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碰到的这样的事，哪还有心思去打雁哪。可是当我们快走到大泡子的时候，从南边飞过来一群大雁，在大泡子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后，先后落在了泡子边。
看到这么一大群雁落下来，心里一高兴就把小孩的事忘了，用眼睛瞄着这群雁。这群雁往下落的时候我特别的注了意，别的没看仔细，我只瞅到一只落在了前面一百多米的一个小土堆后面，身子看不到，小脑袋一探一探的倒看得清清楚楚。用手一指告诉玉莲“那落了一只雁”，玉莲说：“净瞎扯，我咋没看着？”
“你蹲下别动。”
她蹲了下去，我提着枪猫着腰跑到一个土埂子后边，把枪架在了上面，趴在那里瞄准大雁探头的地方，由于距离太远，这雁脑袋探出来就像旱烟袋锅那么大，而且还不稳定。开枪打吧，心里实在没把握，往前爬吧，又怕惊跑了它。于是狠了狠心，当三点成一线锁定了雁头时我就勾动了扳机，只听“砰”地一声枪响，其他的大雁“呼啦”一下都飞上了天，打的这只却没见动静。我急忙提着枪就往土堆跑，到跟前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雁的脑袋竟然让我打飞了。
我狂喜地招呼玉莲：“快过来，打着啦！”
玉莲一听，也忘了脚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到跟前一看：“你还真有两下子，啥时候练的呢？”
“没这两下子，还敢带你出来”
“说你胖，还喘上了！”
我心想这大概也是瞎猫碰着死耗子，碰得巧。
看着大雁可有点犯愁啦，提吧太沉，背吧，血渍糊拉地弄一身。还是玉莲心眼多，看我犯愁的样子说：“咱找个棍抬着不就得了！”
“这地方上哪找棍去？”
“你那枪不就是棍吗？”
我一听才想起来，是呀、这枪也可以当棍使。
解下了鞋带，绑好了雁，我俩高高兴兴地抬着往回走。到了窝棚才想起来，光顾高兴了埋人的地方忘了看。老头说：“没关系，找个地方埋了就行呗，又不是什么象样的人家。”
我说；“老人家，我给你二十元钱，把人埋完后，把两孩子先领回你家，明天早上把他俩送我哪。”然后把我的地点、职务和姓名告诉了他，又告诉那两个孩子：“叔叔明天给你们找个吃饭的地方，你俩要好好听爷爷的话，明早就跟他上叔叔那去。”
按理说安排两个小孩应该是家里的事，叫他们来到我家里就可以了。可我当时有个想法：独九师到营口后，官兵的生活虽然不能和老蛮子部队比，但比原来还是强得多。尤其是这一段局势稳定，营口的商业发达，独九师的官兵们靠勒商人，尤其是军官们克扣军饷都不同程度地发了财，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穷家，忘记了在这个社会上穷苦人还是绝大多数。师部的军官们一唠起嗑，眉飞色舞地说还是国民政府好，比满洲国时强多了，你看咱们吃的、穿的、花的。一听这些话我心里就来气，叫这俩小孩到师部去，就是叫他们看看营口这地方的老百姓穷到了啥地步。
我俩抬着雁回到了家。“胖头鱼”说：“兄弟，你可真有两下子，打着这么大的一只雁！”
“雁倒挺大，不过花了二十元钱。”
“咋回事，不是你们打的吗？”
玉莲把事情经过一学，她打了个唉声：“这年头穷人太多，有的真穷得可怜，没人管呐！像你们俩这么心眼好的不多，好人必有好报，将来错不了！”
晚上玉莲心血**，要自己动手做雁，还要把赵杰两口和我的四个哥们都叫来。
大雁和家鹅一样，属于大牲畜，肉丝十分的粗，做的时候特别不爱烂。饭馆的师傅做的时候要配上山楂或中草药，做出的雁肉才又烂又香。玉莲哪懂这些，那时候又没有高压锅一类的器具，只能用小锅像炖小鸡一样的炖，结果怎么炖也不烂，把她急得满头大汗。
傍晚的时候，赵杰两口子和我的四个哥们来到我家。马瑞芳进屋就吵吵说：“喜山还真有两下子，你六哥自称为打猎高手，到现在连个雁毛都没打着。”
赵杰笑了：“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没想到喜山的枪法还真挺好。”
玉莲嘴一撇说：“他有什么枪法，这是瞎猫碰个死耗子。”
“话不能这么说，我这枪法还是有准头。”
赵杰点点头说：“那倒是，这雁不好打，爱惊，没有好枪法是打不着的。”
我心想怎么样，这回你也服气了吧。我并不是象你说的那样，是把没梁的壶，某些方面你还不如我呢。
唠着嗑的空，玉莲把桌子放好了，大家坐好后玉莲把雁肉端了上来。大伙伸筷挟起来一尝，咋咬也咬不动，马瑞芳说：“这是啥呀，一点也没烂，咋吃呀？”玉莲觉得不好意思啦，说：“炖了一下午，还是这个样子。这事扯的，不如叫饭馆给做了！”
晚上的雁肉虽然没有吃好，但大伙对我们打雁时碰到的事却都感慨万千。赵杰说：“没想到世上真有这么穷的人家。”
我说：“六哥，你生在富人家，长在富人家，大了以后上学念书当军官，哪知道当今社会穷人的苦劲啊！”
赵杰笑了笑，说道“可不是咋地，我寻思满洲国倒了，日本人跑了，咱中国人扬眉吐气了，日子该有所改善了，可老百姓还是这么苦，这事有点说不过去。”
“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一来是满洲国刚倒台，百业待兴，一时半会缓不过来；二来是这外鬼刚跑，国共两党又开始打仗；三是国民政府嘴上喊着为了民众的利益，为老百姓着想，可咱也看得清清楚楚，这营口的大小官员能捞就捞，得贪就贪，老百姓能有好吗？”
侯殿春在一旁插了一嘴：“二哥说得对，战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腐败，政府无能，社会能有好吗？我看得改朝换代了。”
赵杰听侯殿春这么一说，脸沉了下来问到：“怎么换，换什么样的政府？”
“我听人家说，共产党提倡人人平等，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家，我想真要是建立那么个国家，像二哥碰到的事可能就没有了。”
“共产党提的口号、实行的政策我也知道，但那是不可能的！穷富之分自古以来就这样，啥时候都得有穷有富。至于人人平等那更是不可能，穷人分了东西乐了，有钱人的财产被分这心里能舒坦吗，这能叫平等吗？但是，国民政府也不咋地，光腐败这一点就是个大病，这政府将来倒台就要倒在这一点上。”
“在赵副官面前不应该我说，我总觉得咱们替这样的政府卖命不值得。”
他这话一出口赵杰的脸变了色：“没想到你这个人挺有政治头脑，我从军这么多年都有不知道给谁卖命的问题。我只知道咱从军是为了多挣钱、有出息，看来你这个人头脑不简单哪！”
我一听这赵杰话里有话便急忙说：“六哥你别听他瞎咧咧，他能有什么政治头脑？”
赵杰摇了摇头。
晚上我的四个哥们走了后，赵杰对我说：“你们这个老四不把握，我看十有七八是那边派来的人。”其实那我心里也早画魂（怀疑），觉得老四这个人和其他士兵不一样。第二天，我专门找他唠了一下，他矢口否认。
我说：“你是共产党的人也好，不是共产党的人也好，咱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你今后说话可得注意。我六哥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换了别人这包可就沾大了！”
“换了别人我也不能说啊，我看赵副官人挺好，不小看人还有正义感，这才敢说。其实我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对这个政府看不惯。”
“四弟呀，咋回事你心里明白。不过我劝你句，啥事得讲个策略，尤其是在咱这个队伍里，国民党的特务遍地都是，他们的眼线又多，一个不慎就得掉脑袋。”
“二哥说得对，以后我注意就是了。”
侯殿春嘴上虽然这么答应，实际上他仍然四处和士兵散布所谓“看不惯”的事，后来到底沾了个大包，险些被军统的人枪毙了。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老头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师部。当时我正在伙房吃饭，门卫来告诉我，有个老头和两个孩子来找你，我到门口把他们领到伙房。军官们吃惊地问我：“是你的亲戚吗？”我说：“不是。”然后把事情的经过学了一遍。大伙都叹息地说：“这年头的穷人可真苦啊！”只有几个国民党的特务不是好眼睛地瞅着我。
当天中午，王家善师长也在伙房吃饭，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后，招呼我领着两个孩子走到他的跟前，他用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了句：“这孩子的命挺苦啊！”然后告诉伙夫给孩子端来了两份饭菜。看到孩子吃得香甜八拉的样子，他又难过得眼泪在眼圈直转转，对我说：“你这个人心眼挺好啊！人吗，就得有份好心肠。”
待孩子们吃完饭，我却犯了愁，原想在军官中给他们找个安身之处，可我把想法说完后，没人理这个碴，问了几个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的军官，他们都摇头说：“咱们是军人哪，不论哪天就打仗，带两个孩子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有人说：“你两口子也没孩子，就自己留下吧！”
我说：“我一个小中尉，挣那两个钱养活个老婆都强维持，哪有余力再养活两个孩子？”
这时候，军统的一个中尉走到我的跟前说：“王参谋，这样的孩子以后你不要往师部里领，咱这是军队，不是福利院，要管你得去找政府。”
下午我请了假，带着俩孩子到了国民党营口市政府。结果市政府的人说没有那笔经费，营口现在又没有福利院，孤儿的事没法解决。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他俩领回了家。
回到家里，可真犯了愁。不管吧，看两个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于心不忍。管吧，我俩吃住都没个固定的地方，经济上也真没那个余力。正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胖头鱼”听伙计说我打雁碰到的两个孩子来了，兴冲冲地来看孩子。进屋后看我俩愁眉苦脸的样子惊异地问：“咋地，两口子做了善事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干啥？”我把情况一学，她笑了说：“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呢，不就是俩孩子的吃住问题吗？守着啥人学啥人，这俩孩子我留下了，处得好了我认他们个干姑娘、干儿子，老了以后也有个依靠。”
我俩一听可真是喜出往外，连忙叫两个孩子跪下给他磕头。
这俩孩子自打跟了“胖头鱼”后，倒也挺会来事，把“胖头鱼”哄得乐乐呵呵的。虽然干亲没有认，但她拿俩孩子倒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穿得齐齐通通，灰黄的小脸一天天红润起来，我这颗心也就落了底。只有玉莲有点想法，她说：“这俩孩子这么小，‘胖头鱼’不想叫他们上学，反而叫他们干些零活，这可有点不对劲了。”
“知足吧，不管咋地，孩子能吃饱、穿暖就是他们的福份了。你没看大街上那些要饭的小孩谁管哪？”
玉莲叹了口气：“那倒是，要是这么一比他俩就不错啦！”
这件事本来是件平常的事，可是却在独九师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探子之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侯殿春有事没事总往我家里跑，跟我唠一些穷人要翻身必须得推翻国民政府的道理。我知道玉莲不爱听这些话，所以唠的时候总想法避开她。侯殿春多次问我：“你是不是那边的人？”后来我把实底告诉了他，他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我看出来啦，你即使不是那边的人也在那边干过事。”
直到这时，侯殿春也没承认他是共产党的人。
我的这件事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用他们的话说“只有共产党的人才这么可怜穷人”。于是对我进行了秘密调查，这件事还是赵杰的一个拜把子兄弟告诉他的。
赵杰的这个拜把子兄弟姓姜，是三团的一个少尉排长，被国民党特务发展成国民党员。姜排长和赵杰的关系，独九师除了王家善知道外，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
姜排长原来是盘石县一个小绺子的当家地，山头号“占山虎”，在盘石一带小有名气，老财们一提起他就胆战心惊。满洲国的时候，日本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围剿，到满洲国倒台的时候，他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人了。王家善在长春扩编队伍的时候，赵杰到盘石找到了他，经过说服动员后，他随赵杰来到长春投奔了王家善。由于只带了十几个人，王家善准备给他个上士班长，越杰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才被任命为少尉排长。为此他非常感激赵杰，就和赵杰拜了把子。赵杰因为这类事经历得多了，同时又因为他是个小排长，时间长了也就忘了这件事，因此独九师的人不知道姜排长和赵杰也是拜把子兄弟。不过姜排长对赵杰的好处是念念不忘，总想报答他一下。
在我打雁那件事过了十多天的时间，姜排长到师部找到赵杰把他请到街里的饭馆对赵杰说：“大哥，我最近几天没在部队，你知道我干啥去了？”
“我上哪知道去！”
“我现在是国民党员，前几天接到一项任务，叫我陪军统的一个杜上士着便装到吉林法特去了解一件事。”
赵杰听后心里一惊，故做镇静的问：“你们到哪去了解什么事呀？”
“你妹夫领俩穷孩子的事，引起了军统方面的怀疑。杜上士说：‘只有共产党的人才可怜穷人，这个王参谋可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我说：‘不能吧？他可是赵副官的亲妹夫啊！’他说：‘赵副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总编着法和我们做对，不是党国可信任的人！’我知道他们这次调查，王参谋是次要的，关键是为了你。”
“你们调查到什么了？”
“我们到了法特后，找老乡一提你，他们都说你是好人，官大不小看人又肯帮助人。一提王喜山也都知道，说他是共产党的工作组长，那一带的老财们都把他恨坏了。杜上士说：‘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这两个人不地道嘛，这是埋在师座跟前的两颗炸弹哪！’我问他：‘咱们回去，对他俩准备怎么处理？’他说：‘上报上级，然后秘密除掉。’我心想这碴子安得挺老啊！说句实在话，国民党我也没见到什么好处，虽然他们许愿说以后保准提升我，可那是以后的事。咱当兵的有今天没明天，谁能想那么多？可大哥你呢，对我恩重如山，没有你，我哪有今天？我不能干对不起大哥的事。如果叫杜上士回来，我敢说你和王参谋都得死。这帮人你也知道，就是师长也不一定能保下来你。想来想去，我寻思绝不能让他活着回来，于是在你们老家黄鱼圈过江的时候，我把他推到了江里淹死了。”
“你确认他淹死了吗？”
“他掉江后，摆船的想下江捞他，我说：‘你要捞他我就整死你’，摆船的没敢动，我看他在江中挣了几下命，然后沉没影了我才走。”
听到这赵杰的心放了下来，问他：“你和他们怎么交待的？”
“这事我寻思了一道。你说掉江淹死了吧，人家肯定不信，哪有这么倒霉的？你说叫八路杀了吧，一来我俩是穿便衣，二来他被杀了我怎么还活着？这件事可愁死我了，到沈阳也没憋出个招。我想不回来了，可又想我要是不回来，他们肯定更加怀疑你们，如果再派人去调查那可真就坏啦！”
听到这，赵杰可真有点着急啦：“后来你是怎么想出招啦？”
“唉，什么招也没想出来。”
听到这，赵杰的脸有些变了色。
姜排长一见说：“大哥你别着急，这事不该你们有难，也不该我为难。我到沈阳后，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一来休息休息，二来静下心好好寻思寻思。碰巧我住的旅馆旁边有个窑子叫‘玉春楼’，是小日本时修的三层洋楼。后半夜的时分，我听大街上的人七吵八嚷喊：‘不好啦，出人命啦！’我走出房间到大街上一看，只见一个人血渍糊拉地躺在‘玉春楼’下，听人们说：‘这小子是南方蛮子，逛窑子钱不够，被‘大茶壶’打急眼，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我一端详，这小子的身材和杜上士差不多，脸呢，已经摔得破头烂疵看不出模样。我灵机一动，心想，何不来个冒名顶替，于是就找到了当街的警察所，说这个人就是杜上士，然后叫他们给我开了个证明，我花几个钱把他拉到郊外埋了。回来后我跟军统的人说：‘到法特调查后，没什么说道，王参谋满洲国时是小学校长，八路军过来后说他当过汉奸要杀他，他才投奔了赵杰。杜上士回来时在沈阳逛窑子，给不上钱，叫人打急眼了跳楼摔死了。’我把证明交给了他们，他们开头不相信，扣了我一天一宿派人调查后才把我放了。我直接来找你，你可得注意啊，别叫这帮人把你算计了！”
赵杰听他说完了这件事后，一面对他表示感谢，给了他三百元钱。同时又气又恼，气的是这帮人太狂妄了，谁都敢算计；恼的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管闲事，险些丧了命，又差点连累了他。
晚上下班后，赵杰气冲冲地来到我家，坐在炕沿上呼呼喘粗气，我问他：“六哥，这又咋地啦？”
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干的好事，咱俩的命都差点丢啦！”
然后把事情的经过学了一遍。当时把我也吓了够呛，心想这么点事惹出这么大麻烦！
赵杰看我没出声更加来气了：“你别以为报纸登了你个大侠，就把自己真的当大侠了。这年头遍地是叫花子，你管得过来吗？再说咱现在是干啥的？——是军人，军人就得研究军事！你知道我把你弄到参谋处费了多大的劲？为的是啥？就想让你有个出息！可你到好，闲事没少管，业务上一点进展都没有。处里的人说你当个老师可以，有文化，字写得好，搞军事不行。如果没有我的面子人家早不要你了！”
这是赵杰第一次用这种态度对我。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还是不服气，军人咋地，军人也是人，看到别人有为难事就不管了吗？这是什么军队？要是在共产党那边，我做的这件事得受表扬。这可倒好，差点丢了命！说句实在话，我真想说这兵我不当了！
赵杰走后，玉莲一再劝我。我静下心来想一想，这赵杰的话也对。当今社会就是这个样，不平的事遍地都是，咱一个小老百姓能咋地？不过从那天开始，我和赵杰对国民党军统的人真就做下了仇。瞅着他们就难受。赵杰多次和我说：“等打起仗，我非叫这帮玩艺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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