镣铐加身的郭烽明、徐世椿、王觉非含泪告别营房附近桦树林下那群好兄弟后，心情极其败坏。空军报国的壮志成为泡影，“杀敌报国舍我其谁”的豪气消失殆尽。
郭烽明含痛否定了参加空军时，只是为了抗日，凭着一腔单纯的爱国热情所选择的那条路，他在日记里写下：“让那些土屋里荒诞的哗笑，让那些罗曼蒂克的英雄思想……飞向天空驾着飞机翻筋斗的生活都去吧，我会忘掉你们的。”
与此同时，郭烽明还勇敢、愤怒地向死亡发出挑战，向法西斯反动的黑暗势力发出声讨：
“我并不怕死，我要向死神挑逗。我要在死神面前跳、笑、叫，我对法西斯强盗的仇恨的火花要在心里开花，我对于钳制思想的国民党特务们恨入骨髓，向特务们乞求是不行的，我立下志愿要向他们讨债。”这不只是郭烽明的心声，也是徐世椿、王觉非的心声。
当第一天大卡车在新疆荒漠的蓬蒿里开行时，公路两边那些毫无生气的枯蓬令郭烽明他们感慨万千，都痛惜这种沙漠边缘耐得起干旱的小草，“叶子、枝梗全没有半点绿色，七月生命旺盛的好季节，这些小草却只是微微现出一点灰暗的色泽”。而他们年轻蓬勃的生命，也像蓬蒿一般，虽“熬过昨晚恐怖的折磨，暂时可以拖下去”，但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他们曾经去过伊宁汉人居住地，经百年风雨剥蚀的这座空城，仍能依稀辨出城圈和街道的痕迹。一条水沟斜流过城圈外那座埋葬了成堆白骨的塔，这里人的命运，连枯蓬都不如。
他们又路过也是汉人居住地的伊犁区旧府，后改设伊宁的绥定。这里大都是天津杨柳青过来的人，他们把游牧社会导向农业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他们却像蓬蒿，那暗淡的生命，不幸一直追随。
第一夜，徐世椿他们住在天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的二台公路招待所里。这个小村庄给人印象很深，尽管是炎夏，从山谷吹来的阵风使人仿佛置身凉爽的深秋。山坡上一片苍翠的针叶林里，玉带鸟、知更鸟在树梢比赛着美妙的歌喉，谷底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则在尽情地伴奏。远处有用整根原木搭成的小木屋。这里简直是徐世椿脑海里出现的诗意幻觉。而河边种植的蓖麻、玉蜀黍和小糜子，有着明显的生活气息，恍如另外一个人间，在心醉神迷中竟让人闪过出世的念头。然而，脚下的沉重镣环使他们从梦幻中惊醒。
一股强烈的复仇火焰使徐世椿他们忘却了脚踝被镣铐磨出血的疼痛。黄昏时分，郭烽明和徐世椿、王觉非咬着牙艰难地走到公路上散步。尽管路上有惊异的目光追随，但他们全无罪犯心理上的愧疚。三人昂着头，挺着胸，目光坦然，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着脚步，身后发出一串串铁镣的刺耳声。就这样，他们拖着4斤重的铁镣，默默无言地走了200米远。身后三个兵勉强地拖着脚步跟着。他们潜意识里都想练习一下走路，或许可以趁机用石头磨断铁环，然后逃脱重获自由。其实这是很幼稚的想法，被三个兵押着的他们，又被黄副官大叫着喊回住处。
在招待所里，他们看见了两辆自乌苏油矿开往苏联的汽车，载了一些用具和器材。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又把油矿卖给了美国，中苏不合作了。一位苏联司机惊奇地问郭烽明脚上戴的是什么？为什么？郭烽明不知如何回答，该做如何解释，苦笑着说了对方听不懂的一句话后，又立即用流利的俄语轻快地对这个老外说：“我们是谢尔特-僚起克（飞行士）。”
对方愕然地瞪大眼睛，盯视这几位依然有股傲气的年轻中国军人片刻，摇摇头，连声说：“在苏联没有这些，根本没有，丝毫没有。”
那时，徐世椿他们都很羡慕十月革命后幸福的苏联人民，他们都是自由的。
这一晚，徐世椿、郭烽明、王觉非和机械士老谢对坐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沉默了很久很久。当老谢将目光转向微红灯丝的电灯，慢悠悠地询问若是触电能不能死人时，徐世椿便解释了说：“130伏特左右的电打不死人。”当时其他三人都没想到老谢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到达乌苏招待所时，一直闷闷不乐、有冤无处申的谢殿钦，竟然在一个下午，用一把菜刀割开了自己的喉管。吓得面色如土的卫兵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满脸、满身血的老谢大喊救人。
老谢侧卧在走廊上，脸色苍白，满脸的血，灰布军服前面全是血污，颈上有一寸多长的刀口，血还在流。他用沙哑的声音喊：“不要拉我，我要死，要死……”他急促的呼吸和叫喊使血一股股地往外涌。郭烽明拖着脚镣跳过去拉着他的手，喊了一声“老谢”，便说不出话了。
终于，黄副官请来了医生手术，没有打麻醉，只是两个兵使劲按住他的身体，老谢凄厉地尖叫几声便昏厥过去。
徐世椿在台儿庄战斗时，看了无数战友用大刀砍杀小日本的血腥场面，但眼下却不敢看抢救老谢的可怕场面。他和郭烽明、王觉非都背转身用颤抖的双手蒙住两眼，泪水从指缝里流了出来。是谁迫害了这个可怜的生命？这个华北平原善良农民的儿子，是航空机械学校第九期初级班毕业生，言谈举止里有股农民的憨直，他是万念俱灰之下才走了这条绝路的呀！
“一个善良的人会被一顶‘红帽子’压死，这是他的命运。也许有一天成了我们的命运！”徐世椿不由得想。
老谢苏醒后，看着身边满脸泪水的三个朋友，无力喘息着说：
“我想死……我的财产……朋友……家……家……全完了……请你们再给我一刀……”郭烽明三人都沉默了，眼圈又发红了。
老谢说完又闭上眼睛，衣服上的血凝固了，整间屋子里散布着血腥的气味。一个兵抱着枪坐在他的脚头，另一个兵持枪站在门口。徐世椿望了一眼持枪的兵，心想：“他是防止我们自杀的吧！”看着老谢那严重失血的苍白面孔，他们三人心中阵阵酸楚，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对老谢的活下来，真不知是悲还是喜了。
老谢终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活过来了，他说：“我手上戴的戒指他们也拿去了，他们怕我还自杀，我不再自杀了。我痛恨，恨透孙浮生那个龟孙子，我要活，活着才好报仇！”
因为老谢的自杀，押车的黄副官从乌苏县政府借来四副手铐。他铁青着脸要每人戴上一副，身体极度虚弱的老谢也不能法外施恩。郭烽明向黄副官保证，他们绝不会自杀，老谢就更不会了，而黄副官根本不理睬。连说话都费劲的老谢，因郭烽明他们三人被他连累深感不安，他双手无力地抬了一下，示意让黄副官戴手铐。在一旁开车的司机也看不下去了，忙给黄副官敬上一支烟，赔着笑脸，凑过去说了许多好话，足足有半个小时。黄副官这才凶巴巴瞪四人一眼，用力将手铐扔到车上。
走过天山雪水灌溉的水草田地带，便到了迪化。在市郊，汽车通过盛世才的警察所，受到严密的盘查。黄副官把公文拿给警察看，徐世椿一眼就看到“要犯四名”四个字。那警察爬上车，看着四人脚上的铁镣，狠狠地瞪了大家一眼。
迪化，已不是半年前的情景了，那次在盛督办设立的空军招待所的耳闻目睹，与当下所见大相径庭。街道变了样，“拥护盛督办建设新疆”的标语褪了颜色，六角的红星旗不见了，“六大政策”的宣传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蓝白十二角的国民党党旗。盛世才在《新疆日报》（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大谈“六大政策”就是“三民主义”……反帝军被改编成国民军，不再反帝了。各地反帝会被警察一网打尽。监狱、地牢更多了……
黄副官把押送的郭烽明等四人一车送到盛世才的督办公署。只见这里荷枪实弹的岗哨林立，仅大门到二门持枪的卫兵就有30余人，数不清的便衣在门外穿梭不停，犹如一座阴森的阎罗殿。
汽车开到大门前还未停，三五个兵就围了上来。汽车一停，这些兵就把车前车后都守住了。一个东北口音的上尉问明是空教队的——“中央的”，就很客气地准许车子开进头道门，要黄副官进里面谈。
当上尉听清楚了黄副官的意思，是要把戴脚镣的重大政治犯寄押到督办公署的大牢时，四五个平端着步枪的卫兵，还没有等主子发号施令，便立即站到汽车前后等着了。
在迪化是要换车的，那个黄副官这样做，是分明想把他们四人交给督办大人，投入他的水牢或大狱，然后以无车为由让他们死在狱中，好向交给他任务的总队长宁明阶、政训室主任孙浮生交差，也就是“结案”吧。郭烽明、徐世椿、王觉非都心知肚明，孙浮生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老谢微睁着失神的两眼，忍受着颈部的伤痛不呻吟一声。
跟上尉走进二门的黄副官，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一脸的尴尬和失望。郭烽明他们都在想，肯定是未见到督办大人，估计连督办的亲信也未见到。黄副官满脸怒气地坐上司机台，扯着嗓子叫：“走，开招待所！”
就这样，他们四个人的生命得到了延长，也庆幸没有被关进盛督办大牢，死得无人知晓。为了换车，他们在迪化等了五六天。郭烽明乘机还记录下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恐怖统治的一些资料：
他用屠刀逼着人民喊他“亲爱的盛督办”，他用进步的口号——“六大政策”——掩饰他的独裁统治……把他夺得政权的大事变，取名为“四月革命”……他唯恐怕人民有了力量对付卖假药的人，群起而攻之，因此他不得不强化他的警察网。有水的地方就有警察，而山里边的猎人牧人却没有一支猎枪来防身。新疆航空学校也有几期学生毕业，却没有一个飞行员服役，那真是个谜。有人说“不容于当道逃向延安了”，也有人说“毕业后都进了地牢”……
在入疆和出疆的这一段时日，徐世椿、王觉非也有了和郭烽明一样的明确认识：“卖假药是不行的，用进步的招牌实行落伍的军阀统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人民不能长久受骗，而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向人民靠拢。”
翻过天山进入吐鲁番时，正是酷暑。吐鲁番是世界著名洼地，低于海平面25公尺，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很大，夏季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54度。他们带着铁镣如何脱衣洗澡成了大问题，但不能脱衣洗澡，即使热不死，也会被汗臭熏昏。
开始，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戴着铁镣换裤子，向黄副官要求开镣。黄副官装聋作哑，说多了便自讨没趣，说急了反找倒霉。当然，打是不会打的，但会恶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谁叫你们犯法？周主任说要办你们，奉命钉镣谁敢开？”
真的是虎落平原被犬欺了！郭烽明他们气得直在肚里骂：“向刽子手讨饭吃的狗东西，我们有什么罪？犯了什么法？是哪家子的法？呸！”
最后，他们万般无奈地学会了戴着脚镣换裤子：先把一只裤腿顺着铁环里面拉下去，然后再从铁环侧面与腿的夹缝里拉回来，这样不就脱了一条裤腿嘛。另一只腿也依法炮制，大功便告成了。
过吐鲁番时，一路都在沙漠边缘，每天的日子都难熬。
整个沙漠简直像个大蒸笼，它的边缘也是又晒又热又炕，他们的嘴唇都干裂开出血了，嗓子、嘴巴干得发痛。军装上的汗碱，看上去如同一层白霜。一路上郭烽明他们轮流照顾着老谢，把仅有的一点水留给他喝，患难之交使他们成了好兄弟。
从伊宁出发，途经迪化、乌苏、吐鲁番、安西，走过茫茫戈壁和漫漫沙漠，才只是出疆，“镣铐万里行”也只不过是走了一半。之后又进嘉峪关，再经武威、张掖，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末秋初了。
兰州空军监狱，由原苏联空军招待所改造而成，是当时苏联援华飞机起降、整修和加油的空军基地。这所监狱，安着电网的高墙外面，持枪的警卫站立在一个又一个的岗亭里。郭烽明、徐世椿、王觉非拖着沉重的脚镣，失魂落魄地进入了这个人间地狱。他们怎么也未想到，原来的天之骄子，居然成了阶下囚。那一天，徐世椿还看见几棵树上残留的红花果往下掉。望着落在地上的小果子，焦干的口舌居然也生出了津液。他儿时在芜湖采摘过红花果，那有点酸甜苹果的味道，难忘啊！
郭锋明、徐世椿、王觉非属“案情重大”的政治犯，被分开关押在三间并排的牢房，徐世椿关中间，郭锋明、王觉非分关左右两边。
徐世椿他们三人仅一墙之隔，却不准彼此说话，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管束。整座监狱都被重兵把守，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将以往学的名家诗词在头脑里过电影，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背诵，监狱里传出了琅琅诵书声。他们还吼叫一连串的英语、俄语，那种学外语的劲头简直是疯狂，以致郭烽明的后人说：或许父亲和他的难友，才是“疯狂英语”的创始人。
此外，他们把会唱的抗日歌曲《校歌》《期歌》唱了一遍又一遍。郭烽明还将在保定师范读书时学的歌——民国著名作曲家黄自的《花非花》、黄自学生贺绿汀的《清流》（《莫把我的青春带走》），教会了徐世椿。这两首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尚的流行歌曲，是旋律悠扬、意境幽远、耐人寻味的老歌。
花非花
（白居易词 黄自曲）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清流
（贺绿汀词曲）
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
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
流水哟，请你莫把我的青春带走！
那一年兰州雪下得特别大，积雪过膝，天寒地冻。牢房冷得滴水成冰，一身秋衣难以御寒。地下是薄薄的麦草，晚上冻得无法睡，就蹦就跳，就靠唱歌激发精神，抒发满腔的愤怒和伤愁。在这个天寒地冻的黑牢里，他们三人靠一日两个黑馍度日。
谢殿钦属于生活犯，所有罪名经调查全属子虚乌有，无论如何也戴不上“红帽子”，甚至连边也沾不上，最后终于无罪释放。重获自由的老谢留在兰州飞机场继续做机械士。
“飞机场离关押我们的地方好远啊！老谢多次跑来看我们，给我们带些食物。有一次炖了红烧肉，冒雪跑几个小时端来给我们吃。我们的感情，现代人哪能理解……可惜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联系了。”再后来，连百度搜索谢殿钦三字，也没有搜到。至今，世椿老仍不胜感慨。
郭烽明在后来的文章里，还写了点他们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四十五年前，囚于兰州黑牢之三难友，重镣铆死，自夏至冬，无法脱换下衣，昼夜一灯如豆，一日两个黑馍，浸盐水而食。隔墙犹歌声悲壮，书声琅琅，可得而闻。不意长寿至今也。”
第一批被捕的吴天健、陈宗正、王戈伯、娄炳成、徐品行是否已经到达兰州监狱？关何处？第三批被捕的胡景廉、邹忠、宋肇兴等15人，又是如何？郭烽明等三人无不牵肠挂肚。
第二年，即1944年入夏的那一天，监狱长又大叫着出来集合，郭烽明他们三人才意外惊喜地见到了吴天健等5人，原来他们已关在里面了。更加想不到的是，第三批被捕的胡景廉、邹忠、宋肇兴等15人，被跟车的七八名士兵押送着，脚拖铁镣走了进来。他们个个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满头、满脸、满身的尘埃。
原来四年朝夕相伴、英姿勃发、亲如手足的好兄弟，一个个身陷囹圄，脚戴铁镣，在狱中相逢，真的是百感交集，悲喜交加，恨不得抱头痛哭一场。但监狱长、监狱官长以及警卫的敌视目光，都大大刺伤了这批飞行员的自尊。他们强忍住眼泪，噤若寒蝉，个个却神情冷傲地挺立着。
矮胖的监狱长干咳一声，提高嗓门发话了：“从今天起，你们分两个大号子关押，要老老实实，不许交头接耳……”随即按手中的花名册，先把10人拨拉进一间号子，警卫忙把这间的木栅门锁上。郭烽明他们三人和剩下的10人，被关进了另一间大号子，这间号子的木栅门又立即被锁上。
大家分手时，年长的徐品行、年龄最小的邹忠，都对郭烽明他们亲热地眨眨眼，那脸上哭笑不得的神情，徐世椿几天都挥不去，他好心酸，好心痛。
殷钟崃的作品《边城旧事》发表在《龙门阵》1994年第二期
在伊宁空教队，三期三批被拘捕的23名学员，都先后一个不少地被关押进兰州监狱，分开囚禁在两间大黑牢里。这就是孙浮生一手制造的“伊宁事件”取得的“辉煌”战果。
后来，徐品行患了伤寒。他昏睡在又湿又霉、又闷又热、汗臭难闻的黑牢麦草地上，只有同学加难友的十多个人省下喝的水给他，细心照料他。他们连续不断地强烈抗议，才来了医生给他开了药。总算幸运，徐品行活了下来，其他人也未传染上。
这黑牢里的一连串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