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入党的消息也成了红松街上一件轰动的喜事。第一个知道信的李长路那天一下班就来我家向父亲道喜，接着张厨子也来了，张厨子还说等父亲当了领导别忘了给他改改行，都是一个街坊住的邻居哩。父亲就很忸怩地脸红了，嘴里说：“哪会呢，哪会当领导呢。”父亲心里想到，再有两年他就退休了。
老白也来我家向父亲表示祝贺，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王会计，你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容易呀！”父亲鼻子一酸，差点涌出泪来。他也紧紧握着老白的手，说：“是咧，是咧……”
那天老白走时，还向父亲说了另外一件事，老白问父亲：“你最近注意到报纸了吗？他又复出了，在抓教育……”正沉浸在兴奋中的父亲没有留意老白话里的意思。
又过了几天，老白在他家的院门口遇见父亲又跟父亲说了一件事。老白正在他家的菜园子里摘豆角，原来被唐山菊种花的园子，现在叫老白种了几垄豆角。看见父亲下班回来，老白就把父亲叫住了，老白说：“你瞧吧，今年咱们国家还会有大事要发生。”父亲听了一哆嗦，嘴里结巴问道：“大事？……啥事……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啥好事？”
“你猜猜看。”
父亲摇摇头猜不出。老白说：“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都需要整顿改革了，你说最需要改革的是哪个行业？”父亲瞅着老白想了半天又摇头。老白就说：“当然是教育呀！”老白把手里刚摘的一把豆角撒进腰筐里，又小声跟父亲说一句，“叫你家老大回来吧。”
“回来干啥？”
“回来准备复习参加高考。”老白又瞅了一眼街上，并没有人走过。
“你是说国家能恢复高考？”父亲一惊。
老白点点头，胳膊肘挎着腰筐走进屋去了，将一脸疑惑的父亲丢在院外。
父亲尽管有点半信半疑，觉得还是应该相信老白。他就托人捎信给山上林场的哥，叫他下来。哥并没有下来，哥不是不相信老白，哥是不相信父亲了。
老白猜测得没错，暑假一结束，下学期一开学，就传出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是从教我们语文的李玉堂老师嘴里传出的，李老师是从北京下放到林区的老师，他家并没有搬过来，每年暑假他都回北京探亲。自从他在班上发现我的作文好后，对我很偏爱。这次他一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悄悄跟我说，要我好好准备一下，北京那边已传出今年要恢复高考了。李玉堂老师的京腔儿很重，这么多年没有把家搬过来，就是想着有一天落实政策再回北京去。
听到这样的小道消息，我们毕业班就有人在偷偷复习了。而宋海波还在鼓动同学们做好上山下乡到青年点接受再教育的准备。
一直迟迟没有正式的消息发布，南山坡上的草、树叶渐渐黄了，又到了每年打房草、抹墙泥的季节，秋天的风刮得一天比一天凉了。
红松街上的人家又开始在房檐下挂晒红辣椒、豆角丝、萝卜干儿了。这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和父亲、三弟在院子里围墙搭起的脚手架上抹房泥，听到李长路手里挥动报纸在街上喊：“好消息，好消息，国家恢复高考啦！”
我听到了一怔，冲出门去，从他手里抢过报纸，果然在报纸的显著版面上看到了教育部发布恢复高考的通知。
我两手搓着黄泥走回来，想接着抹墙，父亲蹲在架子上冲我说：“老二，你别干了，回屋看书去。”我说：“墙还没有抹完呢？”他说：“你不用抹了……”我和父亲都抬眼看街上，街上的人正围在李长路自行车旁边议论着。孙曼卓也夹在人群里，她脸上露出少有的兴奋来。
第二天，学校突然有了紧张复习的气氛，大家都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不少社会青年也纷纷重新拿着课本回到学校来找老师复习。李玉堂见到我，对我说：“你练习写几篇作文，语文试卷可能就是一篇作文。”孙曼卓和另外的女生则围着数学、化学老师在问这问那，而王路神情看上去有点茫然。
放学回去时，我问王路想不想参加高考。王路说，这么多年在学校也没学习啥，落下得太多了，临阵磨枪也不行啊。看来他不打算参加高考了。
高考时间定在了这一年的12月下旬，离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够紧张的。我们这届毕业生允许提前半学期参加高考。大家都报了名，连学校里的不少往届留校当老师的也报了名，其中就有张红伟。
那天张红伟见到我，问我哥参不参加高考，他想跟我哥一块复习。我冷冷地说：“我哥不打算参加高考。”他讪讪地走了。
看到报上登出的恢复高考的通知，父亲又托人捎信上去叫哥回家复习。可是哥没回来。我想他也会看到报纸上通知的。
张红伟又来红松街上找孙曼卓复习了。孙曼卓有一套复习资料，这套复习资料是内部印刷的，一般人是搞不到的，是孙曼卓在区供应科工作的大姐夫搞到的。
王路最后也报名参加了高考，我知道他为什么也报名了，准考证发下来，他和孙曼卓分在了一个考场。
高考那天出奇地冷，夜里还下了一场大雪，早起推门，门都被冻住了。父亲用炉子里烧红的炉钩子把门缝里的冰溜子刺啦刺啦烫化了，这才推开门。父亲还千叮咛万嘱咐，叫我把钢笔放在抄起的棉袄袖子里，这样钢笔水才不会冻住。等我走出家门口时，父亲又蹚着没膝深的雪追过来，他从手腕上撸下那只发黄的英格纳手表给我，叫我戴上看着点钟点答。这只很旧的英格纳手表是祖父的遗物。父亲踩着一趟很深的雪窝子走回去了，我也蹚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区第二小学设的考场去。冷冷的阳光照在雪面上，刺得眼睛生痛，耳朵也冻得红红的发木了。
到了区第二小学校门口，一群人影像乌鸦一样哆哆嗦嗦在雪白雪白的地里，拼命地跺着脚。有民警把持着门口，查验准考证后方准进入。高考恢复的第一年没年龄限制，有不少人还是结过婚拖儿带女地参加高考的，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等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
第一科考的是政治，考卷发下来，大脑有点发麻。这几天早起背的题都溜到一边去了，倒是宋老师的影子总是很清晰地冒出来。还是硬着头皮答吧，不时看一下表。大家都大气不敢出……答完了交了卷出来，我先看到了和周云燕一个考场的张红伟的身影，他正向周云燕说着什么。看来他答得不错。
我不想和他们打招呼，也没有等王路，一个人往家走，低头走出校门口，刚刚拐过一个胡同口，一个人影抄着袖从木柈垛下站起来，冲我咧着嘴笑：“考完啦？”吓了我一跳，是父亲！他在这里抻脖张望多久了？“走，家去，你妈烙了白面饼，饿了吧。”他脸都冻僵了。
下午考的是语文，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我听着手里的钢笔在两页白纸上唰唰地愉快地写着，嘴里还打着白面饼的饱嗝儿。《东方红》是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就会唱的歌，看来李玉堂给我押的题很准。在我的作文快要写完时，宁静的校园里突然传来一声女生的尖叫，吓了我一跳，接着考场里又死一样寂静了下来，直到满耳的铃声响起，考场里顿时噼噼啪啪声响起一片。
出来碰到王路，他脸色像地上的雪一样惨白。“你听到那声尖叫了吗？”我点点头。“是孙曼卓，她崩溃了，被校医架走了。”
“啊？”
…………
高考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孙曼卓因为考语文时精神受到刺激，后来她数学和理化两科也没有去考。
没过多久，高考分数就下来了，我进入了录取分数段，张红伟和王路都落榜了。进入大学录取分数段的我们这届学生只有三名，周云燕和另外五名考生被录取到中专分数段。区百货商店门口张贴出了大红榜，门口围满了人挤在那里看。李长路骑车路过那里下车看到了，第一个跑到我们家来报喜，父亲听说了，也赶紧跑去看。
回来他兴奋地跟母亲说，咱家老二考上了，大红的榜上有他的名字。
那天我也被三弟拉去看了，在拥挤的人群里我看到周云燕和张红伟，周云燕看到我过来向我祝贺，我也向她祝贺。她问我想报哪所大学，我犹豫了一下说，还没想好呢……站在一边的张红伟听到我们说的话，脸色极其难看，他说了一句，别高兴太早，还有政审一关呢。他这话让我心里一沉！
接下来要进行体检和政审阶段。这和征兵程序差不多，不过体检要比征兵松得多，不看身高，也不看戴不戴眼镜。父亲像陪哥当兵体检一样，那天也偷偷跟去了区人民医院。去体检的我们这几个人全部是优，还一致得到了体检医生的夸奖，说我们是即将跨进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周云燕出来对我说，看看咱们是多叫人羡慕。
可我听了却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体检我全部是“优”，可一想到下一步政审，我的心里就七上八下。
红松街上的左邻右舍都在区百货门前看到了红榜，纷纷到我家来祝贺。红松街上还没有出过大学生。邻居都很羡慕我们家，说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父亲那几天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逢人便讲他的二儿子是多么多么的有出息。并说他们老王家祖上就是读书世家，祖上曾出过进士，祖父是因为战乱才中止了学业，不然也会和我的三叔爷、四叔爷读到济南学堂的。
对于父亲的虚荣心我实在不想去戳穿他，可随着政审时间的临近，我也忐忑不安起来，特别是听周云燕说一个中专考生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后，我便更加焦虑了。父亲没有说什么，可我知道他也在担心。
我高考结束后，哥回过家来一趟，大概是他在山上也听说了我进入了录取分数段。可是哥只能待两天，临走时他看着我：“时代不一样了，考上就是考上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别瞎操心了。”我很惊讶，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改变，这次哥回来，我只顾着担心自己的事情，直到现在才好好看了看他。长年积在他眉间的那股郁气不知什么时候消散了，也许这些年的历练和劳动也带给了哥回报。哥的话带给我些许安慰，但没有真正打消我的担忧。
日子就在这一天一天焦急的等待中过去……
我去学校问过，李玉堂老师告诉我已有两个考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填报志愿时我曾去找过他，他建议我报北京一所重点师范院校，现在还没信，他和我一样着急。
我天天站在红松街李邮递员的家门口，等他骑车回来。街上的风很冷，吹得我耳朵麻痛。每次李邮递员见了我都会说：“再等等，也许通知书这几天就已在路上了。”他还憨笑着对我说，“一有信我就会送到你家去，这可是咱们这条街最光荣的喜事呀。”他一边说一边推着那辆绿邮车走进他家里去了。街上那块地上的雪都被我踩硬了。
就在那两个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半个月后，我几乎要绝望的一天下午，李邮递员丁零零骑车疯跑到了我家门口，他没等进院就满街筒子喊：“老王家二小子的录取通知书来啦！”那丁零零愉快的自行车铃声和他的大嗓门让红松街所有人都听到了，李邮递员飞身下了车，他手里高举着一只大信封，脸上被风吹得通红，手冻得不太好使，他把那个信封交给了我，我用软软的几乎瘫痪的手接过来。
围上来的邻居纷纷问：“考上哪儿啦？”李长路兴奋地告诉大家：“北京的……一所大学！”
父亲下班回来了，他已从街上邻居口中知道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进家门，他嘴里兴奋地说个不停，尽管大都是些重复的话。其实我的政审通过也就说明他的档案也没问题了。
我是老王家第一个大学生。父亲还给老家的五叔写了一封报喜的信，可惜祖父是看不到了。从父亲嘴里我知道祖父最看重有学业的人，所以才给父亲取名叫王学业。
我是红松街上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街坊邻居又纷纷来我家道喜。老白来了，老白说他去年夏天预料得没错，国家果然出了这样的大事，恢复高考这会改变多少年轻人的命运哪！父亲在一旁附和：“是哩，是哩，要不是国家恢复高考，俺连想都不敢想孩子能到北京去念大学。”
唐山菊和她姐姐一块来了，唐山菊已经怀孕了，她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她说当教师的父亲就希望她和姐能到北京去上大学。说着说着姐姐还抹起了眼泪，妹妹安慰她：“咱们实现不了的梦想让咱们的孩子来实现吧！”姐姐就说：“我一定要小橘子好好学习，将来也考上北京的大学。”
张厨子来祝贺时问父亲要不要摆几桌宴席庆贺一下，这毕竟是你们老王家的大喜事。父亲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用了。我一是想到了去年正月哥的订婚宴没做成的事，想到这件事我就为哥感到难过，不想刺激哥了；二是街坊上孙曼卓没考上，这些天也一直没看见她出门，也不想刺激老孙家了。父亲就听了我的，只是说我走时把二姨一家叫上在一起吃个饭，算是为我送行了。
父亲一边张罗着为我准备上学要带的行李和生活用品，一边打发人捎信去青年点叫哥回家来，一家人在我走之前吃个团圆饭。可是哥并没有回来。看到父亲很失意的样子，我不想让他太伤心，就说找两个外人来家里一起坐坐吧，父亲问我找谁，我说把白叔请来，我再把我的同学王路请来。父亲同意了，就去准备做宴席的东西。这桌饭还是请张厨子来家里做。
老白和王路来我家吃饭，冲淡了哥不在这顿送行团圆饭的缺憾气氛，父亲当着老白的面说了很多高兴的话。正说着话，李长路探头走进门来，他给我家送来了一封信，让父亲很感到意外。父亲叫李长路一起坐下喝一杯，他就高兴地坐下了。信是老家从没给父亲写过信的四叔奶叫他儿子学根写来的，他们母子在信里对我考上大学表示祝贺，并随信寄来了二十块钱算是道喜！父亲看完后，对桌上的人说：“俺四婶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出身，想不到她还寄钱来，啧啧。你将来不要忘了四叔奶。”我点点头，脑子里想起那年和二姨回去见过的四叔奶和她的儿子学根。
没想到哥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回来了。他说他是搭运木材车下来的，跟人家说好第二天一早还要搭车回去。我知道他是特意回来看我的。他对我说：“你这次去北京上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见面的，我回来跟你道个别。”我眼睛有些湿润，笑笑说：“我放假还会回来的……”我话刚一说出口，他又对我说了一句：“二弟，上学出去了就往高处走了，别忘了有空了回来看看家……”
就要走了，家里的一切都让我依依不舍起来，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落在院落里、房顶上、柴火垛上，房后街上背阴处还残留着积雪。
从南窗外望去，雪还没有完全化尽，南山坡的达子香花骨朵就等不及地绽放了，在我眼里开成了一片一片粉红的颜色，是那样的艳丽。后窗外，一只小花猫悄悄爬上我家柈子垛，伸了个懒腰就趴在柈子垛，眯起了眼睛。
走的这天，是父亲推着那辆白山牌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送我到火车站去的。
邻居们站在门口不断地和他打着招呼，他都一一地应着，像是在接受邻居的夹道欢送。大黑狗从那个熟悉的院子里跑出来，冲我摇摇尾巴。我向它招招手，看它也明显地老了。父亲瘦削的两腮上冻着两坨红，他一路上叮嘱我到了大学后要用功学习，不用惦记家里。我点点头，要他好好照顾母亲。
他沉默了一下说：“是呀，你妈这些年跟着我也挺不容易的，她为你们操尽了心。”
王路也到车站来送我，看到他我想起了孙曼卓，刚才走过红松街，也没有在她家院子里看到她的身影。我对王路说，不知道孙曼卓怎么样啦。王路说他去找过孙曼卓一次，她现在还不想见人，人也瘦多了。我问王路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他打算先去青年点上班，等有征兵机会他想去当兵。
车来了，我同父亲、同王路招招手，叫他们回去。
我在座位上坐下打开车窗，一股透着寒意的风吹进来。我突然看见父亲朝我的车窗口走过来，我以为他有什么事要说，伸出头去，他站在车窗外面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话。
列车开动了，父亲的身影慢慢向后倒去，在出站时，我看见他在出站口下台阶时身子趔趄了一下，王路扶住了他，我突然觉得父亲有些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