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下半叶，西欧逐渐摆脱黑死病和饥荒带来的恶梦，人口重又开始快速增长，粮食的价格也随之上扬。不仅复耕荒废的土地，而且恢复围海造田、改造沼泽地等一系列扩大耕地面积的经济活动。1500年左右，仅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茵改造的沼泽地就有约1.7万公顷。早在黑死病之前，西欧就已经出现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的转变，农业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为市场生产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商业贸易的种类。城市市民在交换经济中积累了财富，由此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市民阶层整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中农民的状况却呈下降趋势。虽然农产品的商品化松懈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然而苛重的货币地租以及利用河流、森林等公共资源，使用磨坊、水车甚至举行婚礼、葬礼等这些宗教仪式都需要交纳费用，各种租税和费用的叠加加重农民的负担，他们受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形成和粮食贸易的扩大，使粮食生产有利可图。在这新一轮的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的经济活动中，大地产主不再采用给予土地用益权的方式经营土地，而是利用封建法权强制农民服劳役，新开垦的土地也不再免租，而是以收取高额地租的形式租佃。

黑死病导致的荒耕对从事个体小生产的农民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黑死病之后粮食价格大幅度的波动并没有改善个体小生产农民的经济状况，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家庭经济中进行互补的能力，那些持有小块土地的自由小农被迫出售土地，为了生计又不得不租借土地，成为在生产和经济上失去了自主和独立的佃农，他们还必须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任意差遣。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不仅通过地租获取收益，而且利用手中的立法权控制粮食贸易。自15世纪以来，德意志封建主经营粮食贸易的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那里是粮食的主要供应地。1488年，梅克伦堡的公爵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II.，1441—1503）颁布法令，限制农民把粮食运进城市进行销售。粮食贸易掌握在封建主手里产生的后果是，商业资本对农村的影响受到极大的限制，无法对农村的封建制度起到瓦解作用，相反却刺激大地产的形成和发展。粮食的国际贸易使封建主（Grundherr）成为占有连成片的大土地、同时又从事粮食贸易的产销一体的大地产主（Gutsherr）。

在帝国邦国制的体制中，这些大地产主通过土地的集中掌握所在地区的地方司法审判权和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不仅是租佃土地的佃农，而且那些自由的小农都受制于大地产主。大地产主通过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力强占公有土地，他们拥有的耕地约占地区地产总数的1/3。他们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任意征收各种赋税和费用，凡违抗者都会被课以罚金，并且把罚金作为永久租金强加在自由承袭的地产上。土地的承认金也有很大提高，从原来的2先令上涨为2—4古尔登。大地产主还借助庄园原有的习惯法大肆获取土地。庄园具有的封闭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土地的买卖，按照庄园的条约规定，土地的买卖只能在庄园内部进行，因此有能力购买土地的只有庄园的封建主，土地只会重新集中在大地产主的手中。土地的集中消除因采邑分封造成的耕地的交叉和分散，出现连成片的大农场式地产结构。在这种大土地的地产结构中，自由农民不仅失去土地用益权，而且还失去自由选择庇护人和保护人的权利，他们完全被羁绊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阻碍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无法冲破中世纪等级制度的障碍，甚至他们的婚姻都受到限制，不允许他们通过婚姻改变法律身份。此外，还有无限额的兵役税和不定期的劳役，自由农民与农奴的地位和境况相差无几，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产主几乎完全控制农业，农民的境遇每况愈下，德国学者以“二期农奴制”（die zweite Leibeigenschaft）说明这个时期农民状况的特征。

“二期农奴制”与之前的农奴制有所不同，它是在邦国专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的。15世纪末期，英、法先后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走上中央集权的议会君主制的道路，实施君主专制。在同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则是一个由独立自治的邦国和自由城市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大帝国，在政治上处于严重的分裂割据状态，但是各个邦国都程度不同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议会君主制。邦国有明确的疆域界限，在行政体制上有邦国的等级议会，议会有立法权以及关税权、铸币权。邦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掌有执法权。邦国的君主是立法者、执法者，是当权者，实施邦国的君主专制。邦国的邦君取消了邦国内自由城市的自治权，确认了农村中农民的依附身份，皇帝的最高司法权在邦国境内失去效力。在英、法君主专制统治下，货币地租以及商品经济能够起到松动封建关系，直至瓦解农奴制的作用。但是在德意志的邦国专制政体中，诸侯的权势压倒了一切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他们也掌握着绝对的垄断权。他们不仅实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控制着农产品的贸易和远程贸易。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尤其是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产品的商业化反而刺激了农奴制的发展，农民的徭役加重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丧失自由发挥的可能，从而导致“二期农奴制”的产生。

二、农民运动的星火

15世纪30年代，曾经参加过胡斯战争的一些失败者从波希米亚逃亡到法兰克地区。这些逃亡者在那里定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带来胡斯的宗教思想，传播反对罗马教会以征收什一税方式的盘剥社会下层的主张，在这些地区产生很大的反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反抗占有大量土地的教士和大地产主的**、局部地区的起义时有发生。1476年3月，一个经常在各地流浪的吹笛手汉斯·伯姆（Hans Bhm，1458—1476）自称多次在梦中见到圣母玛丽娅，圣母给予他启示，授意他传教。从他的名字来看，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显然是波希米亚移民的后裔，他知道的唯一圣地是在他的家乡、名为尼克拉斯豪森的小村庄里的一座圣母小教堂。汉斯·伯姆经常向村民讲述他在梦中所见到的圣母显像（Marienerscheinung），激烈地抨击教士的贪婪和对农民无度的勒索。他借玛丽娅之口预示，所有的租税、徭役、什一税和杂税都将会取消，森林、河流、草地都将自由使用，人人都将亲如兄弟，不会再有皇帝、教皇、诸侯以及其他官吏。他或是站在倒置的大木桶上，或是站在大树的树枝上，或是站在某个农家的窗台上宣讲、布道，号召人们去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小教堂朝圣。汉斯的布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社会下层民众中广为传播，与其说是人们相信他的布道，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时事的批判在社会下层、乃至小贵族阶层中引起共鸣。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美因河河谷、莱茵河流域，甚至从施瓦本、巴伐利亚等地涌向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朝圣者人数最多时甚至高达三四万。

汉斯·伯姆的鼓动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朝圣行为给予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很大的冲击。美因茨的大主教伊森堡的迪特尔（Diether von Isenburg，1412—1482）和维尔茨堡的主教鲁道夫以及纽伦堡市议会发布敕令，严禁民众前往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教会的严令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朝圣的浪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7月13日深夜，鲁道夫主教派遣30余名骑兵拘押了汉斯·伯姆，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的近四千名朝圣者获悉后试图将其救回，但无果而归。次日，约1.6万余名朝圣者在维尔茨堡集结，要求大主教释放他们的布道者，这其中不乏贵族骑士。然而，由于朝圣者群龙无首，他们很快就被大主教和贵族分化瓦解，各自散去。大主教则出尔反尔，命令骑兵从背后袭击准备各自返回的朝圣者队伍。几天后，汉斯·伯姆被判异端处以火刑。汉斯死后，前往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者仍然络绎不断，为此教会下令拆毁了这座圣母小教堂。

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虽然因为教堂的拆毁而被终止，但是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抑或可以说这是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序曲。15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反抗社会上层和当局的盘剥，在很多地区先后成立农民联合会（Bauernbund）。这些农民联合会通常以只有农民才穿的那种带子鞋（Bundschuh）为标志，把带子鞋挑在杆子上，或者把它画在旗子上，因此被称为“带子鞋会”。最先出现带子鞋会的是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区。1444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与瑞士联邦作战时，雇佣法国阿马尼亚克地区（Armagnac）的伯爵的雇佣兵。8月26日，瑞士联邦的军队与阿马尼亚克雇佣兵在比尔斯河畔的圣雅各布交战，阿马尼亚克的雇佣兵战败，残余的败兵对阿尔萨斯地区肆无忌惮地劫掠，引狼入室的皇帝却对此置若罔闻。得不到保护的农民们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护卫，克恩滕地区的带子鞋会正是为了自我防护而成立的。自1473年以后，土耳其人多次侵入克恩滕地区，当地的邦君诸侯自顾自地躲在修建的城堡里，不组织军队防御土耳其人的进攻。1478年6月25日，土耳其人第三次穿越普雷迪尔山口进入克恩滕，克恩滕的农民在彼得·文德利希（Peter W underlich，?—?）的号召和领导下，组织起6000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抵抗。然而，面对土耳其骑兵勇猛的攻击，既缺少武器装备又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土耳其人冲垮，最终仅剩大约600人坚持抵抗。土耳其的骑兵势如破竹地进入克恩滕，甚至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和教皇保罗二世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的圣乔治骑士团也弃城落荒而逃。土耳其人的军队洗劫了这一地区，农民军队被彻底击溃，彼得·文德利希也被抓获，被残忍地五马分尸。

三、带子鞋会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德意志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带子鞋会的组织，这些鞋会不仅抵御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且还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当地教俗贵族对他们的盘剥，一些市民、小骑士贵族也加入鞋会。1493年，阿尔萨斯地区石勒施塔特的百余名农民以带子鞋为标志结成联合会，他们的目的是反对教俗贵族征收的高额赋税，取消教俗贵族的任意赋税权，取消关税和其他赋税；要求驱赶犹太人；提出限制教士的俸禄在50—60古尔登之内，取消秘密忏悔；要求自己组建审判法庭；等等。石勒施塔特鞋会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诉求，在德意志引起巨大的反响。在石勒施塔特开始的起义席卷整个阿尔萨斯地区，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其影响则很难消除。

1501年，施佩尔地区发生饥荒和瘟疫，农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下格隆巴赫一个农奴的儿子约斯·弗里茨（JoFritz，1470—1525）组织农民结成一个秘密誓约团体，同样以带子鞋作为誓约团体的标志。这个秘密誓约团体提出取消农奴制、把教会的财产分给农民等14项主张。这个带子鞋会的成员仅半年就发展到七千余人，萨芬豪森、苏黎世等地区的农民也加入其中。施佩尔鞋会的迅速扩张不仅令教俗贵族坐立不安，城市也感到鞋会存在给它们带来威胁。1513年10月，巴塞尔市议会派兵袭击途经该市的鞋会领导人，百余名鞋会的重要成员被抓后被处死，约斯·弗里茨逃往弗莱堡附近的雷恩。弗里茨在雷恩重新组织鞋会，再次提出除皇帝和教皇外不应有其他的领主、教会法庭只能有权审判教士、限制教士的俸禄，自由使用森林、鱼塘、草地以及每个鞋会成员都应受到保护等多项主张。尽管弗里茨在雷恩依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弗莱堡市议会也同样派兵驱赶了他，但鞋会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农民的主张都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在1525年的《十二条款》（Zwrf Artikel）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约斯·弗里茨提出的主张留下的印迹。进入16世纪以后，在德意志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像点点星火，最终成为德国农民战争（Deutscher Bauernkrieg）的燎原烈火。