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心中有热爱的，有憎恨的，有痛苦与悲愤的，不要沉默！”这醒目的警句，是三期毕业纪念册上用粗体字印下的，表达出郭烽明、徐世椿他们83名军士的不满情绪，其中有对空军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官”与“士”等级的不满。以致这批飞行员一来到新疆伊宁教导队，就受到政训室的特别注意。之后，那晚50多人的盛大酒会，郭烽明讲话，以及在一片掌声中上台的吴天健大喊“我们要有前途就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这就更使政训室主任孙浮生认定他们“图谋不轨”而蠢蠢欲动了。
其实，那晚的酒会，也就是大家团结一致，为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努力而斗争，只不过是对不合理的官士制度不满而引发的一次自觉行动罢了。
可是，航校的官长不仅不重视同学们的合理要求，不设法向空军上层反映，妥善解决问题，相反还加强了对这批军士的压制。
郭烽明、徐世椿都认为，他们从航校毕业，在教导队至少也应享受学员待遇，怎能把他们当学生及士兵看待？不仅要每天参加操练，且限制外出，甚至总队规定要他们每人胸前佩戴一个标志性符号，上面写着姓名和级别。
徐世椿气愤地骂：“什么鸟玩意，这分明是歧视和刁难！”
三期同学全不能接受，大家一怒之下将这个符号扔进火炉。徐世椿望着跳动的火苗喊：“让它见鬼去吧！”结果营房里叫闹得最凶的几个同学当晚被拘禁。
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拘禁及抄查日记、行李等事件发生，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3月2日，第二中队由区队长张森带领做晨操跑步，全体30余名同学不呼“一、二、三、四”口号，张区队长即罚立正10分钟，并以“不服从”为由，报告中队长田超处理，旋又转报教导队总队长宁明阶。
翌日，总队长宁明阶训话，亲自带队喊操，但大家仍不出声。他点名吴天健、陈宗正、王戈伯、娄炳成出列单练，他们仍保持沉默。宁总队长勃然大怒，宣布以抗命罪将四人送禁闭室。此时全体激动，三期最年长的徐品行高喊：“把我也关起来吧！”结果他也一道被抓了起来。
第三天，即3月4日，经中队长田超疏导、教育，情势有了缓和，同学们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一致请求释放被禁闭的5位同学。但宁队长坚决不准，且已电报航委会，将禁闭的轰炸队5名同学于5月1日解送成都。这就是所谓的三期“抗命事件”。
富有鼓动力的吴天健
吴天健是第一批被捕5人中的首要分子，因那晚酒会当选为主席，他的话有鼓动性，政训室主任孙浮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把吴天健作为“首犯”，单独押往重庆，准备予以枪决。因为成都、重庆都有空军军法处，是直属于空军最高权力机构航空委员会管辖，被抓捕的五名空军，还是要走这个司法程序。根据孙浮生上报的吴天健材料，他是必死无疑。但幸运的是，吴天健有一位时任国民党交通部高官的舅舅力保，才得以“枪下留人”，暂时免于一死，后转关兰州监狱。
抗命事件后的6月26日，跳伞摔伤留成都的王觉非腰伤才愈，最后一个到达伊宁时，带来了第一、二期学长关心、慰问的信函。当晚同学们开会，选举期代表具名函复，详述轰炸队5名同学禁闭原因及解送回成都一事，希望积极斡旋营救。不料复函被政训室截邮获悉。政训室主任孙浮生便以此为证，大做文章，硬将为解救违纪被关押的5人而想方设法的郭烽明、徐世椿、王觉非（王聚五）等诬陷成“三期里应外合”，有“奸匪组织”，并同那起违纪事件联系在一起，作为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大案处置。
7月25日，空军最高领导、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席、中国空军司令周至柔亲抵伊宁视察工作。暗藏祸心的孙浮生喜出望外，因他已抓捕了吴天健等5名要犯，且已押送成都、重庆，这下可以向周司令邀功请赏了。
这位当了10年空军首长的周至柔，给徐世椿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板着面孔，一开口就把“命令绝对服从，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的话挂嘴上。作为军人，对命令是应该绝对服从，这话一点也没错。但如果是服从错误的命令，产生了严重后果由谁负责？徐世椿有点想不通。另外，他也和郭烽明等同学一样，对周至柔有些看法。
徐世椿、郭烽明曾私下议论：
周至柔司令来自陆军，对空军几乎一窍不通，不但不能指挥作战，甚至连指挥逃警报都不行，造成了无数百姓的伤亡、空军的重大损失。当然，这绝不是凭空诋毁他，而是有以下事实为证：
重庆大轰炸过后不久，日本使用了零式飞机第一次来袭。国民党空军驱逐队40多架战斗机，在飞遂宁落地加油中与日军途中遭遇，无一幸免，全军覆没，40多个飞行员，跳伞生还的没几人。时常造谣的中央社还说击落敌机6架……司令官被押了几个月后保释，而周至柔每次逢年过节还领勋章。
另一次，成都的驱逐队遭遇同样的情形，一批性能很好的苏联伊+15Ⅲ型飞机，飞往天水避难，18架飞机全部遇难。另外一次摆满成都双流机场的伊-15Ⅲ型飞机，一仗打下来，三分之二没有回来。11架日本零式飞机，临走编好队，飞过成都上空时，还是11架。
天空打不赢，地面防空更无计划，日本飞机曾在南昌（未失守前）和成都落地竟然把信号旗拿走。国民党的空军花了不下10个军团的经费，3万人服役，第一线战斗机没有达到150架……
徐世椿仰望苍天，一次次愤慨地发问：以上这些事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身为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怎能推卸得了责任？
徐世椿的脑海里深深刻下这样的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说一个大将的功业，是千千万万士兵用生命换来的。当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这是客观事实，但甘洒热血救中华的中国空军健儿个个英勇无比，连对空军情有独钟的宋美龄都赞不绝口。而这个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司令一天空军都没当过，空战就更不谈了，哪有什么战绩、战功可言？他这位大将的功业是什么？居然当上空军司令，怎能不是空军英烈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花翎顶戴！
不过，三期同学对周司令的到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和幻想。郭烽明还详细记录下了那一天热烈欢迎的情景：
伊犁的七月天气燥热得令人难过，几乎每天都是大晴天，麦田里干成了裂缝……
一大早我们就听说乌鸦头子周至柔要来，全体同学奉命动员了。把寝室的地扫了又扫……每个人的马靴擦得照见人影……队长集合我们演习点名，把右臂伸直举得端正，两目凝神注视不许做怒容，但又不准笑……
苏联顾问也守着他们的规定，每个人穿着整整齐齐的西装。总顾问并且还戴一顶呢帽，热得满头是汗。
傍午时候，我们已经全副武装，军服整齐地在机场列队相候了。足足等了一小时，一架G-47客机落了地，滚到停机线。铁门开了……
同学们要预备伊宁最好的宴席请他……
在烈日下全副武装、军服整齐的同学们，在汗流浃背中，终于迎来了穿夏威夷短袖衬衣和短裤，戴考克帽，铁青着脸，却威风十足的周至柔。
早已汗流浃背的同学面对走下飞机的周至柔那冷峻的目光，旁边陪同的孙浮生满脸堆笑的献媚取宠，不由得从心里冒出一股冷气，不祥的预感如乌云般笼罩头顶。
徐世椿闷闷不乐地想：“我们不是心悦诚服甘做奴才，完全是为了应付周至柔，好搭救5个不幸的同学。”
同学们头上的汗水流到脸上、颈脖子上，都不准动手擦，简直难受极了，大家都窝了一肚子火。午饭谁能吃得下？只好敲桌子、打碟子出了一阵子气。回到几十人住的大营房，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压抑。不会吸烟的也跟着点燃纸烟猛抽起来，顿时营房里烟雾腾腾、呛咳阵阵。一位同学大声调侃：“喂，万事不如一支烟在手啊——”大家相视苦笑无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周至柔在孙浮生的一帮人陪同下始终没出来和同学们见面。三期少数同学原本是一般的违纪抗命事件，孙浮生竟大打出手，抓捕5人后，又借期代表回复一、二期学长关心慰问并请求斡旋营救的信，大做文章。孙浮生对空军司令周至柔那副点头哈腰媚态十足的模样，徐世椿、郭烽明他们看了都恶心。
可恶的是，孙浮生竟下令队里扣着办筵席的伙食钱不发，还给徐世椿他们安了个冀图包围蒙蔽官长、发动暴乱的大帽子。郭烽明和徐世椿深知“我们是真到了想做奴才而不可得的时候了”。徐世椿对郭烽明耳语：“情况不妙！”郭烽明咬紧双唇点点头，并在心里恨恨地想：“眼前这个看见蒋介石会连串应答‘是’的周至柔，对他能抱多大希望？”郭烽明原先还准备了一些话，要向周至柔说，为大家争取一点福利。可是，他现在越想越觉得幼稚可笑了，但无论如何想不出司令要对他们动杀机的。
当中队长张光明出现在门口喊郭烽明、徐世椿，说“周主任召见，把衣服穿好”时，他们俩还是一惊。又因是处理轰炸队的事，王觉非不仅是轰炸队的队长，还是为一、二期学长带信的联系人，当然也被点名了。三人整理好衣冠后，勉强振作精神，往队部走去。
周至柔已坐在总队长室了，两边只有总队长、总队副陪着。郭烽明、徐世椿、王觉非三人进屋脱帽，在离周至柔六步远的地方立定，穿马靴的两足用力靠紧发出的响声，令周至柔皱了一下粗短的眉头。
中队长躬身引见说：“报告，他们三个来了。”说完退了出去。
三人站好整齐的队列，清澈明亮的眼神互相对视之后，情绪都放松下来。他们是准备为抗日献身的爱国青年，纯洁到心如明镜，没有一点尘埃，胸怀坦**，没有一丝丝的杂念。此刻，他们安静得像一滴晶莹的水珠，始终保持着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立定在那里，脸上还挂着一丝浅浅的、自信的微笑。
周至柔点过姓名，劈头盖脸就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仿佛晴天霹雳，三人头脑轰地一炸，全都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惊出一身冷汗。谁都明白，是共产党要杀头的，这分明是把他们往死里整。
对横加的莫须有罪名，三人又气又急，还未来得及申辩，周至柔却提高嗓门恶狠狠地追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那长满红疙瘩的脸涨得发紫。
郭锋明不是共产党，徐世椿、王觉非也不是共产党，他们也从未接触过共产党，甚至对共产党根本不了解。硬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郭锋明气愤地认为简直是“栽赃”，是“混账话”，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把“硬栽一头赃的混账话”骂出口。他挺直了腰，正视周至柔，理直气壮、声音响亮地回答：“报告周主任，我若是共产党，我自己死！”
徐世椿、王觉非偷偷地看了郭烽明一眼，同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请主任调查！”
不过，他俩说话急了，多少有点紧张，竟忘记了禀告上司应有的格式，即“报告××官衔”。
“不用调查，你们的官长报告你们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们的官长。”周至柔说这话时，脸板得更凶了，咄咄逼人的目光像利剑一样寒光闪闪。
郭烽明他们三人一进总队长室，就知道谁在背地里坑害他们了。
孙浮生早就把框框调调定好了，他整的上报材料更是天衣无缝，周至柔不仅看过了，而且还认可了孙浮生对三期发生的“抗命事件”是属于“奸党”“奸匪”“图谋不轨”的定性。一切解释和表白都没有用。
对于郭烽明三人的极力否认，周至柔十分恼怒。气氛更加紧张了，对立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出现了几分钟的僵持局面。郭烽明突然感到对方“两只眼睛像预备咬人的母狗似的，瞪得直直的盯住他”，徐世椿、王觉非也感到了这个可怕的目光。
此时，周至柔恶狠狠地从嘴里一字一顿地吐出：“不要你自己死，有军法在，我要杀你们！”他在说“我要杀你们”时还特别加重了语气，把一只手的五指并拢使劲一挥。
徐世椿早有思想准备了。三五天前，他的几本日记统统被政训室搜去，孙浮生勒令他交代与一名女共产党员的关系。因日记里，他提到一个在合肥同时参军的同乡张文煦，进入航校时失去了联系，后来又听说张文煦到了陕西跃县的矿上，究竟张文煦是不是共产党，连徐世椿本人也不清楚。可是孙浮生对徐世椿日记里的这个新发现如获至宝，认为这个到矿上的准是共产党员，他认定和确信抓住了徐世椿通共“不可推翻的证据”，有了如山的铁证，这个徐世椿往哪里逃？
有孙浮生提供的种种“可靠”证据，周至柔便一口咬定郭锋明三人是共产党，还**裸地表明要杀他们，整个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火药味，简直是杀气腾腾了。
三人都是二十冒尖的青年，虽然郭烽明年长一点，也还不到23岁。面对格杀勿论的罪名，愤怒和恐惧如无边的黑暗，将他们原先仅有的一点微弱的希望吞没了。虽然死不足惜，但长空杀贼报国的理想成为泡影，这使他们心如刀绞，死不瞑目！
不过，心有不甘的徐世椿、王觉非还是将说过的话再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是共产党，请主任调查！”
“你们不承认？！”周至柔转动冒火的眼珠，气急败坏地叫起来。随即，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直着嗓子吼：“你们官长孙浮生说你们是共产党！”
事实已充分证明，陷害他们的正是被郭烽明、徐世椿称为“卖黑膏药店老板”的孙浮生。他们早就看透了这个家伙。在郭锋明笔下，他是这样的一个货色：“开腔说话是湖北音北京调，眼睛眯着笑，而嘴角上一股杀气。你可以指着他的额头骂他‘混账’，而他准是低声下气说：‘对不起，有冒犯先生的地方请包涵，老弟事情忙……哈哈……’但是背地里与特务勾结，做着杀人的勾当。他是一个微笑的刽子手，以杀人为职业的野兽。”
想不到在民族危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孙浮生竟如此迫害他们这批爱国的年轻空军，徐世椿、王觉非以及其他的三期同学都和郭烽明一样，对孙浮生恨之入骨。
那个听信谗言、不做调查的周至柔司令，不问青红皂白，说来说去就是孙浮生画框框定调调的两句话，审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拍桌子大发**威：
“给我关起来！关起来！”
郭锋明、徐世椿、王觉非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手脚发凉发麻，三人如梦游般就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退出房门。
外面早有七八个武装士兵在等着，副队长冷冰冰地说：“把飞行胸章、领花、佩剑取下来！送禁闭室去！”
三人气得手发抖，从军装上扯下胸章、领花，摘下佩剑，交给看守兵，看守兵又交给排长，最后排长双手捧给了执勤官。他们引以为豪的空军标志，转眼便子虚乌有了，心中的屈辱、愤怒和悲哀，简直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辛杂陈。郭烽明又伤心又痛恨地在心里说：“周至柔，你可不要把这些取自日本人的战利品向蒋介石讨功吧！”
他们三人，分别被两个兵押着走下台阶。
刘队副下令：“向左转，送重禁闭室，不准会人，不准送棉被……”
向左边走十几步就是重禁闭室，可这十几步真难走啊，他们简直拖不动腿，迈不开步。他们三人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着，艰难地走着，希望看见营房里哪怕一个人也好。他们想向大家道个别，这一走恐怕难以生还了，他们心有不甘啊，他们想让同学们知道事实的真相。可是，营房门紧闭着，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一天，1943年7月25日，作为首犯的徐世椿、王觉非以及首犯中的首犯郭烽明失掉了自由，他们作为第二批被抓走了。
当士兵开了大锁，三个人走进那个矮矮的门槛时，在屋里昏暗的光线下，他们看见了门板上躺着的人正翻起身，打着呵欠。徐世椿不由得惊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