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士校的三年，特别是“高级学生”的第三阶段，徐世椿他们越来越感到一种飞行训练以外的精神压力。似乎校园里有一张无形的、强大的黑色魔网，比突如其来的飞行事故更令人惴惴不安。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徐世椿他们敲锣打鼓、唱戏、下棋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是大家解放天性、舒缓压力、说话最随便的地方。但俱乐部旁边，学校政治部却设立了调查室的特务组织。同学们的言谈举止受到窃听、监视和跟踪；同学寄钱寄信回家受到检查、盘问和调查；徐世椿的日记本时常被搜去审阅，人被找去谈话。这种种卑劣的手段，正是当时国民党用来钳制学生思想的撒手锏。
“航校培养的、需要的，都是不要有思想的‘飞机夫’。”徐世椿非常赞同郭烽明说的话。
郭烽明还在日记里写下：
思想的自由在空军中是不许有的，甚至连思想都不许有。只许吃肉、睡觉、玩耍、打牌……国民党想把我们喂成猪与武士道去作牛斗。
有一个朋友死了，你如寄点钱接济他的家，准有特务去调查那个可怜的家庭。如果另一位朋友失业了，向你借贷，这里多发了几句牢骚，特务又会把您的朋友请去谈话，即令一无所获，他们也要勒着颈子，教你读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张贵和在成都就因为通信而被调查，伍庆香就在重庆石灰市被囚了三个多月，读《中国之命运》。
对于国民党特务，大家深恶痛绝，郭烽明由此做出凝重的思考：
老实说特务们是不懂三民主义的，至于命运呢，好人已经任恶魔屠杀迫害了，个人命运如此，中国之命运也可想而知了。
徐世椿夸赞郭烽明写得好，写得太棒了。他们将《空军信条》铭刻在心，谁不是把“空军救国”作为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责任？“为国捐躯，为空军救国”而杀身成仁，“亲爱精诚，为空军救国”而同生共死？但他们这批天之骄子，中国空军队伍里的新生力量，也正如郭烽明的表白：“是不愿做奴才的航空员”，渴望民主、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昌盛。然而，中国的命运究竟如何？徐世椿也感到茫然。
在“高级学生”的第三阶段，徐世椿思想上开始有了变化。郭烽明的侃侃而谈使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也总喜欢对郭烽明诉说。
在郭烽明认真学习“总理遗教”“总裁训词”，又读了李季译的《资本论缩编》《反杜林论》《联共党史》《论新阶级》《大众哲学》等书后，便对“总裁”和“党”都失掉了信念。甚至在头脑里产生了疑问：“国民党，究竟是不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党？”而于航校毕业前写的文章《四年》里，体现了“在祖国战斗的大旗下走向战场”的强烈渴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版图，残杀**中国人民，发出“我们效忠于祖国，效忠于晴空的酣战，效忠于一千里一万里的大出击”的豪言壮语。却唯独没有“效忠于党国”。其实，徐世椿已和郭烽明一样，对“党国”渐渐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1941年年底，郭烽明邀请徐世椿、伍庆香、杜元礼，徐嗣元、张子明、黄富元等几个要好的哥们深夜里偷偷地起来，歃血为盟，组织一个自学团体，名叫“飞箭社”。
郭烽明对徐世椿说：“我不能盲目地信仰三民主义，我不愿意无理由服从。”于是，他们“开始团结脑壳里不是豆渣而是脑浆的同学”。社员渐渐多了，到1942年春天，正当他们准备打破班级界限“扩大组织”的时候，一位T社员畏难而退。
因为担心T社员出卖他们，“飞箭社”立刻宣布解散。可是愿自学的人始终不愿丢下书本。他们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和有关革命与进步思想方面的书籍，还组织大家读书、办壁报。郭烽明在日记里高兴地写下：“我们开始办油印小报，为了表明我们的志趣，定名为《云野》，我们愿意在空中耕耘播种，我们时常在夜里队长查过寝室之后，悄悄地起来写稿、油印、装订，几乎到二三点。”（郭烽明《镣铐万里行》）
有一次郭烽明几乎熬了一通宵，第二天一清早就被派定驾单座霍克三式起飞。他在盘旋上升时竟睡着了，两分钟后醒来已离开指定的“空域”三十几里，要不是那种飞机性能稳定，恐怕他已在沉睡中死去了。
“高级学生”生活的日子过得太快了。但在郭烽明积极开展、推动的“空中耕耘播种”中，徐世椿和同学们呼吸到了清新自由的空气，头脑“豁然开朗”，甚至能透过一些现象看到本质。
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竟有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的贪污腐败。当然，航校也不例外。于是徐世椿他们组织了伙食委员会进行民主管理，给大家争取福利，办了不少好事。毕业时给每人发的一只皮箱、一件皮夹克、《纪念册》、《通讯录》等，都是从伙食费省下来的。因堵塞了不少漏洞，大家的伙食办得并不差。另外，还开了个自负盈亏的小卖部，专门提供肥皂、香烟、酒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给大家提供了生活上的种种方便。总之，同学们不再是只听主子使唤的“奴才”了。
一连串的飞行、跳伞事故，造成教官、同学的无辜伤亡，痛定思痛之后，徐世椿在暗夜里向苍天发问：“为什么不幸的事会不断出现在我们身上？”
徐世椿目睹了几架中国空军飞机勇猛冲向偷袭苏联机群的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悲壮情景后，不由得发问：“谁应该来为那几位烈士负责？”因为不是飞行员的技术不过硬，而是飞机操纵失灵！
《期史》把飞行训练中那些不幸的伤亡事故，统统归之于“命运”，白纸黑字这样地写着：
我们设想我们本身是一批即将完成的机件，现在，我们正在受着命运给我们的试验，看我们的“抗力”是否足以忍受未来的艰苦。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觉得它所给我们的试验还不够残酷。
这种催人泪下、心中滴血的试验还不够残酷？徐世椿不敢苟同。为什么飞机会着火？飞行中怎么会出现种种故障？更雪上加霜的是，第一次跳伞训练，林廷彬的伞扣带居然失灵，后来第二次的跳伞训练，竟发生“十人跳伞，二死二伤”的惨剧。伞扣带失灵、伞带中断、伞衣破裂……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些事？
为避开特务的监视和盯梢，徐世椿不便和郭烽明等同学在校园内议论，只好不时相约到成都的小茶馆碰头。许许多多的疑团像是一颗颗种子，吹落进徐世椿他们的心田。有生命的种子迟早会发芽。
飞行训练的飞机老旧破损是众所周知的事，而降落伞的使用仍属新鲜事物。但跳伞训练在当时很不科学，既吃力，又危险。每当跳伞，大家都提心吊胆，捏一把汗。运载跳伞队员前后两座的“弗力提”机，驾驶员的上半身几乎全露在机身外，跳伞员跳伞时必须顶住强烈的气流，爬出机舱后，站在机翼上往下跳，用力不当或角度不对就会碰上机尾，拉伞过早，伞衣就有被尾舵缠住的可能。可是，跳伞时出现的伤亡都不是飞行员自身的问题。
9月底第二次跳伞训练的那天清晨，同学们并肩唱着歌走向机场。当昂首注视蓝天下自远而近有10个小黑点从教练机跃下，大家都热烈地张开双臂迎接时，徐世椿看到的情景正如殷钟崃在《往事如烟》的文章里回忆的那样：“却眼睁睁地看着林廷彬、孙德馨因伞绳断裂和伞衣破裂而活活摔死。”另“两人因降落伞拉力不够，落地速度过大受了重伤。王聚五（后改名王觉非）摔断了腰椎骨，郭烽明全身肌肉拉伤，两人当即被送进医院”。一次训练，“十人跳伞，两死两伤”，死伤竟达40％，这在世界跳伞史上恐怕也属罕见。
在那时，航校使用的多是“中国造”的降落伞。从美国进口的降落伞价格昂贵，约400美元一副。国货的降落伞技术质量差，加之厂商偷工减料，简直是粗制滥造。
当经历了一次次伤亡事故的惨痛，尤其是昨日还与大家一起说笑的教官和同学，今日却命丧黄泉，从此与他们阴阳两隔。而与他们一道飞行训练、跳伞训练的同学，更感到自己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对于教官和同学死于事故的悲愤，以及种种的不满情绪，终于在高级训练结业的跳伞训练发生“十人跳伞、两死两伤”的惨剧时，爆发成一场轩然大波的“闹事”**。
出事当天，卢成柳跳上卡车声泪俱下地鼓动：“严惩凶手！惩治腐败！”群情激愤，同学们一呼百应地往校门拥去。愤怒到了极点的徐世椿和同学们，都一窝蜂地要冲出校门，去找航委会请愿，高呼着揪出造成事故、害人性命、大发国难财的奸商、贪官。
在家乡四川德阳育德中学大胆承认自己不信上帝的吴俊，虽在两次跳伞中侥幸生还，但心头悲愤之情实难控制。他挤在怒不可遏的人流里拥向校门，校门被封，便领头带着大家翻门而出……最后在军方和当地警方的压力下，同学们才不得不停止在校外的抗议活动，满怀激愤地撤回航校。
航校内，同学们的怒火在不断地升温，正如当午的秋老虎。吴俊翻越校门外出请愿、抗议回来后，立即参与了杜远礼、徐世椿等同学带领的悼念无辜死去同学的亡灵等活动。
徐世椿又和伍庆香赶去医院看望郭烽明和王觉非，并商定罢课、罢飞、绝食，他们决心面对黑暗和腐败，要在航校烧起这把火。
事发第二天，同学们继续罢课并在校园内进行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入夜后，校园已渐渐平静下来，刚脱衣躺下的吴俊却被学生队长以“校长找谈话”为由喊走。刚跨进校部的门，在里面等着的士兵就将吴俊和已经抓在里面的杜远礼用手铐铐了起来。
这次被捕的一共有四位同学，那就是吴俊、杜远礼、卢成柳、伍庆香，当晚被押送到王家坝的空军军法处监狱。
刘立中等三人被关进航校警备室，他们连夜翻窗逃跑，以后没了消息。
郭烽明、王觉非因住院幸免，徐世椿等人都进了黑名单。
后来查明，降落伞是乐山某厂制造的，因偷工减料，伞绳拉力和伞衣张力都远远不合标准。可悲可恨的是为抗议降落伞事故，吴俊等四人被扣上“奸伪嫌疑”罪名拘捕入狱。
多少年后，参加跳伞训练的吴俊，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仍出现当年伞绳断裂的伞衣，如一朵白莲花飘浮在空中，林延彬、孙德馨身体从几千米高空坠落，如一块石头撞击在地面发出嘭的一声的骇人情景。观看跳伞训练的徐世椿，也常从这个可怕的噩梦中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