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又名“耶稣连队”，是一个强调虔修生活和社会服务的天主教修会组织，创建于1534年，其首倡者和早期领导人为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佩兹·德·罗耀拉。
罗耀拉出身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Guipúzcoa）罗耀拉城堡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1521年参战时负伤。养伤期间，阅读了《耶稣生平》和《圣徒传》等书，深受感动，决心抛弃世俗欲念，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此后，罗耀拉脱下华贵服装，效仿圣徒苦行，过乞丐生活。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罗耀拉不顾年龄已大，在32岁时，前往巴塞罗那拉丁文法学校，从头开始学习，其后又进阿拉卡拉（Alcala）大学深造，最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学识大增。1530—1534年，罗耀拉编写了《神操》一书，并联合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创办了“耶稣会”，宣誓过贫穷、贞洁的生活，绝对忠诚地为教皇服务，听教皇差遣。
1539年10月，罗耀拉等人到达罗马，其改进教会的计划和效忠教皇的诚心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欣赏。1540年9月27日，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并且使该会直接隶属于教皇管理、服从教皇命令。1541年4月，罗耀拉出任耶稣会首任“总管”（或称“将军”）。
耶稣会初建时的目的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后逐渐扩大计划，提出“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ad majorem dei gloriam）口号，并以反对“异端”，传播天主教义，重树教皇的绝对权威，重振罗马教会为宗旨，广招会士，严加培训，积极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
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但又机动灵活，知所变通。它把全世界划分为许多教省，省下设传教区，一个省区可以包括几个国家。最高领导是“总管”，中间是教省会长，其下设会长和院长。“总管”为终身制，常驻罗马，有权指挥所有成员的活动，决定每个成员的升迁，权力巨大，故有“黑衣教皇”之称。教省会长任期三年，领导当地的耶稣会活动。各省会士外出传教，即在当地建立归该省管辖之传教区。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强调绝对服从长上。会长的下属每周汇报一次组织活动情况和成员思想动态，会长每月向“总管”作一次书面汇报。此外，总管还向各地派出巡阅使，直接监控各地会士的行踪。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须按照罗耀拉所著《神操》的要求，完全听凭长上以天主的名义随意调遣，不得违命。《耶稣会章程》第六部分第一章第一节要求：“每一个成员应勉励自己完全顺服天主通过他的长上实行的统治，听从长上的指挥，如同自己是一具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布。”
耶稣会的成员都是神父，非神父不能成为成员。耶稣会在选择成员时要求非常高，审查也非常严格。申请人不但要有神学的毕业证书，而且还要有另一项课程的大学毕业文凭。在入会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正式入会时，除了发绝财、绝色、绝意三大誓愿外，还要发第四愿，即无条件地绝对效忠教皇。按照耶稣会的教导，教皇高踞一切世俗君主之上；教皇是牧人，世俗君主只是牧人用来守护羊群的牧羊狗。教会必须顺服教皇的判断，遵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恶。除此之外，会士还应仿效福音书所载耶稣在旷野中苦修40天的事迹，每年独自潜修40天“大避静”。在这40天中，无论居何职位者均须摆脱会务，根据《神操》内容默思祈祷。另有“小避静”，期限为3天或7—8天不等；按月行者则称“月省”。
为了发展组织，耶稣会专门在罗马设立训练中心，物色14、15岁的少年接受长达17—19年的宗教灌输，切实养成“为别人生活”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为了主的荣耀，随时准备到世界各地传教。
会士不穿统一的制服，但一般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SJ的字母。他们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做政界要人的忏悔神父。他们也积极从事办学施教等工作，掌握知识分子，吸引广大青年。按照会规，只要是为了天主教会的利益，任何手段，甚至暗杀、放毒、收买、背信弃义等都可采用，任何丑恶罪行都可赦免。
正是通过上列卓有成效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耶稣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556年圣罗耀拉去世时，其会士已遍布全世界。
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耶稣会士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而此项运动的首脑和灵魂则是德意志耶稣会士彼得·卡尼西乌斯（Peter Canisius，1521—1597）。
卡尼西乌斯出生于科伦大主教辖区内的尼姆韦根，是该市市长的儿子，他的生日恰好为皇帝卡尔五世发布对马丁·路德的帝国放逐令那一天。1543年5月8日，也就是在他22岁生日的那一天，卡尼西乌斯加入了耶稣会，他是该会的第八名成员，也是该会第一位德意志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彼得·卡尼西乌斯几乎徒步走遍了神圣罗马帝国全境，广设学院，悉心培养年轻一代的耶稣会士，积极向帝国统治者宣传天主教的好处，甚至怂恿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以武力消灭巴伐利亚境内福音教势力。
自1551年起，卡尼西乌斯迁居，维也纳并以此地为其活动中心。他在1554至1555年间担任维也纳主教管区行政长官。1556年2月，卡尼西乌斯在施泰凡大教堂布道，听众甚多。其后，路德教礼拜仪式在维也纳市民私人家庭和市政厅被厉行废止。
作为耶稣会德意志教团的最高首领，卡尼西乌斯为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多地的复辟，亦即所谓的“重新天主教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卡尼西乌斯写作的教义问答是对马丁路德著作的回应，属于第一部天主教的同类著作，1555年以《基督教教义大全》（Summa doctrinaechristianae）的书名出版，到其去世之时已再版200余次，并在1591年被奥格斯堡主教、戈明根（Gemmingen）的约翰·奥托（Johann Otto，1545—1598）用作学校教科书。
卡尼西乌斯虽然坚决反对宗教改革，但他对于宗教改革家和宗教改革主张极表尊重之意，从不妄言指责他们是异教徒，也不污蔑其学说为邪说，而是口口声声称道“福音教师”和“新学说”，对于天主教会的弊端他则予以大胆揭露和抨击，这就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声誉。无论皇帝费迪南一世还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02—1585）都对他信赖有加。
二、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召开
特伦托大公会议（Konzil von Trient）即第19届全体基督教徒代表会议，于1545年3月15日正式召开，中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开会时间约为4年3个月。
自16世纪30年代起，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在天主教会内部也生成了一股自我更新的力量，不断敦促教皇召开宗教会议，纠正教会弊病，消除教义上的争议。教皇哈德里安六世是第一位认真倾听教会改革要求的天主教会高层领导，他对先前教皇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教会的弊端已经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即受其玷污者已经“嗅不出原罪的臭味了”。只是因为在位时间很短，并未采取具体改革措施。教皇克雷芒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关系较差，虽在卡尔五世的敦促下屡次口头答应召开宗教会议，但却迟迟不予以兑现。与克雷芒七世不同，教皇保罗三世比较重视与皇帝的合作关系，也具有改革思想，故在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将于1537年5月23日在曼图亚（Mantua）召开宗教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的福音教诸侯虽然支持召开大公会议，但却主张在帝国境内开会。他们担心在境外受到天主教势力的攻击，甚至会被当作异端而受到严惩。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希望从皇帝与福音教信徒的冲突中牟利，千方百计阻挠开会。由于开会地点不能确定，也由于意大利战争重新爆发，召开大公会议一事遂一拖再拖。直到1544年1月《克雷皮和约》签订后，卡尔五世才与保罗三世商定，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境内的帝国城市特伦托（Trient）召开大公会议。
皇帝和教皇期望通过特伦托大公会议，在天主教会内部实施一些必要的改革，并在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之间进行一次自由讨论，消除教义上的分歧，达成共识，但在开始的时候却遭到多方面的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绝大多数福音教诸侯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认为福音教徒在此次大公会议上肯定会遭到谴责，皇帝也肯定会采取对福音教徒不利的行动。福音教徒只听从上帝之道，不接受现存教会法规的裁决，也不承认任何宗教法庭，哪怕是基督教的最高法庭，同意参加会议就等于承认教皇是信仰问题的法官，也会导致对信仰的否定。他们声称，他们所期盼的大公会议应当是由《圣经》决定的、“基督教”的、“自由”的，不应当是承袭“教会习惯做法”的、由教皇主宰的。只有少数人对皇帝抱有幻想，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通过大公会议，对福音教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而在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中，反对宗教改革的倾向也十分突出。他们不想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礼拜仪式作任何变动，反而重申这些教义的正确性，谴责一切与之相违背的言行。他们拒绝福音教徒宣扬的“圣经原则”和“因（唯）信称义”学说，继续捍卫天主教会传统的权威和“人神合作”（Cooperatio hominis cum deo）说，强调信仰和善功两相结合的重要性。他们也反对教徒饼酒同领的圣餐礼、普遍教士论和准许教士结婚的主张，反对在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民族语言的做法，坚持七种圣礼和实体转化论等礼拜仪式及天主教传统教义。拉丁文圣经被提升为圣经传世本中的正式文本，解说这部圣经也必须完全按照天主教会的传统进行，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福音教的内容，这就排除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由于天主教保守势力在会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伦托大公会议的第一阶段（1545—1547，1547—1549）呈现明显的反宗教改革态势。
在这一阶段，大约有100位有投票资格的高级教士（Prlaten）和同样多的神学家（Theologen）参加了会议，来自除波兰和匈牙利之外的所有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但大多数来自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们也没有参加，他们同福音教诸侯一样控制了自己辖区的教会，不再承认教皇对于教会的普遍统治权。只有个别仍然效忠于教皇的帝国教会诸侯，例如特里尔大主教约翰·路德维希·冯·哈根（Johann Ludwig von Hagen，1492—1547）和奥格斯堡主教奥托·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Otto Truchsess von Waldburg，1514—1573）派遣了代表参加，但仅有建议权，也只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
会议进行期间，卡尔五世伙同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在米尔堡全歼福音教徒军队，权势陡然提升。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大为恐慌，遂以特伦托爆发瘟疫为理由，执意在1547年将会议南迁到波伦纳进行，但为了避免触怒皇帝，参加会议人员在波伦纳只讨论问题，不作官方决议。即使如此，卡尔五世还是向教皇提出了严正抗议，鉴此，大公会议在继续举行了两次后，便于1549年9月宣布中止。在波伦纳召开的两次会议虽然规模较小，时间较短，但对整个大公会议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从后来的许多决议来看，基本问题已在这里得到详细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