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干三年吃跑饭，
雨打禾花饿死人。
这是龙虎镇大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农谚俚语，所谓的跑饭，就是到处找吃的。但娃崽不懂这些，就拍着小手到处乱唱，天干三年吃饱饭，雨打禾花饿死人。
娃崽们把“跑饭”唱成“饱饭”了，大人们只能摇头苦笑。
那年夏天雨水多，秧苗插到田里，跟雷公山上的青草树叶一样，葱葱郁郁，长势喜人。稻子拔节抽穗扬花了，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龙虎镇的男女老少都被雨水泡得精神抖擞。这不，大把稻子拿在手上轻飘飘的，一点分量都没有，就是半大的娃崽也能挑着一大担谷子在山道上健步如飞。
然而到了晒谷场，风箱轻轻一摇，谷子就飞走了。
没有几粒能落到箩筐里。
大伙还得像前几年那样，到山上找吃的。
雷公山上的白石洞是被人吃出来的，洞里的石头可以吃，所以就空了。那天，我在雷公山上转了半天，仍一无所获，肚子空空的，我就取道去了白石洞。我想到洞里挖点白色的石头填填肚子再下山。我到了白石洞却发现，洞里蹲着一伙人。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也是找石头吃的。
后来一看，他们在洞里分肉。
我的鼻子告诉我，那是猪肉。
山上哪来的猪肉？我想他们肯定是撵到野猪了。
我要进去，但被人堵在洞口。
我说伙计，雷公山上的野猪，见者有份。
洞里有人嗡声说：“是龙虎镇的没脑壳吧，让他进来。”
显然，洞里的人认识我，声音有点耳熟，但嗡嗡的，听不出是谁。
洞口的人一闪，我就进去了。
洞里蹲着二三十个人，雷公庙的朝夕和尚也在，刚才跟我说话的就是他。野猪是从别的地方撵过来的。因为除了朝夕和尚，我都不认得。
我冲这些人说了声，弟兄们好。
然后跟朝夕和尚开玩笑。
我说：“还四大皆空呢，你一个和尚不在庙里念经烧香，跑来这里凑哪门子热闹撒。”
“非也，非也。”
朝夕和尚说：“空即是非空，非空即是空，施主刚才不是说雷公山上的野猪见者有份嘛，老衲是算准洞里有山货才来的。”
朝夕和尚还真的能掐会算，他掐着自己的手指头就算准了我曾在飞云山上呆过。“这个没脑壳大有来头哩，是飞云寨的三当家，九路军的副团长，人称神仙脚小黑子，比梁山好汉神行太保厉害多了，仗都打到国外去了，和美国佬真刀真枪地干过。”
显然，他这番话是对洞里的人说的，都是我的过去，我不想听。
我说老和尚，老子是来分野猪肉的，不是来听你摆谱的。
朝夕和尚就打住了。
朝夕和尚说杨委员，给副团长来一刀腿子肉。
那个叫杨委员的小伙子说了声，好嘞。
然后一刀下去，两三斤重的腿子肉就到手了。山上分肉讲的就是一刀，有多少是多少，这是规矩。腿子肉切下来后，小伙子并不急着给我，而是用棕叶子打了个反结，把它挂在洞边的树根上。然后从身上掏出一沓毛边纸，说：“副团长，在上边按个手印，画个押，这刀腿子肉就是你的了。”
“画押？”
我说：“分肉就分肉，还画什么卵押。”
杨委员说这是规矩。
我说哪有这种规矩？
杨委员就笑，说我们就这规矩，分肉的人都得画押，然后烧给山神爷。
见我不信，杨委员就把毛边纸翻给我看，说分肉的人都画押了，副团长不能坏了规矩。
我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名和鲜红的手印。
我回头问朝夕和尚，画押了没有？朝夕和尚说画了，然后指着其中的一枚手印说，这就是老衲画的。
我问朝夕和尚会不会有问题？
朝夕和尚说不会，烧给山神爷的东西怎么会有问题呢，分完肉就烧了。
再看看挂在洞边的腿子肉，鲜着呢。
我说行，写个名字，我按手印得了。
杨委员写了，我就在名字上按了个红手印，腿子肉就归我了。
杨委员说，后天早上，你叫龙虎镇的人来公社粮店门口一趟。
“来粮店门口干什么？”
“不干什么，后天是中秋节，到时发点粮食。”
中秋节是我四十岁的生日。
想到生日那天，能吃上腿子肉，还能分到粮食，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
我提着腿子肉下山的时候，杨委员就在山上喊：“副团长，慢走啊。”
我说：“我不是副团长，我叫狗娃。”
我把中秋节开仓放粮的事一说，龙虎镇立刻沸腾了。大伙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到时你们只管往箩筐里装谷子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就来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半个脑壳问：“你就是神仙脚？”
我说不，不是，我是狗娃。
他们说，神仙脚就是狗娃，狗娃就是神仙脚。
其中有个当官的解放军用手枪屁股在我的脑壳上狠狠地砸了一下，说：“抓起来！”
几个解放军就冲上来，把我按倒在地，然后一箩索把我捆了。
我给手枪屁股砸糊涂了，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是飞云寨的三当家，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是湘西反共的副团长。
“湘西反共的副团长？”
我问他们：“谁是湘西反共的副团长？”
“神仙脚，你就别演戏了。”
他们说：“你们昨天在白石洞里分肉开会，就是要开共产党的仓，放共产党的粮，搞所谓的湘西反共。”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说解放军同志，昨天我在雷公山上找吃的，有一伙外地人在白石洞里分野猪肉，让我撞上了，想必你们也知道，雷公山上的野猪，见者有份，他们就给我砍了一刀腿子肉，我拿了肉就走了，根本没开会。
“狡辩，分明是狡辩！”
用手枪砸我脑壳的那个解放军说：“刚才你还到处嚷嚷，明天要到公社开共产党的仓放放共产党的粮。”
“谁说我要开共产党的仓，放放共产党的粮？”我一听来火了，“拿手枪的，你可别往我的半个脑壳上乱扣死帽子！”
“乱扣死帽子？那我问你，公社粮店是谁的？”
“当然是国家的。”
他又问：“那国家是谁的？”
“当然共产党的。”
“这就对了，既然公社粮店是国家的，国家又是共产党的，那么，公社粮店就是共产党的粮店。”
听他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事，要大伙到公社粮店开仓放粮，实际上就是开共产党的仓放放共产党的粮了，那可是死罪。
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是杨委员让我这么说的。解放军同志，我的脑壳在朝鲜战场上丢了半边，现在不好使了，稀里糊涂的，我不知道杨委员他们是拐着弯要我开共产党的仓放放共产党的粮。“
“杨委员？”
拿手枪的解放军问我：“你是说杨蒲白吧，人呢？”
“谁是杨蒲白？”
“湘西反共副司令。”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杨委员也就是昨天给我砍肉的那个小伙子，十七八岁，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竟然是湘西反共副司令！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问。
拿手枪的解放军说：“错不了。”
然后手枪一挥：“给我把这个国民党特务带走！”
“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挣扎着说：“不信，你们去问雷公庙的朝夕和尚。”
“还不老实。”
手枪屁股又在我的脑壳上狠狠地砸了一下，脑壳皮一麻，血就流了下来。
“那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世雄的人？”
“当然认识。”
我说，“李世雄是飞云寨的二哥，十四年前就让解放军的炮弹炸死了。”
拿手枪的解放军冷笑说：“是吗？”
然后把手枪放进枪匣子里，边放边说：“你们兄弟俩马上就能见面了。”
一听这话，我的心就凉了。
我能不心凉吗？一个大活人就要和死人见面了。
这不明摆着，就要上路了。
我问他们：“能否让我见婆娘最后一面？”
他们说：“不行。”
然后把我押走了。
李世雄还没有死。我被他们带到公社一个废弃的食堂里，朝夕和尚早就被捆在一根柱子上了，我刚进去，朝夕和尚就冲我喊：“副团长。”
我说：“谁是副团长，臭和尚你别冤枉好人。”
朝夕和尚说：“你就是，湘西反共的副团长。”
我说：“我不是。”
解放军就把我反绑在对面的柱子上，和朝夕和尚面对面捆着。
解放军说：“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老实点。”
然后把食堂的门锁上，走了。
当朝夕和尚告诉我，他就是李世雄时，我并不相信。
我说：“不可能，当时飞云寨一个活口都没有了。”
“怎么不可能？”
朝夕和尚说：“你不是也还活着吗？”
“我是掉进鸟巢里才没有死的。”
“那你呢？”我问。
“我是掉进弹坑里才捡了条命。”
朝夕和尚说：“当时我和弟兄们正在喝酒，解放军的炮弹就呼啸而来了，结果我和弟兄们让炮弹给炸飞了，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被埋在泥土里了，爬起来一看，是个四五尺深的弹坑，弟兄们都死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但我的脸被热浪灼伤了。”
李世雄在雷公山上东躲西藏了一阵，但解放军和民兵自卫队没日没夜地搜山清匪，他就逃到四川，并在峨眉山出家当了和尚，法号朝夕。所谓朝夕，也就是朝不保夕的意思。两年前，李世雄绕道回龙虎镇化缘，就是想看一眼自己的娃。然而看到李不悔和李兰花后，李世雄就不想走了。
“没脑壳，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李世雄说：“当初我说让你睡你家二嫂，那只是句酒话，没想你还当真了。”
“我没当真，是二嫂她当真了。”
我摇头苦笑：“二嫂她要当真，我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你说你没办法！”
李世雄发火说：“你睡就睡吧，干嘛还把种留在我的地头上呢？”
“那不是我的种。”
“不是你的种，怎么跟你一个样？”
“这……”我无言了，只能沉默。
其实那两个娃是不是我的种，我也拿不准，我不止一次问过王寡妇，但王寡妇都说我不配有这么好的娃。娃是谁的，只有王寡妇清楚。
我的沉默对李世雄来说，绝对是一种伤害。
“没脑壳，这次我是拽上你了。”
李世雄怪笑说：“我们是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黄泉路上也有个照应。”
李世雄说的是湘西反共。
李世雄不是湘西反共的主谋，真正的主谋是姚本善和杨蒲白。
杨蒲白据说是湘西土匪头子杨白狼的种，当年杨白狼带着岑兰坡的弟兄到枫树寨收保护费的时候，上过寡妇蒲桃花的床。杨白狼在岑兰坡被沅州之花姚岚儿和刘半仙打死的时候，杨蒲白才三四岁，是蒲桃花一手拉扯大的。
两年前，十六岁的杨蒲白到庵堂界上找吃的，结果在一片松树林里遇到了个怪人。刚开始，杨蒲白以为是一截枯树倒在那。见树脑壳上长着菌子，便伸手去摘，哪想刚揪着其中的一朵，枯树就睁开眼睛，活过来了。
杨蒲白一愣，那怪人蒲扇般的大手就抓住了他的脖子。
怪人说别喊，否则老子扭断你的脖子。
怪人披头散发，浑身是毛，脑壳上长着草，耳朵里长着菌子，样子很吓人。杨蒲白不敢吱声，那怪人就盯着杨蒲白问：“哪来的野孩子？”
杨蒲白说：“我不是野孩子，我叫杨蒲白呢，是枫树寨蒲桃花家的娃崽。”
“原来是他的种，难怪山神爷的耳朵也敢揪。”
怪人喃喃自语。
杨蒲白没有爹，邻家的小孩子都叫他野种。没爹的孩子就是野种。杨蒲白没少跟蒲桃花要爹，但蒲桃花说，他爹早死了。隔壁的刘解放比杨蒲白小一岁，也没有爹，但没有人喊他野种。因为他能挺着胸脯叫出他爹的名字——刘国胜。枫树寨的人都知道，刘国胜是卖客，是被土匪“咔嚓”的。杨蒲白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刘解放那样，挺着胸脯叫出爹的名字，然而他却叫不出来，也没办法叫，因为他娘说了，他爹没有名字，是山上的野人。野人的种，不叫野种叫什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野种。
“你认得我爹？”杨蒲白问。
怪人点点头，说：“嗯。”
“我爹真的是野人吗？”
“谁说的？”怪人一愣。
“娘说的。”
听杨蒲白这么一说，怪人咧嘴笑道：“你爹的确是个野人，他比野人还野哩。”
然后撒开手问杨蒲白：“娃崽，想知道你爹是谁吗？”
杨蒲白扭了扭脖子，顺了顺气说：“想，当然想。”
“那就跟我来吧。”
怪人掉头钻进旁边密不透风的树林里。
树林里有一堆干柴，怪人把其中一捆干柴挪开，黑黑的山洞就露出来了。杨蒲白跟在怪人的屁股后头进了山洞。当怪人蹲在山洞里说出杨蒲白父亲的名字时，杨蒲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怪人说：“你爹叫杨白狼。”
“什么，我爹是杨白狼？”
说到杨白狼，杨蒲白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裤裆。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十里八寨的娃崽都这样。这些娃崽虽然没有见过杨白狼，但都是听着杨白狼的故事长大的。杨白狼是十里八寨嗜血如命的土匪头，身上背有三杆枪，其中裤裆里的那杆是专门用来整女人的，平日里喜欢用男人裤裆里的那点东西下酒，见到鸡巴就割……大人们越说越玄乎，以至于娃崽们听到杨白狼的名字，就用手捂住裤裆。
杨蒲白捂着裤裆问怪人：“他真的吃人鸡巴？”
“那东西能吃吗？”
怪人咧嘴笑了，说：“这都是共产党造的谣。”
怪人说：“娃崽，你爹是张秀眉转世，是十里八寨的大英雄哩。当年从贵州那边来了一伙坏人，他们嘴里咬着红布，手里拿着大刀，见到男人就砍，见到女人就强奸，你爹手执钢刀嘴咬红布混进他们的营地，硬是把百余名坏人的脑壳全切下来了，并且割了他们的鸡巴，因此落了个白狼的绰号而已。”
“什么，杨白狼是大英雄？”
杨蒲白头一次听人说杨白狼是大英雄，觉得不可思议。
怪人说：“嗯，你爹杀敌有功，是保家卫乡的大英雄，政府还特地奖给你爹一百石良田和一面锦旗，那一百石良田让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给分了，但锦旗还在。”说着，怪人从山洞里翻出一样东西来。
“娃崽，这就是当年政府给你爹的锦旗。”
“保家卫乡。”
红色的锦旗上帖着金色的字，还有杨白狼的字样和民国政府的落款。
这家伙是人是鬼？杨白狼的东西怎么会在他的身上？就在杨蒲白满腹狐疑的时候，怪人说话了：“奇怪吧，你爹的东西怎么会在老子的这里？”
杨蒲白点点头，说：“嗯哪。”
“你到底是谁？”杨蒲白问。
“我是谁？”
怪人哈哈大笑说：“我是山神爷啊，当年跟你爹在岑兰坡上一起扛枪的好兄弟。”
笑过之后，怪人流泪了，老泪纵横。
“苍天有眼啊，大当家的，我总算等到你的后人了。”
怪人抹着老泪喃喃自语，十二年了，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难怪耳朵里都长菌子了。
杨蒲白想笑，可是怎么也笑不起来。
“你在山洞里呆了十二年？”杨蒲白问。
怪人说：“嗯。”
“为什么？”
“为什么？”
怪人突然眼皮一翻，说：“当然是等你长大，替你爹报仇。”
李世雄告诉我，怪人叫姚本善，是国民党的老帅，外号山神爷。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姚本善吃了败仗后，带着残余部队仓皇逃到岑兰坡，与盘踞在那里的悍匪杨白狼称兄道弟，企图凭借岑兰坡天然险要的地势与解放军分庭抗礼。剿匪部队攻打岑兰屯时，姚本善救过杨白狼的命，左臂挨了枪子，杨白狼用随身携带的锦旗替姚本善包扎伤口。被土匪喻为湘西小台湾的岑兰屯被剿匪部队的炮弹摧毁后，姚本善背着电台逃回了庵堂界。刚开始，有亲戚给他送饭吃，后来听亲戚说蒲老翠彭际佑他们因为有人送饭落网了，他就不敢让亲戚给他送饭了。姚本善在山洞里提心吊胆地躲了十多年，过着野人样的生活。
姚本善在松树林里晒太阳，没想到杨蒲白把他的耳朵当成菌子了。杨蒲白长得跟杨白狼有几分像，当杨蒲白说自己是枫树寨蒲桃花的娃崽，而且姓杨，姚本善就认定杨蒲白是杨白狼的种了。
杨白狼在姚本善的嘴里，彻头彻尾就是个大英雄，只听得杨蒲白从恐惧到崇拜，最后义愤填膺，拳头往石壁上重重一擂，说：“狗日的，不把他们赶出湘西去，我杨蒲白就不是杨白狼的种！”然后磕头认姚本善做干爹。
连年饥荒，姚本善与杨蒲白他们认定那是天生异像。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杨蒲白更是四下里活动，网络正在被整或者被整过的四类人，还有那些不明白事理的群众，成立了所谓“湘西反共组织”。然而解放军的侦察员早就打入这一反共组织的内部，结果一枪不放就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和所谓“反共精英”抓住了。抓捕行动中，唯一漏网的就是杨蒲白。这家伙知道风声走漏后，连夜逃走了。
第二天，参与湘西反共的人统统被民兵押到了学校的操场上，起码有两三百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一般的反共成员来说，只要老实交代，低头认罪，就可以回家吃饭了，像我这种死不认罪的，最后被民兵挂在了架子上。操场周围特地搭了排木架子，上面横着根木头。死不认罪的人一个个被民兵按倒在板凳上，用箩索捆住两根大拇指和两根大脚趾，吊到横木上，然后把板凳一踢，人猪一样挂着。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就认了，他们把跟自己有过节的甚至没过节的人都扯进来了，有的纯粹是乱扯，然后那些被扯进来的人又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民兵挂在了架子上。这样一来，龙虎镇，甚至整个湘西就乱套了，很多无辜的群众都受到了牵连。
我没有参加过湘西反共，但李世雄一口咬定我是湘西反共副团长，因此我每天都被民兵挂在架子上。他们每天都在问我，交不交代？我说我又没有反共，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就把我挂起来，然后自己到树荫里躲太阳去了。
要知道，秋天的太阳很毒。
我们龙虎镇的人把秋天叫做秋老虎，也就是说，秋天的太阳会要人的命。
我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挂在太阳底下，好几次都晕死过去了，他们不得不把我放下来，然后泼上一桶凉水，醒了，再把我挂上去。
梅花怕我挺不过去，一有空就跑来把我扛着，每次她都用背部把我的身子攒劲拱起来，这样，我的大拇指和大脚趾就会好受些。
“狗娃，你就认了吧。”
梅花劝我，随便拉几个垫背的。
我问梅花，拉哪个？
梅花一时答不上来，说：“这，这……随便拉。”
后来还是答上来了。
“要不拉上李铁蛋吧。”
梅花说：“李铁蛋真不是个东西！”
李铁蛋的确不是个东西，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湘西反共。还有就是，我要是把他拉进来了，岂不是承认自己是湘西反共副团长了，我是被人冤枉的。我说不行，我要是把他拉进来了，说不定他也会把你拉进来的。
梅花就不劝了，在下面默默地抹着眼泪水。
作为湘西反共副团长，我被押送到了安江。
没多久，杨蒲白在长沙落网了。
杨蒲白的表哥在师范学校读书，刚开始杨蒲白就躲在学校里。杨蒲白准备逃往缅甸，在长沙刚上火车就让公安人员抓住了。后来，公安人员从杨蒲白的身上搜到花名册，那本要命的花名册就缝在衣服下摆的卷边里。
我作为国民党特务和湘西反共副团长被镇压了。
镇压前，有位公安人员找过我。
“要枪毙你了，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说：“有，我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更不是什么湘西反共副团长。”
我还想解释，但那位公安不想听。
他厉声问我：“花名册上的押是不是你画的？”
我说：“是。”
“是就对了，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冤枉的。”
我重复说：“我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更不是什么湘西反共副团长。”
“法律是讲究证据的，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他说：“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李世雄他们的供词，还有花名册上的手印都证明我是国民党特务，是湘西反共副团长，我无话可说了。数百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验明正身后，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押到了河坝头，两挺机枪架在对面的岸上。
天阴沉沉的，闷热得让人有些难受。
“就要上路了。”
我半闭着眼睛在心里默念着：“就要上路了，狗娃没有反共，狗娃没有对不住党，不信就让党的子弹洞穿我狗娃的胸膛。”
然而眼睛一闭，梅花出现了，梅花说狗娃，你是冤枉的，你不能死！我睁开眼睛时，梅花消失了，是幻觉。机枪手已经趴在岸上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是冤枉的，我绝不能死。当那边说开枪的时候，我就倒下了。与此同时，机枪响了，子弹带着它的灼热从我乱蓬蓬的头发里钻了过去。按理说，只要到了监狱里头发就没了。但我例外，因为我只有半边脑壳，不好剃光头发，还有就是，我的半边脑壳吹不得风，没有头发，风会要了我的命。从朝鲜战场受伤退下来，我的脑壳就没有认真剃过，头发实在长得太长了，梅花就用剪刀稍稍剪短一点，我的头发仍旧从陈旧结痂的伤口上披下来，把那个窟窿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安江后，梅花来过两次，但都没见到我，我是重刑犯，是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有规矩，不准探监狱。我的头发乱蓬蓬的。子弹带着它的灼热从乱蓬蓬的头发里钻过去，就把我的头发烧焦了。我倒下去的时候，半边脑壳正好磕在石头上，血，一下子冒了出来。
“三弟，三弟！”
这时，我听到李世雄在旁边叫我三弟。李世雄说：“三弟，我们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李世雄显然中弹了，摇摇欲坠地向我走过来，嘴里喊着，“咱们这回可以一块去见罗大哥了！哈哈哈……”然后狂笑着，倒下来，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
“哒哒哒……”
岸上的机枪吼叫着。
河坝头的反革命分子们鬼哭狼嚎，喊爹叫娘，纷纷倒下了，只有杨蒲白一个人还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喊着口号：“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英雄的血不会白流！我杨蒲白，十八年去，十八年转，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打倒……”口号还没喊完，人就倒下去了。混乱之中，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块石头，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半边脑壳的窟窿里，我眼睛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是晚上了。
老天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大雨，河坝头到处就是雨水的声音。人都死了。我从死人堆里爬了起来。因为路途遥远，死者的家属都还没来得及赶过来收尸。那些尸体就乱七八糟地横在河坝头。
李世雄虽然陷害我，但他死了，罪有应得。
想到我们曾在山上称兄道弟过，而且他也有恩于我，我不想他的尸体就这样暴露在河坝头，让那些野狗糟蹋了。我索性把他的尸体扔到安江里，然后拔腿就往家里跑。
我回到龙虎镇的时候，龙虎镇的畜生都睡着了，只有家里的灯还亮着。梅花正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穿针引线补衣裳。梅花好像知道我会回来，门没有上闩。见我推门进去了，她扔掉衣裳，扑过来，也不说话，就捧着我的半边脑壳看，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梅花泪流满面地说，狗娃，活着就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其实，我回龙虎镇只是想看看梅花，然后就走。
但梅花不让我走。
梅花要把我藏在地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