常便饭。禁闭有轻、重之分，关进有一个小窗子的小黑屋里属轻；关黑屋站笼式的小木箱内，罪可不好受啊……徐世椿这才弄明白，战时青年训导团美其名曰是一个负责训导的机关，其实却是一座变相的监狱！他们从兰州监狱到“战时青年训导团”，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进了另一个牢笼！后来他们才知道，要不是有抱得紧的23人群体，那集中营里的官长和狱吏还不是照样对他们动粗施暴？这里还关押了各地军警宪特送来的“中共疑犯”、“左”倾进步青年以及看不顺眼的倒霉蛋等等。
这类集中营不是仅此一家，在大后方，除了贵州息烽、陕西咸阳、成都三地的集中营外，五云山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了。
23名飞行员被编在二队，很快入伍教育开始了。
全天无时无刻不是集体活动。上午是上课，学习总理遗教和总裁言论；下午是挖地、拔草、担水等劳动；晚上是自修。
训导团为了节省经费，来上课的教官很少，可是每周仍有几人给他们上哲学概论、历史、地理，另外就是军事课的步兵操典、陆军礼节之类。
来上课的教官不是胡编乱侃，就是照本宣科，何况徐世椿他们是空军的精英，对陆军课哪有兴趣？有一次，上课的教官被教室里发出的打呼噜声气得拍起桌子，坐旁边的徐世椿立即站起，大声报告：
“报告教官，这同学昨晚肚痛了一夜，今天是带病上课。”
徐世椿的大胆和机灵，化解了这个矛盾。事后，郭烽明、王觉非都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了句四川话：“真要得！”
上午，大都是自学。即坐在安静的教室里自己看书，由训育员来负责监督。这反而使飞行员们自在了许多。徐世椿对郭烽明提出的“国民党，是不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党”也很困惑。现在有机会仔细阅读孙中山著作，还要写读书笔记，的确很难得。这样一想，徐世椿的心反而平静了许多。
下午的劳动是在区队长、队长率领下去营门外，在半山腰刨荒种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看到山下一块块的农田，山披上被开垦出的一方方菜畦，特别是能晒到太阳，这简直成了徐世椿他们最大的享受。在兰州监狱，只有放风时才能拖着脚镣到场地里透口气，想晒太阳简直是一种奢望。在这里的劳动，大家都把它作为难得的体能锻炼。尽管太阳底下的劳动弄得满身大汗，吴天健仍风趣地说：“难得的太阳浴，要得，要得。”在兰州监狱，得了伤寒病差点丧命的徐品行，健康也有了起色。年纪最小的邹忠劳动从不示弱，渐渐脸有了血色，眼睛也有了光彩。
蒙受了不白之冤的这批飞行员，只能随遇而安，不过大家对老学长郭烽明说的“以不变应万变”都是心领神会，谁甘心认命呢？
只是晚饭后半小时就要集合，强迫去教室自修，把大家劳动时的心情破坏了。4至6人围坐一盏小桐油灯，彼此面孔都看不清，哪谈得上看书、写笔记？只有训育讲话时，大礼堂里才有很亮的汽灯。晚上几小时的干坐，实际上是把大家软禁在里面，防范有人逃跑而已。
每天都如此重复，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不久，郭烽明、徐世椿等听到传闻，航校四期学员在“短平快”的速成训练结束后，马上飞向蓝天，对日作战全部阵亡。大家心中的疼啊，真如刀绞。联想到他们自己的遭遇，居然会有人在抗日最艰苦的时候，把一批成熟的飞行员置于死地，以致造成了四期数十名飞行员的死亡。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谁是真抗日？谁是不得已而抗日？抗战时期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这些青年，使他们也看清了一些问题。他们对国民党由不满到愤恨了。草菅人命的这笔账，连同他们被迫害的账，应该一并记在罪魁祸首孙浮生头上！是孙浮生一手制造了23名飞行员被抓捕的“伊宁事件”。大抓捕前刘立中等3人连夜翻窗逃跑，加上跳伞事件4人被除名，这事件涉及者达30人之众，等于折损了一个空军大队。这在当时原本弱小的中国空军，引起极大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了士气，削弱了空军力量。
此后，徐世椿他们又得知空军五大队队长罗英德将军上书航委会、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方，要求废除了空军军士制度，“吴大脑壳”又如在航校时那样，挥动双臂高呼：“我们胜利了！”邹忠将脸盆当鼓敲起来，大牢房里一片欢腾。尽管是熄灯后，但那个值班的队副还是冲了进来一顿呵斥。
那时，徐世椿他们并不知道罗英德将军上书的具体内容：
“飞军士改军官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且应采取主动来解决，要化被动为有利。美国如此庞大的空军，全部飞行员都是军官，我们只有少数飞行员，还分成两种身份是不智之举。我完全为国家和空军前程着想，不能一错再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航校三期同学对军官、军士制度不满，郭烽明、徐世椿等23人提出“异议”，进行抗争而获罪。可是不久，郭烽明、徐世椿等23人的“异议”，却因罗英德将军的积极上书而获准——废除了空军军士制度。
自此，三期另外的60名毕业生及各期飞行军士，接受6个月的补修军官课程，在完训后全部被授予军官阶级，并给予相当空军官校的期别。此后，三期有了新名称：“空军官校十三期特班。”可是，大家都习惯把“三期”作为自己的家，永远的精神家园。
那些获军官身份的60名飞行员，于1943年年初被分别派往美国奥斯汀空军基地、阿克拉荷马、山安通尼（圣安东尼）等地受训。而郭烽明、徐世椿等23人因“异议”，却以“奸党嫌疑”罪被关押五云山集中营，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一件事！被孙浮生一刀砍成两半的三期学员，从此天各一方，他们的经历和境遇便判若云泥了。
这23人被囚五云山集中营前后，无不牵动三期每个同学的心。
同样受迫害，被航校两次除名，又进入中航飞“驼峰航线”的吴俊，在1944年下半年回昆明途中，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赶到五云山。他原以为这个训导团是培养抗日青年的组织，郭锋明、徐世椿他们是在那里学习。到了那里，见重兵把守，营门前是荷枪实弹的门岗，对他一番盘查，才放了进去时，他的心凉了，意识到眼前这个训导团与自己想象的大相径庭。大学长郭烽明和另外的22位同学，一个个竟剃光头、打绑腿、穿草鞋的小兵模样，全挤在一间有气味的大房间里。吴俊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胃里像吃了绿头苍蝇般翻江倒海，难受得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一直尴尬苦笑的23人，个个眼圈都红了。郭烽明强忍着悲愤之情对大家说：“好兄弟，不要哭，难得见面，应该高兴才是。”吴俊一把抱住郭烽明，其余同学都拥上去，大家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吴俊擦干眼泪后，目光从一张张熟悉却十分憔悴的面孔上移过去，看见了“吴大脑壳”，哽咽着喊了声“吴天健”，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吴天健是被作为“伊宁事件”押回内地准备枪决的要犯，要不是有个高官舅舅，早就做了冤死鬼。
吴俊看见小老弟邹忠，又两眼一酸，他有航校区队长苏宝善的全力设保，要不是太讲义气，哪会有这个牢狱之灾？
参加几次跳伞侥幸生还的吴俊、伍庆香、卢成柳、杜远礼四人，因抗议降落伞事故被拘捕关押后，郭烽明、徐世椿和同学们曾分期分批前去探望，称他们四位为“英雄同学”，并想方设法营救。那时，吴俊等四人在“里面”，郭烽明、徐世椿他们在“外面”。现在，郭烽明、徐世椿等人和吴俊换了个位置，吴俊在“外面”，他们却在“里面”。这是多么可笑和不可思议！简直就是命运的无情捉弄！未见面时，吴俊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来；见了面，却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了。
当吴俊恋恋不舍离别这些心心相印、血脉相连的好兄弟时，徐世椿心里挺内疚的，他嘲笑过风流倜傥、被三期同学公认为美男子的吴俊。想不到吴俊在抗议跳伞事故中冲锋陷阵，被关大牢入狱，被空军除名，却改名换姓再度报考空军，第二次被开除后，又进入中航飞极其危险的“驼峰航线”，他是真英雄啊，并不是个花花公子。外在美的吴俊同时拥有一颗忠贞报国、重情重义的美好灵魂，临别时，徐世椿流着泪久久地拥抱了他。
今生今世大家能否再相见？命运不可知，前途也难卜，一股无言的悲哀涌上每个人心头！唉，相见时难别亦难啦！吴俊凄凉地感到离开了三期的好兄弟，自己成了一只孤雁，一只折翅伤翼的倦鸟。但生性倔强的他，当义无反顾地迎接命运的挑战……
想不到的是，飞行训练中学单飞被淘汰的殷汉屏也前来看望他们。他打抱不平地说，怎么会落到这般下场？说训练时的那种法西斯打骂简直受不了，放单飞时分明是找碴，才把他淘汰的。他心寒地看着当年那样生龙活虎、英姿飒爽的“天之骄子”，居然成了阶下囚，气得吹胡子瞪眼地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分手时，他重重地抛下一句，“哥哥们，日后用得着小弟殷汉屏，就吆喝一声！”说完把攥在手里写着“重庆仙人洞”的字条塞给了郭烽明。
伍庆香和杜远礼的未婚妻也来了，还在集中营里住了几天陪伴大家。徐世椿曾对杜远礼未婚妻开过玩笑，这次见面，不仅是他，好几个人都关心地问：“嫂子，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说得这位“嫂子”飞红了脸。杜远礼因特殊情况，实在来不了，他的未婚妻转达了他的无限思念和深深的歉意。
三期另外的60名同学，始终挂念着被囚集中营的23名同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经济上资助他们，给集中营上上下下“打点”。这也确实使他们没有尝到皮肉之苦，加之飞行员们的冤情，不久便尽人皆知，里面的官长和狱吏不仅不敢对他们动粗，反而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他们与其他犯人比，也就相对宽松了许多。
在集中营，徐世椿和几个同学都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全是外面同学的犒劳。抽上烟的徐世椿笑着调侃：“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当然酒和烟是有限的。
对残酷现实有了切身体会的徐世椿，与关在一起的乔石、孙午南、萨空了等这些地下党、爱国人士，吃、喝、拉、撒，成天到晚在一起，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徐世椿开始变得善于思考了。正如郭烽明早就说过的那样，不能做“飞机夫”了。
难忘的是那次在教室自学时，徐世椿耳闻目睹了萨空了与一位难友的对话。
那位难友好心地劝萨空了：“不要在被官长审查的读书笔记里写‘三民主义’中第四讲里的关于民族主义那些话，比如‘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萨空了奇怪地问：“为什么？”那位难友说：“孙中山确实说过这些话，可是，你为什么非要如实地写？你要是不略过这些话，这里的官长便会说你亲苏，亲苏就是共产党……”萨空了霍地一下站了起来，连声说：“荒谬，荒谬！”他面有愠色地说，“那些话，不都是孙中山的遗教吗？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这些人，怎么能看见人家引用孙中山的话就说他是共产党？再说，这两段话在民族主义中是很重要的。”
事后，徐世椿还特地向萨空了请教了孙中山这两段话的历史意义，请教了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萨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简单明了的说理使徐世椿茅塞顿开，在思想认识上大大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原来那些自命为孙中山先生信徒的，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家伙，其卑劣可耻到把别人引用孙中山遗教中的话，都作为是“共产党”的证据而加以迫害。这样的“忠实信徒”，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初衷。当下的国民党，已不再是孙中山先生当初创建的党了，徐世椿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上，萨空了引用总理遗训中“主张容共”的话，蒋介石说过对中共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的话，作为国共两党应当共同抗战的根据。这就等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人心悦诚服了。可事实又怎样呢？
徐世椿在细细咀嚼萨空了的话后，心想，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时，国民党空军里的孙浮生、周至柔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们23人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开口一个“奸党、奸匪嫌疑”，闭口一个“图谋不轨”，把大家往死里整。这不是分明把共产党作为对立面是什么？徐世春意识到，他们23人受迫害的“伊宁事件”，实质上就是孙浮生一手搞的党派之争！他们陷入激烈的党派之争，成了党派之争的牺牲品。
徐世椿未进训导团之前，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对国民党所说的共产党有多少外围组织，完全是一无所知。他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自由。到了集中营，上了党派批判之类的课程，才知道在国民党之外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党派。“尽管批判等于是谩骂，即便歪曲别人，美化自己，但往往成了替别人宣传，更有助大家去思考和判断。”在徐世椿知道了共产党有完整的理论和信仰，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后，徐世椿不只是对钳制思想的国民党空军恨得更深沉，而完全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甚至恨自己在旧市坝的入伍训练时为什么要“集体加入国产党”。他对国民党不再有任何幻想了！
万分幸运的是，在徐世椿他们23人入狱不久，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王若飞就通过集中营的地下党和他们联系上了。一直和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萨空了，还及时把这批飞行员入狱的事汇报给了王若飞，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王若飞对萨空了说：“这批飞行员，我党都要。”并考虑到飞行员要保持身体素质，需要增加一定营养，立即委托萨空了，带一笔钱给他们改善伙食。
萨空了转达了王若飞的话：“国民党不要你们，共产党要！”“到延安去，那里欢迎你们！”并将钱交给了郭烽明。当大家知道这笔钱是王若飞给23名飞行员的，要他们增加营养，养好身体，将来会大有作为时，23名飞行员都激动得彻夜难眠。在他们最困难、最痛苦、最绝望、最黑暗的时期，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王若飞给了他们巨大的关怀和温暖，给他们指明了道路和方向：释放后就在重庆附近待命，再设法护送他们去延安。
延安是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是全国热血青年向往和奔赴的地方，现在同样深深吸引了这批身陷囹圄、赤手空拳的年轻飞行员。
那时，延安把关很严。徐世椿他们在航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尽管如今被作为“奸匪”“特嫌”投进监狱，但对这批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消灭外来侵略者为理想而当上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青年，他们过去的历史未经调查核实，没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介绍、引领，也是很难获准去延安的。当下，有了这样好的机遇，徐世椿、郭烽明都觉得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一定不能错过。他们很快和同学们商定后，悄悄对萨空了说：“我们决心去延安，跟定共产党。你们想办法，尽快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分批走也可以。”
徐世椿窃喜：“因祸得福了，因祸得福了！”他一扫眼前的阴霾，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在监狱地下党的努力下，这23名飞行员终于明白一个重要的革命道理：共产党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彻底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推翻军阀混战的旧中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萨空了又告诉他们：“建设新中国是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人才的。”
于是，这批年轻人在集中营如饥似渴地传阅所有能看到的书籍，继续学习英语、俄语和世界语。兴趣广泛的徐世椿，居然把《莎士比亚全集》都看了，有的还会背诵。
张树奇任队长的歌咏队十分活跃，徐世椿是合唱团的领唱，带领大家高唱《大刀进行曲》，高唱他们的《期歌》。最使徐世椿开心的是地下党孙午南还帮助他们排练宣传抗日的戏剧《上前线去》《放下你的鞭子》等。其中到附近朝阳大学演出的大型反特话剧，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狱中他们继续出壁报，有一期赞颂淞沪战役中上海军民守土抗敌事迹的壁报，用宋肇兴的话说：“办得是竖有行，横对列，版面漂亮醒目，难友萨空了的一篇长文特生动感人。”
23名天之骄子的到来，打破了五云山集中营乌烟瘴气、沉闷窒息的气氛。加之他们心中有了念想和期盼，日子过得也就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苦不堪言了。
他们在山上开垦荒地，种了不少不同花色品种的蔬菜。吃着这些亲手种的蔬菜，徐世椿乐滋滋地说：“咱自给自足，伙食比兰州监狱好多了。”
徐世椿最积极的是争当学生代表的劳动力，因为可以到山下的小镇采购，当然有看管人员寸步不离地跟着。小镇上，那些小心经营茶馆、小店的善良乡亲的友好目光使他觉得分外温暖。尽管他肩挑手提，赤脚穿草鞋的脚跟磨出了血泡，不能随便与乡亲们招呼、说话，却与外面的世界总算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接触。特别是那位和他招手的老大妈，那目光和眼神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念起母亲，想念起老祖母和她亲手种的那株布满鹊巢的香椿树。这天下来的整个晚上，他便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里了。徐世椿这个心中的小秘密也只有郭烽明知道，郭烽明还大加赞美：“巢湖边的屋后香椿树太可爱了，那么多的喜鹊和乌鸦共同栖息在一棵树上，太奇妙了……”
夏天，徐世椿他们便在山下那条可爱的小河里游泳、划船。船桨溅起的水花连同受惊跳出水面的鱼儿，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端午节划船比赛，徐世椿还是蛮不错的舵手。他与身边同学窃窃私语：
“把身体锻炼好，为日后报效国家储备资本，没有健全的体魄，怎堪历史重任？”
时间在期盼中一天天过去了。徐世椿、郭烽明等迫不及待地想越狱，几人商讨过，地形也多次察看过，对山头上有坚固围墙、重兵把守的集中营，确如刚来时吴天健说的那样“插翅难逃”。集中营有几名被打得半死的难友，就是逃跑时被抓获的。23人越狱的事最终泡汤了。
被国民党特务非法绑架，未经任何审讯关押了两年之久的萨空了获释后，为揭露国民党的专制、黑暗与无能，他于1947年在香港出版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一书（1985年，内地再版更名为《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如实反映了他在国民党集中营的经历，并以两处笔墨写了23名飞行员的事。
一处写道：“二中队有23个由航空委员会送来的飞行士，这23个人大部都是航校毕业后又曾送到新疆伊犁航空训练班，由苏联教官教导过的人，有的学的是轰炸，有的学的是驾驶驱逐机……他们原本都是抱了一腔热血，想以身报国的青年高中生，投考航校后，又一贯受的是法西斯式的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在思想上他们实在是一张白纸……”
另一处写道：“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集中营的情况。当他们听到集中营关着二十几名，苏联在伊犁训练过的飞行员时，王若飞让我带些钱回去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下他们的困难。”
不过，王若飞要萨空了对飞行员们转达的真真切切的那些话，当时在书中是不能写的。否则，对背上黑锅的23人，便是雪上加霜，让迫害他们的国民党有了加油添醋的如山铁证。
书中还一针见血地道出23名飞行员受迫害的根本原因：“这些人所以送去伊犁重加训练，是因为那时中国只有苏联供给对日作战的飞机，为了能驾驶性能更好的苏制远程飞机，非重加训练不可。等到训练有了点结果，这时中国已能由美国得到飞机，于是这些人，因为受过苏联教官训练，已不为当局所喜，又因为年轻有点自负，开罪了空军中的政治人员，于是一个个陆续被捕。”
萨空了这部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书，也使徐世椿等23名飞行员受国民党迫害和后来思想上出现重大转变，有了一定的佐证。
————————————————————
(1) 萨空了（1907.3.26—1988.10.16），原名萨因泰，笔名了了、艾秋飙。出生于四川成都，蒙古族。1927年开始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供职于《北京晚报》《世界时报》《华商报》等。新中国成立前，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四处奔走；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拓荒性的工作。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萨空了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出版家、新闻学家及报刊主编，也是出色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光明日报》创始人，民族出版社第一任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