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冬天，我听三弟来信说父亲腰椎病犯了，我就和妻子在过年时回到了小兴安岭山里，一晃我也有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
东风区已不叫东风区了，又恢复了以前建林业局时起的地名叫汤旺河区了。火车站比我上学走时扩大了一些，下了车还能一眼看到父亲以前工作的单位区废品收购站，那幢黄砖平房后面的院子里堆积着像小山一样高的废铁废塑料桶。看我眼睛朝那里望，来接我的三弟说：“现在咱爸每月还来卖一次废品，说他也不听。”三弟现在在区政府当秘书，他是伊春师范学校毕业后改行到区里当的秘书。
他找了一台212吉普车，我说：“也不远，走回去吧。”我是想走走看看这些年家乡都有哪些变化。三弟说：“天冷，你受得了，二嫂还受不了呢。”我只好听从了他，刚要上车，忽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吉普车旁边停了下来，他冲着我惊讶地说：“向群回来啦！”
我定睛一看，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三弟刚要跟我说，他又叫道：“我是你陈哥呀，你忘了小时候在你家锯过柴火啦……”我一下子想起来，他是陈中国！握着他伸过来的手——他又转过头来：“这位是弟妹吧。”我赶紧跟妻子说：“这是陈哥，和咱爸在一个单位的。”妻子礼貌地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弟妹真漂亮，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听王会计说你们是大学同学。”我点点头。
看有出站的人向这边看，三弟说：“陈主任，我二哥二嫂刚下车，要不你也到家去坐坐？”陈中国忙说：“先不啦，我听说王会计腰病犯了，等哪天我过去看看他。”说着他冲我们招招手，骗腿儿蹬车走了。
坐进吉普车里才听三弟告诉我：“陈中国现在是废品收购站的主任了，他入党还是咱爸给介绍的呢。”我在家时就知道陈中国自从那次火灾刑满回到单位后，表现一直很积极，也得到过父亲的帮助，没想到现在都当上了收购站主任。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问：“冉红旗呢？”三弟说：“还在收购站，还是那样……”三弟说着摇了摇头。
红松街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几家房顶不是草房顶了，而换成了油毡纸房顶和瓦盖顶，包括我家。一到红松街口，我叫三弟让开车的师傅开车回去了，我们下车往家走去，走过老白的家门前，老黑似乎认出我来，从窝走到门口来，它抬头朝我望了望，它明显地苍老了，眼睛混浊湿润。老孙家的油纸房顶换了瓦房顶，院子门口的雪扫得干干净净。张厨子家院子里没什么变化，还是乱糟糟的，房檐下吊着两根猪尾巴，一定是哪个杀猪人家请他做饭送的。走过李邮递员家门前时，我看到了一个小姑娘脸蛋冻得红红的在门口玩，从她那酷似唐山菊的面孔，我猜想这一定是唐山菊的孩子了。妻子抓了一把糖果给她吃。
进了家门，躺卧在炕上的父亲见我们回来，眼睛一亮，嘴里说：“你们工作都那么忙，还回来干什么。”可是看他眼里露出的神情是高兴的。他还叫母亲把他扶起来倚靠在被垛上。屋里有一股汤药味儿，三弟告诉我，是王路的爷爷给配的中药。三弟说王路也常过来看父亲。
我们回来，母亲也很欣喜，她拿出一些炒熟的榛子、松子给我们嗑，妻子也拿出给她和父亲买的衣服，让母亲试试。母亲嘴里说：“花这钱干什么，花这钱干什么。”并没有去试，眼睛却盯着衣服的样式嘴里啧啧个不停，看到地上的缝纫机，我问母亲：“还能给人做新衣服吗？”母亲说：“不行了，眼神跟不上了。”妻子还给大妹买了一件流行的呢大衣，大妹喜欢得不得了，立刻进屋去穿在身上了。我告诉过妻子，大妹的身高和她差不多，她买得正合适。
看到我们回来，父亲精神上就好了一大半，父亲叮嘱我说：“抽空去王路家看看，谢谢他爷爷给瞧病配药。”我也正想去王路家看看呢。我回来并没有事先告诉他。
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和妻子带着礼物过去了。王路见到我很惊讶：“向群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事先来信跟我说一声，我好去车站接你们，这是嫂子吧？”我说：“前天回来的，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靳小芹。”我跟妻子也说过王路，她冲王路微笑着点点头说：“老听向群提起你。”
王路的爷爷和王路他们一家住在一个院，是单独的一间屋，一走进去一股中草药味儿直冲鼻孔。王路的爷爷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鹤发童颜，正在给一个邻居诊脉，见到我说：“你父亲的病好点了吗？”我说：“好多了，他还特意叫我们过来谢谢您。”妻子把带的两盒点心和两瓶北京红星二锅头放在柜子上。坐下说了几句话，见又有人来找他瞧病，我们就退了出来。
王路把我们引到他屋里去坐，他叫我们中午别走了，在他这里吃饭好好同我唠一唠。我说改天吧，刚回来怕家里人惦记。正说着话，我突然看见他屋里的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是他哥和宋海波在一起的一张合影照，他哥哥穿着军装，胸前戴着军功章，坐在轮椅上，宋海波站在他哥身后，照片上还有一行字：新婚纪念，幸福美满。我一愣，王路瞅瞅我说：“是的，他们结婚了。”王路在跟我的来信中说过他哥这几年的情况，他哥在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上了老山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左腿被炮弹炸伤了，截肢在野战医院住了一年多，伤养好后，他就跟随参战英雄宣讲团到各地宣讲，还被区中学请回来宣讲过一次呢。宋海波的情况他也简单在信里跟我提过，他说宋海波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又分回到了区中学来教课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现在我从王路的眼神中明白了，因为我以前对宋海波反感，他才没有跟我说这些。
“没错，就在前年我哥被母校请回来做报告那次，宋海波和我哥正式恋爱的，虽然在这之前宋海波一直在给我哥写信，可我哥一直把这看成是他们同学之间的友谊，而且在战事发生之前，作为一名军人随时都可能奔赴战场生死未卜，他也不可能答应她什么。那次回来，那些天都是宋海波在默默地照顾着他，而且宋海波告诉我哥，在大学里也有人追求她，她明确地说，自己心里已有人了，她心里这个人就是我哥……我哥听了很感动，而且她跟我哥说，为了我哥她可以放弃一切！他们结婚后，她就跟我哥随军去他们部队昆山疗养院了，在当地的一所小学里教书……”
听了王路说的话，我不由得从心里对宋海波佩服起来。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看来王路以前在学校里，也没少给他俩传递信件。
“那你呢，你和孙曼卓怎么样？”
王路听我这样问，看了我妻子一眼脸红了，说：“我们还挺好，孙曼卓已从青年点抽调到区文化馆文艺演出队，她现在很忙，平时又要排练，又要教新学员舞蹈，她想过两年再考虑结婚的事，我答应了她，再一个我也刚接了父亲的班，在贮木场青年队当队长，也想干出个样来。”
我和妻子走了，王路送出来，犹豫了一下说：“你知道张红伟现在干什么呢？”我看着他。他说：“他因为没有文凭，已调出了区中学，到贮木场抬大木头去了……有一回我在场子里看见他正和几个工人抬大木头，个头被压得更矮了，脸也憋成了猪肝色……”
“他和周云燕后来怎么样啦？”
“还能怎么样，他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压根儿就没怎么搭理他。他离开区中学后，再不去区人民医院门口接人家去了，他怎么好意思去呢？以前他还到处跟人讲，说周云燕和她姐姐入团都是他介绍的，有一回周云燕当着他的面揭穿他，说她姐姐要不是他介绍入团被鼓动上山上林场去还不会死呢，问他你怎么不上山去呢，呛得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无话可说了，这个骗子！”
那天从王路家回来，他的话叫我想了好多，我倒是有点对宋海波刮目相看了，我以前在学校里错看了她，她对自己的信仰很忠贞。相比较，张红伟倒是应该获得这么个结局的。
临近春节，来家里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增多起来，这地方有个习俗，年前来拜年手里不空手，年后就只给晚辈压岁钱。渐渐地我明白这些人都是冲着三弟来的。
三弟现在是区长秘书，每天在外面忙工作，都是挺晚才回家。
每每有人打着三弟旗号来拜年，父亲都很生气，就叫大妹把来人连着他们提的东西都拒之门外，有硬放下的人，父亲就叫大妹等三弟回来叫三弟给人家送回去。
三弟就在背后向我发牢骚：“咱爸也真是，这不打人脸吗。”可每次还是照父亲的话做，把人家送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去。
有一回，三弟喝多了，向我说起给家里换瓦顶翻建房子那次，父亲说啥也不叫人家给换，说两年换一次房草挺好的。母亲顶了他一句，说他这老胳膊老腿还能爬得动房子吗？他才同意换了。“不过过后非叫我把砖瓦钱给人家送去，这砖瓦水泥都是下面的人从基建单位给安排要的，我上哪儿去给人家单位钱哪。再说为这点材料要给人家钱还不笑话死我……”我刚要劝他点什么，哪知他又说了一句：“二哥，我知道你要说啥，这些年你和大哥都不在家，家里头都得我张罗，放心吧，我知道咱爸的犟脾气，大事小情都要记着自己是党员……”
我深深看了眼三弟，这些年他在家照顾父母也受累了，觉得他真的长大了，看他倒头睡去了，我走出屋去……
外面的风吹得很冷，夜黑漆漆的，站在房后看我家这三间大房都是红瓦顶，上面覆盖着白雪。不过，此时我倒挺怀念高中时换房草的那两个秋天了，风吹动着房草呜呜地响，还有割房草时山坡上散发的好闻的青草味儿……
陈中国果然来我家看父亲了，他手里提着一网兜水果罐头、麦乳精什么的，还带了两条红塔山烟，自打他出事以后，烟他还是一直不沾的。
他一来父亲很高兴，两人说了很多话，父亲向他问了一些单位里的事情。陈中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多亏你爸帮助他才有今天，人是不能忘本的……说得父亲也很感动，说：“你说这些干啥，不值得一提的。”陈中国坐了很久，他要走时，父亲叫他把烟拿回去，说：“你知道我抽不惯这个，拿回去给你父亲抽吧。”陈中国没拿，说了一句：“您拿着抽吧。”父亲叫我替他送送陈中国，我就出去送他。走到院门口我家后院柈子垛前，陈中国停下了脚步，瞅了一眼我家码得整整齐齐很高的柈子垛，我知道他是想起了我小时候来我家锯烧柴的事。
三弟晚上回来，我跟他说起白天陈中国来家看望父亲的事。他听了用鼻子哼了一声说，算他还有点良心。
过完十五，我和妻子就要返回北京了。父亲已经能下炕了，我和妻子都叫他什么时候去我们家里住一阵，再顺便看看他的腰椎病。父亲说你们工作都那么忙……他这是老毛病了，不碍事的。妻子知道父亲从没去过北京，又说，到北京住一阵，也当是看看北京了。父亲听了，眼神倒是跳动了一下，随后又说，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走的那天，在街上遇到李邮递员了。过年期间，我带妻子去过街坊上两户人家串门，一户是老白家，一户是李邮递员家。老白也早退休在家了，每天还依旧关心着报纸，李邮递员每天都把报纸送到他家里来。老白也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而他的妻子似乎还和当年他领到红松街我们见到时那样，没怎么见老。唐山芝和她妹妹一样，一见到妻子，听着她的天津口音叫她们感到很亲切，她们很快就聊到一块儿来，聊起天津和唐山过年的一些特色小吃，还有杨柳青街上的年画。
李邮递员正在街上跑送报纸，他骗腿儿从自行车上下来，说：“你们今天回去了，不再多住些日子了？”我说：“回去了，谢谢您常去我家里看我父亲。”他笑笑说：“应该的，现在老人见到得越来越少了。”他看了看我又说：“你没事经常给家里写写信，你父亲很盼望你们的来信，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我，有没有北京的信……”我心里一动，眼眶有些湿热，忙说：“好的，我会的。李叔叔，欢迎你有机会去北京玩。”“北京？这辈子恐怕也没有机会去看看了……你不知每天送信送报多缠身子。”“怎么会没有，等你退休了，唐姨回老家时就可路过北京去看看的。”李长路想了想说：“也许吧，天安门、长城俺只是在邮票上天天看到……”他与我们道了别，骗腿儿骑上车走了。
那辆绿色邮政自行车有些旧了，骑起来链盒子有些吱啦吱啦响。道边的雪有点开化，我往南山上远望了一眼，要不了多久，那山坡上的达子香就会开花的。
大妹送我们去的车站，她穿着妻子给她买的那件红呢子大衣，围着一条蓝色围脖，像个城里人一样。她手里拿着给我们带的一些榛子、松子和木耳，装在一个旅行兜里。
上车时，我又扫了一眼不远处车站旁边的废品收购站，好像看到一个人影在院子里弯腰收拾着废品堆，但那个人影肯定不是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