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林巴克基地，三期话剧团、合唱团依旧活跃，演出话剧《雷雨》《怒海沉船》，高唱《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特别是，在那四月天还是早春的伊宁，他们那些年轻人如郭烽明所说，终于“耐不住春天的挑逗了”。
正如春风已度玉门关那般，他们“久住在山沟里被梅雨浸湿了的心思，开始在草原上奔驰”，他们的“眼睛为山头白雪照亮了”，他们的“情绪被荒原上一点火而燎原的伟大场面而开展了”。郭烽明再也不甘沉默了，他和志趣相投的徐世椿等几个同学在《伊宁日报》包揽了一个周刊，以春风催生的离离原上草之义，取名《塞上草》。在发刊词里，他呼喊：“汲取于生活，我们歌唱！”
在航校时，郭烽明是三期读书会“飞箭社”的发起人，创办过壁报《云野》《剪云》，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现在他主办《塞上草》这样的刊物，本来是应该通过政训室，可是郭烽明、徐世椿他们不予理会，把稿件直接送交报社，这就大大触怒了孙浮生。《塞上草》是文艺刊物，虽然体裁多为散文、诗歌，写得也很隐晦，用郭烽明的话说“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丝毫社会气氛了”。他写的一首山地小诗中，有这样的一节：
爬上西山，
早晨的太阳，
红了半边的天空。
河边，
有弯曲的雪径，
河边，
冰块敲着拍节，
歌唱我有洁亮的心田。
徐世椿很喜欢这首清新、明快的小诗，它有一种美好的向往。而郭烽明描写的另一个维吾尔族人居住的乡村，语言朴实亲切，展现出的画面，又是那样令人羡慕的一种宁静、祥和的生活：
“骑马外出狩猎披着油腻‘恰帮’（棉袍）的老头，当在泥土垛成矮墙、枣树枝编成栅栏门边抱着小孩守候的老妇，迎来了马背上带来一只猎获的黄羊的老头时，都高兴得哭了……”
可恨的是，连这样的诗，这样的文字，都被认为有问题，徐世椿和同学们都很气愤。
在当时空军中，自由的思想是不容许有，甚至连思想都不许有。郭烽明说得对极了：“只许吃肉、睡觉、玩耍、打牌……国民党想把我们喂成猪与武士道去做牛斗。”
徐世椿、周德武、王觉非、宋肇兴、李天相、张兆朴等都紧紧团结在郭烽明身边，积极为《塞上草》写稿。
身材健美高挑，篮、排球队主力的殷钟崃，原是四川某县太爷家的少爷，参军时才16岁，性格比较软弱，郭烽明用艾青的诗句形容他是伤感的“伏在紫色的岩石上哭泣”的孩子。但他爱读书，爱思考，也爱舞文弄墨，居然写了一些感伤气氛很浓的诗，连续在《塞上草》发表，并取名《北行集》。殷钟崃坦言，一位白俄姑娘告诉他很多苏联杂志上的故事，使他很受启发。
很快汉语文字水平不高的《伊宁日报》面貌改观了，《塞上草》有了名气，边塞小城的这家报纸一下子火了起来。街头小报童跑跳着用维吾尔语调的汉语吆喝着：“《塞上草》！《塞上草》！”争相购买的人群使报纸销量大增。
伊犁区青年学生纷纷向郭烽明、徐世椿他们靠拢了，不只是积极投稿，甚至还跑了过来。
一位署名“张星”的霍尔贝斯的青年，写了几首小诗给他们，其中两句是：“遥望着对岸辉煌灯火，我想飞过去。”另一首诗歌中有这样的诗句：“在日落的地方，我向往着另一个国度。”
想不到的是，政训室扣下了这两首小诗，大造舆论说：“霍城对岸是苏联。”“日落的西方，就是苏联，向往的一个国度当然就是苏联。”这样仰慕苏联，怎不是明目张胆地“亲苏”？写这些诗的人简直是“奸匪”，刊用这样的诗就是通“奸匪”，并下令《塞上草》每期送审稿件。
为了抵消《塞上草》的影响，孙浮生他们也在《伊犁日报》专门包揽了一个名为“犁艺”的周刊，“每期大花其钱，锌板、木刻、插图，花样倒多，只是内容不佳”。郭烽明怒斥：“他们自命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满纸都是周公、孔子、大汉族主义的臭调，是糖衣毒药的鬼郎中。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说‘举起清白大旗（国民党的旗），发动清扫运动’。”
7月间，伊犁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伊宁区各族文艺工作者出席的文化座谈会。郭烽明和一位姓王的朋友代表《塞上草》出席，《犁艺》则是由政训室孙浮生主任和干事汤沸代表出席。
在座谈会上，两方对垒，唇枪舌剑。孙浮生又大吹大擂，继续贩卖鼓吹他的“大汉族主义”论调。
郭烽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说：“祖宗的归祖宗去吧，当前的问题是汉族应当向新疆13个民族学习，增加文学里的语汇，促成文化的交流，尤其应该向下层朴素的人民学习，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真正人民的语言。”其实这正是郭烽明他们办《塞上草》的根本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意图。
郭烽明从行政长官公署开会回来后，徐世椿、王觉非、宋肇兴等同学立即围上去。郭烽明说双方争得很激烈，他与孙浮生是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他尽管很恼火孙浮生鼓吹“大汉族主义”，但还是很克制地说了“要促成文化交流”的话。
郭烽明识破了孙浮生他们的伎俩，他们嘴里的“周公，孔孟者，三民主义是也”，他们称“马克思为先生”“斯大林为同志”，喊“共产党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标榜。因为郭烽明哪怕“多读了一页俄文都是犯罪”，更不用说投稿的青年，在诗中流露出自己的一点感情倾向，即便很隐晦，也躲不过孙浮生们狗一般的灵敏嗅觉了。
《塞上草》在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下，经“清扫运动”被迫停刊了，仅仅办了10期。
“清扫运动”，实质上是郭烽明、徐世椿他们与孙浮生进行的一次公开的思想上的交锋和较量。《塞上草》以郭烽明为代表同教导队政训室孙浮生等在文艺倾向方面进行的辩论，被孙浮生认为是有“异党观点”，竟乘空军司令周至柔来伊宁视察之际，密报郭烽明、徐世椿等是有政治背景的“异党分子”。早就心怀叵测的孙浮生为此更是恼羞成怒，窥伺可乘之机，准备对这批有思想、不甘当奴才的青年下毒手。同学在航校时的种种情绪和不满，也随之更加突显出来。
国民党的空军在当时存在着严重的派系之争，“中央派”定期升官，杂牌子的东北派、广东派、广西派都得等一步。更日趋严重的是军官与军士之争。
据说，“士”与“官”的区别，在于入学时的学历，初中毕业进士校，高中毕业进官校。绝大多数三期学员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中断学业、投笔从戎的，其中高中、高师学历占绝大多数。邹忠、张树奇入学时才15岁，虽然初中还没有读完，他们在入伍和飞行的学习、训练上，更是千百倍地努力，各科成绩都不错。
三期毕业的83名飞行员，是280余名入伍生在航校四年“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艰苦训练、与死神搏斗中筛选和幸存下来的。他们在飞行技术、才华学术上都出类拔萃，不仅是中国空军中的新鲜血液，也是空军队伍里的精英。怎能凭入学时间先后及参加的仅仅是飞行士的招录，就一概定为军士？尽管与“官”上一样课程，受一样训练，却比官要低一等，士的地位、待遇，都远远低于官。
那个原是陆军，靠了陈诚关系，与蒋介石又是同乡才拉住了裙带爬上来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又明确规定：“凡属飞行士永世不得升官，并且严禁投考空军军官学校。”否则一经查出，请进监牢。
在这样的情势下，上一样课程，受一样训练，同样的水平，甚至学术、技术高出官的军士，却往往受到官的歧视，从而大伤了他们的自尊。有少数官长常借故责难或当面斥责，不留一点情面，且又动辄禁闭处分。甚至连三期同学在运动会中获田径、球类比赛锦标最多，也不按应得予以颁发，居然平均分配给其他各期。大家为此只能忍气吞声，牙齿打落往肚里咽。后来航校一次“邀请成都社会名流”参加的大会，“来宾和军官都坐椅子，军士只能席地而坐。结果大部分军士不去参加。一位军官吹集合号，仍无人前往。还有人拉闸断电，有人趁机打了作恶的军官，造成轰动成都的新闻”（殷钟崃《往事如烟》）。
到伊宁教导队参加集训后，空教队少数官长仍把三期同学当学生和士兵看待，仍如在航校时，常借故责难或当面斥责，不留情面，或禁闭处分。军士身份的徐世椿、郭烽明等这批83名年轻空军，决心靠团结和努力学习，与那些军官身份的人一比高低，为自己争取合法的平等地位。
有一天晚上，50多个同学在一起聚会。
他们一开始就别出心裁地制造了一个欢乐的气氛，先到的第一批同学指着第二批到达的郭烽明、徐世椿、殷钟崃他们的鼻子，用俄语笑骂“乔尔马克”（鬼东西），一位充当翻译的同学却说“你们鼻子有福气”，逗得大家扑哧一声笑出来。然后大家唱俄文歌曲，表演刚学到的伦巴舞，两条腿像拐子马似的乱跺，身体像不倒翁似的摇摇晃晃，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不一会儿，酒会开始了，有定做的60人同吃的大蛋糕，还有糖果和红酒、啤酒……
“请选主席！”
“吴大脑壳！”几个人跳着喊起来。
他们说的是下巴尖、额头宽的吴天健。徐世椿和郭烽明都开玩笑说过他：“脸的轮廓活像个倒立的等腰三角形，大脑壳子！”从此吴天健便有了这个外号。他不仅是三期合唱团的男低音，还是大家敬重的学生头领袖之一，很富有鼓动力。
这时，同学中一片赞同地欢呼：“要得，拥护！”
在不歇的掌声中，吴天健上台了，他伸出拳头用力挥动，高声发言：“我们在边疆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要有前途就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大家干杯！为团结干杯！”大家跳着狂呼起来。
那一夜简直没有把酒当作酒……
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抬走，宁愿醉倒，宁愿倒在地板上翻滚，嘴里还在叫着“团结，干杯”！
徐世椿、郭烽明从来都没有那么兴奋，他们先喝啤酒，拼了十几大杯之后，再喝红酒……
满脸通红、摇晃着脑袋的徐世椿搭着郭烽明的肩头，嘴巴一张一张想说话，郭烽明身子歪歪倒倒地大喊着：“兄弟们，有梁山泊的哥哥就有弟弟，我、我代表第二批的同学敬大家一杯红酒，我们当血喝，让我们有相同的血液！第三期的同学是不能分化的，团结，进步！”
所有的同学都高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杯红酒，我们当血喝，我们三期有相同的血液，是不能分化的，为团结干杯！干杯！”
酒会第二天，同学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每队各选出一名秘密负责人，负责各队的消息传递和行动指挥。驱逐队负责人是徐世椿，轰炸队负责人是邹忠。
郭烽明对徐世椿说过，入航校后，渐渐意识到团结的重要，必须团结起来面对更残酷的压迫。但是，轰轰烈烈的酒会预伏下祸根，是徐世椿、郭烽明和任何同学都不曾料到的。
那晚，是三期同学最后一次“为团结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