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
从成都到伊宁4000多公里，只有一条公路。公路质量差，长途跋涉，时间达一个月以上。教导队等着要人，航委会便专门派飞机运送学员过去。当时中国进行长途飞行的运输机只有几架美国造的C-12，每架可乘数十人。
1943年2月23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
同学们乘车到成都北门外的凤凰山机场时，飞机已停在那里了。开飞机的是当时很有名气的衣复恩，后来成为蒋介石座机的驾驶员。
当飞机进入雾气重重的云层后，机翼上开始结冰，机身上那条连接机翼的钢丝变成了一英寸左右粗的冰棍。因为雾大、结冰，飞机超载，越不过秦岭，在云雾中艰难飞行了大约一小时，下降落地一看，仍然是凤凰山机场。接连几天天气不见好，上面不断电话催问，衣复恩听得不耐烦了，把电话一摔叫起来：“那你来飞嘛！”那种说话的神情和模样，给徐世椿印象很深。
过了几天，他们终于艰难、平安地飞抵了兰州。歇一夜后，又在晨光熹微中往新疆方向飞去。飞越天山时，超载的飞机飞得不够高，在半山腰飞行，舷窗外的山比飞机高得多，翻越山岭必须从两峰之间的谷口穿过，相当危险，徐世椿他们都为衣复恩捏一把汗。
一路上大家都有点紧张地在看着地面，绿色的四川，黄色的甘肃，灰白发亮的大戈壁……衣复恩全神贯注地驾驶，使尽了全身解数，尽管飞机穿云破雾，绕山峰穿谷口，却飞行得相当平稳。
思想完全放松下来的郭烽明、殷钟崃等同学挤在机舱里**满怀地跟着徐世椿哼唱那首《玉门出塞歌》。
当飞机平安降落在白雪皑皑的北疆迪化（乌鲁木齐）机场时，已是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从兰州到迪化，足足用了四五个小时。
徐世椿他们这批飞抵迪化的空军，在盛世才创办的航空招待所宿了一夜。
尽管迪化机场积雪盈尺，温度在摄氏零下20多度，但令人新奇的不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边塞风光，而是它特有的边疆情调。
航空招待所门前，那排醒目的红色大字：“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就是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制定的“六大政策”（人民出版社《吴忠信传》第320页，丁剑著，2009年12月版）。招待所墙上，挂着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大照片，宽宽的一丈多长的红布上贴上了用纸写的俄文标语。工作人员都头戴八角帽，上面是六角红星徽章。这对于看惯了孙中山和蒋介石肖像及青天白日徽章的徐世椿、郭烽明他们，的确是眼前一亮，耳目为之一新。
两人合围、高度直达屋顶、彻夜不灭的火炉，使室内温暖如春。招待他们的不是内地常见的“强盗牌”和红锡包香烟，而是正宗的苏联货。晚饭也是他们不曾见过的苏联式西餐，马肠、肉饼、黑面包和一大盘通心粉，还有萝卜汤。最后一道是保存得很好、切成一片片的翠绿色的香甜可口的新疆特产哈密瓜，徐世椿觉得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这顿美餐，使从内地来的充满好奇的年轻空军们大快朵颐。津津有味吃了很多哈密瓜的郭烽明突然冒出一句：“真的是怀抱火炉吃西瓜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那晚，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位四川同学看到一只肥大的猫，惊讶地叫起来：“嘿，好大的猫儿！”话音未落，猫就嗖地蹿过去了，把他吓了一跳。徐世椿也奇怪：“猫怎么像一只半大的狗呢？”
更想不到的是，盛世才派人过来把大家接进城区，又茶点瓜果招待了一番。之后，请大家观看少数民族乌兹别克的舞蹈和地方戏，当然，也可以自由活动。
徐世椿和郭烽明挤在点着大壁炉的少数民族俱乐部，在弥漫着一股汗味和着羊肉膻气、烈性烟味的剧院里，观看了十月革命的旧片。莫斯科工人“我们要面包！我们要自由！”的愤怒叫喊；乡村农奴抑郁的游**；半醉的村汉在手风琴奏出的民乐中的大声歌唱；苏共开会时，列宁消瘦的身影，瞪得发光的“蒙古型”眼睛，观众的一阵掌声，小孩子们尖叫着“窝老吉卡！”（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斯大林出来，又是一阵的掌声……这些影像怎么也不能从脑海里抹去了。
离开少数民族俱乐部，在寒风刺骨、满脚积雪泥泞的深夜，郭烽明向徐世椿敞开了心扉：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的热情向往，使他对“蒙古型”眼睛的列宁、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苏维埃红色政权产生了爱戴和倾慕。他想到孙中山先生说的话：“世界上帝国主义最恨的人是列宁，他是我们的朋友。”“我已命令我留下的党（国民党）和你们（苏联）合作，像亲兄弟一样地携手奋斗。”郭锋明说：“在盛世才督办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六大政策指导之下，新疆是幸福的。”他甚至“想象着像苏联尤其是俄罗斯那样侠义为怀领导革命的民族，我想象那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健康的人民该有多么开朗的胸襟。当第一位苏联的朋友伸出那只坚实的生着密密的黄色绒毛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心会跳出来的吧……”这一席话，使徐世椿感动不已，并为有这样的一位学长自豪。
尽管四五个小时空中飞行很疲乏，进城后又回来得很晚，但徐世椿躺在完全苏式设备的招待所钢丝**，盖着柔软的苏联毯子，辗转反侧，怎么也合不上眼。
第二天一早，徐世椿对“激动了火一样感情”的郭烽明说：“失眠了吧？”
郭烽明闪亮着充血的两眼，点头抿嘴一笑。他那大嘴边挂着的微笑，很有魅力和感染力。
蒋介石部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直至后来才搞明白。当1942年德国法西斯军队打到斯大林格勒附近时，盛世才认为苏联大势已去，又开始反苏反共了，“首先下令驱逐了25名来此工作的联共党员，并污蔑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等为‘托派’（回苏联后就被斯大林枪毙）；然后又将受邀去新疆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余名中共优秀党员一网打尽……作为投靠蒋介石的献礼。”“1943年初，盛世才便亲自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述职’，蒋介石‘嘉勉有加’。”（《吴忠信传》第320、321页）此时的盛世才，已经撕掉了进步的亲苏画皮，倒向蒋介石了。而仍然挂在航空招待所门前的12个红色大字，只不过是他标榜的“六大政策”而已，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令徐世椿、郭烽明感到惊讶不已的是，在招待所里，他们还遇上了苏联士兵和装甲车。后来才知道苏联在迪化设有飞机装修厂，新疆上空常有苏联飞机在盘旋，地面有苏联军队在驻扎。独山子的苏联炼油厂，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中国人不准入内。20世纪40年代，中国飞行员用的是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而苏联飞行员用的是他们自己绘制的军用地图，十分详细精致。
这些耳闻目睹，不得不让徐世椿、郭烽明确信：《玉门出塞歌》里的“碧眼儿”，绝不仅仅指的是英国。苏联同沙俄一样，对新疆也有觊觎之心。但困惑的是：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苏联这个国家，这实在是个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当年的那些“只一门心思打小鬼子”的年轻飞行员谁能搞得清楚？谁都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只待时间来考验了。
在后来飞往伊宁时，徐世椿、郭烽明在飞机上睡着了。当飞机越过塔尔奇依楞山，驾驶员林大刚突然推低机头，郭烽明、徐世椿一下都醒了，他们看见了机身下面的伊犁河谷，临近下午的太阳将一地的冰雪反射出强烈的白光，耀得睁不开眼。郭烽明还生动精彩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飞机上的玻璃窗，因为我们呼出的水汽结冰了，半透明的六边形的窗花，像辐射的小花瓣，像淡黄色的野**……我离开北方，不见窗花已经五六年了，冰冻的窗花像一个亲人站在我面前，若隐若现，一种迷惘的和亲切的感情涌现在心头。
窗外一片白光，天山在这里分叉了，下面是伊犁河谷。
北面一排一排的雪山，南面天山也洁白一片，中间的伊犁河上也铺着厚厚的雪，圣洁得像是有史以来都没有经过人间烟火的样子。天是白的，发着刺眼的光；地是白的，也浑然一片，找不出天地的界限。我的心胸像是空了，我似乎钻进了一个熔炉，物化了我。
思想像一匹马又在跑了……
飞机盘旋着降低时，我们看见雪原上的路，小簇的针叶林和乡村。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城市里扯出来，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展着……
飞机下降时，路清晰了，徐世椿看见了路边的小村落。伊犁的平房多，从上往下看，像一个个的火柴盒，方方正正地排列着，屋顶因房里生火没有积雪。飞机更低了，山脚下出现一丛丛的针叶林。郭烽明指着迅速往后退去的一丛丛针叶林，要徐世椿看，高兴地说：“雪覆盖着的针叶林，边缘上透着一道深绿色的光影，这是伊犁冬季唯一的绿色，多美啊！”徐世椿激动得搂紧了郭烽明的肩头，喃喃道：“雪原上的一抹生命的绿色，美丽的大自然造化啊……”
不一会儿，林边有马拉车出现了，冬天的马车换成了雪橇，粗犷的北方人民活跃在雪原上。
与内地迥异的北国风光，一下子吸引住了这批20岁左右的小伙子的眼球。当飞机对准“T字布”符号下滑降落后，一群马队跑来了，骑马的人穿黑制服，戴羊皮帽。跳下飞机的徐世椿、郭烽明和同学们认出了前来迎接的人，正是一个月前先到的第一批同学。于是大家紧紧拥抱在一起，尽情地叫着、喊着、跳着，忘记了冰天雪地，忘记了自己。
一位地勤朋友张贵和告诉郭烽明、徐世椿，在伊宁可以看到苏联最新的影片，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有不少英烈的史诗，伊宁还有苏联使馆开的文化书店……
当晚，第一批同学以老伊宁的资格开酒会，为第二批到达的徐世椿他们接风洗尘，大伙亲热得不得了，仿佛是他乡遇故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