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21日，三期同学由双流迁回簇桥的校部，从此便过着“高级学生”生活了。
回到校部，同学们都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徐世椿摩挲着寝室门前的树感慨：“好家伙，一年就冒高一倍！”从前的士兵也当了官。
每变换一个环境，徐世椿和同学们就有一次极度的狂热表现。
他们将原先提供学员们生活用品的“合作社”和读书学习的“中山室”精心地修整、充实、布置一番。在合作社门前开辟了一座花园，在春暖花开、蝶飞蜂舞的季节，满园姹紫嫣红、花香四溢，成了同学们的乐土。花园前修筑的开阔水泥地面，成了年轻人的露天舞场，跳集体舞、交谊舞什么的，把他们都乐坏了。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有益健康的体能锻炼。夏夜躺在花木深处的石凳上，听着播送的世界各地的歌曲，那种惬意，徐世椿简直不想回宿舍就寝了。
徐世椿他们把最后的高级训练阶段，称为“高级学生”生活。它不仅比初、中级飞行阶段要宽松许多，还有如此优美的学习环境、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如果不是战争，怎能不是“高级学生”生活？
徐世椿十分敬仰当时已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的音乐教官于忠海，那时他只有24岁。为了抗日，个条修长、年轻俊美的于忠海放弃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并和三期同学结下了亦师亦友、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于忠海教官从三期同学中严格挑选出40人，组织了一个多声部的同声合唱团。徐世椿、郭烽明、殷钟崃、樊培益、邹忠、赵良田、胡景廉、徐嗣元、卢成柳、吴子丹、宋肇兴、刘春城、许华锟、王觉非、任焕文等都是合唱团成员。另外，他还组织了中西合璧的乐队，有钢琴、小提琴、笛子、西洋鼓、二胡等。郭烽明、殷钟崃二胡拉得特好，还能自拉自唱。三期同学真的是多才多艺、人才济济。
于忠海教官总是亲自指挥，抓紧时间排练演出。合唱团和乐队异常活跃，在于教官的带领下经常到校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演出，演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国不会亡》等慷慨悲壮、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一时间，空军同声合唱团在成都名声大振。他们的《期歌》“冒着风暴，驰向云天”更不断回**在成都的万里长空。于教官的杰出指挥牵动了台上、台下人的心，把热烈的气氛一下子推向了**。他的全身心投入，热血沸腾、潇洒豪放的舞台形象深深地刻进了徐世椿和同学们的脑海。
于忠海教官夸赞徐世椿歌唱得好，笑说：“受过训练吧？”另一位教官王云阶也赞扬他的音色好、声音厚重，有音乐方面天赋，还说他有副“金嗓子”，并从此在同学中传开了。
王云阶就是为《校歌》谱曲的那位音乐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云阶在上海电影界很出名，王丹凤演的《护士日记》里的主题歌《小燕子》就是他作的曲。那轻快优美的旋律，把年复一年春回大地时可爱的小燕子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无限美好的春光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这首歌里小燕子有了永恒的生命。
高级飞行训练在2月初开始，生活也进入了正常轨道。但休息和礼拜天，合唱团的同学照样去成都演唱抗日歌曲，剧社的同学在街头演出痛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活报剧。
徐世椿从那时起经常哼唱一首歌：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
这是解放之花呀。
买了花，救了自家；
买了花，救了国家。
在战事吃紧时，内地的一些学校、工厂纷纷南迁。其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于宜萱，这位留美的音乐家，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募捐活动时，组织了很多小学生拿着鲜花在街头叫卖。那些女娃娃就唱着这首哀婉、凄美的歌，吸引了许许多多男女老幼，一个个慷慨解囊。
4月底的一天下午，3架复兴机在机场上空结队飞行。
每一位飞行教官都带一名技术熟练的学生在空中练队形。飞行极其平稳，保持着应有的速度和距离。一会儿是“人”字队形，一会儿是“一”字形排列，并且上下翻飞、左右旋转，全都相当规范漂亮。
突然，一道通红的火苗从一架飞机的机舱里蹿出，把列队地面的徐世椿和其他同学惊出一身冷汗。起火的飞机摇摇摆摆地脱离了队形。在这种状况下操纵飞机使它平安降落已不可能，火势越来越大，大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连看下去的勇气都没了。担心、惊恐、痛惜等错综复杂的情绪使大家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噩梦：蹿动的火苗瞬间化成一团烈焰，腾腾的烈焰像是一团巨大的火球，带着可怕的哨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坠落且散发出灼人的无边热浪，排山倒海般向地面猛扑过去……
在伴随而来的绝望，毁灭性的绝望中，机场中央凸现出一大堆熊熊燃烧的烈火，根本看不见人和飞机，徐世椿感到整个空气霎时静止了，凝固了。
然而，一个轻微的声音，每一个空军飞行员都熟悉的那种声音，仿佛从地壳深处悠悠传来，把大家从噩梦中惊醒。
这是降落伞张开发出的特有的声音！在场所有人的视线立即投射了过去，却见远处一个人“奇异地平卧在地上”。
“活着，活着！”机场上的徐世椿带头疯狂地高呼，大家的眼泪哗地一下涌了出来……
原来是失灵的伞扣带在距地面数尺高时神奇地张开了……
《期史》极其准确地记录了这一天——4月29日午后4点20分，以及所发生的事：
这个人打破了世界低空跳伞的纪录，他就是我们的同学林廷彬。
李教官（之干）让他的学生跳伞，自己拿性命来和烈火斗争，他为了保住国家一架旧飞机的责任心竟走了“空军三条路”之一——成仁。
……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李教官实在是一位光荣的史臣，他在我们空军史上留下了最伟大的一页。
那时的空军飞机奇缺，毁一架少一架。
可刚开始飞行训练不久，就上演了这出可怕的悲剧。
然而，正如在初、中级飞行训练的一桩桩事故面前那样，三期同学“还是在暴雨中继续讴歌，而且唱得更响”。
李忠藩是高级飞行训练第一个放单飞的。
在6月末航校第二届运动会上，三期同学得了总锦标后，情绪更加高涨。
恰好不久，大家动手建造的游泳池，在8月14日空军节这天完成。胆大的徐世椿站在游泳池木头砌的跳台上，没人敢上的10米高度，他听见下面的人在吼：“跳，跳啊！”他居然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徐世椿6岁就面对教会洋人毫无惧色，眼下这般高度于他又何妨？不过，他跳水根本也没个姿势，只听耳边嘡的好一声响，他打了水，像个深水炸弹似的，水拍得他一身都疼，都青了。徐世椿从水里出来，与同学们相拥时，只憨憨地笑，说“自己糊里糊涂不晓得怕”。
从此，游泳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次飞行归来或课余时间，他们便相继成群跳下去。徐世椿在巢湖边长大，喜欢在湖水里和小伙伴们嬉水打闹，对于游泳自然有一种癖好了。在飞行员们自建的游泳池里，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汗水之中，忘却了苦咸的滋味”。
晚上没事，躺在宿舍**，大家便喊：“坛子，说一段，说一段。”
“坛子”是同学给徐世椿起的外号。他在三期学员中并不怎么爱说笑，爱看书看杂志却是出了名的，加之他读小学、初中时，又生吞活剥地从传阅的一些古书里知道了不少东西，肚子里的故事多。他总是乐呵呵的，对人又真诚又好，大家都喜欢他。只要一喊他讲故事，徐世椿便能天南海北、天文地理、“四书五经”地谈起来。他爱讲《山海经》里的神鬼故事，也爱讲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讲得绘声绘色。有时一连几个晚上，他都要给大家讲故事。只要熄灯铃一响，他便拖长声音喊：“且听下回分解。”于是，大家蒙头便睡，整个宿舍里顿时鸦雀无声，不多久便鼾声渐起了。
徐世椿还是三期中演话剧的台柱子，演过《雷雨》里的少爷，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卢先华是三期话剧团导演，他擅长反串，都是演女的，他说话有些娘娘腔，嘴又瘪，是个很有趣的人。
4个多月之后，9月12日的早晨，徐世椿他们又目击了一幕悲剧。
《期史》翔实地记载着：
赵组长——他也是驱逐科同学的队长——驾一架霍克在机场上空做特技飞行，第一个动作之后我们发现有许多碎片在空中飞舞，不久我们就断定那是飞机的蒙布破裂了！我们见他用最快的速度放下起落架，沉着地操纵着飞机向机场中央降落，不幸在转弯时，飞机突然失掉操纵，倾侧着一直冲到地面，结果机毁人亡。
假如他在飞机损坏之后愿意跳伞，则他今天一定还在教导着我们，不幸他并不肯如此，他也是为了“保住国家器材”而牺牲。
以他的悟性与学问，以他的技术与经验，竟也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们绝对不会相信。因此，在他失事后的若干时日之内，我们对这次亲眼看见的事实，都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我们甚至都相信他并没有死，他不过是暂时地离开我们罢了！
大约没有死的是他的精神，而且我们也相信他的精神，将永留于世。
事发的这个月底，9月29日，徐世椿和学员们又奉命练习跳伞。
学习跳伞是航校课程中较晚学习的一个项目。尽管大家都知道空中激战时，飞机一旦被击中或自行爆炸，跳伞是必然选择。即便飞机没爆炸，而是失控迅速下沉，爬出机舱跳伞的几率也很低，但无论如何，那白色的降落伞还算是一线希望吧。
虽然当时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伞兵出击已成为出奇制胜的常用手段，但中国空军的现状，中国政府对利用空降兵打击敌人的手段未加注意。直至1944年年初，陈纳德和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将军一起向蒋介石、宋美龄建议后，终于批准了在云南昆明建立中国空军伞兵部队。当然，这只是后话。
学习跳伞，与学习飞行相比，的确要容易许多。先是在地面上连续跳高台，双脚并拢时着地。至于如何开伞、操纵伞等简单技术，同学们很快便掌握得十分熟练了。
可是，这一天的跳伞训练，那次在飞机失事中靠跳伞神迹般活下来的林廷彬却因伞扣带脆碎，空中人伞脱节，从3000尺高空坠落地面而壮烈牺牲。前后才几天时间！
与林廷彬同时练习高空跳伞的孔德馨，不幸伞衣破裂，也丧失了性命，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龄！
训练飞行失事，简直如影随形！
三期以外的另一篇空军回忆文章《空军伊宁教导总队》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当时汽油极其缺乏，内陆来源已断，只靠苏联供应少许，‘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当时情况的写照……”三期飞行训练屡屡失事、伤亡惨重很能说明一种情况。那篇回忆文章记叙的，又很能说明另一种情况：外援的汽油由新疆运抵兰州就需数月。为节省车辆运输消耗的汽油，只好用骆驼运送。每一骆驼背负5加仑油桶4罐，每日行走约一百华里，沿途不少骆驼都因疲劳、饥饿死于路旁，“能安全到达者不知究有几许”？
航校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啊！
三期的徐世椿他们这批同学，就在这样“一滴汽油一滴血”极其艰难的飞行环境里，终于结束了“高级学生”生活，于1942年12月底毕业了。
应该补充和说明的是，中国空战所用的外援的军事物资，每一桶汽油、大量的枪支弹药，起初全依赖越南、缅甸之间的几条公路运输，后来都是由“驼峰航线”空运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