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路德在维登贝格推行宗教改革同时，胡尔德莱希·茨温利也开始在苏黎世宣讲基督教福音了。
按照茨温利本人的说法，他的改革思想完全是独立产生的，并且比路德更早地开始了宗教改革实践。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毁誉参半。无论怎样，茨温利在苏黎世进行的宗教改革独具特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茨温利从基督的直接统治思想出发，把世俗世界与教会整合在一起，使教会共同体与市民共同体相等同，教会管理与市政管理合一，建立起了带有明显教会管制特色的宗教—政治体制，由世俗官厅通过布道士的指导处理宗教和世俗事务，为宗教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其影响重大而且深远。
茨温利于1484年1月1日出生在瑞士东部托根堡（Toggenburg）维尔德豪斯（Wildhaus）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Johann Ulrich Zwingli）曾任本村村长，叔叔巴托罗缪斯·茨温利（Bartholomus Zwingli）是瓦伦湖（Walensee）畔韦森（Weesen）主教座堂的首席神甫。茨温利6岁时离开家乡，先是跟随叔叔学习拉丁文，后来又到巴塞尔和伯尔尼接受初级教育。1498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想，成为伊拉斯谟的追随者。1502—1506年在巴塞尔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但没有专门研究神学。
1506年，茨温利出任格拉鲁斯地方神甫。为了弥补神学知识的欠缺，他非常自觉地边工作边学习。当时，大批瑞士人以雇佣兵身份参加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为不同的外国雇用者卖命，而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瑞士人打瑞士人的情形，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加剧了瑞士联邦内部的矛盾冲突。茨温利至少两次作为随军神甫跟随瑞士军队奔赴意大利战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坚决主张废除雇佣兵制度。1516年4月14日，茨温利改任艾恩西德尔恩（Einsiedeln）地方神甫，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公开抨击天主教会的各种腐败现象，反对赎罪券买卖。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爆发后，茨温利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受其影响，转而研究基督教古典作家和教父的著作，特别是《保罗书信》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在继续批判天主教会弊端的同时，提出了进行宗教改革的主张。
1519年1月1日，茨温利被苏黎世大教堂教士会选为“人民神甫”（Praedikant）。他违反传统的布道规则，绕开旧约，直接从新约的“马太福音”篇开讲，将耶稣的生平事迹确立为布道的重点。茨温利的宗教改革由此正式开始。不久，黑死病肆虐苏黎世，1/3的居民死于瘟疫。茨温利也因探视病人而受到传染，差一点命丧黄泉。患病期间，茨温利深感恐惧和无助，不得不天天向上帝祈祷，把一切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病愈后，他由衷地感激上帝的救治，发誓为侍奉上帝奉献自己的一生。
1522年8月，茨温利发表《食品选择和自由食用》（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der Speisen），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宗教改革著作。在这里，茨温利批评天主教会的斋戒法规及教会传统与圣经等价论，指出基督教的全部真理都包含在《圣经》之中，灵魂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赐和对上帝的信仰，不是出于人的善功的积累；圣经是基督教的唯一权威，人人都有阅读圣经和解释圣经的权力。茨温利还以圣经为根据，抨击圣像崇拜和弥撒时的献祭，要求撤除教堂里布置的圣像和图画，取消唱诗和音乐，废除修道制度，准许神职人员结婚。
茨温利的主张受到苏黎世市民的热情支持，但也被多明我会修道士谴责为异端邪说。因为苏黎世教会隶属于康斯坦茨教区，该教区主教遂派专人前来视察，后来又力图制止“违背教规的”拒绝在斋戒期禁食的行为。苏黎世市政当局却作出了与之不同的裁决：关于禁食，《圣经》并无明文规定，不过为了维持秩序，应予遵守。这一裁决虽然带有妥协性，但在实际上否定了主教的管辖权，确立了市政当局的管辖权。与此同时，苏黎世市政当局还申明：只允许宣讲纯真的上帝之道，实际上从官方角度认可了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主张。
但是反对者依然大有人在，并且不仅苏黎世的多明我会修道士，瑞士联邦其他州的天主教保守势力也不断攻击茨温利的学说。苏黎世市政当局决定在1523年1月29日举行一次公开的神学辩论。为此，茨温利把其改革纲领具体化为《六十七条结论》（Zwinglis67Artikel，1523），开首第一条对福音作了总结，继而抨击了教皇的权威、变体论、圣徒崇拜、善功、斋戒、朝圣、教士独身、告解、赎罪券、苦行、炼狱等不合《圣经》教导的教义，提出了彻底废除这些教义的要求。1月29日，辩论会在苏黎世议会大厅如期举行，各地著名的教俗神学家600余人应邀参加。在辩论的过程中，康斯坦茨主教的代理人约翰·法贝尔（Johann Faber）黔驴技穷，只知道用传统和大公会议的权威来反对茨温利的论纲，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错谬。茨温利等宗教改革家则援引圣经，从容不迫地据理反驳各种批评意见。市政会宣布茨温利为获胜者，可以继续布道。这次辩论史称“苏黎世第一次辩论会”，辩论显然是模仿学术论辩的聚会，对于茨温利来说，这自然是一次个人的胜利。不过，更重要的是，市议会从这次辩论之后，便冒升成为有权决定什么才算是符合或不符合圣经教诲的仲裁者，也就是说掌握了宗教决定权。政教合一，并且政大于、高于教的宗教—政治体系开始初露端倪。
在苏黎世破坏圣像运动大规模爆发后，市政会又在1523年10月26—28日和1524年1月13—14日先后举行了两次辩论，最终正式宣布：终止苏黎世教会对康斯坦茨主教的隶属关系，由市政会直接领导；废除天主教会禁止教士结婚的法规，关闭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转用于慈善事业；取消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废除偶像崇拜，烧毁教堂内的祭坛、圣像以及其他各种泥塑木雕，拆除教堂中的彩色玻璃窗户，搬走教堂中的管风琴，把教会改造成一个便于人们学习和讲解《圣经》的朴素场所，把圣餐改变为纪念会餐，实行布道、简易祷告和唱赞美诗等福音教礼拜仪式，洗礼和葬礼不再收费；旧礼教的维护者要么遵从新礼仪，要么流放国外，二者必居其一。在市政会的支持下，也通过市政会决议，宗教改革在苏黎世全面开展起来。在1524年6—7月，圣像、圣徒遗物、风琴从教堂搬走；12月修道院财产被没收，大部分修道院被改造成学校。弥撒礼继续到1525年，以后不再举行。除此之外，市政会还建立了道德法庭审判案子，没收教会财产以供政府举办慈善福利事业，但也宣布洗礼派为异端，对非政府的，甚至是反政府的宗教改革活动，实施严禁乃至打压政策。这些举措使得市政会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城市的宗教改革多有采纳苏黎世模式者。
茨温利虽然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职务，但作为宗教改革首倡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努力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且继续著述立说，进行精神指导。他主张教会当局和市政当局密切合作，认为“没有地方行政官参与的教会是残缺的、不完全的”。
1524年4月19日，茨温利与33岁的寡妇安娜·莱因哈特（Anna Reinhart）结婚；此前，他已经与她同居了多年。1525年，茨温利发表信仰告白《真假宗教诠释》（De vera etfalsa religione），对他的宗教改革理念和目标进行了详细阐述，揭露并驳斥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谬误，同时也对一些新的洗礼仪式、圣餐仪式和附带祈祷的布道仪式作了明确规定。这一著作通常被视为“归正宗”（reformierte konfession，也称作“改革派”或“改革宗”）首部信纲。1524—1529年，茨温利在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利奥·居德（Leo Jud，1482—1542）帮助下，将《圣经》翻译为具有浓重地方语言特色的瑞士德文本，是为“苏黎世圣经”（Zürcher Bibel），它的出现比路德的圣经全译本早5年，可谓福音教第一部全译本圣经。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在茨温利的建议和指导下，市政会规定了学校、教会和婚姻制度，编制了有关习俗的法律。茨温利本人则在1523年发表名为《简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的拉丁文教育著作，次年，又将此书译成瑞士德语。他提倡学生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系统地由浅入深地学习以《圣经》为核心的宗教课程；也鼓励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算术、音乐，积极参加跑、跳、投掷等古希腊竞技运动，掌握多方面的知识，练就健康的体魄。茨温利还十分关心基督教纪律，主张市政当局有义务和责任，以基督的要求为准则，对教会和市民社团进行严密监控。他要求强制性的内部统一，认为真心诚意地虔信上帝的地方行政官可拥有纠正谬误的权力。他也委任了若干“侦探”，全面监督礼拜活动和公共道德，使整个城市都受到基督教纪律的约束，并由于坚决贯彻这一措施而成为瑞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城市推行宗教改革的榜样，也为加尔文在瑞士法语区日内瓦（Genève或Genf）组建新教会奠定了基础。
与苏黎世临近的瑞士德语区城市如圣加仑、伯尔尼、巴塞尔等，大都接受了茨温利的神学观点。德意志的一些宗教改革家、市政官员和诸侯，如巴特格律恩巴赫（Bad Groenenbach）和赫尔比斯豪芬（Herbish of en）等地的统治者也赞同茨温利的主张。茨温利也对其他地方的宗教改革表示出莫大的关注，并通过他的密友约翰内斯·奥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1482—1531）对巴塞尔市政府推行的宗教改革予以慷慨支援。他甚至与在蒂罗尔发动农民起义的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1490—1532）等人有过交往。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且以出卖雇佣兵闻名的卢塞恩、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和楚格等森林州，天主教保守势力十分强大，反对宗教改革者态度坚决。他们不仅继续坚持旧信仰，而且还操纵各州，结成政治同盟，并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建立了合作关系，决议手持武器捍卫天主教。
茨温利则在1528年筹划组建了基督教城市同盟，同时也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同样要以武力捍卫宗教改革事业。到1529年，圣加仑、伯尔尼、巴塞尔、康斯坦茨、比尔（Biel）、米尔豪森（Mühlhausen）和沙夫豪森等城市和州都加入了这个同盟。1529年6月24日，森林州在第一次卡佩尔（Kappel）战争中战败，签订《卡佩尔和约》，放弃与哈布斯堡的联盟并承认信仰自由。具有茨温利印记的宗教改革迅速传布开来，沙夫豪森、格拉鲁斯、格劳宾登（Graubünden）、阿彭策尔、施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米尔豪森等城市都改宗福音教，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一度取得了巨大胜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是由人文主义所主导的，而在当时，人文主义也是该地区唯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力量。瑞士在地理上接近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自南欧向北欧传播的主要通道，诸如弗洛绍尔（Froschauer，苏黎世）、弗罗本（Froben，巴塞尔）和克拉坦德（Crat and er，巴塞尔）等闻名全欧的印刷所都集中在这里，人文主义团体（通常称为“宗教社”）也很早就在巴塞尔大学中兴起了。茨温利早年加入过人文主义宗教社，也同瑞士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尊崇伊拉斯谟“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观点，着力于道德与伦理的更新，教会与社会的改革。他最初只把宗教改革看作一个训练或教育的过程，人为的过程，着重于改进教会的宗教实践活动，例如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教堂设施和宗教崇拜等。只是后来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茨温利才认识到保罗和奥古斯丁等人学说的重要性，开始将宗教看作属灵的和内在的事物，认为宗教的基本目的是谆谆教诲信徒养成谦卑和甘愿顺服上帝等一系列内在的品质。
同路德一样，茨温利也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上帝的恩典胜过人类的行动，否认教会作为一个中间人和恩典管理者的作用，谴责炼狱、赎罪券和教士独身等教会教义，要求废除圣经没有规定的礼拜仪式，并且主要依靠世俗政权的支持来推行宗教改革。
不同的是，茨温利比路德更重视教会和国家的改革，力图以福音和公共利益取代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从总体上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彻底更新。在他看来，教会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教会生活与国家生活并没有多大分别。“所有关于我们邻人的法律均植根于自然法。”自然法与福音书同出一源。“自然法只不过是圣灵的领导和向导而已。”然而，要使自然法得到遵守，正确理解自然法的信者与自觉遵从上帝意愿的政府都是不可缺少的。教会对国家负责，国家对教会负责。“最和平、最敬神的制度将在上帝之言宣讲得最为纯粹的地方发现。”而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民主制方式的贵族政体。
但自改革伊始，茨温利就对其处境的政治状况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使自己顺从现实的。他知道，若无市议会的同意和积极参与，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是难以进行的。反过来，要进行宗教改革必须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声称传道者与统治者都是受委托者，是要在苏黎世乃至整个世界上建立上帝的管治的。他们分工不同，但都直接对上帝负责。茨温利希望在苏黎世建立一种神治的政体，也就是说将整个城市群体的生活置于上帝的管治之下；牧师与地方官员都受命宣讲与执行这一管治。但在第一次苏黎世辩论会之后，市议会成为了仲裁者，实际掌握了解释圣经的权力，甚至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上帝的话之上。对此，茨温利心知肚明，但为了使宗教改革得以顺利推行，他不仅容忍而且采取了积极支持的行动；他的人文主义根底使他更容易对可利用的世俗力量采取妥协的实用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