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1942年和1943年计划的必要性——“合金管”：原子炸弹——6月16日，我给国王的信——去华盛顿的远距离飞行——颠簸着降落在海德公园——与总统在驾驶时的思考——核裂变的早期发展史——6月20日，我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的讨论——“重水”以及无所作为的危险——美国人决定制造这种炸弹——我的总体战略计划范本——图卜鲁格沦陷——危难中的朋友——对未来战略的讨论——第一次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会谈——我将跨越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继续深夜讨论——6月22日的头版头条——我推迟了计划——6月24日，拜访福特·杰克逊——奥金莱克的电报——我消除他的疑虑——6月25日，在华盛顿的进一步讨论——巴尔的摩的疯子——平静地飞回英国——我在战争中最糟糕的时刻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年至1943年的军事行动达成最终决定。美国政府总体上——尤其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非常急于立刻决定某些计划，从而能授权美国在1942年就与德国进行地面战和空战。如果不能决定，就会有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认真考虑对“德国优先”战略做出根本性改变的风险。还有另一件让我思虑良多的事情。那就是“合金管”——它是我们对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秘密代号——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和实验现在到了一个必须与美国达成明确协议的时间点，而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总统和我之间的私下讨论，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事实上，在沙漠战役正处于白热化之际，战时内阁已决定，权衡我们需要解决的大的战略问题的重要性，我应该带着参谋长委员会和伊斯梅将军离开英国和伦敦。
值此危难之际，考虑到我们此行的紧迫性和决定性，我决定乘飞机而不是乘船去。这意味着我们远离各种信息的时间仅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做了高效的安排，能立即传送来自埃及的信息，并加快传送和解码所有报告，我们预期不会因为推迟应做出的决定而造成损失，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没发生。
让一个首相向陛下正式推荐自己的继任者，这不符合惯例，除非他被要求这么做。由于是战争时期，在我们最近一次每周的觐见中，陛下向我提出了此项要求，因此，我给陛下发去如下的信件以示回复：
陛下：
唐宁街10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万一我在此行之中不幸身亡，我恳请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委派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组建一个新政府，在我心目中，在众议院最大政治党派中，在我荣幸主持的国民政府中，他都是位杰出的大臣。我相信，值此危难之际，他的决心、经验和能力让他能够处理好陛下的事务。
陛下您忠实的仆人
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此时我已清楚在1月份从百慕大返回的航程时会遇到风险，我仍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Kelly Rogers）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有足够的信心，因此我特别要求由他来负责这次飞行。与我同去的包括陆军部计划署署长布里格迪尔·斯图尔特（Brigadier Stewart，他后来在结束卡萨布兰卡会议飞回国时被杀死）、查尔斯·威尔逊爵士（Sir Charles Wilson）、马丁先生和海军中校汤普森（Commander Thompson）。我们在6月17日午夜之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Stranraer）。天气好极了，满月当空。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两个多小时，欣赏着波光粼粼的洋面，想着各种问题，思考着胶着的战争。我在“新婚套房”中酣然入梦，一直睡到拂晓我们抵达甘德（Gander）为止。我们原本要在这里加油，但到了后认为这是没必要的，于是在向机场致敬之后，我们再次踏上旅程。在日光中前行，时间似乎格外漫长。在六个小时中，我们吃过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抵达后吃一顿迟到的晚餐。
最后两小时，我们在陆地之上飞行，大约在美国时间的7点，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当我们沿着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几乎与我们的飞机高度差不多，它的高度超过550英尺，我对凯利·罗杰斯上尉感叹说，世上有如此众多的其他目标，如果我们却撞上了这座纪念碑，那将真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他向我保证，他会特别留意，不会撞上它。在经过28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最终安全而且顺利地降落在了波托马克河上。哈利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的数位高官迎接了我们。随后我去英国大使馆吃晚餐。时间已太晚，无法当晚就去海德公园了。我们阅读了所有最新的电报——没什么要紧事——并在户外惬意地吃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坐落在一处高地上，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比起白宫来，我还是喜欢这里。
第二天，19日一早，我飞往海德公园。总统已亲临当地的机场，并目睹了我所经历过的最颠簸的降落过程。他用最热忱的方式欢迎了我，然后亲自驾车，载我经过哈得孙河抵达一处壮观的悬崖处，他的家就坐落于此。总统载着我四周转悠，向我展示海德公园亮丽的风景。在这次开车中，我有好几次陷入沉思。罗斯福先生的残疾让他不能使用脚踩刹车、离合器或加速器。但经过巧妙地设计，让他能够用胳膊完成一切，而他的胳膊格外强壮而且肌肉发达。他邀请我摸一下他的二头肌，并说一位著名的获奖拳手也羡慕不已。这令人放心不少；但我得承认，有好几次，当车在哈得孙河悬崖边缘的草地上转向或者倒车时，我都希望机械设备和刹车不会有问题。我们一直在谈论公事，尽管我尽量不让他从驾驶中分心，但我们在谈论中取得的进展比正式会议可能得到的进展还多。
总统非常高兴我带着帝国总参谋长一同前来。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他总是兴趣甚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招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因此，对于这位已身居高位的父辈之子，罗斯福总统也表示很有兴趣见一见。两天之后，当他们会面时，总统以极大的热忱迎接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魅力也几乎立刻创造了一种亲近的关系，这对我们的公事进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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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想要有结果的不同问题都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他详细转述给了罗斯福总统，如此一来，双方知根知底，总统也对各个议题了然于胸。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之一，事后证明，它也绝对是最重要的。
在此，我最好引述一段广岛被一颗原子弹命中，沦为废墟后，我在1945年8月6日发的声明：
1939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已广泛地认识到，由核裂变释放能量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仍有各式各样的、极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当时，没有几个科学家敢预测说，能在1945年准备好使用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计划的潜力如此巨大，尽管我国科学方面的人力捉襟见肘，陛下的政府仍正确地认识到必须让这项研究继续。在此时期，研究主要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主要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在组成联合政府后，协调这项工作，推动其向前的责任落在了空军生产部上，并由乔治·汤姆森爵士（Sir George Thomson）担任主席的优秀科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提供建议。
当时，为了收集科学情报，根据整体的安排，负责这项工作的英国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之间也进行了完整的意见交换。
到了1941年夏天，研究的进展让乔治·汤姆森爵士的委员会已能报告说，在他们看来，有很大机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制造出原子弹。1941年8月底，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他的职责就是让我了解所有这些和其他科学发展的情况——报告说，研究有了重大进展。那时，对各个技术委员会的科学研究整体负责的是枢密院议长约翰·安德生爵士。在此情况下（在心中也知道我们最近拥有的常规高爆炸弹效果已经足够），我在1941年8月30日将此问题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尽管我个人对目前的炸弹相当满意，我还是认为，我们一定不要妨碍对其的增进，因此，我认为应该按照彻韦尔勋爵的提议采取行动，而对此负责的内阁大臣中应该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很想知道，参谋长委员会怎么看。
三军参谋长建议立即行动，并享有最高优先级。因此，我们在科技与工业研究部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来领导这项工作，而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也同意我们调走W.A.阿克斯（Mr. W. A. Akers）先生来担任这个部门的主管，为了保密，我们将这个部门称之为“合金管局”。在约翰·安德森爵士从枢密院大臣离职，改任财政大臣之后，我要求他继续领导这项工作，因为他特别胜任。为了向他提供建议，还在他的主席之职下，成立了顾问委员会。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应该联合研究力量。于是英美两国的研究力量结合起来，不少英国科学家据此前往美国。到了1942年夏季，这项扩大了的研究计划，让我们在一年前对这项工作前景广阔的预测有了更确信、更广泛的基础，是时候做决定，来确定是否为此继续建造大规模的工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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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公园与总统一见面，我们就触及了这一点。我随身带着相关文件，但由于总统需要更多来自华盛顿的信息，所以讨论被推迟到了第二天，20日。午餐之后，在从一楼延伸出去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我们的交谈开始。房间昏暗，在背阴处。罗斯福先生坐在一张和房间差不多大的办公桌前。哈里在他身后坐着或者站着。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似乎一点也不在意里头的酷热。
我将我们所取得进展的大致情况向总统做了介绍，并告诉他，我们的科学家现在相当确信，在当前的战争结束之前，成果将会出现。他说，他这方面的人也有进展，但在全面的试验完成之前，没有人能说会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出现。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无所作为的危险。我们清楚，德国人正在竭尽全力获得“重水”的供应，而“重水”这个危险的、可怕的、不自然的名词，早已开始潜入我们的秘密文件中。要是敌人先我们一步获得了原子弹会怎么样？尽管有人怀疑科学家们的论断，科学家们之间也意见不一，而且这些意见对常人来说都是高深莫测的行话，但在这个可怕的领域，我们不能冒被人领先一步的风险。
我强烈要求，我们应该立刻汇拢我们的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并平等地分享所获得的成果。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工厂该设立在哪里。我们已经意识到必然会产生巨额开销，此外还得从其他战争系统中抽调资源和人力。考虑到大不列颠正遭遇密集的轰炸，再加上敌人不停的空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大不列颠岛上建起必需的大型、显眼的工厂。至少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和盟友在这一领域齐头并进，当然也可能选择加拿大，他们为铀的收集和供应做了很大的贡献。对这样一个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无法确保成功的项目，要付出数百万英镑，比金钱更重要的是，要抽走宝贵的战争力量，这真是个艰难的决定。然而，如果美国人不愿意来冒险，我们肯定会在加拿大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向前，万一加拿大政府反对，我们也会在帝国的某个角落坚持下去。所以，当总统说他认为美国责无旁贷时，我非常高兴。因此，我们一致做出这一决定，确定了协议的基础。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会继续讲述这个事情。但同时我要确信无疑地说，正是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的科学家对最终成功的信心被转告给了总统，导致他能够做出这个重要的、关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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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将以下需要立即做出的战略性决定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持续不断的大量沉船是我们最大、最迫切的危险。除了当前军事行动中被击沉的船舶——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在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来减少船舶的沉没吗？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护航体系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能缩减不必要的运输吗？应该花一些建造商船的费用来建造护航船只吗，如果要，建造多少？
2.我们必然会坚持准备“波莱罗（Bolero）”计划，如果可能，会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能在1943年执行。整个计划正在按部就班推进。我们已做出安排，最早9月，会在法国北部的海岸登陆六至八个师。然而，英国政府也不会执意发起必然是场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此一来，不论俄国人的境况如何，都不会帮到他们，而且法国人民也会因此受到连累，遭到纳粹的报复，这样将导致1943年的主要军事行动大为拖延。我们坚定地认为，除非我们能站稳脚跟，否则不应在本年度进行登陆法国的实质性行动。
3.除非德国人会彻底丧失斗志——这种可能性很低，否则没有哪个负责的英国军事机关能制订出在1942年9月登陆并有成功机会的计划。美国参谋们有这样的计划吗？他们准备攻击哪些地点？哪些登陆艇和船只可以使用？谁将成为指挥这一计划的指挥官？需要哪些英国军队做什么样的协助？如果能制订一个有相当成功前景的计划，国王陛下的政府将热忱欢迎，并将与他们的美国战友共担所有风险和牺牲。这仍是我们毫不动摇的、一贯的政策。
4.但是万一没有这样一个计划能让负责的军事机关有足够信心，结果就是在1942年9月的法国不会有大规模的行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难道整个1942年，我们要让大西洋战场无所事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波莱罗”计划的总体框架下，准备一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从而既能获得有利的位置，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应该研究一下在法属北非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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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列将我们带向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8点抵达那里。在严密的护卫下，我们前往白宫，我再次被安排进了有通风设备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的温度在30°左右，比白宫的其他房间温度都低一些，相当舒适。我花一小时看了报纸，阅读了电报，吃过早餐，然后穿过走廊去找哈里，接着到总统的书房去见他。伊斯梅将军陪我一同前往。不久，一份电报交到了总统的手上。他一言不发，转交给了我。上头说：“图卜鲁格已经投降，25000人沦为战俘。”消息如此震惊，我简直难以相信。因此我要求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确认。几分钟后，他带来了刚刚由在亚历山大的海军上将哈伍德传来的信息：
图卜鲁格沦陷，局势恶化如此之快，不久亚历山大可能就会遭到猛烈空袭，考虑到满月将至，我已派遣所有的东方舰队船只到运河以南以防遭到空袭。我希望本周末“伊丽莎白女王号”能够驶出船坞。
这是我能回想起来的在战争中经历的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是它所造成的军事后果严重，而且它影响了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85000人面对比他们兵力少的日军投降了。这次在图卜鲁格，25000人（实际是33000人）的守军面对数量也许只有他们一半的敌军放下了武器。如果这就是沙漠军团士气的代表，那么我们对即将发生在非洲东北部的灾难将束手无策。我没有试图在总统面前掩饰我的震惊。这真是苦涩的一刻。失利是一回事；丢脸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谁能比我的两位朋友更有同情心和骑士风度了。没有责备，也没有不够和善的话。“我们能做什么帮上忙吗？”罗斯福总统说。我立即回答，“尽量多抽调一些谢尔曼坦克给我们，并尽快把它们送到中东去。”总统通知马歇尔将军，后者很快就过来了，总统将我的要求告诉了他。马歇尔回复说，“总统先生，谢尔曼坦克刚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刚刚装备给我们自己的装甲师，之前他们一直用着过时的装备。从士兵手中拿走他的武器，是很为难的。尽管如此，如果英国急需的话，我们自当设法；我们还可以额外给他们一百门105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结束这件事情时，我必须说，美国人做的比说的多得多。三百辆谢尔曼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被装在了他们最快的六艘船上，然后驶向了苏伊士运河。这中间有一艘船在百慕大被潜艇击沉。二话不说，总统和马歇尔立即将另外七十辆坦克装在另一艘快速船上，派遣它迅速赶上之前的编队。这真是“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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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加入我们，开会商谈进一步的策略。伊斯梅将军对此次会议的军事结论保存了记录。
1.关于为1943年“波莱罗”行动的计划和准备。规模越大越好，并且要全速、全力推进。但重要的是，在1942年，英美要准备好发起攻势。
2.如果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三国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的话，其政治及战略意义要远胜于其他战场。为此战场的军事行动所做的计划和准备要越快越好，力量越强越好，越出其不意越好。还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来努力克服这一计划中的明显的危险和难题。如果制订出完善的、合理的计划，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它。另一方面，如果仔细检视后发现，尽管付出所有努力，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准备好替代方案。
3.法属北非的可能性（“体操家”行动）要仔细、认真地研究，计划的所有细节应该尽量完善。参与“体操家”行动的部队，应该主要从准备投入“波莱罗”行动并尚未离开美国的部队中选择。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应该由联合参谋部仔细考虑。
4.“波莱罗”行动计划的制订将继续集中于伦敦。而“体操家”行动计划的制订将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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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午餐之后，当我们单独会面时，哈里跟我说，“总统想让你认识两位美国军官，因为马歇尔和总统在军中对他们很重视。”因此，5点时，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进了我有冷风设备的房间。我立即对这两位气度非凡但此前从未结识的人有了深刻印象。他们都从总统那里过来，并且是第一次见到总统。我们几乎全部在讨论在1943年横跨海峡的进攻，当时它的代号叫做“围歼”，显然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这个计划上。我们进行了一场最惬意的讨论，时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让他们确信我个人对此计划的兴趣，我将自己在6月15日（我出发的前两天）写给三军参谋长的文件给了他们一份，里面有我对这一行动的方式和规模的初步设想。他们似乎至少对文件里的勇气感到很高兴。当时，我认为1943年的春季或夏季是尝试行动的时间。我敢肯定这两位军官将在这场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他们被派来和我认识的原因。因此我们开始了一场友谊，伴随着战争的起起落落，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对此甚为满意。
一个月后，在英格兰，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确认我的热情，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我的文件送给马歇尔将军一份，我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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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9点30分，我们在总统的房间里又一次举行会谈，这一次三位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我们谈论了海军的部署以及美国东海岸外让人担忧的德军潜艇攻击。我强烈建议海军上将金立即将护航体系延伸至加勒比海及墨西哥湾区域。对此他完全同意，但同时也认为最好等适合护航的船只够用之后再执行。
晚上11点30分，我再次与总统进行了会谈，出席的有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讨论集中于正在恶化的中东局势，以及大规模派遣美军部队前往的可能性，我们从尽早将第二装甲师派遣过去开始——他们是受过沙漠战特训的。双方同意，这种可能性要进行仔细研究，尤其是涉及运输舰的情况，与此同时，在总统的同意之下，我告诉奥金莱克，他将在8月收到训练有素、装备有谢尔曼和李坦克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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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图卜鲁格的投降在全世界引发回响。22日，霍普金斯和我与总统一起在他的房间里就午餐。不久，艾尔默·戴维斯——作战新闻处的首脑——走了进来，带着一沓纽约的报纸，头版上夸张地写着“英格兰愤怒了”“图卜鲁格的沦陷可能会导致政府更迭”“丘吉尔面临不信任投票”等。我已接受马歇尔将军的邀请，将去参访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国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夜间随他和史汀生先生一起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考虑到在英国本土的政治局势，继续这趟原本经过精心安排的行程对我来说是否明智。当如此严重的后果在非洲和伦敦发生时，而我却在美国检阅部队，是否会引起误解？我回复，我将肯定如期参加检阅。我也怀疑，在这个事关政府信任投票的问题上，反对的议员数量是否会超过二十个。实际上，这个数量最后就是投反对票的总数。
于是，我第二天晚间乘火车前往南卡罗来纳，并在接下来的这天早晨抵达了福特·杰克逊炮台。火车停的地方并非站台，而是一片敞开的平地。当天非常热，我们走出火车，直奔阅兵场，那里让我回想起了天热时的印度平原。我们首先走进遮阳篷里，看美国装甲部队和步兵的分列式。接着我们观看了伞降演习。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心悦诚服。我还从未见过1000人一起从空中跳伞。有人给了我一个“手提无线电话机”拿着。这还是我第一次拿着这种便利的设备。下午，我们观看了数个美国师举行的实弹野战演习。最后我问伊斯梅（对于这件事的叙述，我要感谢他），“你怎么看？”他回复，“派这些部队去对付欧洲大陆的军队，无异于屠杀。”对此我说，“你错了。他们是特别的材料，很快就能学会。”但是，对我的美国朋友们，我不断地重申我的看法，需要两年甚至更多才能打造出一个士兵。两年之后，我们在南卡罗来纳见到的这支部队，其举手投足肯定会像老兵。
我非常欣赏美国军队的组建方式。我想它是个组织的壮举、即兴的壮举。强大的国家想要建起庞大的军队，因为它们有金钱、时间、纪律和忠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然而在战争之前不久，美国在区区数十万士兵的基础上，很快就打造出了数百万士兵的部队，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两三年之前，我在这里与马歇尔将军一起参访了在南卡罗来纳训练的一个陆军兵团，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你们可能会称之为“批量生产”的数个师的壮观场面。他们在庞大而快速的轮训之下组建起来，并且走向进一步完善的阶段。我看到了这支强而有力的军队的创建——这支强而有力的军队，用如此短的时间，在人员如此之少的基础上，在对敌作战的每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这一成就，会让其他国家的士兵们一直带着欣赏和忌妒去学习。
但是，那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是一回事，要领导他们、指挥他们是另一回事。对我来说，仍旧存在一个谜，那就是仅凭和平时期数量很少的指挥官，美国不仅建起了陆军和空军，而且还找出众多将领和大批指挥官来指挥如此庞大的兵力，并让这些兵力比战争之前更快、更远地调动，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
我们在24日下午飞回华盛顿，在那里我收到了数份报告。
后来又有一封：
奥金莱克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此关键时刻，由于我所指挥的部队所遭遇的惨败给你带来的严重打击，我深感愧疚。恐怕当前的局势和我一年前接手时差不多，除此之外，敌军现已占领图卜鲁格，这对他们相当有利，不仅在物资供给上有利，而且他们不再需要派遣部队去提防它……
在解释了他的部署后，他说：
我们都非常感激，你和美国总统能在情形下设法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支援，并全速安排送达这些援助。美国第二装甲师将是非常好的援军，从印度转移过来的“格兰特”和“李”型坦克也同样如此。考虑到当前伊拉克和波斯的安全局势，尤其是产油区的安全，你保证不必将印度步兵师和装甲旅撤回印度的决定，大大缓解了我的难题。空军少将特德告知我，已向本战区调派飞机，这将极大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要最诚挚地感谢你个人过去一年你所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并对过去一个月里的失败和挫折甚为内疚，对此，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向奥金莱克保证，我对他给予完全信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5日
我要告诉你，罗斯福总统已提出将美国第二装甲师调派给你，他们会在7月5日启程前往苏伊士运河。但我们发现，要在下个月内用船将这个师运过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因此马歇尔将军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帝国总参谋部认为，从你的角度来说这个建议更具吸引力，因为你将获得大量最现代化的装备，而且从英格兰给你的支援也不受影响。因此，我们已接受以下建议：
作为紧急行动，美国人将调派300辆谢尔曼（M.4）坦克师100门105毫米自行火炮前往中东。7月10日左右，将从哈瓦那的运糖船队中抽调两个船队，运载这些装备前往苏伊士运河，并各自以15节或13节的速度，尽可能快速地将货物运到。一小队美国必需人员将伴随坦克和大炮前来……
请不要对国内的纷扰有任何忧虑。战斗该如何进行，是否应该早一些打，无论我的观点如何，我都对你完全信任，并且完全共担你的责任……
请告诉哈伍德，我对亚历山大港过度的丧失勇气和恐慌，让海军加速撤离至红海甚为不安。尽管需要各种预先警戒，“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应尽快驶出船坞，我相信需要保持坚定的、有信心的态度。总统从罗马的情报显示，预计隆美尔将拖延三四周，才能对马特鲁港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而我认为其将拖延更久。
我希望这次危机，能让尼罗河区域的所有军事人员以及所有能战斗的、忠诚的人士，都鼓起最高的战斗精神来。在中东，你们有七十万领军饷的人员。每个适合战斗的男性都应该为了胜利去战斗、去牺牲。没有理由不能派遣数千名军官和管理人员去支援防守马特鲁港阵地的各兵团，增强各营以及各工作单位的实力。你所处的情势，和我们面对英格兰会被入侵的情势一样，需要拥有同样紧张而强烈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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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我会见了我们的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出席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会议。当晚我出发前往巴尔的摩，我的水上飞机就停在那里。总统在白宫热情而友好地与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埃弗里尔·哈里曼也前来送别。那条通往水中的狭窄而且有遮挡的踏板，被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守卫着。空气中有一丝紧张的气氛，警官们都表情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我被告知，一个执勤的便衣被抓了，有人看见他抚摸着手枪，咕哝着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一些其他不雅的话。他立刻被制服，并被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对于公众人物来说，疯子是格外危险的，因为他们丝毫不会理睬“走开，走开”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博特伍德降落，加油，然后饱餐新鲜的龙虾后，再次起飞。此后，我想吃就吃——也就是在两餐之间的间隔时——想睡就睡。飞机飞过北爱尔兰后，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然后在拂晓时，飞机接近克莱德并安全降落。我的火车等在那里，此外还有佩克，我的私人秘书，再加上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出发前往南部。看来我们在莫尔登的补选中失去了一个议席。这就是图卜鲁格的其中一个副作用。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段糟糕的时间。我躺在**，翻阅了一小会儿文件，然后睡了四五个小时，直到我们抵达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战时内阁成员都在站台迎接我抵达，很快我就去内阁办公室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