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给白茂林和唐山菊的姐姐保媒成功，或许是听到红松街上的邻居对父亲的夸奖，父亲的保媒热情空前膨胀。单位里早先的陈中国，现在的白茂林都是父亲给保的媒。街坊上已有邻居想请父亲给孩子保媒了。而母亲的唠叨也经常挂在他耳边了，说咱家的老大也不小了。
父亲想想哥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是该寻下一门亲事了，而且这几年哥在山上不常回家，他也觉得亏欠哥的。父亲就在心里想着这事。
进入腊月，雪一场接一场地下，红松街的街道每天都变得银白一片，房顶上、柴火垛上的雪厚厚的。街道上的雪落下时，每天都有人早早出来打扫，自从今年冬天李长路结婚后，我家后院与他家相隔的这条街道他都出来打扫，而且一扫就会扫一条街。那把大扫帚一扫就扫出一大片，“哗啦——哗啦——”听着这畅快的扫雪声，我就知道他在外面扫雪，可以多睡会儿懒觉了。扫我家房后门前的雪通常是我的活。听不到大扫帚响，我就要赶紧起来了，不然该遭父亲的责骂了。
我在房后街上扫雪，眼睛还要往李长路家院子里扫视了一下，看到他家院子里的雪还没有扫，他家的窗户上还挂着红窗帘子。看来他也有恋被窝的时候。我顺着门口往下扫下去，就会看到孙曼卓出来扫雪，自从她被学校文艺宣传队开除，在街上人前露面的时候就很少了，唐山菊和她姐姐两人结婚她都没露面，唐山菊还问过我。此时，她头上围着一条厚厚的红线围脖、穿着棉猴、戴着手闷子在弯腰扫雪。
我扫过去，已超出了我家房后的街道范围。好像与她偶然碰在一起的，我俩同时收住了扫帚抬起了头，我说：“孙曼卓，你寒假在家干什么了，老没看见你。”她看到我先惊讶了一下，而后低下头去，说：“看书。”
“看什么书？”我知道同学之间在偷偷传看一些还没解禁的小说。我也在看一本《三家巷》。“我在看……《青春之歌》，你呢？”我说了我看的小说，她说能借给她看看吗。我说可以。哈气染白了她的眼眉，她要接着扫下去了，我又说了一句：“王路那天向我问起你，说他哥给你弄了一顶女军帽，想给你看看合不合适。”她听了抬起头看了看我，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随后又暗淡下去。我又说：“唐姨结婚那天你没去吗，她问起你。”孙曼卓说：“我后来去了，送给她一条我亲手织的桌罩。”她说着往那边院里看了一眼，我也随着她的目光移过去，正好看见李长路和唐山菊走到院子里，唐山菊在给李长路围一条驼色围脖，那个大个子男人还俯下身子贴在他妻子耳边说了句什么，那个女人脸红了拍了他一下。“有什么话不可以在家里说吗，也不怕别人看见。”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和母亲这样亲热过。“你不觉得他们很相爱吗？”这话从孙曼卓嘴里说出来让我一愣，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看来她是变了。她又接着扫雪去了。
大概是这天早上我在外边扫雪时站在那里和孙曼卓说话让父亲看到了，回来后他说了一句：“老孙家的四丫头光长着两条长腿，你看那是在扫雪吗？在画龙呢。”
过了两天孙曼卓来我家找我借书，我在家看这种没有封面、书皮书页发黄的小说也是背着父亲和母亲的，那天我和父亲正好在院子往手推车里装他捡了一冬天的废铁丝和旧纸壳箱，手推车是从邻居家借的。听到孙曼卓在我家院门外叫我，父亲问我她来找我干什么，我说她来找我借语文书。我进屋去了，把那本书掖到棉袄里，手里拿着一本课本走出去。父亲有些狐疑地看着我，等我走出去关上大门，刚把藏在棉袄里的书拿出来，身后的门响了一下，我赶紧嗖的一下把手里的黄书扔进脚旁的积雪堆里，冲孙曼卓使了个眼色，说：“你借的语文书，拿走吧。”孙曼卓先是一愣，明白过来冲我点点头接过书去。
父亲在身后说：“老二，你快点帮我把车推出院子去。”他在前边拉车，我在后边推车。弯腰推到老孙家门口拐弯时，我回头看到孙曼卓从雪堆里扒拉出那本书，她的脸蛋冻得红红的。
走过后一趟房时，老白站在院子里看见了父亲，问一句：“王会计，卖废品去呀。”父亲抬头：“哦，哦。”正要说什么，老白低头进了屋，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捆报纸：“正好我这里有些旧报纸，给你拿去卖吧。”父亲摆手：“这怎么好，这怎么好。”老白说：“放在我这儿也是占地方，给你拿去卖了吧。”父亲就接过来了。父亲问老白：“上回托你的事怎么样啦？”老白说：“我正帮你打听着呢。”等父亲拉车走过去，从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来，那个女人是唐山芝，她问了老白一句什么，老白摇摇头说：“王会计家人口多，日子过得不容易呀。”
老白和唐山芝结婚后，老白待唐山芝的女儿很好，常常看到老白下班回来手里拿着糖葫芦，或拿着一条粉头绫子什么的。有时老白还用自行车前边驮着小橘子、后边驮着那女人一起去区电影院看电影。红松街上的女人见了就说，老白是多年没有孩子才会这样稀罕的。
唐山菊和李长路听到了很受用，觉得给姐姐找了老白是找对人了，就很感谢父亲这个媒人。唐山菊还来我们家给母亲送来一块花布料，说是姐姐从唐山带来的，叫母亲给大妹做过年穿的新衣服。母亲推辞不掉就收下了，大妹喜欢得不得了。
母亲很少夸人，那天唐山菊走后，母亲说：“啧啧，有福不用忙，李邮递员找的媳妇又俊又会过日子。看看这条街数她姐儿俩最有福气了！”母亲很少串门，以前对唐山菊和她姐姐的身世也了解不多。
小年的头一天，哥从山上林场回来了。这一年他在山上林场也很忙，又是给唐山地震灾区采伐小径木，又是搞悼念活动，又是揭批“四人帮”，他们那里离边境嘉荫县近，夜里还组织在路口站岗巡逻。他一回来，人也明显地又黑又瘦了。
母亲跟他叨咕着红松街上两桩婚事，哥听着，嘴里“哦哦”地应着。对于唐山菊再婚，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对于她姐姐从唐山来到红松街落户，并且娶她的那个男人竟是白主任，他有点惊讶了。在哥的印象里，白主任是一个高人。从白主任领他找人到东风区上中学那天起，他就觉得这个残掉三根手指头的人很了不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没忘了当年白主任拍着他肩头让他将来当兵的话。
这天晚上，吃饭时父亲瞅瞅哥，又瞅瞅母亲，对哥说：“你白叔成家了，搬到这条街上来住，你明天过去串个门吧。”
哥说：“去呗。”头也不抬呼噜呼噜喝母亲特意为他做的面片汤，我们嘴里嚼着大饼子喝着玉米面粥。照惯例，明天小年我们家才吃面，母亲给哥做面片汤舀面时手抖了又抖。
第二天哥去时，扛上了一大块他从山上带回来的冻狍子肉。这狍子是他们青年点几个知青在林子里下套套的。在山里正奔跑的狍子一听到人的喊声准会回头，那就会被飞去的木棒击中了。傻狍子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昨天夜里哥躺在被窝里跟我说的。哥还跟我说起山上另外一件事，就是那年着火周云梅救下的那只梅花鹿，每年春天达子香开花的时候，它都会跑到那眼泉石边上，发出一阵阵嘶鸣，这啾啾的鹿鸣声叫得人心里发颤，青年点里人听到了，没有人去伤害它。
等哥从老白家回来，父亲问：“见啦？”
“见了。”
“咋样？”
“听白叔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叫哥去老白家，不光是去串个门看看白主任，还去见老白给哥介绍的一个对象，那女子是老白同一个部队的老上级的亲侄女，老白这个老上级现在是副区长。
知道这件事时，我们家自然欢喜得不行。如果这事成了，不光是解决了哥的婚姻大事，而且我们家也攀上了一门好亲家。母亲还很实际地想到，哥也能从山上调到山下青年点了，而且还能很快转正。
父亲说从他来到东风区第一天起，老白在收购站收留了他，他就觉得老白是他的贵人，现在老白又要成为我们家的贵人了。
哥和那女子又有了第二次见面，还是在老白家。老白头天捎话给父亲，父亲回来又传话给哥，母亲和我们听到了自是十分惊喜！哥这回去，母亲就叫哥换了一身新衣服，把她给哥过年做的，叫他先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蓝涤卡上衣和裤子，让哥精精神神的。
回来母亲问：“说话啦？”
“说话啦。”
“都说啥？”
“工作上的事……”
父亲白了母亲一眼，母亲才收住了嘴。从哥嘴里透露，那女子也在青年点上班，是在商业科青年点，不过那女子透露，她转正后就能到区里商店当店员或到区电影院里卖票。这是她当副区长的叔叔跟她说的。区林业工人俱乐部已改名叫区电影院。
第三回见面不是在老白家了，两人去了电影院，哥特意借了他青年点里一个家境好的同学的自行车，哥是骑着自行车驮着她去的电影院，红松街上有人在电影院看到了，回来跟我们家人说了。父亲就放心了。
父亲想起他给他们单位陈中国介绍对象时，第二次见面就去了电影院，去了电影院看过两场电影之后，两人就成了。
老白说，春节过后两家大人会会亲家，这事就可以定下来了。因此，这个春节对我家来说充满一种喜庆的期待。
父亲很有经验地说，会亲家总得认认门，咱该去人家里看望一下她父母，也请人家姑娘到咱家来坐坐。哥就在初六这天去了，去时带了四盒礼：两包槽子糕、两瓶黄桃罐头、二斤白糖、两瓶酒。回来母亲问了一下她家里的情况，哥说了她家情况。
过了两天，这女子又来了我家，哥早早迎出门去。三弟跟出去，一见人来了回来报信，我和大妹迎出院。这女子一进院门，我看她个头儿不算高，眉眼倒也端正。哥依次把我们给她介绍，哥又对我们说，叫林姐。我们叫了。进屋，母亲迎上前让座。她在我家坐到晌午，母亲留她吃饭，她很有礼貌地谢绝了。哥出去送她。
接下来定会亲家的日子，选在正月十六。家里早早把会亲家准备做的酒席食料都备齐，那是年三十都没舍得做的一只鸡、一条大鲤鱼，还有两个猪肘子。为了做好这桌酒席，父亲也早早和张厨子打了招呼，张厨子尽管心里有点硌愣，还是答应了下来。
会亲家父亲请了老白，老白是介绍人。会亲家的头两日，哥去了女方家，听女方说她叔叔会亲家也要来，又叫父亲和母亲紧张起来，我家里还从来没有来过副区长这样的领导，不知该怎样接待好，又一想她叔叔和老白是老战友，来也在情理之中。可是等到了正月十六这天早上，林女子突然说她叔叔今天没时间，要改日会亲家了。
父亲和母亲听了心里忽悠一下，一般会亲家的日子是不好改的。就去问老白，老白说改吧。回来又叫哥去问改哪天。哥去了，回来说改哪天没定，得看她叔叔的时间。
一等过了一周，家里又叫哥去问，女方回复还得再等等。眼瞅要出了正月，家里着急，哥也着急，过了正月十六，山上青年点就要开工上班了。哥不能在家待得太久。其间张厨子倒来我家问了两次，问会亲家的酒席哪天做，他好有个准备。父亲只好说再等等。张厨子摇了摇头，走时说了一句：“好饭也怕晚噢。”父亲听了脸上烧得慌。
又过了十天还没信，父亲又叫哥去问，这次哥回来了，脸阴得难看，父亲小心地问：“咋说？”哥一言不发，回屋倒头就睡。到了晚上，哥垂头坐起来，母亲又进来问，哥丢出一句：“黄了。”
我们都听到了，母亲哆嗦地问：“咋黄了？”父亲正要往里屋挪步，听哥低声说了一句：“不合适呗……”父亲听了怔了怔，住了脚。
第二天父亲去问老白，老白也摇摇头：“我也没想到她叔叔在意这个，都啥时候了……”父亲垂着头走出老白家的院子，老白的女人唐山芝在窗里看到了，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给哥介绍对象失败，父亲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他甚至觉得在张厨子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
哥回山上走了后，母亲为哥的事，也暗自落了两回泪。因为哥对象黄了的事，我们家又陷入一种郁闷中。怕街坊邻居问起，母亲也不再去邻居家串门了。
为了这件事，父亲去老白家也不那么勤了。老白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父亲。两人在单位时，父亲去老白那里坐坐的时候也少了。
开春时，区林副产品收购部和区废品收购站又分开了，林副产品收购部和区供销联社合并了。废品收购站仍是独立单位，独立废品收购站主任依旧是刘英。有两回下班时，我看到刘英又和父亲走在了一起。这个女人脸上充满了朝气，她挥动手臂向父亲神采飞扬地说着什么，而父亲的脸色看上去有些郁郁不乐。
回到家里，父亲很少说话，饭后低头坐在炕沿上吸烟，母亲去外屋厨房刷碗。父亲一支叶子烟吸完，常常从嘴里叹出一口气来。不知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天气渐渐地暖和了，南山坡上的达子香比往年开得都早，也开得更艳。红松街上许多有女孩子的人家像唐山菊一样去山坡上折了一些达子香回来，插在罐头瓶子里，放在窗台上，花朵让窗口也鲜艳了许多。而我家的窗台光秃秃的，缺少春天的生气。父亲依旧每天饭后低头抽掉一根叶子烟去上班，烟雾沉闷地随在他身后飘出门去。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单位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信。李长路把信拿给他时，他看一眼还有点发愣，想不起这封信是谁给他写来的。这是一封挂号信，李长路让他在接收本上签上自己名字，还对他说了一句：“看来是有重要的事情。”
等李长路骗腿上车骑走后，他慢慢地打开了信：
王学业同志：
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去年您来我们这里见过一面的梁副书记的爱人方青，您也许不记得我了，请原谅去年您来时我对您冒昧不周，老梁同志已批评过我了。现在我是诚心诚意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当时的心情急躁，都是为老梁同志的身体考虑。
我记得去年您来找我们，是想让老梁为你四叔的党员身份做证明。当时老梁同志一时没想起来。他得这种病后，好多事情都忘记了，有时还一时糊涂一时清醒。不过你那天走后，他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因为你提到了张富贵和他的家人，老梁以前多次跟我讲过，他在抗战时期做地下工作时，多次到过张村，张富贵和他的家人还救过他命，他忘不了张富贵一家人，土改时听说张富贵一家人遇害，他非常悲痛，他那时是黄县的县委书记。
那天听你提到张富贵新中国成立后还活着，直到1958年在修水渠牺牲的情况，他回到房间后，又一直流眼泪……嘴里还喃喃地说，张富贵为什么不来黄县找他？
后来他病情好点，就慢慢回忆想起你的四叔来，他记起了在张村张富贵家里主持张富贵几个人入党宣誓，有一个叫王秉义的人，他记得他是从高王胡家村来的。可是入党没多久这个人就和黄县当地地下党组织没有联系了。
老梁同志想起你四叔后，是想给您写信证明的，可是他又记起你说你四叔牺牲的话，他想再查查你四叔是怎么牺牲的，因为当时在黄县牺牲和失踪的党员很多。他这么做，也是为组织和你四叔本人负责。可是去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因为留在脑部的弹片压迫血管神经，又出现了两次脑部梗死，险些要了他的命。抢救过来后，他就叫于秘书打电话找健在的当时黄县地下党负责人，去了解你四叔从济南返回黄县开展工作的情况，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查找起来非常困难，最主要的是和你四叔单线联系的上线同志也牺牲了。这样实际上调查的线索就中断了，看到老梁同志为这事十分着急，我就劝他不要再调查了。可是老梁同志躺在病**，十分严肃地跟我说，这是他最后为党工作的机会了，那么多为党工作的同志没有看到革命胜利就牺牲了，作为一名老党员有责任把光荣的身份还给他，让他得以安息。他不听我的劝阻依然向于秘书提供他想起的人，让于秘书去打电话查询。后来就追查到了当时负责龙口那次纺纱厂行动的一位地下党同志，证实了当时确实有这次暴动行动的计划，而一位叫王秉义的地下交通员在传送情报途中被“还乡团”杀害了。等调查清楚了，老梁同志已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他几次昏迷过去，就在一个月前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叫我拿来纸和笔，给你四叔王秉义写下了这个证明，看他手颤抖得握不住钢笔，我告诉他，我来写，签上他的名字。他摇摇头吃力地说：“不，还是我来写。”他几乎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写完了这几行字的证明，丢下笔他已是大汗淋漓了，看我在一旁流泪，他微微挤出一丝笑来说，方青……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去见马克思了……说完他轻轻地合上了眼皮。老梁同志就这样安详地走了，他一生签过无数次字，给你四叔这份证明是他最后签的字。他临终时还叮嘱过我，叫我给您写信时一定告诉您这句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我们的党，相信组织，你四叔为革命流过的血不会白流的。
随信寄去老梁同志的证明，这份证明一式两份，另一份老梁已叮嘱于秘书收好转交给黄县县委组织部了。好了，我也完成老梁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愿他在天之灵安息！祝您工作顺利！
致以诚挚的革命敬礼！
方青
1977年5月4日
父亲又打开信中夹着的一页证明，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
我是原中共胶东黄县地下党负责人，特证明王秉义同志在1943年由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该同志在1946年3月给龙口地下党组织传送情报途中被“还乡团”杀害。
证明人：梁烈民
1977年4月1日
看过信，父亲眼里已涌满了泪。待他擦干了眼泪后，扬着手里的信向办公室跑去，边跑边喊：“刘书记，我老家来信了，我四叔的党员身份有证明人啦……”
一个月后，去搞父亲外调的同志从山东回来了。七一这天，父亲在单位光荣地宣誓入党了。
这一天父亲像个新郎官红光满面地从单位回来，走在红松街上时我们家人和邻居们都看到了，父亲推着自行车大步流星地迎着夕阳往家走，脸上陶醉的笑容真像喝醉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