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英伊条约——“黄金方阵”——印度派出增援——攻击哈巴尼亚（Habbaniya）——航空学校鼎力相助——韦维尔不愿出动军队——他顾虑重重——国内的坚定态度——传自哈巴尼亚的好消息——伊拉克军队溃败逃散——5月9日，我致电韦维尔——他的复电——“哈巴尼亚部队”（Habforce）到达——5月23日，希特勒下令为时已晚——进军巴格达——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逃亡——占领掌控伊拉克——摄政王重返巴格达——用较小代价挽回危局——伦敦与开罗意见相左。
1930年，英国—伊拉克缔结的条约规定：在和平时期，除享有其他权利外，我们有权利在巴士拉（Basra）附近和在哈巴尼亚保留空军基地，并可随时运送军队和物资。条约还规定：在战时，我们有权使用各种交通设施运送军队，包括铁路、河流、港口和机场。战争爆发后，伊拉克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没有宣战；当意大利参战时，伊拉克政府甚至都没有和意大利断交。如此一来，意大利驻巴格达公使馆就成了轴心国宣传鼓噪反英情绪的中心。在此期间，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耶路撒冷负责伊斯兰教法典的解说官员（Mufti of Jerusalem）的协助。战争爆发前不久，这些官员就逃离巴勒斯坦，此后在巴格达避难。
法国沦陷，加之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委员抵达叙利亚，致使英国的威望每况愈下，这样的局面令人忧虑不堪。可是兵力集中在其他地区，发动军事行动是无能为力了，只能尽力周全应付。1941年3月，情势急转直下。拉希德·阿里出任总理，他与德国沆瀣一气，并和3位重要的伊拉克军官组成“黄金方阵”暗中谋划。摄政阿卜杜尔·伊拉都督是亲英派，3月底，他逃离了巴格达。
现在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确保伊拉克位于波斯湾的巴士拉这一重要港口的安全。我向印度事务大臣发出以下备忘录：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
1941年4月8日
之前你曾经说过，或许能从边防部队再抽调一个师派往中东。伊拉克的局势已经恶化。美国日益迫切需要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庞大的飞机装配基地，用于直接运送物资，因此必须保证巴士拉的安全。战事必然会扩大到东部，这项计划非常重要。
我会告知三军参谋长们你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研究。奥金莱克（Auchinleck）将军也认为可以另外再运送一支部队。
同一天，艾默里（Amery）先生将同样的意见电告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Linlithgow）和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立即提出调拨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去往巴士拉，大部分部队现已登船驶向马来半岛（Malaya），其余部队也会尽快赶到。4月18日，该旅团在巴士拉登陆，由前天才空运到舒艾巴（Shaiba）的一个英国营提供掩护，部队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我们又向印度政府请求，原定安排开进马来半岛的两个旅要火速运到巴士拉。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及各有关方
1941年4月20日
应尽快将军队派遣到巴士拉。至少原定计划的3个旅要赶紧运去。
另：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20日
应向基纳汉·康沃利斯（Kinahan Cornwallis）爵士表明，我们派遣军队到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庞大的装配基地并提供掩护。在内地，同别处相比，当前发生在哈巴尼亚的情况更为重要。按照条约规定，我们有权利采取此次登陆行动并避免流血伤亡，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为确保顺利登陆，还是会不遗余力地动用兵力。我们在巴士拉的行动不仅仅受制于条约的限制，还要根据战争形势新的发展而定。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会向巴格达或是巴勒斯坦派兵，鉴于现任的伊拉克政府就是靠政变篡权上位，条约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权益早就被践踏了，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和国家，是没有权利再要求我们做出任何保证的。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应做多余的辩解，反而让自己为难。
据此，我方大使告知拉希德·阿里，说30日还有一些运兵船只将驶抵巴士拉。拉希德·阿里答复说，只有在巴士拉现有的部队离港后，他才允许有新的登陆行动。奥金莱克将军接到的命令是，部队依旧继续登陆。拉希德·阿里原本指望能得到德军飞机，甚至空降部队的援助，现在他只能采取行动了。
他首先对哈巴尼亚，即我方在伊拉克沙漠的空军训练基地展开了攻袭。4月29日，从巴格达空运了230名英国妇孺抵达哈巴尼亚。当时仅有总共2200多名英军驻扎在营地，平民却不下9000人。航空学校便成了非常重要的据点，由斯马特（Smart）空军少将担任指挥官，面对危机的加剧，他采用了大胆及时的防备措施。之前航空学校只配有老式机或教练机，幸而从埃及已运来一些“斗士”（Gladiator）式战斗机，82架机型各异的飞机被临时组编成4个中队。29日，从印度空运的一个英国营已抵达。防御工事的外围长达7英里，四周只有铁丝网遮挡，这是远远不够的。30日，从巴格达赶来的伊拉克部队出现在仅仅1英里开外的高地上，在那里可以俯瞰机场和兵营。不久，又有来自巴格达的援军赶到，部队增加到9000人，大炮50门。接下来2天的谈判毫无进展，在5月2日黎明，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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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危机刚一出现，韦维尔将军的态度就显得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他说，他会做出相关准备，尽量给外界营造一种印象，即我方正在巴勒斯坦集结大批部队准备行动，伊拉克政府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他认为可供调用的部队不足，而且部队开动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上也赶不及了。这批军队被调走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兵力就变得非常薄弱，危机四伏，已经发生了煽动叛乱的情况。“我之前一直提醒你，”他说，“就目前的情势，不宜抽调巴勒斯坦的军队用来支援伊拉克，我还总是劝告你，要避免对伊拉克做出承诺保证……我在各地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真的不能再冒险抽调部分部队加入毫无成效的战斗中了。”
我方在叙利亚的军力也同样紧张。中东战区各位总司令曾说，在澳大利亚军队重整装备前，最多也就只能抽调一个机械化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到叙利亚，这还是不用在伊拉克出兵的情况下。 不能指望这批部队能对抗德军派往叙利亚的军队，只有在维希法国积极抵抗时才宜出动。如果决定进军叙利亚，最好首先派遣英国军队而不是自由法国的军队，后者进行干涉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5月4日，我就伊拉克的决定致电韦维尔将军：
出兵伊拉克是必须承担的任务。我们必须在巴士拉建立基地，控制该港口，以防必要时能有波斯的石油作为保障。
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有制空权，从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显得更为重要……即便我们不向巴士拉出动军队，在轴心国的控制下，伊拉克还是会上演目前在哈巴尼亚的局面，结果我们还是要在伊拉克的抵抗之下，强行在巴士拉登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丧失机会，在不受抵抗时就建立一座桥头堡……当然可以接受由土耳其出面调停。我们不能做丝毫让步。埃及的安全一直是第一要务。然而，我们应不遗余力挽救哈巴尼亚，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
如果运送船只安排妥当，到6月10日，就可以运送奥金莱克将军提供的援军，包括5个步兵旅及其下属部队。他的敢作敢当让我们深为敬服。韦维尔将军虽然表面上服从命令，却心存不满。5日，他来电说：“你的来电忽略了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自己所集结的军队力量不足以解救哈巴尼亚，或是认为在12日部队赶到之前，哈巴尼亚就已经撑不住了。他说：“我认为有义务以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再拖延伊拉克的战事会严重危及我们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政治上引发的后果不堪想象，还会导致我方基地内部的严重动乱，这是我近两年都力图避免发生的。因此，我再次强烈要求你尽早通过谈判解决。”
他的意见我不会同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5月6日
应立即查看韦维尔将军和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并于今天午餐前在下院向我报告。
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来电中提到部队的规模似乎很强大，为何觉得他们仍无力应对伊拉克军队？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真想不到，骑兵师在巴勒斯坦驻扎的这段时间，竟然连一支基本的机动纵队都没有！
（2）为何在12日前，我方在哈巴尼亚的部队就屈服了？就目前收到的报告看，他们的损失并不大。他们的步兵昨晚成功出击，而且据说敌军在看到我方空军后，就停止炮击了。空军应想方设法给予哈巴尼亚支持和激励。从埃及空运部分步兵过去增援，应该不难做到吧？传令战地指挥官，必须要固守到底，继续坚持下去。
真能像韦维尔将军所建议的通过谈判解决吗？可以试想，在德军的挑唆下，伊拉克方面会坚持让我们撤离巴士拉，或是将我们的力量打散，驱使我们退出伊拉克，开向巴勒斯坦。驻巴士拉的我方高级海军军官认为，要是在巴士拉被击溃或是投降，后果岌岌可危。印度政府也是抱这样的想法。韦维尔将军的态度让我非常担忧。即便他麾下有一批庞大的军队可供调遣，并有大批运输船队前来支援，他还是被敌军在东面侧翼的突袭震慑住了，就像在西面侧翼遭遇的情况一样。他连区区几个营和连的兵力都动用不上，在我看来，他已经心力交瘁了。
印度总司令建议对巴士拉提供增援，我们应当考虑并拥护他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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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我在中午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上提出了全部上述问题，大家坚决支持。我们发布了以下命令：
参谋长委员会致韦维尔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1年5月6日
昨日你的来电已经过国防委员会考虑。只有在伊拉克让步，并确保他日不受轴心国来犯的条件下，我们才可能接受通过谈判解决。实际的情况是，拉希德·阿里和轴心国早已是一丘之貉，他不过是等到轴心国援助后才出手罢了。我军进驻巴士拉后，他被迫在轴心国没准备妥当时就动手了，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勇于采取行动，就绝对有机会扭转局面。
三军参谋长向国防委员会提出建议，关于你电报中特别提到的部队，他们愿意负责派遣。国防委员会命令，接受援助一事，应告知空军少将斯马特，在此期间，他有责任坚守，绝不可半途而废。在保证埃及安全的条件下，应不遗余力给伊拉克的战斗提供最大的空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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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哈巴尼亚，航空学校的几支空军中队，以及从波斯湾顶端舒艾巴开来的“威灵顿”式轰炸机同时对高地上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炮轰。伊拉克军队进行回击，他们炮击我方营地，利用飞机向我方阵地投弹并用机关枪扫射。当日，我方伤亡40多人，22架飞机被击伤或击毁。尽管在近距离炮火攻击下起飞困难，我方飞行员一如既往继续出击。我们阻止了敌军步兵的进一步攻袭，逐渐压制了他们攻击的炮火。结果发现，当我们发动空袭后，敌军炮兵竟然在抬头看到我方飞机时，就慌忙逃散了。要把他们的心虚胆怯充分为我方所用，第二天起，我们就出动部分空军，攻击他们的空军和在伊拉克的基地。5月3日和4日晚，出动了哈巴尼亚的地面巡逻队，突袭了敌军的防线。到了5日，在遭受皇家空军整整4天的连番空袭后，敌军终于撑不住了。当晚，他们就从高地撤退了。我军乘胜追击，战斗取得了胜利，俘虏了400名敌军，以及12门大炮、60挺机枪和10辆装甲车。敌军一支纵队从法卢贾（Falluja）赶来增援，在途中全部被我方从哈巴尼亚派出的40架飞机歼灭。到5月7日，哈巴尼亚解除了包围。埃及曾派战斗机增援我方守军；英国的妇孺都乘飞机撤离到巴士拉；约60架伊拉克飞机被歼灭。我们也是在晚些时候逐渐知道这些好消息的。
首相致斯马特空军少将
1941年5月7日
你的英勇顽强和出色的行动，大大改观了战局。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你指挥的伟大战斗。我们会尽可能给予援助。希望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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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7日
哈巴尼亚的局势看来已经大大改善，现在果断对伊拉克采取行动，这样在德军赶到前就有望压制住他们的反叛。德军很可能使用重型轰炸机直接运送部队，但是物资还不足够他们支持很长时间。我们应在德军赶到之前，就重拳出击，狠狠挫伤他们的士气。如果扫清了鲁特巴（Rutba）和哈巴尼亚，我方纵队就能拿下巴格达，或是尽力扩大战果。有关部落的激励工作和政府政策方面，我将另外电告。
韦维尔将军直接电复三军参谋长
1941年5月8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伊拉克的政治形势对我们大大不利，你们要知道，我们只能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尽管从印度抽派过去的军队能守住巴士拉，我认为，只有依靠当地民众和部落的充分合作，部队才能继续向北推进。虽说从巴勒斯坦派遣的军队能解救哈巴尼亚，防守住通往巴格达的要道，并防范伊拉克向哈巴尼亚进军，但是一旦遭遇抵抗，我们就不能进入巴格达并进行坚守……在一个并非关键的地区，应避免投入大量的军队，我还是建议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寻求政治解决。
尽管韦维尔将军为人严谨忠实，我还是继续向他施压。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9日
1.5月8日你发来了关于伊拉克的电报，国防委员会已研究考虑。已有情报表明，拉希德·阿里及其党羽正处于绝境之中。即便这样，你还要抗战到底。在巴勒斯坦待命的机动纵队应照你的计划部署，并尽可能提前出动，在鲁特巴或是哈巴尼亚都要积极应对敌军。在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合后，应充分利用形势，一举进攻巴格达，甚至可以仿效德军惯用的做法，即动用一支很小的部队冒险取胜。
2.对于参谋长委员会电报中提出的条件，拉希德·阿里应立即接受，否则我们就不与他进行谈判。谈判只是无谓地拖延，我们不过是坐等德国空军开进。向伊拉克调遣部分地面部队不会立刻对你在西部沙漠的行动造成影响。空军应尽可能两边兼顾。只有在西部沙漠遭遇敌方攻击或主动进攻时，特德空军中将才有权拒绝调派空军去支援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我力求韦维尔将军放心，我们不打算扩大军事行动，只是应对当前的问题而已。
伊拉克未来的形势如何，你不必太过担心。当前你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以高昂的气势击败拉希德·阿里的军队。当前，我们不想卷入从巴士拉溯河而上的任何大规模的进军，也没有下令要占领基尔库克（Kirkuk）或摩苏尔（Mosul）。我们不寻求改变伊拉克目前的独立状况，根据你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已做出全面的指示。问题的关键是采取行动，即机动纵队要迅速挺进，在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德军很快就会赶到，一天都不能耽搁。希望这支纵队10日就能开动，如果守住了哈巴尼亚，他们在12日就能抵达。事实上，哈巴尼亚不仅守住了，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战果。相信行动是按照时间表展开的，你一定会尽力加快行动。
对于三番五次提出的要求，韦维尔都做出了坦率的回答。13日，他在电报中说：“在‘老虎’计划的坦克安全抵达前，我就命令将现存坦克都全部拨给戈特（Gort）的部队，在塞卢姆地区打击敌军……西部沙漠战事如果顺利的话，我会向巴勒斯坦提供增援，以便在伊拉克采取行动……伊拉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应尽快解决……我正设法加强克里特岛的防御，抵御敌军的突击。当天下午，我和卡特鲁讨论了叙利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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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老虎”已安全抵达亚历山大港。我盼望克里特岛、西部沙漠和叙利亚的战况都能取得圆满的结果。这些战事互相穿插交织，命运却大不相同。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1年5月14日
1.听闻你即将前往巴士拉会见韦维尔，我不胜欣慰。他会告诉你有关“老虎”和“炽热”（Scorcher）作战计划（保卫克里特岛）的情况。在利比亚取胜将会改变德国人和伊拉克人心中伊拉克的价值。
2.非常感激你在巴士拉的辛劳付出。在那里，印度部队集结得越多越有利。然而，现在我们还不能派军向北进攻巴格达（除非路况良好才可派出小支部队），更不能够贸然进军基尔库克和摩苏尔。在确认“老虎”和“炽热”计划后，再研究考虑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设法在巴格达成立友好政府，在巴士拉争取建立起最可靠的桥头堡。当下，叙利亚已越来越不能被我们所左右了，可以让自由法国人在那里有所作为。击溃利比亚的德军事关战事全局，在完成这一目标后才能做更加宏大长远的规划。到那时，一切都会顺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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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岛，我们遭遇了一些更严峻的事情，虽然没有带来更深重的危险。在此之前，我还是先叙述完发生在伊拉克的情况。
5月18日， 支援我方作战的“哈巴尼亚部队”麾下的先头部队抵达哈巴尼亚，这支摩托化旅团从巴勒斯坦开来，对坚守在法卢贾跨越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大桥的敌军展开进攻。此时，我们的敌人已不仅仅是伊拉克人了。5月13日，第一批德国飞机已进驻摩苏尔机场。因此，我方空军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袭击敌机，并切断通往叙利亚的铁路补给线。5月19日，“哈巴尼亚部队”的先头部队，连同哈巴尼亚守军的地面部队进攻法卢贾。由于洪灾，无法从西面直驱而入，就派遣了一小支纵队，穿过法卢贾上游的一座飞桥去切断敌守军的退路；同时还出动一支空降部队，阻断通往巴格达的公路。原本我们计划通过这一行动，再配合空袭打击，能够迫使敌军约一个旅的兵力投降或逃散。但最终还是要发动地面部队的进攻。在河西岸有一小支部队，原来的任务是使用步枪阻击敌军破坏那座重要的桥梁；后来他们收到命令向前突击，并取得胜利，没有人伤亡。敌军投降，300人被俘。三天后，我军击退了敌军的一次反攻。
连续几天，我们都在为最后对巴格达发动总攻做准备工作。在此期间，英国空军对伊拉克北部机场的德国空军进行攻击，摧毁了他们的有生力量。接着一个意大利战斗机中队也被我们打败。轴心国空军中队协同伊拉克军队一起作战，由德国陆军元帅布隆贝格（Blomberg）的儿子负责指挥，在巴格达着陆时，他头部中弹，是他的盟友判断失误开的枪。继任他的是费尔米（Felmy）将军，虽然在着陆时他要幸运得多，却也没什么用。希特勒发出强硬的命令，即5月23日开始行动，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轴心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再进行有效的干涉了。
希特勒第30号指令：中东问题
战地大本营：1941年5月23日
阿拉伯自由运动是我们在中东对抗英国的天然盟友。有鉴于此，在伊拉克煽动反叛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应将这种叛乱扩展到伊拉克境外，加强中东针对英国对抗的力量，切断英国的交通线，压制住英国军队与英国运输船只，削弱他们在其他战区的兵力。出于上述原因，我决定支援伊拉克，从而推动中东战事的进程。在紧接着进攻苏伊士运河后，未来能否或是以何种手段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位，这些都是未知之数。
5月27日晚，我们向巴格达发动了进攻，大面积洪水暴发，遍布被炸毁的灌溉渠桥梁，行动进展很慢。好在5月30日我军的先头部队就抵达了巴格达郊外。我军人员不足，伊拉克还有一个师驻扎在城内，即便如此，拉希德·阿里及其幕僚还是乱了阵脚，当天他们就逃往波斯，随行的还有其他罪人，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公使和耶路撒冷的前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第二天，即5月31日，签订了停战协议，伊拉克的摄政复位，成立了新政府。不久，伊拉克境内的所有重要据点都被我方陆军和空军部队占领了。
如此一来，德国意图在伊拉克煽动反叛，以极小的代价控制这一广袤地区的阴谋落空了。4月18日，印度部队的一个旅在巴士拉及时登陆 。拉希德·阿里被迫仓促发动行动。即使如此，我们势单力薄，还要和时间赛跑。我们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航空学校的空军奋力保卫着哈巴尼亚。当然，德国人有一支空降部队可供差遣调用，由此控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及其宝贵的油田。希特勒的手本可伸向遥远的印度，并向日本挥手打招呼。然而，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他却把空军这一最精锐的部队用在了其他方向。军事专家经常教导，保证决定性的战场是第一要务。这句话意味深长。但在战争中，这条原则和其他原则一样，受到事实情况和各种因素的制约，战略的运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否则，战略就变成了训练规章而不是一门艺术了；在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境时，它所凭借的也只是些规则条令，而不是在审查形势后，做出明智稳妥的判断了。在中东，希特勒显然丧失了以少量代价换取巨大胜利的机会。在不列颠，我们虽然陷于绝境，却凭借极少的军队保存自己，没有遭受长远和持久的侵害。
面对中东的紧急形势，韦维尔被迫同时承受来自各方面的难题和压力，我们必须牢记，伊拉克的反叛只是难题之一，还要应对包括德国即将进攻克里特岛；我方计划在西部沙漠攻打隆美尔；阿比西尼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战事；在叙利亚紧密筹备，防止德军入侵，等等。从伦敦看，整个地中海的局势不过是整个世界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德国入侵的威胁、潜艇战以及日本的态度是主导世界形势的几个方面。只有在战时内阁团结力量、政治与军事首脑之间相互尊重达成一致，作战机构工作顺利展开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经受怆痛后，克服艰难困苦取得胜利。
英国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和他们驻开罗总司令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一点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驻开罗总司令殚精竭虑，依然顽强战斗。我负责的国内领导部门在白厅直接推翻了他们的决策。我们从他那里接手问题，承担责任下令支援哈巴尼亚，诸如与拉希德·阿里进行协商或是曾提到的让土耳其调停的想法统统都被否决了。我们很快就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要说最感到欣慰的莫过于韦维尔了，然而这小段插曲还是在他和我们心中留下了阴影。同时，在印度总督诚挚的首肯下，奥金莱克将军如我所望，爽快地将一个印度师火速派到巴士拉，并果断为印度提供援军，他头脑敏锐，精力充沛，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些特征带来的影响逐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