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夏天父亲来北京了，父亲是回山东老家回来时绕道北京到我家来住些日子的。在他动身前，大妹已写信告诉了我们。
我到火车站去接的他，父亲一走出闸口来，就像眼睛不够使似的到处看。我已经站到了他面前了，他还没有看见我，父亲的背已驼得很厉害了，瘦削的脸又黑了许多。
“这就是北京老火车站吗？”
我点点头，其实父亲从来没有来过北京，只是从五六十年代的报纸画册上见过北京站的图片。现在北京站外楼正在维修改造。
我叫出租车司机从东长安街上走过，车到了天安门前，我让师傅慢点开。父亲的头从车窗里探出去，微风吹动着父亲凌乱的花白头发，他的眼睛又不够使了。
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我同父亲聊天，我们的话题自然提到了山东老家。
我问：“四叔奶还好吗？”
父亲说：“她还好，就是耳朵背得厉害了。”
我突然问起四叔奶年轻时为什么不改嫁？
父亲听了吓了一跳，仿佛我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我说：“其实四叔爷的死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找找当地政府按烈士对待，这样四叔奶的日子和堂叔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父亲听了摇了摇头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我去找过当地政府，想要证明你四叔爷的党员身份，可是那个唯一可以证明你四叔爷那天带信去龙口执行任务的中村郑铁匠已不在世了，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就没有找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有再去找。我在你祖父过世那年回老家，也曾经打听到了当时介绍他入党的地下党负责人老梁同志，老梁同志在过世前也写了证明信证明了你四叔爷确实是一名中共党员，而且是为革命牺牲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四叔奶，我叫你四叔奶找找当地政府，可以按烈士家属对待的，可是这个时候你四叔奶又不同意往上找了……”
“为什么？”我有些不明白地打断了父亲。
“这次回去，我才从你四叔奶嘴里知道，政府承认了你四叔爷的党员身份她就知足了，她就想让人知道你四叔爷是一名党员，这就够了，至于烈士的事你四叔奶想都没想过，如果那样做会叫她心里不安的。你四叔奶一直认为你四叔爷那天是为了接她在路上碰上了劫路的胡子才被杀害的。”父亲眼里闪动着什么说。
“那后来呢？”
“后来县里也去人调查过你四叔爷当时牺牲时离开家的经过，你四叔奶也一口咬定，你四叔爷那天离开高王胡家村是到龙口接她回去的……这样县里对你四叔爷审定烈士的事也就搁置了起来。”
我想这也是四叔奶一直没有改嫁的原因。
“其实我在想，就算你四叔奶知道你四叔爷是为革命牺牲的，她也不愿为政府添麻烦了，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不想沾任何人的光，你四叔爷生前也没有跟她透露半点地下党员的身份，我想你四叔爷不告诉她，一是遵守组织纪律，二是也不想让你四叔奶跟着担惊受怕受连累……”
听了父亲这么讲，我明白四叔奶在乎的是什么了。
“你四叔奶和你四叔爷生前感情很好，她只知道那次你四叔爷去龙口是为接她而死的，她肚子里已有了你四叔爷的骨肉，她就打算为你四叔爷守一辈子寡了。唉，真难得她这一辈子了，你四叔爷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而她也要为守着自己的这么个想法而活着。”
父亲说他临来时，四叔奶特意叫堂叔去王家祖屋房后桃树上摘了鲜桃子带给我吃。父亲从一个竹篓筐里掏出桃子来，我没有扒皮就吃起来。我知道我吃的是四叔奶亲手摘的桃子。
父亲在我家待了不到两周就开始想家了。父亲在我家也是闲不住的，我家用坏的抽水马桶和漏油的抽油烟机都叫父亲修理好了。以往家里喝剩下的空易拉罐、空啤酒瓶子，都被妻子随手扔掉了，这回被父亲捡在一个空纸壳箱子里，一起卖给了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来过了两次我们家住的小区后，就知道我们家里有一个在废品收购站里干过的人了。有点认同行的意思，就常来我家楼下吆喝了，父亲一听到吆喝声就跑到楼下去，同收破烂的聊了起来，边把手里拎着的空易拉罐、旧报纸给他，边打听废品的收购价格。一来二去邻居们都认识了这个早上出去遛弯回来从不空手的老头儿，也知道是我们家的老人。我和妻子下班回来，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弄得我和妻子都挺尴尬。
父亲这次到北京来，我也一直想着抽空带他到医院去看看腰病，就在他来后的第三周的星期天，我带他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给他找了一位专家，这位医生在看了父亲拍的CT片子后，说你父亲的腰椎弯曲变形很严重，是由于长期弯腰造成的，再不注意容易瘫痪，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因为年纪太大，骨质疏松不宜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给开了些药，并叮嘱平时注意别弯腰和提重的东西。
听了医生这样讲，我也觉得挺严重。开了药，从医院出来，我很严肃地对父亲说：“你以后不能再捡垃圾了，除非你想把自己弄得瘫痪在**，刚才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吧？”不知是我吓唬他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医生的话他确实听清楚了，父亲嘴里嗯嗯……小心听话地点点头，刚才来医院的路上下了车他眼睛还盯着行人丢弃到垃圾桶边上的矿泉水瓶子，这会儿走出来他的眼睛再也不往垃圾桶边上看了。
回到家里，妻子问起了父亲看病的结果，我跟她说了。妻子也有些担心，她叫我有时间多陪陪爸，别叫他再一个人出去走了。我也不太放心让他一个人出去走了。
父亲倒是挺配合我们的，不太常下楼去了，即使早上我们没起来，他一个人下楼去也是空着手回来。每天按时吃药，怕他忘了吃药，妻子在上班的时候，还特意把他中午要吃的药找出来，分别包在三个包里，写好药名和吃药的时间。
过了几天，我发现父亲的神情有些落寞，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台前望着外面发呆。这天晚上，父亲突然跟我说，想回去了。我问为啥？他说病也看了，剩下的药他带回去吃。我叫他再住几天，他说他有点不放心家里了，出来这么久我妈也该惦记了。等我回卧室躺下时，妻子跟我说：“爸是因为没事可干才觉得寂寞想家的。”我想想也是。
为了挽留父亲多住几天，下了班我都尽量多陪父亲下楼走走。我跟父亲在楼下走时，父亲说北京太大了，要是一个人上街走出去还真怕走丢呢。有一回我带他走进老北京胡同里，看见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蹬车过来，他的眼睛又发亮起来，等人家从他身边擦身蹬过去，他就佩服起这些走街串巷收破烂的老头儿来，父亲问我一句他们就不怕走丢了吗？我说不会，北京的胡同他们天天跑都熟了。他想了想又问我说：“北京有多少个废品收购站？”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父亲又住了一周后，这回真的吵吵要走了，我和妻子再也留不住他了，就只好给他订了火车卧铺票，并发电报告诉了家里。
父亲要走了。我想带父亲去吃一次烤鸭。父亲在我家住的这些日子，我们几次要带他出去尝尝北京的风味小吃。父亲怕花钱找借口拒绝了。想想以前在家时父亲实在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就越发想带他出去吃一次烤鸭了。
我带他去了西单街口上一家烤鸭店。刚坐下，服务员上来了。父亲问一只烤鸭多少钱。服务员回答八十八元。父亲听了吓了一跳，问什么鸭子这么贵。我微笑着对他说：“您吃过了就知道了。”等烤得流油的烤鸭端上来了，却见父亲迟迟没有动筷。我教他先夹一张面饼，再去夹烤鸭肉片、葱丝、香菜丝、面酱，卷在面饼里。父亲说早知道这么麻烦就不出来吃了。一顿鸭子要花掉他一个月工资，父亲有些心疼。
从烤鸭店里出来，我本打算带他逛逛西单商场，顺便给母亲买点礼物。
我俩走到西单商场门前时，看见那里围着几个人，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儿正扯住一个人的衣袖，叫他把丢在地上的一个空易拉罐捡起来，并接受他的罚款。这种事我见多了，往往那个人都不心甘情愿接受罚款，总要同执勤人理论几句，但最终还是要无可奈何被罚款的。那个人身边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吓得呜呜直哭。不用问他们是父子俩，易拉罐是孩子刚才喝完随手丢下的。显然刚才那个人已经向执法老头道过歉了，说孩子不是故意的，请原谅他一次吧。可执法老头不依不饶，见孩子哭了，就朝大人要钱。中年人不干了，说处罚也得讲理呀，易拉罐我可以捡起来，凭什么还要罚款？执法老头就拿出来一个小本子说第几款第几则，不交罚款就别走人。事情就在那里僵持着，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两个外国人也夹在里面。
我完全没有察觉到父亲是怎么钻进去的，父亲捡起了易拉罐，并向那个执法老头交了五元钱。我不知道父亲向那个执法老头说了什么，他收下了父亲的钱，那父子俩离去了。围观的人也散去了，那里只孤零零地剩下了父亲。我走过去。
“您凭什么替他交钱？”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首都哇，咱不能让人家外国人看咱笑话。”父亲出乎意料的回答，叫我一愣，张了张嘴怔在那里，哑口无言。
一路上，父亲手里一直拿着那个被踩扁了的空易拉罐。回到家里他把这只易拉罐又放进了妻子开始积攒空易拉罐的纸箱子里。我知道就是这一箱子空易拉罐卖出去也卖不上五元钱。
父亲明天就要走了，晚上我过他屋里陪他说说话，我进去时他正低头坐在**不知在想着什么，见我进来他示意我在他床头的椅子上坐下来。
“向群，你说人是不是不能犯错？”父亲的话又叫我一愣，我不太明白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慢慢地说道：“你还记得陈中国吗？”
我说：“记得，当然记得，前年回去还见到过他，他还去过咱家里看过您……他现在还在废品收购站当主任吗？”
“不，不干了，是他自己提出不干的……”
“为什么？”
“唉，说来话长，在他自己提出不干主任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年失火是他抽烟引起的，也是那天他亲口向我说出来事情真相的，他说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冉红旗……”
“啊？”这又让我十分吃惊。
“没错，他说么多年他的内心一直受煎熬，特别是每天看到冉红旗眼神的时候，刑满后，他希望那时他们两个有一个离开收购站，他以为冉红旗会离开收购站，可是冉红旗一直没提出离开。他提拔当了主任后，一直想要离开收购站，甚至想让你弟弟帮忙把他调到别的单位去，可是一直没有弄成。他还得整天面对冉红旗的眼神，他告诉我，他入党，当主任，最害怕的就是看到冉红旗瞅他的眼神，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背上。
“去年冬天，他把我找到他家去，就我们俩在一块喝酒，他喝醉了，说他再也受不了，就想当我面向我说出这些来，他说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一直跟他说要对党忠诚，要在任何时候都相信党组织，他说再也不能对不起我了，就跟我说了这些。最后他跟我说人不能犯错，人犯了小错就容易犯大错，当初他要是在失火时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就不会犯更大的错了，让冉红旗跟着受牵连受刑罚了，他以为他们一起受刑后，出来就没事了，可是出来后，他良心受到了更大的谴责，这么多年来一直内心不安……
“那天他向我说完后，第二天就向组织提出辞职了，并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惩罚。鉴于他当年说了谎话已过了刑罚追溯期，这些年他一直表现不错，他只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说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可是他现实的表现确实够哇，唉，人心里的秘密谁能看得到呢……”
第二天上午父亲走时，我和妻子去车站送他。票是事先给他买的，是卧铺票。父亲说又让我们破费了，父亲是想坐硬座。我想父亲现在腰不能久坐怎么能坐硬座呢。以前父亲坐硬座是想能顺便捡些易拉罐、空啤酒瓶子什么的，而睡卧铺就不方便捡了。
临上车，父亲换上了妻子买的新衣裳，一枚鲜亮的党徽被当当正正地别在父亲胸口。
那鲜艳的红犹如一簇跃动的火苗，跳动在父亲的前胸。我的因与父亲分别而空落的心突然被润湿了……
随着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时针指向十点，忽然响起了悦耳动听的《东方红》的乐曲声，我和父亲听到了，都怔了怔，父亲痴痴地望着钟楼的眼睛有一丝闪动……
火车鸣笛了，父亲向车厢门口走去，他上去时腰弯曲得厉害，那个女列车员还搀扶了他一下。等他上了最后一个梯磴后转过身来，他挺直了腰，我突然觉得父亲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
他站在列车门口，冲我们招招手。那会儿，北京火车站上金灿灿的阳光正留在父亲微笑的脸上……
2020年12月16日—2021年2月9日一稿
2021年2月13日—2021年4月8日二稿修改
2021年8月三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